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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精彩的自传性遗著
一支妙笔写巨变时代、离奇人生、沧桑世情、多元人性；
斯人已逝，空余绝响，世间只此一个郭宝昌。
辞世一周年纪念之作
集齐郭宝昌尚未发表散文遗作，收录挚友亲朋纪念文章，再现郭宝昌独一无二的才华与魅力。
一代人一个时代的历史读本
触及灵魂的坦诚抒写，既是洞悉人性和命运的文学写作，也是理解一个多变的时代，以及时代中的人的历史读本。
几十张珍贵私家图片 特制“叛逆”藏书票
收录郭宝昌不同时期私家珍存照片，多数为首度公开；
以郭宝昌偏爱的“叛逆”藏书章特制藏书票一枚，作为纪念。
“郭宝昌作品系列”收官之作
活字文化 三联书店策划出版的“郭宝昌作品系列”，
前有《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豆瓣8.6分）、《都是大角色》（豆瓣8.9分），今有《只此一个郭宝昌》。
在郭宝昌辞世一周年之际出版此书，不仅是纪念一个强大的灵魂，更是因为书中带有自传色彩的真诚书写，记录下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家庭、经历时代巨变的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的特殊经历和思想情感的变化，及其对知识和艺术执着的追求。对后来者而言，这既是洞悉人性和命运的文学写作，也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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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郭宝昌身世奇特，经历坎坷。自幼被卖进同仁堂乐家的经历，最终成就了让他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大宅门》系列剧。但宅门里的兴衰恩怨并非他传奇经历的全部：他追寻自己身世的执着，他被时代车轮倾轧下狱劳改的坎坷，他对艺术和文化的痴迷和探索，他与梨园行的奇缘，他对第五代导演的扶持以及和他们的友谊，他被命运拨弄因而缺乏亲情的孤独……以及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背后，对时代、对命运、对人性的复杂体味和审视，都被他用一支擅长讲故事的妙笔写在书里，也为读者写下了一个强韧的他和他所经历的复杂时代。
书中除集齐了郭宝昌尚未发表的遗作，还收入三篇他的至交好友写作的纪念文章，借亲朋的视角，让读者更多地了解郭宝昌过人的才华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并在他辞世一周年之际，表达怀念和致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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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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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昌，北京人，一九四〇年生，二〇二三年辞世。北京电影学院五九级导演系毕业生。曾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深圳电影制片厂任导演、编剧工作，创作有电影《神女峰的迷雾》《雾界》《春闺梦》以及电视剧《大宅门》《淮阴侯韩信》《大老板程长庚》等多部影视作品。同时从事着影视、文学、京剧、话剧的创作及戏曲理论方面的研究。出版过《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与陶庆梅合著）、《都是大角色》以及长篇小说《大宅门》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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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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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曾有家
大 哥
亲大哥
我们房头的两位小姐
我的启蒙者
恩师田风
共产党人于华
劳改生活
与“第五代”相识
宅门英雄谱
书结·书劫·书节
戏迷传
吃到哪儿说到哪儿
好人树纲
［附录］
忆老同学郭宝昌导演 谢飞
郭宝昌的“游戏” 陶庆梅
宝昌最后的日子 刘树生
