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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突破一般作品只讨论苏轼与文士交往的局限，将范围扩大到苏轼与同时代政治人物、书画名家的交往，从而多侧面展示北宋的政治、文化生态。
* 通过苏轼与友人的交往，涉及北宋时期的一些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如“濮议”之争、熙宁变法、元祐党争、西园雅集等。
* 作者长期从事苏轼与友人交往的研究，其中的故事与细节信手拈来，还原苏轼在那一时代的真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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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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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文化学的宏观视野对苏轼与友人交游做个案研究，由“小细节”透视“大结构”。对象以苏轼前辈、同辈友人为主，可以看到前辈对苏轼思想、政治、文学、学术诸方面的深刻影响，同辈友人与其彼此因为政治立场、人生操守、文学情趣等方面因素的积极作用，交往关系日益密切。北宋时期的一些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如“濮议”之争、熙宁变法、元祐党争、西园雅集等，对他们的交往及情感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交往过程，为苏轼一生重要面向的再现，更集中呈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可谓是北宋政治与文化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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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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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胜宽，1958年生于四川安岳，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曾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现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副会长。2005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苏轼研究，发表三苏研究文章100余篇，出版《苏轼人格研究》《杜学与苏学》《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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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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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章 庆历“四杰”与苏轼政治观念及品格的形成
第一节 庆历“四杰”对苏轼的影响与培育
第二节 庆历“四杰”对苏轼政治品格的塑造
第三节 苏轼对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
第二章 苏轼与陈希亮、陈襄的不同交情——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典型案例比较
第一节 苏轼与陈希亮的紧张关系
第二节 苏轼与陈襄的亲密关系
第三节 从《陈公弼传》探索其与陈希亮关系紧张的原因
第三章 苏轼与滕甫在不同政治生态下的交谊
第一节 关于二人交往起始时间的考察
第二节 苏轼贬谪黄、汝时期与滕甫的交谊
第三节 元祐时期两人不断加深的交谊
第四章 苏轼与北宋名士陈舜俞的交往及情谊
第一节 陈舜俞的籍贯、生平及著述
第二节 陈舜俞与苏轼交往寻踪
第三节 苏轼《祭陈令举文》真情流露的背景考察
第五章 苏轼与刘恕父子的交情及其他
第一节 苏轼与刘恕在熙宁以前没有交往痕迹
第二节 二人熙宁时期的交往及其特性
第三节 苏轼晚年与刘羲仲的短暂交往
第四节 关于刘涣生平仕履的相关问题
第六章 苏轼与傅尧俞的交往及关系变化 —— 一个从患难之交到势不两立的案例分析
第一节 二人交往起始时间与地点
第二节 二人的磨难及交往的情感升华
第三节 二人关系的恶化及其原因
第四节 傅尧俞的政治私心与人格污点
