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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立足我国基本国策，响应国家号召，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给出了能够具体落地的指导意见。本书旨在强化创新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高起点布局、高水平发展，从而为决胜新工业革命下科技和产业的全球竞赛提供新思路新抓手，不仅服务于决策部门制定科技战略和产业政策，而且对于从事产业经济研究的学者及关注新兴领域的投资者和双创企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有助于各级领导干部、企业管理层、科研团队紧跟时代步伐，把握国家战略，更新知识，开拓视野，应对变局。
本书内容新颖、创新性强，能为人们探索未来产业提供思考与脉络。目前，我国已进入科技创新的活跃期，书中谈到的“三新经济”、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再生医学等都是目前图书市场比较空白或是蓄势待发的领域，且是未来全球产业发展的重点。书中的内容不仅能够为决策部门推进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整、加强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而且对于从事新兴科技领域研究的工作者和读者来说，本书提供了较为系统的信息和前瞻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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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列为九项重点任务之首，并提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举措。
本书洞悉颠覆性科技创新的全球发展动向及其催生新理念新模式新路径，从升级壮大战新产业、制胜未来产业新赛道、提质转型传统产业三个维度，深入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读者全景展现全球科技竞争和中国产业发展新变局新机遇新赛道，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引航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和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工业强国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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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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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未来产业研究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的主要研究机构之一。工经所每年都要承担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研究任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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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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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巨变中的全球产业链安全形势 / 01
把握大变局中的战略机遇 / 08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 14
本书导读 / 16
第一篇? 颠覆性创新与新质生产力
第一章? 颠覆性技术、场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 / 003
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与重要特征 / 004
颠覆性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 / 007
颠覆性创新及其应用场景 / 015
应用场景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作用 / 021
应用场景供给与政策适配 / 026
场景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 030
第二篇? 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章? 中国出海“新三样”/ 035
“新三样”全球格局演化与中国地位 / 036
产业链创新与技术演进 / 039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 050
第三章? 商业航天 / 057
航天商业化 / 057
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态势 / 062
大国布局与行业巨头的行动 / 066
中国商业航天的未来之路 / 073
第四章? 低空经济 / 079
低空经济：未来的天空形态 / 079
多重因素释放低空空域经济价值 / 083
政策助推低空经济发展 / 086
各国低空经济发展势头迅猛 / 089
低空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 / 097
第五章? 生物制造 / 099
三次生物技术革命 / 099
生物制造：未来制造新范式 / 101
合成生物学：无尽的创造 / 104
大国角力的战略高地 / 110
掘金“黄金赛道” / 114
第三篇? 提质转型传统产业
第六章? 数转 ：产业数字化的中国实践 / 129
数字化浪潮：产业升级的“智能引擎” / 129
中国产业数字化：“四张王牌”与五项挑战 / 131
数字中国：产业数字化的典范实践 / 136
智慧出海：中国产业数字化的全球航迹 / 146
第七章? 增智 ：迎接智能制造时代 / 148
生产力进步的引擎：制造业的四次飞跃 / 148
智能制造：模式及实现 / 157
智能制造的中国站位 / 166
第八章? 扩绿 ：“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制造 / 171
绿色制造应运而生 / 172
绿色制造的大国竞合 / 176
中国绿色制造体系构建 / 180
绿色工厂和“零碳”工厂的行业范例 / 185
中国制造的绿色引领 / 189
第四篇? 制胜未来产业新赛道
第九章? 通用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 / 195
概念的诞生与早期探索 / 195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 199
通用人工智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 207
第十章? 未来网络 ：自缘身在最高层 / 214
从 1G 到 5G ：移动通信技术的演进与迭代 / 214
6G ：开启“万物智联”新时代 / 217
“身临其境”：6G 助推“感知体验革命” / 219
数字孪生：6G 打造“产业元宇宙” / 222
卫星互联网：新版“星球大战”拉开帷幕 / 227
未来网络：大国竞争主战场 / 234
第十一章? 量子信息 ：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 / 239
