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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王阳明与现代新儒家

書城自編碼: 4043658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何俊 主编
國際書號(ISBN): 9787220137983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NT$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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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现代新儒学所指为何?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哪些,思想要旨是什么?
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与现代新儒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初,西学东渐,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传统学术成为众矢之的,甚而面临被彻底扬弃的命运,地位飘摇,危机重重。国内一批知识分子逆势而为,自信于中华文化的深邃与博大,深耕其中,为发掘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现代学术中的哲学探索与创造做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新儒学应运而生。从学术脉络上看,现代新儒学上承清学,但本书上溯至宋明,试图梳理出陆九渊、王阳明所开出的心学一脉,是否影响并且是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现代新儒学的思想探索与创造。本书选取了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五位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通过具体阐释他们的思想要旨和学术路径,分析了王阳明心学在其中或显或隐的迹象。通过这样的阐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学术思想在传承与创新中所作出的诸多尝试与努力。

图书卖点

1. 主编系哲学研究领域资深专家。
2. 王阳明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热门领域,可与热卖的王阳明书籍做联动营销。
3. 本书既有哲学思想的阐释,也有历史故事的讲述,在学术著作中具有一定的发掘下
內容簡介:
本书是一部研究王阳明与现代新儒家关系的著作。王阳明与现代新儒家在中国哲学史中都举足轻重。现代新儒家立足返本开新,着力于传统儒学精神的现代转化,试图构建全球学术视野中的中国哲学范式,在学术史上意义深远。书稿选取了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五位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阐释了他们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所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以及对它的诠释,由此力求探明作为有机整体的宋明儒学的发展脉络,深入认识儒学的演化。本书兼以史学、哲学视角深入剖析,史料翔实,结构清晰,对于丰富中国哲学的内涵及方法,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亘古弥新的内在动因,启发当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
關於作者:
何俊,浙江长兴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代表作有“何俊著作集”三种:《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南宋儒学建构》《从经学到理学》,以及主编“国学新知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目錄
目 录

引 言 何俊

第一章? 马一浮与阳明心学 何? 俊? 洪德取?
第一节? 马一浮的学思之路
第二节? 马一浮“六艺论”与《群经统类》
第三节? 马一浮心学思想的来源
第四节? 多样的统一:马一浮心学思想的构建

第二章? 熊十力与阳明心学 徐? 鹏?
第一节? 熊十力生平学术中的心学线索
第二节? 纠偏心学末流,回应时代关切
第三节? 对阳明心学的批判继承和深入阐发
第四节? 结语

第三章? 梁漱溟与阳明心学 张亚军?
第一节? 梁漱溟与阳明心学的渊源
第二节? 梁漱溟对阳明心学的继承阐发
第三节? 梁漱溟对阳明心学的补充完善
第四节? 行其所知:梁漱溟对阳明心学的践履

第四章? 冯友兰与阳明心学 洪德取
第一节? 冯友兰学术生平简介
第二节? 冯友兰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路径
第三节? 冯友兰与梁漱溟的交游
第四节? 冯友兰对阳明心学的研究
第五节? 冯友兰对阳明心学的批评
第六节? 结语

第五章? 贺麟与阳明心学 何泽昕
第一节? 贺麟的学术生平
第二节? 贺麟对阳明心学的研究
第三节? 贺麟的“新心学”思想

后 记 何? 俊?571
內容試閱
引 言

现代新儒学是1919年至1949年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学术中重要的哲学探索与创造,其代表人物是马一浮(1883—1967)、熊十力(1884—1968)、梁漱溟(1893—1988)、冯友兰(1895—1990)、贺麟(1902—1992)。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学术整体上是在西学的范导下开辟与建立起来的,由于哲学是西学的基石,而传统中国知识体系中没有“哲学”,故建构现代中国学术,哲学的奠定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现代新儒学在新的知识视野中致力于儒家哲学精神的传承与现代转化,不仅开辟出了现代中国哲学的砥砺之路,而且建立起了意义深远的丰碑。
现代新儒学直接承传的是清学。依照王国维的评断,清学由初期之大,经中期之精,转为晚期之新。现代新儒学之 “新”正延续了晚期清学求新的基调。当然,晚期清学之新无疑彰显于睁眼看世界的西学引入,而在现代新儒学,与引入西学的同时,返本开新已成为重要内涵。只是,返本的具体对象呈现出多样与复杂。胡适(1891—1962)1925年写成《戴东原的哲学》,“决心不怕艰难,选择那纯粹理智态度的崎岖山路,继续九百年来致知穷理的遗风,用科学的方法来修正考证学派的方法,用科学的知识来修正颜元、戴震的结论,而努力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但他同时指出:

近年以来,国中学者大有倾向陆王的趋势了。有提倡 “内心生活”的,有高谈“良知哲学”的,有提倡“唯识论”的,有用“直觉”说仁的,有主张“唯情哲学”的。倭铿(Eucken)与柏格森(Bergson)都作了陆王的援兵。 “揣度近似之词,影响之谈”,国中很不少了。

毫无疑问,现代新儒学并非都像胡适那样作出非此即彼的明确选择,但“倾向陆王的趋势”显然以不同的形式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探索与创造。本书的主题就是试图具体地梳理与分析这一影响。为了方便读者,这里对于本书所涉的五位新儒学代表人物及其与王阳明心学的关系略作一点简单说明,以为全书引言。
先谈马一浮。现代新儒学的五位代表人物可以分为两组: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为一组,冯友兰与贺麟为一组。依据是比较简单的,后者经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并留学西方,获得学位,前者则是由传统学问转出,对西学是通过自修获得的。但是,如果再进一步,那么在马、熊、梁三位中,马一浮与熊、梁二位又可作出区分,依据同样也是简单的,三人中只有马一浮参加过传统科考中举,并为榜首,同时作为清廷职员曾赴美工作。这一简单的经历,实质上已足以为后来马一浮不同于冯、贺,也不同于熊、梁作出背书。借用贺麟的话,马一浮“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这里,马一浮诗教与理学的学养不待赘言,唯礼教可举其一端以为说明,同时也印证他与其余四位的区别。正统儒者自然取入世之道,具淑世情怀,但出处进退自有礼教,即“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辛亥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聘马一浮为秘书长,但马一浮见道不行,飘然退隐,从此自外于现代体制。无论在民国,还是在新中国,即便获得政府礼遇,但始终以隐者自居。这样的行止在价值方面姑且不论,但足以判识马一浮礼教上的学养。礼形诸外而据于理,落在具体个体,最终则坐实在心上工夫。由此亦可窥见马一浮的理学学养。当然,这个理学是涵盖了心学的。
作为自外于时流与体制的隐逸之士,马一浮不满于对西学乃至西方制度的肤浅认识与拙劣模仿,尝发愿全面系统梳理西学,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六艺论”以求返本开新。他的思想在西学视野的映照下,根于六艺,借用佛学,而直接接续的是理学,阳明心学的影响随之而融入,并构成了马一浮新儒学的重要内涵。
马一浮的新儒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六艺论”。在早年泛观西学,以及了解西方社会的基础上,马一浮重返旧学,遍览四部,旁参佛学,基于传统目录学的分类理念,经过长期酝酿,于1938年抗战流亡时期,借助浙江大学开设“国学讲座” 的契机,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这一论断的基本内涵包含三层旨义:一是就传统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而论,六艺统摄诸子与四部;二是就知识的性质而论,形式上呈以客观外在知识的六经,在本质上统摄于人心;三是就知识的外延而论,六艺足以统摄代表着新的知识系统的西学。这三层含义,基础在第一层,把传统中国的知识归藏于六艺,可谓返本;要义在第二层,阐明六艺的性质,作为手段的知识合乎于人的目的;气象在第三层,六艺为根本,但六艺是知识的一种分类,其内容并无限止,而是随时代而扩充,西学便是现代植入六艺的延伸,完全可以视为六艺的开新。“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提出与论证,表征着马一浮不只是传统的学问家,自限于历史的释证,而完全是现代的思想家,所致力的是继往开来的建构。其中,上述第二层含义,即六艺统摄于人心,可以理解为马一浮对心学精神的继承。
前文述及,现代新儒学是直接承续清学的。清学主流虽然是在知识形态上发展成以经史考证为特征的朴学,并因此而有理学之反动的汉宋之争,但因其考证的背后蕴含着义理,故本质上仍是理学的延续。理学大而化之,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分,后世亦多判为迥异的二途,彼此争讼,至现代仍未了,前引胡适所言即为典型。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往细处讲,几乎涉及从本体到工夫的各个层面,但落到现代,知识的问题获得凸显,因此呈现为客观知识的理与表征主体存在的心的关系究竟如何安顿,便成为取舍或调适理学与心学的关键。
总体而论,马一浮强调“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很在乎知识上的博闻强记,故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意趣上,都是以朱子为宗的。但是,马一浮同样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引心学于理学之中,既化解了理学与心学的冲突,又阐明了他的新思想,其标志就是前述六艺论的第二层旨义“六艺统摄于一心”。请举马一浮论“格物”以见之。马一浮讲:

向来先儒说《大学》“格物”,各明一义,异执纷然。大略不出两派:一宗朱子,一宗阳明。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致知”为推极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于心,则理不在心外明矣,并非打成两橛。不善会者,往往以理为外。阳明释知善知恶是 “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不善会者,亦遂以物为外。

朱子与阳明的分歧,名为理学与心学之别,但落于经典,便在《大学》“格物”的诠释。对此,马一浮当然非常清楚,故上引语录是紧扣了核心来议论的。但此一议论,马一浮显然是引阳明心学于朱子理学,从而阐明他的“六艺统摄于一心”。阳明“四句教”原本即是兼顾利根之人与中下之人的,后两句虽然是落在知与行,但终究不至于动摇阳明“心外无物”的根本思想;“格物”在阳明那里,更因为阳明“致良知”的要义在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因此根本上也还是在心上做工夫。马一浮以“四句教”的后两句,指出阳明心学同样存在 “以物为外”的可能,其实主要是为了化解阳明与朱子的冲突,因为前面对朱子的阐释显然是有问题的。朱子当然自有心上工夫,但“格物”还是要去物上格的。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讲得很清楚,每个人的心都有虚灵知觉的功能,可以去认识理,但理却是呈现于对象性的事物中的。马一浮以“知具于心”,进而推断朱子以为“理不在心外明矣”,虽然与“心即理”的论断尚有一间之隔,但与阳明“心外无物”的命题是很相似了。故他接着说:

今明心外无物,事外无理,即物而穷其理者,即此自心之物而穷其本具之理也。此理周遍充塞,无乎不在,不可执有内外。(学者须知儒家所言“事物”,犹释氏言? “万法”,非如今人所言“物质”之物。)

这就在朱子格物穷理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将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融合进去了。一切知识都是对事物之理的把握,这些知识都是人类文明在自然世界中展开的前提,也就是手段,但马一浮强调所有这些知识又须是具于人的内心的,也就是它们都应该是合乎人的目的的,否则这些知识就不成其为知识。如此, “六艺统摄于一心”便得以证成。
马一浮的六艺论以“六艺统摄于一心”继承了阳明心学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的核心就是在科学日渐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与追求时,赋予了作为工具与手段的科学必须合乎人的目的,也就是力图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在阐明了这一思想后,马一浮还是回到朱子的思想。接着上段语录,马一浮继续讲:

阳明“致良知”之说,固是直指,然《大学》须还他《大学》。教有顿渐,《大学》说先后次弟,明是渐教;《中庸》显天人一理,“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中和即位育,方是顿教。(儒者不言顿渐,然实有是理。)阳明是就自家得力处说,朱子却还他《大学》元来文义,论功夫造诣是同,论诠释经旨却是朱子较密。

“论功夫造诣是同”,似乎对朱子与阳明都是肯定,但 “论诠释经旨却是朱子较密”,终是表达了马一浮根本上是以朱子为宗来融合阳明的。“功夫造诣”是因人而异的,虽不乏有利根之人自明上达,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终究还须通过经典的正确诠释来明白儒学的宗旨,因此“朱子较密”就意味着朱子的思想更为著实有益。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对朱子与阳明取何种意义上的接续与传承,马一浮的新儒学相对于理学都已是在“接着讲”,换言之,马一浮是有所超越于理学的。这个超越当然首先表现在他返本于六艺,同时也表现在他对西学的认识,以及对佛学的借用,在前引语录中间,马一浮尝插有一段话:

学者须知儒家所言“事物”,犹释氏言“万法”,非如今人所言“物质”之物。若执唯物之见,则人心亦是块然一物质耳,何从得有许多知识?

这话很平白,也很简明,但马一浮根柢于儒学,假借于佛学,映照于西学的思想总貌是显见的。只是,这里我们着眼于阳明心学在马一浮新儒学中的影响,故不作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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