第七章 苏轼与蒋之奇交游波谷相间的变化轨迹
第一节 “濮议”之争对两人关系的影响
第二节 两人在熙宁、元丰年间的仕途浮沉及交往转机
第三节 元祐年间两人的仕途进退及其交往
第四节 两人交往关系波谷相间的政治原因
第八章 苏轼与杨绘的交谊及其情感密码
第一节 苏轼与杨绘交往的几个重要节点
第二节 二人因政治倾向相近而越走越近
第三节 二人文字往还流露出的情感信息
第九章 苏轼与钱勰交谊的政治、文化底色
第一节 关于钱勰及其对新法的态度
第二节 苏轼与钱勰的交往始末
第三节 二人交谊深厚的原因
第十章 苏轼与周邠基于共同爱好的交谊
第一节 周邠其人
第二节 苏轼与周邠在杭州的交往
第三节 二人后续交往及其影响
第十一章 苏轼与蔡承禧的黄州交谊
第一节 蔡承禧的主要生平事迹
第二节 苏轼在黄州与蔡承禧的交往及情谊
第三节 苏轼《好事近》可能是次韵蔡承禧“新词”之作
第十二章 苏轼与王诜的交谊及“西园雅集”之争议
第一节 二人熙宁年间的交往及其与“乌台诗案”的关系
第二节 二人元祐时期的交谊
第三节 二人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及关于“西园雅集”之争议
第十三章 苏轼与李公麟的诗画交谊
第一节 二人交往起始时间考索
第二节 二人以诗画为媒的交往
第三节 关于苏轼对李公麟评价的相关问题
第十四章 苏轼与刘安世交往的曲折进程
第一节 刘安世其人
第二节 苏轼与刘安世的曲折交往
第三节 关于苏轼《与刘器之尺牍二首》其一写作时间辨析
第四节 “铁人”与“非随时上下人”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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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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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陈希亮
从事情的前因后果看，陈希亮坐赃被免，跟苏轼在凤翔与之关系紧张，二者根本没有联系，苏轼在《陈公弼传》中明文载之，就是有力证明。显然，身为签判的苏轼，在陈希亮坐赃及被处罚问题上，他无缘置喙，陈希亮被免职也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没有任何关联性。反倒是苏轼因在中元节不过知府厅，被陈希亮向朝廷奏本，被罚铜八斤。这是朝廷的一次处罚，苏轼在重要时刻必须如实报告此类“重大事项”。故后来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时所作的《供状》，就特别提到这一处罚：“轼任凤翔府签判日，为中元节假，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
通过中元节不过知府厅而被陈希亮弹奏一事来理解苏轼的《客位假寐》诗，就不难明白作者当时的处境，及其在诗里所表达的不满情绪了。王文诰说此诗只是“解嘲”，而极力反驳查慎行、冯应榴“坐实”其事，当有为贤者讳之嫌。或谓苏轼诗中的不满情绪，乃是替王彭而发，因为苏轼后来作《王大年哀词》，其中特别追忆当年在凤翔的同事关系及陈希亮对下属的超级严厉作风：
嘉祐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居相邻，日相从也。时太守陈公弼驭下严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视。君独侃侃自若，未尝降色词。……尤喜予文，每为出一篇，辄拊掌欢然终日。
虽然作者盛赞王彭在陈希亮的官威之下侃侃自若，不为之降其色词。但由此可见，身为知府的陈希亮，其对待下属何等严厉，以至于其幕僚不敢仰视之，遑论与之建立互信和亲近关系。而王彭恰恰又是苏轼文章的崇拜者，每读其一篇文章，足以高兴一整天。从这里自然可以看出苏轼与之很合得来，关系友好亲密。他赞扬王彭不畏上司的威严作风，实际上也昭示了他自己不畏、不满陈希亮威严作派的鲜明态度。故其在《客位假寐》诗的前四句，敢于毫不含糊地对陈希亮大摆官架子、慢待僚吏的行为给予讽刺：投谒之后，不敢离开，但又不得召见，等待兀坐如枯株，还是没有任何动静；不仅是知府忘了久等的僚属，就连自己都忘
记了我是谁，为何要坐在这里！枯坐的同僚中有忿然作色者，苏轼揶揄道：与当年谢安等待郗超接见相比，多等一会儿没关系，毕竟不会有性命之忧啊！王文诰读不出此诗通篇的讽刺意味，却说乃苏轼自嘲，属强作解人。与苏轼生活年代接近的友人张舜民在其所作《房州修城碑阴记》中说：“子瞻在岐，与陈公不相叶。至境（一作竟至，是）上闻。其来，陈公以乡里长老自处。子瞻少年气刚，不少下。子瞻后悔此事，不喜人问之。于是作《陈公弼传》，是亦补过之言。”不管苏轼后来为陈希亮作传是否出于后悔与补过，而其证实了苏轼与陈希亮关系十分紧张，以至于陈希亮借其不过知府厅而向朝廷告状。苏轼以少年气盛，并不买其以乡里长辈自居的账，相处时丝毫不相让。这种态度与举动，与王彭正好如出一辙。
——第二章第一节 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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