量子计算：算法进展与物理实现 / 239
抢占量子计算战略制高点 / 247
量子通信：安全性与应用进展 / 253
各国争相建设量子通信系统 / 258
第十二章? 再生医学 ：打造“人体 4S 店”/ 262
干细胞疗法与组织工程：再生医学的技术实现 / 262
从细胞培养到医疗应用：再生医学的产业应用 / 266
大国争相布局的探索之路 / 268
再生医学研究永远在路上 / 276
第十三章? 下一代能源技术 ：继往开来的能源革命 / 278
光伏与动力电池：迭代升级 / 278
储能技术与市场：辅助刚需凸显 / 286
“氢”启未来：助力能源和化工转型 / 291
“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 / 300
创新引领能源革命 / 305
第五篇? 未来展望
第十四章? 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 313
理论创新与时代贡献 / 313
重大意义与现实紧迫性 / 316
推进路径与政策着力点 / 318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工业强国 / 320
后? 记 /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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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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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刻画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时代，可能没有比“变”更恰当的了。这一个“变”字所蕴含和折射的，远非分厘毫丝的积微，而是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都在发生世界性、全局性的变化，演化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交织叠加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背后有多股力量推波助澜，其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影响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一方面，颠覆性创新催生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为世界经济进入下一个增长周期注入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家之间、市场主体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分化，甚至对立。
巨变中的全球产业链安全形势
从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到疫情的“疤痕效应”，从多点频发的地缘冲突到不同经济体之间增长分化，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过去 30 年来增速最低的 5 年。在宏观层面，世界范围内债务和通胀问题的影响尚未消除，尽管主要经济体整体上表现出了超乎预想的韧性，但这种韧性仍有其脆弱的一面。对于中国而言，很大一部分外部风险来自中美大国竞争的走向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而从中长期看，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全球碳中和既是挑战，也要危中寻机，主动应对布局，从而在变局中把握切入新赛道、塑造新优势的重要机遇。
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加剧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总体上进入了活跃期。新技术、新商业模式驱动的产业新赛道不断涌现，对这些新赛道的争夺不仅是大国竞争的焦点，也是领军企业主导产业生态塑造的目标方向。基于这一战略出发点，以未来产业为重点的新兴领域在发展初期并不具备鲜明的成本导向，所谓的“技术反噬”效应或将延续，主要表现为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独占创新收益和“利基市场”的内部化动机促使企业寻求研发生产本土化安排，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研发合作与分工深化的诉求。然而，无论主动抑或被迫中断研发创新的国际合作，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由于新赛道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合作机制失效的隐患在于信息不畅导致对行业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失去预判，这有可能致使本已处在并跑乃至领跑位置的企业发展后劲儿不足甚至快速掉队，这种局面在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成为人工智能发展主流方向之后变得更加清晰。ChatGPT（生成式预训练大模型应用）的推出进一步刺激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和创新，2023 年，全球最大的五笔人工智能投资均出自美国的科技企业。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国内人工智能领域融资额同比减少。在此消彼长态势下，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市值逐渐与美国科技型领军企业拉开了差距。这表明对于后发赶超者而言，即便某些技术实现突破或在部分赛道取得领先，如果不具备自主迭代能力，则很可能在科技竞赛中途失速偏航。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不再是单纯的效率比拼，而是正在上演“占道卡位”式的“争先赛”。“技术民族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如影相随，造成产业链不同程度受损断裂。这种“淘汰赛”的“赛制”对技术来源多样性和自主性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也意味着中国企业以往通过承接国际技术转移获得先进技术的路径难以为继。如何在维护产业链创新链自主安全的同时，保持与全球前沿科技创新理念、要素和模式的互动？不仅要在国家层面开展更加多样化的机制性探索，更需要发挥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
