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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新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第二辑书目之一,塞万提斯奖获奖者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小说作品
所谓“错爱”,是指那些不被社会接纳的爱,那些生活在晦涩的“政治正确”背后的爱,也是那些探索如何远离庸常的爱。每个故事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聚焦于诱惑的某个瞬间,而正是这些瞬间改变了一切。
——阿兰·盖波
我注意到,近两年我写下的所有东西都有一条共同的线索:非对称的爱,不被社会接纳的爱。这样的爱情引诱着我动笔。我坚信,非同寻常的事物、出人意料的事物、不合情理的事物、毫无道理的事物,都会让人着迷。
——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
內容簡介:
卡车司机让一个年轻女子搭车,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邀请;不忠的丈夫察觉了妻子的谎言,顿觉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街角的偶遇让男人产生了深深的自卑,因为发现心动的女人如此完美;女老师被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学生设下圈套,再难摆脱;情至浓处,男子却因情人的一根毛发几近窒息……
在生活中那些不同寻常的时刻,他们听凭欲望与直觉的引领,却终究只能与命中注定的孤独遭遇,捕捉名为爱情的错误留下的蛛丝马迹。在暑日,在雨夜,在故土,在异乡,瞬间迸裂的火花改写了一生的轨道。他们和自己的内心进行着无声的对峙,激起的涟漪波及生活隐秘的角落。无论错误与否,爱终究无可避免。
關於作者:
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
(Cristina Peri Rossi,1941-- )
乌拉圭小说家、诗人。1941年生于蒙得维的亚。1963年,她的短篇小说集《活着》出版,一举登上文坛。1972年因反对军人独裁政府流亡西班牙,此后长期生活在巴塞罗那。1984年出版长篇小说《疯人船》后赢得更多国际关注,如今已是国际上家喻户晓的拉美女作家之一。
佩里·罗西是一位相当多产的作家,至今已出版数十部作品。她的创作涵盖多种体裁,作品被译成二十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疯人船》(La nave de los locos)、《爱是一种烈性毒品》(El amor es una droga dura)、《我无法告诉你的一切》(Todo lo que no te pude decir)、《不屈的女人》(La insumisa),短篇小说集《私人房间》(Habitaciones privadas)、《错爱》(Los amores equivocados)、《恐龙的下午》(La tarde del dinosaurio),诗集《时间之舟》(La barca del tiempo)等。她的作品涉及流亡、革命、儿童成长、女性身体与情感等多种主题,同时深耕幻想文学这一在拉普拉塔河流域有着深远传统的文学类型。她的创作有着鲜明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色彩,并且热衷于进行语言上的革新,突破传统的文学规范。
乌拉圭小说家、诗人马里奥·贝内德蒂曾于《前进》杂志上撰长文称赞佩里·罗西:“必须承认,本国文学界正在发生变化。……在青年人之中,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尤其有代表性。……这种将历史,将我们的历史痛苦而又至关重要的转向变为艺术、化作寓言的热望;这种将社会的灾变转化为美学的战栗的企图;这种不为宣传而为发掘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这一世纪、这一年、这一月、这一分钟的挑战的革命性回应。”乌拉圭作家、学者、评论家安赫尔·拉马称她的写作语言是“同代中独具巴洛克、抒情,同时又有分析性”。
因其出色的创作才华,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曾获得包括何塞·多诺索伊比利亚美洲文学奖、罗意威基金会国际诗歌奖等在内的二十余个奖项。2021年,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被授予西语文学奖项——塞万提斯奖。
陈方骐
西语译者,图书编辑。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文学硕士。译有《疾风中的虹霓》(合译)等。
目錄 :
001 勇者
027 错爱
043 相遇
051 原本诸事顺利
063 夜里,雨
081 《不要离开我》
097 一根该死的毛
107 洛塔等级表
133 作家的坦白
145 威伦道夫的维纳斯
161 圣诞故事一则
內容試閱 :
致中国读者
“故事”(cuento)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的“contar”,意即讲述。讲述是左脑——掌管语言的半边大脑——最古老的能力之一。我们可以想象,自从男人和女人使用发声的语言,他们就开始讲述。他们讲述野牛行经隘道,讲述季节的更替、昼夜的流逝、英雄的壮举、部落与家庭的历史,讲述过去与未来、可食用的和有毒的植物,讲述他们的旅行与爱情、梦想与恐惧。一切皆可讲述,文学中最精妙最睿智的讲述者之一契诃夫大师曾经说过,他每天都能随便挑一件东西写出一个不同的故事。
一切都能够讲述,只要我们找到讲述它的方式。和动物不同,很早以前,我们人类就学会了讲述。因此有了那句俗语“为了讲述它而活下去”(Vivir para contarlo),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忆录里用了它的另一个版本:《活着为了讲述》(Vivir para contarla)。
正如电视和互联网(它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出现之前的每个小女孩一样,我热爱故事,对某些角色——特别是动物——感同身受,我一边听故事、读故事,一边伤心、哭泣、学会生活。儿童故事一点也不纯真。它们和我们这些成年人写的故事一样残忍可怖:里面有嫉妒、孤独、痛苦、欲望、渴求,虽然,和生活不同的是,儿童故事总是圆满收场,因为邪恶会被战胜。
我们可以说,一开始——如果有一个开始的话——存在的是故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天体演化学都始于一个神话故事,它奠定传统、过去、世代、性别关系与文化。
我是个早熟的作家。我梦想成为一名全能作家,遍历所有的体裁。1963年,我在蒙得维的亚的阿尔法(Alfa)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故事集《活着》(Viviendo),就此起步。直至今日,这件事在我看来仍很神秘,仿佛命运结出的果实:一个不到二十岁,叛逆、越界、浪漫而又贫穷的小姑娘,是怎么年纪轻轻就在乌拉圭首都最重要的出版社成功出版一本故事集的?