郭宝昌创作年表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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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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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曾有家（节选）
旧时称“某家”均冠以姓氏， 如“张家”“赵家”等等。然而我家很难冠以姓氏，我家姓氏复杂，堪称世界之最，反正我没见过这么乱的。我父亲姓李，我母亲姓崔，我当然应该姓李。可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冻饿死于街头，我被母亲所卖，八十块钱卖到沙城火车站的站长吴家，我改姓了吴。
我三姨觉得母亲把我卖得忒便宜了点儿，借钱将我赎回，又卖与京城大户“同仁堂”的东家，卖了个高价二百块。养父姓乐，养母姓郭，我又随了养母姓郭。
我亲母于我父死后，无有生计，又将我亲姐卖掉让她姓了陈。卖儿卖女卖乱了套，我母亲自己也被骗到宣化，被人贩子卖到豆腐房张家， 于是随去的我的亲哥哥又姓了张。一年后母亲又生了一女，当然也姓张。后来我母亲不堪忍受张家虐待，携子女逃回老家，解放后又改嫁给了生产队的饲养员王家，我哥又改姓王。兄弟姐妹便分姓了陈、王、郭、张，与我有家缘联系的九个人便有了八个姓！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三十岁以后才知道。据我养母说，我两岁被卖到吴家不知何故终日嚎啕，被吴家厌弃。当我三姨把我抱到郭家时，我见面就笑，指着电灯泡乐不可支，很有些“宿命”的色彩。养母买我自然为了传宗接代，承袭遗产，因为我养母以二十六岁妙龄出嫁时，乐四老爷年已七十，不能生育，而在那样的一个大宅门里，无子是不行的。
但按乐家族规，过继子嗣必须在本族中挑选，不容外姓。我养母自然不愿意过继本族子弟，百年之后自己依然后继无人，遗产仍落乐家。所以买我先以为娘家买子为由，寄养在她母亲膝下，让我暂称养母姑妈，称其母为奶奶。等她母亲去世后，养母把我接到乐家， 随后便以母子相称， 我却仍随母姓郭。时已解放， 族规的继承法不攻自破，我养母多次提出要我改姓乐，由于我当时思想进步，蔑视商家子弟， 誓死不做剥削者的继承人， 一心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但拒绝改姓，也拒绝了股东的名分和房地产的所有权，为此着实伤透了我养母的心。
我自幼在小学老师侯远帆的调教下一心想做话剧演员，这又被养母视作下九流的戏子。我厌恶商家，养母唾弃戏子，成了一个无法对话的家庭。尽管我变成了少爷， 但在宅门中我的心情始终压抑。我知道自己并非正牌的少爷，是养母贫寒的娘家人，不明不白地进了大宅门，为诸多少爷小姐所不齿。养母严格地向所有的人保守我出身的秘密，为此从一九四二年起养母每月要向我三姨付五块大洋的“保密费”，解放后则改成五元人民币。
最不可思议的是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四年间（我十二岁到十五岁）， 这“保密费”竟是由我亲自送去。我当时并不知这是我的三姨，只知道是街坊邻居的高大妈。她住在天桥，天桥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 我经常闹着要去看高大妈， 因为每去必要逛天桥，喝碗豆汁儿或吃碗老豆腐， 还可以看“飞飞飞”和套个圈儿什么的。那真跟过节一样。那时候我们彼此关系融洽，大家都没有什么防范之心，但好景不长。我长大了，逐渐懂事了，我曾问我的奶奶，我爸爸哪儿去了，怎么总也看不到他？奶奶恐怖地用手比了个“八”字说我爸爸是“八路”，让我千万不要再问，说出去是要没命的，我自然信以为真不敢再问。直到我报考初中口试时仍向老师说我的爸爸是“八路”。
新中国成立后，奶奶去世，我再问任何人，却无一人知道此事，而且我每问及亲朋好友，不管是谁，都面呈惶恐之色。这就在我心中生成疑团。
我十五岁那年暑假，循例又去高大妈家送“保密费”。
我哪里知道这是“保密费”， 只知道高大妈很穷， 住在天桥福长街三条一个大杂院里， 两间低矮的破土房， 进门就是一个大土炕。姨奶奶（我三姨的婆婆，是我奶奶的亲姐姐）耳聋眼花，身体不好，成年偎在炕上，这是一个京城最贫穷的底层市民家庭。我作为一个豪门的少爷一进门自然被视为上宾，那种热情使我感到很温暖，因为这是我在豪门中感受不到的。在家里没人理睬我，孤寂而又压抑，这也是我每次都要争着送“保密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送钱，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扯了些闲白儿后，高大妈要带我去逛天桥，高大爷（我的三姨夫）反对，说要在家吃打卤面，还有好多话要说。高大妈反对，两人争执了几句，忽然高大爷激动得满脸涨得通红， 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道：“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我愕然，这没头没脑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屋里立时静了。突然姨奶奶伸出两手乱摇摆着大叫：“不许说！不许说！不许再说！”又是沉默。高大妈不由分说，拉着我去逛天桥了。可高大爷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脑子里，我感到蹊跷，感到一个大大的谜团露出了端倪。