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大国竞争和脱钩深化对市场信心和社会预期的影响开始显现，导致国内高科技领域投资和创业活跃度趋弱。近 20 年来，中国抓住了互联网普及的重大机遇，一批世界级互联网企业相继诞生。这些企业在互联网时代形成的影响力延续到了数字经济时代，通过在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数据中心、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细分领域持续投入，助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通过大规模投资并购，不仅培育出了美团、拼多多、快手、商汤、旷视、寒武纪和小鹏等新一代科技型企业，而且带动了各类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共同支撑层次丰富的产业生态。2023 年初始，ChatGPT 引爆了通用人工智能赛道，成为中国互联网大公司投资的新热点。然而，尽管互联网大企业仍在加紧投资开发大模型，但投资规模却出现了收缩势头。LatePost（晚点）的数据显示，2023 年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额同比减少了 4.5%，不足 2021年的一半，而科技领域的总投资比 2016—2018 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至少 40%。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头部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并购活动在 2021 年达到阶段性顶峰之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其中，2023 年，腾讯投资额约为 2021 年的 1/7，阿里则不足 2017 年的 1/10，字节跳动对外投资不到 50 亿元人民币，仅占其年度总收入的 0.7%。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现状固然受到企业成长规律的影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技术进步路径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封锁不断升级，导致传感器、芯片等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供给受限，互联网大企业投资意愿的变化不仅是美西方“小院高墙”下市场信心偏弱的又一实证，更集中反映出后发国家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困境。互联网大企业作为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其投资行为对全社会创新创业氛围塑造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一旦这些企业创新投资持续疲软，势必会产“传染效应”，抑制中国创新创业活动的后劲儿和效率。
大国竞争升级，持续加剧的地缘冲突导致世界范围内安全问题泛化
中美关系走向无疑是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工业外部环境中主要的不确定和风险因素。从对华发起贸易摩擦，到产业、科技全面“脱钩”，再到联合盟友推动所谓供应链“去风险化”，2018 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多轮调整，美国政府对大国竞争下全球供应链格局采取了不同表述，但其将中国视作最具威胁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在策略安排方面，美国推出以《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简称“三大法案”）为代表，兼具进攻与防御功能的产业政策，针对中国科技创新活动和优势产业实施全方位封锁打压。其中，一些选择性强，甚至带有明显对峙色彩和反制功能的产业政策不仅背离了发达国家推动产业发展的传统逻辑，更对现行多边体制的基本宗旨构成了挑战，进而造成全球化时代一体化的国际贸易体系出现碎裂。要高度警惕的是，美国政府的持续施压已经对其国内投资者的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美国投资者正在加快撤出中国资本市场。2023 年，美国资本在中国一级市场的交易额同比大幅缩减，其参与的交易事件降幅高达 50%。美国投资者一向偏重财务回报率而鲜有顾忌政府意向和国家利益，其投资行为的变化除了受利差和汇率等因素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采用立法手段对中美科技和产业竞争进行强力干预、频频加压的直接结果。美国商务部发布的《2023 年度出口管制执法报告》强调，“为使最关键技术免遭‘敌手’，出口管制从未像今天如此重要”，欧盟和英国也于 2024 年伊始分别推出了“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关键进口和供应链安全战略”，加强外资并购监管审查和供应链安全评估。不容乐观的中美关系前景对各类外资进入的抑制作用显现，美西方强化安全导向的政策法规对中国企业开展科技合作、技术进口、跨国并购设置了制度性障碍，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海外融资难度，导致多条关键产业链安全形势趋紧。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不断深化
随着全球安全形势趋紧，国际投资和贸易增长持续低迷，对全球生产体系、贸易秩序和投资布局的影响不断深化。据世界银行统计，2023 年全球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约为 1.9%，明显低于 2022 年3.3% 的水平，更远低于 2011—2019 年 4.0% 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全球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随之呈现下行态势。2023 年，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增速仅为 0.6%，较 2022 年的 5.7% 大幅下滑。同时，多项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贸易活动开始偏离其作为分工收益实现渠道的角色和经济增长驱动力的作用，保护主义泛滥倒逼各国寻求更靠近本国的生产布局，与更具相近价值观的“伙伴”深化经贸关系或从更有韧性的地方获得供应链连接，致使所谓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不断凸显（Blanga-Gubbay and Rubínová，2023）。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是近年来备受各国政府、企业界、学术界以及国际机构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一些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并未充分得到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的数据支持。由中美大国竞争引发的国际政治经贸关系紧张局面已然持续数年，中美关系与“逆全球化”之间的相关性却似乎缺少直接证据。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以“三大法案”相继出台生效为标志，美国将对华打压封锁的工具升级为步步为营的一揽子国内法，受限的跨国公司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中国 1”或“中国 N”的布局调整，对供应链脱钩的影响逐渐有了清晰的表现。
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在美国主要进口国的排名下滑至第二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和零部件占比由2019 年的 11.4% 上升到 2022 年的 12.8%，到 2023 年上半年则回落至 10.5%。另有研究（Lábaj and Majzlíková，2023）发现，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作用下，2010—2020 年，欧盟和美国离岸外包规模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收缩。其中，欧盟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减少了3.7%，而同期美国和欧盟的近岸外包份额分别从 83.1% 和 66.8% 提高至 89.6% 和 73.0%。2023 年，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也由中国变为美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关联被削弱，在此轮国际生产体系深度调整中，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 GVC（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还面临着被制造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取代的风险（Freund et al.，2023）。这种“低端分流与高端回流并行”的全球制造业布局空间特征对中国企业形成了“双向挤压”，加之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导致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更高环节攀升面临更多挑战。