此后,我一生都在创作故事。我出版了十六部作品,都让我非常满意。作为读者和作家,我热爱故事这个体裁,我总是会回到它这里来,一生都会忠于它。我喜欢短篇故事的语法、结构和简短(我也写过一些长篇故事),喜欢必须舍弃次要的、无足轻重的部分。我笔下的大部分角色,像卡夫卡的角色一样,都没有名字,因为他们不需要有名字:故事必须绝对精练,一如诗歌。
讲述是为了些什么。一个好的口头叙述者(我的话很多,这点广为人知:有时候,我在聚会里讲了又没写的故事会回到我这里来,变成别人的轶事)会无意中践行伟大的故事革新者埃德加·爱伦·坡的建议:一个好的故事要实现效果的统一,达到严格的精练。与诗歌一样,现代故事不接受离题,它是一种钟表装置,其中每个词语都不可或缺。不能少,也不能多。
有时我会突然意识到,我把我的噩梦变成了故事。这是最复杂、最艰难,却也最让人满足的文学体验之一。它是一种驱魔的形式:噩梦中有一系列的象征,还有一种伦理,要做的就是揭示它们。德国浪漫派作家已经发现,梦是一种写作,是无意识的写作。有时候,一个故事追在我身后,但我不会动笔去写它,直到我想出第一句话。我并不熟悉许多男女作家谈论的那种纸张空白的烦恼。我坐下写作的时候,已经知道第一句话要写什么,如果不知道,我就去做别的事情。因为故事的第一句话决定了一切:如果它能引诱读者,如果它能抓住读者,将他完完全全地放进虚构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没有时间的时间、没有名字的空间),读者就会继续阅读。否则,读者就会撇下故事。
要实现埃德加·爱伦·坡所说的效果统一,最后一句话和第一句话同样重要。有时候,它是决定性的一击,完美的KO。不过,还有的时候,由于情感使然,会更想创造一个模糊的、开放的、充满不确定的结尾。
感谢作家出版社让我有机会在中文世界出版我的三本故事集:1976年巴塞罗那行星出版社出版的《恐龙的下午》,还有更新近的两本——西班牙帕伦西亚四十五分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私人房间》和2015年出版的《错爱》。也感谢译者黄韵颐、余晓慧、陈方骐的出色工作。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曾说过,一切偶然的邂逅都是预先的约定。表面上,我是在生活、观察、梦想和聆听中找到了那些故事,但像博尔赫斯一样,我相信,在写下它们的时候,我是履行了一个预先的约定。像博尔赫斯一样,我想,它们已在某处被写好了,我的任务只是解读它们,为它们掸去灰尘与杂草,让它的教训浮现,如一则寓言。写作总是为了些什么。福音书中,耶稣说过的最美也最可怕的话之一,是:“我说话,是为了叫那些愿意明白的人明白。”我赞同这句话。我写作,是为了叫那些愿意明白的人明白。
先感受,再懂得。这就是我写故事的原则,为了让读者在镜廊中享受、痛苦、微笑、认出自己、学会理解不同。
一篇故事就是时间中一道小小的切口,可以借由它深入一种感觉、一个想法、一场梦。它舍弃旁枝末节,解剖刀般刺入情绪与感觉深处。
我唯一遗憾的是无法再次书写这些故事,因为我已写下了它们。
但我能肯定,我会继续写故事,因为我对生活着迷,而生活在故事中震颤。
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
巴塞罗那,2024年6月19日
(黄韵颐 译)
勇 者
Ironside
路是条土路,热气蒸腾,男人驾驶的那辆满载液化气罐的卡车扬起阵阵尘雾,让他几乎视线受阻。尽管如此,在这不合时宜的三点钟——说是早上太晚,说是下午又太早——他还是在路边瞥见了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一个立在飞扬的尘土中的灰色身影,个子很矮,身体也没有任何曲线。
他知道,要进城的话,这条路绕了远,但这样可以省下过路费。他老婆总说:“省的都花在油钱上了。”但他相当固执,有着自己的经济观,而且和世界上的大多数司机一样厌恶付过路费。此前他从未在这条路边看到过任何人,至少从未见过这么瘦小的。附近没有村子,没有加油站,也没有汽车旅馆,只有漫天尘土和荒地上仰面朝天、被烈日灼伤的几朵向日葵。他想起了双胞胎姑娘们——他的两个女儿——随后停下了车。
“上车吧。”他对着等在路边的陌生女人说道。卡车有两圈并排轮胎,想要一下跳上来还得费一番功夫。
他没熄火,所以很顺畅地让卡车重新起步。他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女人说:“谢谢。”
他听出了声音中的稚气,她应该还是个孩子。他的两个小姑娘十一岁了,最近几个月个头蹿得特别快,他老婆说,女儿们长大了,已经来了例假,能怀小孩了。老婆的话让他一头雾水,能不能怀小孩对于两个十一岁的小女孩来说有什么重要的?
