绪论
苏门六君子，指苏轼的六个弟子：黄庭坚、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张耒、李廌。他们以其突出的文学成就而成为苏轼的得意门徒，从而被研究者视为苏门骨干。王水照先生在研究苏轼及苏门文人上用力甚多，论文《“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苏门”的性质与特征》《“苏门”诸公贬谪心态的缩影—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论“苏门”的词评和词作》等，对以“四学士”“六君子”为主要对象的“苏门”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精见迭出，体现了苏轼及北宋元祐文坛这一学术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王水照论文中屡次提到的作为“苏门”骨干的“四学士”“六君子”之名颇有令人不解处。众所周知，“四学士”的称号来自于元祐年间黄、秦、晁、张同任馆职，并且这一称呼在当时便已广为人知；那么，“六君子”之名又从何而来？通过搜检资料、阅读文本，我们发现，这一称号的出现不仅与文学有关，也与从北宋中期直至南宋的思想、政治、学术、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故而是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课题。
今人对这一称号的认知，多来源于南宋初年传为陈亮所辑的《苏门六君子文粹》，但是这部文粹没有留下任何编纂者的序跋，无法获得关于“苏门六君子”的线索。直到清代，钱谦益在万历重刻本《苏门六君子文粹》序中说：“史称黄、张、晁、秦俱游于苏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此益以陈、李。盖履常元祐初以文忠荐起官，晚欲参诸弟子间；方叔少而求知，事师之勤渠，生死不间，其系于苏门宜也。”他认为苏门六君子是在“四学士”的基础上加了陈师道（履常）和李廌（方叔）。但问题在于：陈师道虽然因文忠之荐而起官，但他并非为苏轼推荐过的唯一之人，为何单单只有他列入六君子？而且序中所说“诸弟子”意思含混，不一定是指四学士，事实上，被认为是苏门弟子的远不止六人之数，且其中不乏文才杰出之士，那么后山又是如何被忽略掉了位列曾巩门墙的事实，而从苏门诸弟子中脱颖成为“六君子”之一的？或许从钱氏对李廌“生死不间”的评价入手更能说明问题。
钱谦益接下来在序中又说：“当是时，天下之学，尽趋金陵，所谓黄茅白苇，斥卤弥望者。六君子者，以雄俊出群之才，连镳于眉山之门，奋笔而与之为异。而履常者，心非王氏之学，熙宁中，遂绝意进取，可谓特立不惧者矣。方党论之再炽也，自方叔外，五君子皆坐党，履常坐越境出见，文潜坐举哀行服，牵连贬谪。其系排苏门之学，可谓至矣。至于今，文忠与六君子之文，如江河之行地。而依附金陵之徒，所谓黄茅白苇者，果安在哉？”按照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观念，作家之“文”常常被与“人”和“世”联系起来，钱氏贬王门而褒苏门，是南宋以后否定王安石变法及其新党的普遍态度的体现，但值得关注的是，钱氏此处是将“六君子”作为一个具有相同节操的整体来加以颂扬，联系从孔孟以来对“君子”之义的界定，宜跳出文学的狭窄范围，将苏门六君子放在文化的大视野中，才有可能寻求到问题的真正答案。
一切艺术的演变与发展都离不开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对于研究苏门六君子的文学来说，文化学的思维方式尤其重要，因为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苏门六君子是如何作为一个集体得以存在于当时及以后的文化环境中，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探讨他们的文学。所以本书的出发点是文学，最后的落脚点也仍然是文学，而文化的研究则是这段文学之旅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来说，它甚至和文学一样重要，否则后者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水之萍。
在形成苏门六君子的文化环境中，政治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并不是仅仅作为六君子进行文学活动的背景存在，而是与“苏门六君子”称号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人与政治有联系不足为奇，而宋代“以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使文人与政治的关系空前密切，在主观上它激发了文人参政的热情，客观上则往往使文人陷于党争之中无法自拔。苏门六君子正是生活在新旧党争、元祐党争、崇宁党祸这样一个与党争相始终的时代之中。这对于六君子的仕途来说，并非施展政治抱负的好时机；而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比起战火纷飞的年代，北宋中后期其实还算得上是太平之世，但党争的朝局对于文人个人命运的影响却几乎不亚于战乱；所谓“诗家幸”是说如果六君子能够有展现政治抱负的平坦仕途，他们的文学却一定会贫乏很多，我们将无法感受他们在艰难贬谪生涯中的矛盾、痛苦、挣扎与困境中的复杂心路历程，以及守望相助的扶持、关怀和情谊。而要研究这些创作中的精彩之笔，不能只局限于文学本身，尽管文本所体现的纯文学问题同样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党争对于六君子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在于文化的意义上，具体来说就是“苏门六君子”的称号实际上是随着党争而产生并逐渐典范化的。所谓“典范化”，指“苏门六君子”成为士人典范的过程，它分为六君子“在场”的北宋时期和“不在场”的南宋时期。通过追索这一过程，我们得以重新考察贯穿北宋始终的“君子”“小人”之辨，并解读六君子何以被南宋人树为典范。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搜检，我们已经确知“苏门六君子”的称号最早并不是来自《苏门六君子文粹》，《文粹》的编纂者只是使用了一个此时已经广为人知的称呼而已。正如六君子中大部分人的文集在崇宁年间被诏毁，是当时旧党在政治斗争中彻底失败的结果，南宋出现大量以“六君子”命名的文集显然也与当时的政治取向有关，与靖康之难后南宋王朝对北宋党争的反思有关。还原和解读南宋这一段历史，对于了解“苏门六君子”称号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