全球碳中和下工业绿色转型任重道远
近年来在碳中和任务最为艰巨的能源领域，大国能源转型提速。2023 年，全球能源领域投资增速快于总投资增速，清洁能源投资则实现了连续三年增长，但现阶段清洁能源的投资规模和增速仍然难以满足全球净零排放的目标要求，而且在现有供求格局下，能源安全、能源价格稳定与低碳转型之间的“能源不可能三角”矛盾始终难以破除，世界各国能源系统不得不在安全、环境和经济三个目标维度之谋求长期动态平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和工业大国，统筹确保能源安全、维持能源价格基本稳定与实现“双碳”目标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也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在技术减排层面，总体上看，数字技术应用有利于精准识别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的潜力和痛点，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同时超算中心、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和智能化设备的能耗占比快速攀升，而以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为代表的减碳技术在技术经济性、市场成熟度等方面与产业化应用需求尚有距离，绿色低碳技术难以取得全面、系统突破的困境严重制约了高碳工业部门的减排空间和整体进程。再从制度减排的角度看，即使在有可能形成“竞合”局面的低碳领域，大国博弈同样呈现升级加剧态势，各国不仅加大力度扶持本国低碳产业发展、扩大国内绿色产品市场，还将很大一部分政策工具投入清洁能源、绿色技术产品标准主导权争夺等方面，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为典型的建制性安排对中国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出口优势造成冲击。
绿色投入和低碳转型的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出现在微观层面。近年来，发达国家企业对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态度悄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与国内企业追随 ESG 理念及实践热度不减的势头形成了反差。目前，ESG 对公司管理层的绩效仍有约束力，但关度和投入力度却有减弱的迹象。2023 年一至三季度，美国各类投资者已从 ESG 基金中抽撤了超过 140 亿美元的资金，2024 年英、法等多个国家将再度收紧 ESG 投资标准。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产业界对ESG 在一些国家被滥用，甚至沦为绑架企业转型意愿的政治口号的反弹，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不少投资项目被冠以“绿色低碳”之名，但其产出水平却达不到投资回报预期。严峻的气候形势与充满波折的全球碳中和之路给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加了不确定性，同时也对探索建立面向“双碳”目标、与现代化产业体系高度兼容、科学自主的工业绿色发展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把握大变局中的战略机遇
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及复杂影响，要客观辩证地看待。一方面，持续升级的大国博弈和趋于深化的利益脱钩放大了中国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基础算法、先进材料、软件系统、标准体系、规则制定等环节被“卡脖子”的短板，暴露出科技原创力、产业链主导力、国际规则塑造力等方面的弱项；另一方面，日益严峻的产业链安全形势产生了倒逼作用，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上，政府和企业对强化产业链自主性、安全性形成共识、一致行动，加紧推动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研发投入和产业化进程，自主品牌大型邮轮、燃气轮机等关键领域相继取得重大突破，不断在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产业变革潮流中形成新质生产力，筑牢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的现实基础，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牢牢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强国
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是 21 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趋势之一。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数据资产规模、新型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字技术和智能制造应用场景、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逐步具备了发展优势。《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的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为 50.2 万亿元，是 2012 年的 4.6 倍，占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41.5%，数据产量为 8.1 ZB，全球占比达10.5%，数字经济总规模和数据产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并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大国。同时，近年来中国企业凭借发掘平台经济和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先发经验，深化商业模式创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进一步提升了数字经济领军企业的国际影响力。面向不断高涨的全球数字化大潮，中国企业要在先进智能硬件研发制造、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促使语音识别、经典人工智能、计算机网络、多媒体、可视化等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的战略布局及技术能力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持续释放，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推动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交易、安全、公共治理、区域合作等国际议题讨论和规则体系构建，带动中国数字经济转向量质同增的新发展阶段。