“你别像对小姑娘一样对她俩了,”他老婆告诫他,“她们开始梳妆打扮了,每天上网聊天,估计很快就会想去迪厅了。”
“迪厅,想都别想。”他高声道。他很清楚迪厅里的那一套把戏。他毕竟是个男人,毕竟也会偶尔在拉完活的时候把车停在某间路边小酒馆前,享受某个陪酒女郎的服务。
“你在这路边待着干什么?”卡车司机问。现在他可以确认她不过是一个小女孩了,她不那么惹人注意,甚至有几分像个男孩,而且很不爱说话。每次他行方便给路人,让他们搭便车时,都会遇见这样沉默寡言的怪人。
“搭车。”女孩回答说。(她的胸部微微隆起,可以分辨出确实是个女孩。她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玫红色长衬衫和一双很破旧的运动鞋。)
“这我倒是知道,”他说,随后又问,“你没钱坐公交、坐火车吗?”
“没有。”她答。
这就是经济危机。狗娘养的经济危机让所有人都失业了,无数家庭流离失所,失去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只能靠社会保障机构的接济度日。至少这些机构还是在运作的,不过他们的工资也至少减了一半。但富人们还是那么富,甚至比之前更富了。
“你要去哪里?”男人问。他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但也不想把这个比自己的女儿大不了多少的女孩撇在路边不管。
“去‘勇者’。”女孩冷漠地回答,没有抬眼看他。
“勇者”?他想。真是怪事。这小姑娘去那种地方干什么?“勇者”是一个路边酒吧的名字,店面很大,装有彩色灯球、两张台球桌和一个长吧台,售卖啤酒、廉价朗姆酒、袋装薯条,那儿也有一些陪酒女提供性服务。那些女人都不值一提,有罗马尼亚人、尼日利亚人和乌克兰人,连卡斯蒂利亚语都说不利索——干这一行倒也不要求语言水平——在一支舞和一些简单的交际后,她们就把客人带到酒吧后面,那里有一排阴暗的破房子,几个洗脸盆,还挂着一盏脏兮兮的红灯。服务就在那里提供,用最低的价钱就可以来一次“吹箫”,或打上一炮,几分钟就完事。客人们也不会有更高的要求了。某一次跑完长途,他寂寞难耐,也享受过一次这项服务,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吧里的客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但始终不超过六七个人。人们总在黄昏时来到“勇者”,那时灯已经点上了,还会摆出红绿花环和一棵用棕色蜡烛装饰好的小树。不过可以想见的是,除了那些陪酒女之外,“勇者”里应该也有一些女孩来帮工,打扫卫生、端送啤酒、搬运东西。或许这个女孩就是帮工之一。他随即想起了他的女儿。十一岁,太年轻了,谈不上怀孕之类的事。他不允许她们单独出门,必须由他或他老婆领着。他们是一对好父母,对孩子上心负责,不过他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两个女儿明明还那么小,却被他老婆说已经“长大了”。他希望她们能学点本领,以后当医生、律师什么的。为了她们,他总走这条最远的路——不用付过路费。
“你去‘勇者’干什么?”男人问。
女孩自上车以来第一次看了看他,但那眼神可没法让他感到愉悦。他不想惹麻烦。难道这个女孩子没有家吗?
“我想去打工。”女孩说。
他在座位上浑身一颤。她清楚她在说些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