对两宋学术思想相关问题的考索则是探讨“苏门六君子”称号形成的另一重要环节。如前所述，“君子”之名由于孔孟等人的阐释已经成为一种承载着儒家道德理想的指称，而“六君子”的称号是由后人赋予的，所以考察六君子本人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关系到这一称号是否名实相符。我们知道，北宋的新儒学经过“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张载、周敦颐等人的不断完善，到元祐时期渐趋成熟。儒学在中国已历千年，而在北宋中期有了一次大转型。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是理学的前身，也是这次转型的主要力量，其儒学继承者的正统地位，在后世获得认可。那么，以苏轼与六君子为代表的蜀学，作为北宋最大学术论争洛蜀之争中的另一派，与儒学又是何关系？包弼德（Peter K. Bol）先生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在评述中国11世纪中期的思想潮流时，用了“思想家，其次是作家”的题目，他是以欧阳修和他的同时代人为例来阐明这一点的，而作为欧阳修弟子的苏轼及再传弟子的六君子，又如何看待“道”及其与“文”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洛蜀之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论争，它与六君子的文学和政治都有深刻关系。对于前者来说，其关系不仅在于学术精神的渗透对文学所造成的影响，还促使我们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文学现象。例如六君子对于“平淡”的追求。如果单从学习以陶渊明为典范的诗歌传统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可能会流于表面，也无法深入理解从宋初到梅尧臣再到苏轼与六君子的“平淡”诗风的流变关系；又如大量存在于六君子“文”中的戏谑之语和侧艳之辞，过去人们常常将之视为文人的游戏笔墨之作，这同样只揭示了一种表象，如果我们从洛蜀之争中去考察两种学派对于“道”的理解的同与异，对于六君子的这些文学现象将会有更深入的体察。至于洛蜀之争与六君子的政治的关系，不仅体现于元祐时期由学术之争而引发的党派之争对六君子政治命运的影响，也体现于南宋时期理学崇黜对六君子典范化的影响。我们知道，南宋是理学在经过曲折发展而终于成为官方正学的时期，蜀学则随着苏轼与六君子的去世已逐渐衰落，在这样一个两种学术力量对比悬殊的时期，“苏门六君子”反而获得了它的典范化地位，这与理学获得统治阶级认可之前，参与政治而浮沉不定的政治命运有关，也与理学家对蜀学与六君子观念的改变有关。追索这一过程，是我们探讨苏门六君子如何在南宋典范化的另一重要环节。
对于六君子的典范化来说，政治与学术是由他们亲自参与其中的北宋而又延续至南宋的两个因素，至于南宋及以后他们被进一步“塑造”成完美典范，则体现了大众对他们“接受”与“阐释”的再创作过程。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于他所关注的对象都有其个性化阐释，但在大致相同的背景下，这种阐释也会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我们在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意识形态以及占有相同史料的前提下，对于屈原、秦桧、文天祥等会有大致相同的评价；而如果这种阐释出现集体性的转变，那么一定是某种前提或背景发生了变化或是出现了某种新的因素。例如六君子中的秦观，他的同时代人从其诗词作品中读出了贬谪带给他的无限愁苦，南宋人面对同样的作品，读出的却是他贬谪不忘忧国的节操与乐观豁达的性情，这种差异明显的阐释引发了我们若干思考：其一，从史料来看，北宋人对秦观的评价或更接近于他的本来面貌，那么，南宋人所树立的“六君子”的典范形象是否是一个背离历史真实的“伪命题”？如果是，为何南宋以后的元、明、清人都接受了这一看法？其二，作为在“苏门六君子”的典范化过程中主观性最强的一个因素，促使南宋人作出这种阐释的原因何在？它与南宋人因为靖康之难而对士风的反思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不管怎样，南宋人对“六君子”的推崇，带来的客观结果是有利于后者文学作品的传播和保存。如前所述，由于古代文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舆论对于人品操守的看重，文人作品的存佚情况往往受此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新党作家群文学作品的大量亡佚；而六君子在南宋典范形象的确立使人们乐于传播和保存其作品，这为我们现在能较为全面地研究其创作提供了条件。虽然对“苏门六君子”的研究必须将其放在文化学的大视野中，并且文学归根到底其实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作为一部文学论稿，本书还是以示强调地在第一章便对六君子的文学加以探讨，同时也是希望读者先从文学的角度去了解和感受苏门六君子，因为这符合他们在本质上的文人身份与特征。从个体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凭借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一个集合体，他们的普遍特征与“苏门文人集团”这样一个概念紧密相连。“苏门”是一个在文学史上由来已久的称呼，宋人吴曾说：“人才各有所长，虽苏门不能兼全也”，指的是黄、陈、秦、张、晁等人。明胡应麟说：“宋世人才之盛，亡出庆历、熙宁间，大都尽入欧、苏、王三氏门下”，此处的苏门一共包括了二十三人；《宋元学案》在《苏氏蜀学略》之“东坡门人”下则共列入十一人。