强化产业优势，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
近年来，全球能源转型提速为中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迎来爆发式增长。据海关统计，2023 年，中国“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 1.06 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29.9%，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作为产业升级亮点和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标志性进展，出口“新三样”是有效产业政策作用下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体系整体能力积淀与释放的结果，更是中国工业充沛活力和强劲韧性的集中体现。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既有优势仍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一是在供给侧，近些年与“新三样”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备受资本追捧，各级政府纷纷将其确立为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然而，在火爆的市场表现之下，2023 年下半年以来，风光电、储能产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隐忧渐显。在供给侧，除了产能过剩的困扰外，行业发展更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技术路线存在发生颠覆性变革的可能性。从技术路线演进的客观规律出发，这种可能性反映出技术前沿和生产端对现行技路线和主导产品性能仍有质疑。尽管行业领军企业不断尝试掌控技术路线的主导权，但是现阶段高强度、大规模投资本身就可以视为在位企业锁定技术路线的策略。一方面，归根结底“新三样”的产业组织特征决定了其进入门槛并非高不可攀，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尚不足以阻挡资本投向其他技术路线；另一方面，过早锁定现行技术路线则可能错失技术路线多样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差异化优势，并产生大量沉没成本。二是在需求侧，目前已经具备规模效应、技术经济性大幅改善的风光发电、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等产品，虽然在各种补贴的加持下市场占有率快速攀升，却并未被消费者全面接受。此类产品的市场爆发期能否延续不仅取决于基础设施更新、产品性能迭代以及消费政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经过购置和使用初期性价比“爆棚”之后，产品性能的周期性变化将成为左右中国出口
“新三样”的市场口碑和国际声誉的关键因素，对中国企业而言，这也是其持续创新能力和行业发展驾驭能力所要经受的真正考验；再从贸易环境和国际竞争来看，反倾销等传统贸易救济手段附加以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为代表的、以“强制国产化”为基调的“重 / 显”型产业政策（贺俊，2023），对一路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的中国出口“新三样”巩固市场势力、保持领先地位构成了极大的风险。
从历史趋势出发，历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能源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风电、光伏等资源丰富，发展新能源潜力巨大。经过持续攻关和积累，我国多项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已全球领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还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新能源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基础，我国成为世界能源发展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推动者”。尽管近期欧美国家针对电动汽车等产品的政策导向和企业布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调整，但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普遍共识。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形成了兼具先发布局与后发优势的独特发展条件，领军企业也已初步掌控行业技术迭代的节奏。
今后，要密切追踪全球清洁能源技术路线变化、绿色低碳转型方向及政策体系演进态势，引导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做强优势产品、巩固提升产业链地位的同时，积极投资布局氢能、新型储能、下一代电池技术等能源革命新赛道，为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中国贡献。
增强战略能力，主导关键矿产产业链重构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关键矿产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国防军工等领域应用日益广泛。近年来，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刺激关键矿产需求急剧增加，关键矿产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长期以来，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作用下，稀土等战略资源产业链构成主要受要素禀赋影响，形成了中国优势集中在产业链上中游、发达国家掌控下游高附加值材料环节的全球产业格局。由于关键矿产普遍具有需求弹性大的特征，供求关系不稳定，价格波动频繁，产业链竞争主要表现为定价权争夺。大国博弈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的不确定性，美西方国家相继更新关键矿产清单。为强化关键矿产领域战略合作，重塑供应链体系，2022 年美国领导成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试图建立“金属北约”式的新型国际矿产协调机制。美西方关键矿产领域的战略布局显现出两条清晰的主线：技术“去资源化”与供应链“去风险化”，这两条主线都指向旨在降低关键矿产外部依赖的“去中国化”。一方面，关键矿产“去中国化”倾向加大了相关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难度，但也将倒逼中国立足资源和产能优势，推动产业链深度延展和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关键矿产品种较为齐全，储量丰富，在资源开采、冶炼分离及原材料加工制造环节拥有显著的产能和成本优势，是名副其实的关键矿产资源生产、消费、出口大国。基于这一禀赋条件，关键矿产也是能够输出大国竞争应对手段的重要领域。以往稀土等关键矿产的资源优势未能上升为产业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外专利保护以及由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决定的国内原材料需求和应用状况。迈向高收入阶段、实现现代化对中国工业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加大高端应用研发投入力度，带动工业原材料工艺技术、应用结构和附加值的全方位进步注入了内在动力。同时，相关领域产业链重构还为中国深度参与关键矿产领域全球治理，主导构建“以我为主”的战略资源产业链带来了新机遇，从而为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关键原材料安全保障，加快推进中国由关键矿产资源大国发展成为先进材料强国。
