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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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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社会》为张东荪代表作之一，最早于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全新再版。全书旨在讨论知识与文化的关系，也即思想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补充其“多元交互主义”的知识论。作者对理论知识的性质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说明了社会文化对理论知识的限制作用和反作用，此外，作者还在书中纵向比较了中西思想和文化的差异，探讨了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等。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社会理想如何树立、民众信念如何构建等问题同样值得当代读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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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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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括序、序论、正文九章和结论。书中所说几乎完全是增补前作《知识与文化》，亦可说就是《知识与文化》之续编，或称之为姊妹编亦无不可。读者苟没看见我那个前作，则对于此书必多不了解。反之，我希望读过那本书的人，务必再求其一读本书。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以哲学为代表的理论知识与有社会性的实际生活之关系究竟如何。即二者之交涉究竟何等样式?详言之，实际的社会与人生，其对于理论知识有何等的决定?反之，理论的玄想对于社会实况与人事行为究有何等的指导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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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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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1886-1973），原名张万田，字东荪，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州人。中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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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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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君劢
序论
第一章 泛论概念
第二章 三种知识系统
第三章 形而上学之性质
第四章 思想与社会组织
第五章 中国的道统（上）：儒家思想
第六章 中国的道统（下）：理学思想
第七章 西洋的道统（上）：耶教思想与社会主义
第八章 西洋的道统（下）：民主主义
第九章 后顾与前瞻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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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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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洋学术界发生了一个新的学问，曰知识社会学。其内容是从社会学以研究人类之知识。但向来研究知识，有所谓知识论是属于哲学范围的。知识论之研究知识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学，所以研究知识可有三个不同的方面，即一是取心理学的态度；二是取哲学（即知识论或称认识论）的态度；三是取社会学（即文化科学）的态度。我在两年以前想把这三种态度合并在一起作一个综合的知识论，遂写成一书，其名是《知识与文化》。写了这部书以后，又拿他作讲义在大学讲了一次。当时就觉得尚留下许多问题在那书上未曾提到。后来虽时时想再作一个补充，而总是苦于人事碌碌，没有工夫。等到入了狱以后，初起精神甚为不振，不能思索，后来经友人劝慰，以为与其枯坐，不如择若干哲学问题来加以冥索。于是，忽又有一些所见。只是苦于无纸笔，虽时有所思而无法记录下来。出狱以后，以致所思者已忘去大半，仅余一个轮廓而已。本书可以说就是那个轮廓而又加以补充与修正始成功的。书中所说几乎完全是增补前作《知识与文化》，亦可说就是《知识与文化》之续编，或称之为姊妹编亦无不可。读者苟没看见我那个前作，则对于此书必多不了解。反之，我希望读过那本书的人，务必再求其一读本书。
本书是分三部分，亦和《知识与文化》相同，不过不把分编标明而已。第一章至第四章是一个段落，第五章与第六章又是一个段落，第七章以下又是一个段落。虽分若干章、若干段落，但仍是一气所成，故希望读者不要把他割裂了来看。最后一章述及“前瞻”乃是另外一套。因为本书的原计划是想只限于说理，即纯粹讨论学理，而不想涉及“时论”性质的议论。换言之，即不想对于中国问题拟一个解决方案。不过学理与实用往往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我所要讨论的那一套不能实验的学理。我在书中已说明了，这种思想其所以为真理，就在于其能产生一个文化的满足。换言之，即能满足其时代的文化需要。我现在对于这些思想立一个解释，其本身当然亦是同样具有不能实验的性质。所以我现今的立说，亦只有从现今的文化立场来评定之。因此，我之所说对于实用当然必包括在内。换言之，即当然于纯粹的说理之中，便包括有替中国今后开一出路的意思在内。在题目的内容固然是如此，然在书的体裁上我却不愿把二者混为一说。故关于今后中国文化的问题只限于在“前瞻”的那一章中稍稍讨论。所以，本书是仍想维持其纯粹学术性的立场。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以哲学为代表的理论知识与有社会性的实际生活之关系究竟如何。即二者之交涉究竟何等样式？详言之，实际的社会与人生，其对于理论知识有何等的决定？反之，理论的玄想对于社会实况与人事行为究有何等的指导力与影响力？世人对于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想到，只是他们的答复太侗太模糊。我现在就是专事于分析这个问题。作这件事好像不是哲学家所应当的，即好像这不是哲学家的本份。不过我以为中国的哲学家苟不先明白这个道理而想专心治西洋哲学企图有发明，怕是不容易的。我常常觉得有些哲学者不免于蒙头盖面。对于哲学究竟是甚么尚且不知而已经要专心于哲学上的各别问题了。我之疑心于此种研究，乃是由于发见“哲学究竟是甚么”这个问题颇难用单面的话来答复。因为本人是研究哲学的，当然不免要以哲学为出发点。同时，就是因为本人平素只对于哲学有研究，以致对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政治学等等，不免有外行语。但本问题确是一个边界问题，就是说他的地位是在心理学、社会学、历史与哲学等各种科学之交界上，单从哲学方面去探索是不够的。故本人所以从事于此问题，虽由哲学方面逼迫出来，却又不能不涉及其他社会科学。著者对于这些社会科学亦未尝没有自己的见解，特不敢自认为成熟。关于这一点，很希望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加以指正。
本书取名为《思想与社会》。关于思想是仍照《知识与文化》中所讲的，专指理论知识而言，就中尤以哲学思想为其代表。至于“社会”一词亦是采取广义。普通把“政治的”一词以为是在“社会的”以外，而把“社会的”一语专用以指那些家庭亲属交友等事。本书则不取此种办法，在本书上“社会”一词即包括“政治”在内，并且所用“政治”一词亦即包括法律与经济在内。著者在书中曾详细声明，伦理、政治、经济、社会等实形成一个不可分的组合。本书所用“社会”一词其实就是指这个一组，这些都是希望读者在最初即须铭记于心上的。
本书是以哲学为出发点，已如上述。而经过此种研究之结果，著者虽立于哲学家之地位，却与已往的哲学家不一样而另对于哲学给予一个新的性质。换言之，亦可说是创出一种新的哲学。这种新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已往的哲学上各种学说另给以一个解释，他方面即是这个新哲学本身之性质。对于已往的哲学我得的结论是：一切都只是社会思想之理论化。至于关乎我这个新哲学，则可说亦是应乎这个时代的文化需要。所以，我总是把哲学使其加入于社会科学之林，研究哲学就无异于研究文化。哲学史即代表文化史。关于这一点，亦希望有以就正于中国新兴的哲学界。
著者有哲学兴趣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当时得读佛书（《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不禁手舞足蹈。后来看了心理学书，反对于佛学大起怀疑。尔来四十年中，总是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我之对于政治，完全是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虽时时发表政论，然从来不计及本身。我之所以脱离报界，就因为民国十六年以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只在民元到民国五、六年之间短短时期中，真有言论自由，这是我所亲历的。我以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文化。我之好为政论，不外乎想抵抗那个要毁灭文化的内外潮流。幸喜此潮流演至今日，已推车撞壁了。此后恐将另成一个新的世界，现在无法详知。不过朋友中亦很有人常责备我，以为我不应该同时治哲学而又谈政治。甚且有人对我引为惋惜，以为得成一个纯粹哲学家不更好么？大可不必再涉及政治方面。本书亦可以说就是我对于这个质问的一个答复。原来我在十年前自己亦时常苦闷，总觉得哲学与政治是截然两橛，无法打通。不料思索了几年以后，居然被我寻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本书所详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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