今天的研究者谈到“苏门”时，除了“四学士”“六君子”等固定称呼，对于“苏门”的人数大多众说纷纭，而对于“苏门”的性质也是各执一词。王水照先生说：“‘苏门’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松散的文人群体。它经历了先由个别交游到‘元祐更化’时期聚集于苏轼门下的自然发展过程，形成以苏轼为核心，‘四学士’‘六君子’为骨干的不同层次的人才结构网络。”此前程千帆先生在《两宋文学史》中亦以“苏轼影响下的作家群”为题来讨论“苏门”文人。由是，将“苏门”判定为文人群体并无不妥。由于苏轼乐于奖掖后进，游于其门者甚众，使苏门成为一个开放的、松散的群体—这也正是研究者对其人数无法确定的原因。但是，就六君子与苏轼的关系而言，更符合作为一个“文人集团”而不是“松散的文人群体”的特征。而他们之所以形成苏门文人集团，正是本书第二章所要探讨的问题。对于苏轼与六君子来说，这是他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选择的结果，虽然文学是他们形成集团的根本，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追索他们最初结交的过程，解读他们互相选择的原因，我们才能了解苏门文人集团的独特意义。另外，这一章的意义还在于，作为文人的六君子，实际上是联系我们所探讨的文学与文化的纽带。
既然六君子属于文人集团，而文人集团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交游”，那么从交游的角度来考察六君子之文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我们知道，宋诗的很多基本精神与特点都是在庆历诗坛初步形成，而成熟和确立于元祐诗坛。按照文学的一般发展规律，往往是先有艺术实践，后有理论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将创作推向成熟。如果说庆历时期是体现宋诗基本精神和特点的创作实践期，元祐时期则因在自觉的理论总结的基础上继续将诗歌创作推向成熟而成为宋诗发展的最高峰。作为元祐诗坛的主力，苏轼与六君子正是通过“交流”而体现出理论总结的自觉性与诗歌创作上有意识的互相推动；并且这种自觉意识普遍地存在于对诗、词、文以及文体本色论等问题的相互沟通和探讨中。对于六君子的文学实践，本书选择了唱酬诗词这种最典型地体现“交游”特点的文类。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我们正是希望通过唱酬之作来还原六君子作品中的“交游”场景，从而感受他们在当时情境下灵魂最深处的真实声音的。这种研究方式的可行性也许会受到质疑，因为唱酬之作在一般意义上是一种具有应用性功能的诗词类型，常用于酒宴歌会上的往来酬酢，它能否体现作者内心的真实思想与情感似乎很可怀疑。我们认为，这恰恰在对比中体现出六君子唱酬之作的独特意义，而这种独特性与他们作为苏门文人集团成员以及上文所提到的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唱酬诗所体现的宋诗典型特征也值得我们重新审视这一诗歌类型。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选择六君子的唱酬诗词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这一创作类型代表了六君子文学的最高成就，而只是以个案的形式管窥六君子之文的一些“有意味”的特征。至于本书对于六君子贬谪文学的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贬谪文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六君子的创作成就，而且作为政治影响下的产物显然具有特定时期的文化意义。
本书的研究从前辈学人的成果中受到许多启发。文化研究方面，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卢国龙《宋儒微言》、金中枢《宋代学术思想研究》、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索》、胡昭曦等《宋代蜀学研究》是国内直接以两宋文人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国外学者则有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和《中国十一世纪的文与道之争》（Culture， and the Way in Eleventh Century China）都以北宋思想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后者为其博士论文，是对苏轼及苏门四学士思想的研究；姜斐德（Alfreda Murck）致力于宋代题画文学研究，她的《烟江叠嶂图：破译山水意象的密码》（Misty River， Layered Peaks: Decoding Landscape Imagery）等文章对笔者颇有启发。文学研究方面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群体研究，除了王水照先生对“苏门”的系列研究文章，周义敢先生在八十年代有《苏门四学士》，对黄、秦、晁、张四人的文学创作一一加以评述，并涉及他们的交游；崔铭的博士论文《苏门研究—苏轼与苏门四学士前期交游》以交游为切入点，关注四学士入苏门的相关问题。第二类是六君子的个体研究，以黄庭坚诗与秦观词最为人关注，关于黄庭坚的专著有黄启华《黄庭坚评传》、张秉权《黄庭坚的交游及作品》、吴晟《黄庭坚诗歌创作论》、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等。第三类是对本书所涉相关问题的研究。例如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和谢佩芬《北宋诗学中“写意”课题研究》涉及或专门论述了“意”的问题，本色论则有多位研究者从词体角度加以讨论。这些都启发了本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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