拓展新兴市场，推动中国工业化成果全球共享
过去 300 多年，工业化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然而，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甚至未能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在新型交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牵引下，新工业革命呈现出世界范围内多源并发的空间响应新格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提速，势必催生出规模庞大的工业品和消费品市场，新兴市场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和较大的结构转型潜力将为体系完整、主体丰富、技术适用、产能巨大、产品性价比高的中国工业扩大贸易投资、深化产能合作、整合战略资源、主导产业链布局带来重大机遇。近年来，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深耕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持续取得积极进展。据海关统计，2013—2023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年均增速为 8.8%，高出同期贸易整体年均增速 3.8 个百分点，双方不仅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而且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联。2023 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 4.13 万亿元人民币，东盟则连续多年保持中国中间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再从与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他成员的经贸关系看，RCEP 实施两年来，区域贸易成本大幅降低，实际享惠效果显著增强。2023 年，中国对东盟之外的 RCEP 其他成员合计进出口 12.6 万亿元人民币，相较协定生效前的水平增长了 5.3% ；而随着“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指数由 2013 年的 100 大幅上升至 2022 年的 165.4。2023 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为 19.47 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46.6%，规模和占比均达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可以预见，尽管面临诸多风险和障碍，且新兴经济体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对中国构成了竞争，但总体看，快速成长的新兴市场将为中国企业充分发挥工业体系性优势，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建立清洁能源体系、输出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工业制成品、拓展跨境电商平台提供更多互利共赢的机会，进而通过中国工业化成果的全球共享，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需要强调的是，于变化的外部环境之中把握新机遇，政府应在信息畅通、多边合作、地缘关系塑造、国际规则倡导、系统性风险防范等方面做到精准“有为”，更要充分相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家和市场主体，激发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使其成为新赛道的参赛方、新市场的开拓者、推动工业现代化的主力军。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从历史趋势、发展逻辑和现实条件出发，中国已经具备迈向高收入阶段、建设工业强国的坚实基础和综合实力。当然，也要看到，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产业高质量发展遭遇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发展信心偏弱等困难和障碍，这些风险和挑战既有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变化方面的问题，也有政策方向偏差、落地实施效果不理想等原因，并指向中国工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失衡问题似乎始终存在，且在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有着不同反映。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供需失衡是发展性障碍造成的 ， 主要表现在技术供给不足、过度进入、市场培养有限等方面；而传统产业则更多地受限于制度性缺陷，导致落后产能过剩、品牌效应不足等问题。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国际比较看，结构调整唯有在持之以恒的创新中寻找答案。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要素、行业、地区、市场主体、投资与消费、各种政策工具之间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凸显出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统筹经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围绕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目标，针对不同产业面临的问题，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密集出台了多样化的政策措施，在创新产业政策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工业高质量发展、维护产业自主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现实中部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中，既有知识更新不到位、调查研究不深入、情况掌握不全面、问题抓取不准确导致政策设计不科学、工具选用不合理的原因，也存在投放时机不恰当、落实执行效率不高、政策协同性不足等偏差。尤其是新兴领域和未来产业，由于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自我迭代节奏快，传统监管方式跟不上技术更新和场景拓展的要求，部分行业和领域政策“超前”与“滞后”并存的问题突出。一方面，一些新型业务及其盈利模式游离于市场规范、商业法律和税收体系之外，出现了法律盲点和监管死角；另一方面，游戏、内容等产业以及数据资产确权、数据要素定价、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领域的治理逻辑尚未充分显现，产业政策和监管制度难免带有盲目性，一些论证不扎实、协同性不足、匆忙出台的政策偏离了制定初衷，引发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连带效应，与全球竞争局势、国家战略导向以及行业发展规律、市场主体诉求的贴合度有待提高。