回家以后我坐立不安，忍不住跑到厨房询问在我家打了近三十年工的老保姆“当初不该送你去”是什么意思。她惊愕万状，支支吾吾说了几句便躲避瘟疫一样地逃出了厨房。过了没一会儿我母亲把我叫了去，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了几句高大妈家的情况，话锋一转问我，“当初不该送你去”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保姆已经汇报过了，我闯了祸，便如实讲述了经过。我分明看到我母亲的眼里露出了少见的凶光，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叫我去玩吧，没事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不久，便见我母亲换了衣服，拿着手提包匆匆地出门去了。以后发生的事，我十年以后才知道。但从这天起，我完全失去了送“保密费”的资格，改由保姆的儿子或我母亲自己送去。三年以后“保密费”突然终止。
一九五八年春节前夕， 高大妈来了。高大妈和我母亲一见面，我母亲便述说生活之艰难、大宅门里经济之窘迫、开销之大、年关不好过等等，于是高大妈几乎没说什么话便起身告辞。
我送她到门口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宝， 你妈知道我是来借钱的，先说了一通她怎么难，我知道这是堵我的嘴。宝，你去跟你妈说，这个年我过不去了， 我就借四十块钱，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去说，我等着，你知道高大妈疼你。”
我二话没说返身回屋向母亲陈述了她的话，母亲非常愤怒：“早知道她来要钱的，不给！一个子儿都不给！”我站着没动，母亲突然目光犀利地望着我问：“你说呢？”我说：“何必呢？她挺难的，那么大岁数开个口不容易！”母亲沉吟半晌终于拿出十块钱。“给她！这都是看你的面子！”我没有接这十块钱，我感到尴尬、难堪，我觉得拿这十块钱无法面对高大妈。
我突然转身从我的床底下拉出一个小木箱，里面是我攒的私房钱，大部分是崭新的硬币，约四十余元，我抱着小木箱往外走。“站住！”妈妈厉声喝住我， 我回头分明又看到母亲眼中露出了少有的凶光。“你干什么？”“我给她还不行吗？”“你坐下。”
母亲两眼望着窗外出神。当时我完全蒙在鼓里，后来一切都明白了， 再回忆当时母亲的神情和心境， 真是叫人心碎。母亲终于拿出四十元钱：“给她！下不为例！”我当时只觉得母亲不近人情，当我把钱交给高大妈时， 她老泪纵横不住地说：“宝！大妈没白疼你，你救了我了……”我也不知为何竟涕泪交流。此后与高家再无来往。我与母亲也有意避开高家之事不谈。
一九五九年夏，我报考大学，在中央戏剧学院考场遇见了我童年时的一位邻居， 他突然问：“找到你的亲生母亲了吗？”我脱口而出：“她在家呢！”他说：“那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此时我才确认，我还有位亲生的母亲，可我不知道该去问谁，到哪里去找。
直到一九六二年春节前， 高大妈忽然来送信儿说姨奶奶不行了，死前一定要见见我，于是我与母亲一起要了出租车来到天桥的这个大杂院。我当时已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三年级的学生， 我穿了一件非常名贵的狐皮大氅。大杂院轰动了，都跑出来看我们母子俩。
一进屋，姨奶奶正趴跪在炕上用扫炕笤帚扬场似的扫炕，从炕席上涌起一片灰尘， 嘴里不住地喊着：“宝啊！快来！我们家还没你们家的茅房干净呢！”我有洁癖， 一见灰尘立即捂着鼻子站到门口。高大妈埋怨着：“别扫了， 暴土狼烟的干什么！”姨奶奶扔了笤帚伸出两手在空中乱抓，我才发现老人家已双目失明，我忙把手递过去，她一把将我拉到怀里，紧紧搂住我，直到我走始终没有放开。我已感觉不到童年时的温馨，我浑身不自在，我觉得我的大衣上沾了灰尘，我闻到满屋子都是劣等烟草的气息。我偷偷看了一眼母亲，发现她眼睛里充满了冷漠和仇视，那眼神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母亲心领神会， 起身说该走了， 姨奶奶像受了惊吓一样死命抱住我：“走？别走！我再见不着你了吧！啊！我活不了几天了啊！死以前就见你这一回了吧，啊？……”在高大妈的帮助下我终于挣脱出来。果然这是最后一面，不久她就去世了，我甚至没有参加她的葬礼。
一九六四年元旦刚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终于把我卷了进去。我被定为“反动学生”送农场劳改。出身不好是我被劳改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那“阶级成分论”十分猖獗的年代，我忽发奇想，产生了一种极其龌龊的心态：假如我出身工人或贫下中农，是否可以减免我的刑罚？一种卑劣的投机心理，使我完全不顾我母亲的痛苦和感受，在大年三十的夜里向我母亲发难。十二点一到我先向母亲叩头辞岁， 母亲给了我个红包儿， 这是“压岁钱”。我不敢正视我的母亲， 我难以开口， 最后鼓足了勇气问我母亲：“我亲生的父母、我家的亲人还在吗？”我母亲着实惊呆了，两眼发直地望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我发现母亲很快平静下来：“你不是要去理发吗？去吧，回来我再跟你说。”我下午才从劳改农场赶回来，拿了个理发号是夜里十二点半。
理发回来已近一点，母亲在屋里等我。我再次发问，母亲却说没什么可说的！我很愤怒， 为什么说话不算数？母亲忽然说：“你爸爸早死了才把你卖到郭家，你妈前两年也死了。”我追问卖身契，母亲说：“你妈死了，留着没用，烧了！”我完全蒙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母亲却出奇地平静，那口气完全像说死了一只鸡、烧了一张草纸一样。母亲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说：“知道那个高大妈是你什么人吗？”我茫然。“那是你三姨！你的亲三姨！”说毕拉开门回自己的北屋去了。我惊愕了半晌，终于趴到床上痛哭失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一早儿我高大妈便来登门拜年。我母亲脸色不好，大概和我一样彻夜未眠，不时用眼观察我，我自然不能有任何亲热表示。那局面十分尴尬。高大妈还蒙在鼓里。
高大妈走时我送她到门口，突然悄悄地告诉她，叫她到儿童剧场门口等我，我有话要说。高大妈奇怪地问我什么事，我说待会儿再说。我回房故意磨蹭了一会儿， 说要去王府井书店， 便忙溜了出来。
走到儿童剧场，果然见高大妈站在路边等我，问我何事。我开门见山便问我父母何在， 她睁大了眼惊奇地说你妈在家呢怎么问我， 我说我问的是我亲生母亲。她两眼发直地望着我， 掩盖不住的惊慌与疑惑， 忽然说：“甭问！我也不能说， 你这孩子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我咄咄逼人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她气冲冲地说：“你知道什么？”我突然说：“我知道你是我三姨！”她完全傻了， 突然伸着胳膊大叫：“老天爷呀！这是怎么啦，你是怎么知道的？坏啦！我的亲妈呀！”三姨自农村来京， 长期混迹于底层市井，嗓门儿之大完全没有环境感，这一喊几乎惊动了半条街，无数来往行人都惊愕地驻足观看，我闹了个大红脸，忙拉着她向王府井走去。在一个珠宝店门前，我把她推到墙角毫不客气地叫她快说！
“我家人在哪儿？”
她战战兢兢地说：“你爸爸早死了，你妈还在！”
我大惊：“那为什么我母亲说她死了？”
三姨说：“记得十年前你三姨夫说了句‘当初不该送你走’，你回家就跟你妈说了吧？她带着人打上门儿来了，差点儿没把我们家砸了。还有一回你亲妈来北京找你，跟你母亲碰到一块儿了，没把我吓死！后来没辙了，我就编了个瞎话，说你亲妈死了，这才叫你母亲放了心，打那以后就没再上我家来过。”
“我家还有什么人？”
“你有个大你三岁的哥，还有个妹。”
“他们在哪儿？”
我分明看见三姨的眼珠狡猾地转动了一下。
“不知道！没联系！”
我郑重地向三姨说：“求您一件事，帮我找到我的家人，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您！”
三姨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回到农场我立即向管理人员汇报了这些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情况，谁知那位黄管理员说，你两岁卖给资本家，吃的是剥削饭，流的是资本家的血，长的是资本家的肉，你早已变质，出身救不了你，你是一身的反骨，只有认罪服罪脱胎换骨才是唯一出路！得！我费尽心机弄明白了身世，却并未给我带来什么好运，这是对我投机心态的一次重创。
我并未死心，时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级组织都在动员资本家放弃股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堂房二哥乐松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首先带头放弃了。我又感到立功的时刻到了，便坚决动员母亲放弃股息。母亲不从，经我苦口婆心劝告终于答应放弃一半。当我再次劝说时，母亲终于翻脸了，她感到受了巨大的污辱：“宝昌！你不就是觉着当资本家可耻吗？我就是资本家，你觉得有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妈不光彩是吗？你可以不认！你自食其力成你的家，过你的日子去！若还念及母子之情，你有空儿回来看看我，你不愿意来也无所谓！”真如晴天霹雳，这不分明把我赶出家门嘛！我从小就是个浑不懔的孽障， 我拿起破书包就走，临出门前撂下一句话：“我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儿！”