再从国际环境看，全球安全问题泛化不断强化国家层面前瞻性布局与政策应对的必要性和关键性，主要经济体纷纷将产业政策作为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结构变革、增强经济韧性、防范安全风险，甚至遏制竞争对手的核心政策工具，政府干预和联盟制衡的触角逐步伸向前沿科技、先进材料、核心零部件，以及与清洁能源转型和国防工业密切相关的关键矿产等高战略性领域，以更大力度的补贴加快基础设施更新和未来产业发展。面对国际竞争格局嬗变与激烈的全球创新比拼，“优惠 威胁”模式强化了以产业政策应对大国竞争的政策逻辑，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紧密结合、深度捆绑的特征进一步增强，但也由此带来了产业政策应用泛化的隐忧。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国竞争下趋于泛化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基于安全导向和防御性动机，出现了一类与贸易政策相配合，以“封锁打压—反制—再反制”为手段的产业政策，此类产业政策可以称为“对峙型”产业政策，“封锁打压—反制”的反复深度博弈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工具的交互运用渗透到产业链前端的资源环节及各个细分领域，进一步加剧了对分工交换、效率公平等市场化政策目标的偏移。需要认识到，“自损八百”甚至完全不惜代价的“对峙型”产业政策绝非丧失理性之举，相反，这恰恰是世界大变局下产业政策演进的矛盾特征之一。产业政策泛化及对抗性增强的危害不容忽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突破涉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需要各国长期投入和共同努力，现阶段国际科技合作机制却在很多领域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安全和韧性偏好凸显给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带来了高昂成本，对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贸易秩序 的冲击逐步显现。
应该看到，大国竞争和地缘冲突引发国际关系变轨与全球产业格局重塑，风险重叠并向危机化发展渐成各国面临的“新常态”。直面大变局带来的多重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义凸显，大国需储备更具协同性、更丰富有效的政策工具，但现阶段中国应对外部风险的政策工具箱仍不够充实，迫切需要在战略层面加强极往知来的顶层设计，而在战术层面则要“长短并重”，有针对性地推出抢先发力的“先手棋”和环环相扣的“组合拳”。
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并举作为完善政策支撑体系的根本取向，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高屋建瓴的战略布局、科学系统的政策设计以及高效有序的执行实施协同配合，不断克服和战胜各种尖锐矛盾、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推动中国工业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行稳致远”。
本书导读
置身大变局，识时辨势是战略构建的先决条件。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列为九项重点任务之首，并提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举措。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不仅抓住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更是破解后发国家技术进步内生化难题的现实选择和长期任务。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理论指引和实践方向，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力度，以“从 0 到 1”自主原始创新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出并动态更新《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建设一批服务于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的新型科技创新平台，引导企业和科研机构聚焦科技创新，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创新跨界互融共促，将工业高质量发展引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创造条件，打破封锁，维护与世界科技创新前沿的联动和交流，着力突破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先进原材料对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实现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可控；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开辟新领域、培育新主体、形成新集聚、打造新支柱，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加快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巩固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水平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数智技术与绿色技术驱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制高点，制胜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赛道。
本书洞悉颠覆性科技创新的全球发展动向及其催生的新理念、新模式、新路径，从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转型传统产业、制胜未来产业新赛道三个维度，深入解读国家科技战略和产业布局，分享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新进展，全景展现全球科技竞争和中国产业发展新变局、新机遇、新赛道，读者将看到以“数转、增智、扩绿”为导向坚持转型的传统产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疾驰的骏马，而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则如晨曦朝露，蓄势正发。这些产业共同支撑着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涌现，引航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工业强国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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