“文化大革命”来也！劳改农场断绝了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宣布我为无期徒刑。到一九六九年一月劳改农场散了摊子，管理人员纷纷被揪斗，我被遣送回电影学院，又被关在牛棚里一个多月。
一个极寒冷却阳光明媚的上午，我被叫到工宣队“反革命专案组”， 我竟然被宣布没事儿了，等着和毕业班同学一起下干校， 我可以自由地上街、回家了。我心惊胆战地走出电影学院大门，没有听到“站住”那像吆喝牲口般的吼声。我兴奋而又凄惨地望着久违了的北京街道，我竟然极其奢侈地进了“力力食堂”花了一块钱吃了五碗（一斤）担担面。虽然只吃了半饱，但囊中惭愧（我全部家当只有二十二元），只好罢休。
这是大年三十，真他妈的，又是大年三十！我很想知道我的母亲怎么样了，我从心底里思念她。我来到东华门旧居，哪知旧居已成了大杂院，没人知道我母亲的下落。她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已被扫地出门了。
我站在街上，寒风嗖嗖，我无家可归了。我忽然想起我母亲过去曾在前门外草厂四条买了一所房，我又来到草厂旧居。门口赫然挂着牌子：草厂四条革命居民委员会。我走进院子，一位老太太从我原来住的北屋走了出来上下打量着我。
“你找谁？”
“郭榕。”
“你是郭宝昌吧？”她终于认出了我，这是主任。
“是！”
“你放出来了？”
“是！我想问一下我母亲去哪儿了？”
“她搬下四条简易房了。”
“我能去看看她吗？”
“可以！注意划清界限！”
天呐！我不知道反革命分子和反动资本家怎么划清界限，本是一条船上的盗匪嘛！我来到下四条， 母亲正在门口卖一个大木箱子。一看见我，她像看见一个天外来的怪物一样，愣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正卖箱子。”
“卖吧！”
“我得过日子！”
我无言以对。
“你先进屋坐，最里边儿的一间。”
我走进了仅七平方米的一间小屋，低矮、简陋，屋里乱七八糟。母亲坐到床上，我坐在门口一张小方凳上。
“我放出来了，宣布没事了。”
“没事儿就好，好好改造吧，大家都得改造。”
这生硬的语言我听着不舒服，怎么了？母子见面说这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您挺好的？”我问道。
“我挺好，我出身贫农，我是卖到乐家的。红卫兵对我挺好的，一下也没打我。”母亲又没的说了。
母亲突然抬头。
“你没去看看他们？”
“谁？”我明明知道她问的是谁。
“你三姨！那才是你的亲人！”
“我知道！我会去看他们的！”我的心像刀剜一样地疼。这句话里包含了母亲对我多少思念和泪水！
“没有你三姨也没有咱们这段缘分。你当年被卖到沙城， 你三姨借了八十块大洋把你赎回来，我花两百大洋买了你。你三姨父赚了一百二！”
“人贩子！”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这三个肮脏透顶的字， 我迷茫了，心里乱成一团麻。
“可是……咱们的缘分到头儿了！”母亲的这句话分明是希望我回到她身边，我知道她想叫我说什么，可我咽不下三年前那口气。
“您想过没有？三年前我劝您放弃股息是对的， 可您把我赶出了门儿！”
“当初不是没想吗，当初的形势……”
“只问您错了没有？”
“那不能这么说，当初要是知道……”
“您就说错了没有？”
“这不是我的错呀，我要知道……”
“既然这样那我走了！”我突然起身推开了屋门。
“宝昌！”母亲突然冲过来抱住了我：“你别走， 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我到处打听你的下落，我找过你的同学，我到你们学院去过。我……”
母亲哭了，我又坐了回来，悲伤地望着母亲。这个一贯养尊处优、一呼百应、威名赫赫的女人，如今竟落到这个地步。人到此时方能理解“心碎了”这个形容词。可我这个无可救药的卑劣小人，我这个天下第一号的大混蛋，为了自己那一点儿一钱不值的虚荣和自尊竟然在她碎了的心上再踏上一只脚。
“那好，我可以不走，您说，您错了没有？”
母亲不回答，只是低着头默默地擦泪。
“您就是不说是不是？就是不认错儿是不是？”
母亲仍一语不发。
“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我走了！”
我毅然推门而去。天已黑了，下起了小雪，我匆匆走向胡同口，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母亲就在后面。我停住了回头一看，昏暗的路灯光映照着小雪，母亲呆呆地站在路中，没有一个行人，我只要再多看一秒我就会扑过去抱住她痛哭，可我这个无耻的忘恩负义之徒竟然转身大步走出了四条。我心里已在盘算着怎么收拾我三姨。
年三十夜照例吃饺子，我的到来使三姨父和三姨兴奋莫名。酒
过三巡吃上饺子，三姨父满脸笑容地开口了：“宝昌，你这次回来，是还想跟着你妈过呢？还是投奔我这儿来呢？还是有什么打算？”
我再次问及我亲生母亲的下落，回答依旧：下落不明。我沉不住气了。
“姨父，我当年是八十块钱卖到沙城吧？”
“是啊， 沙城火车站站长吴家。你三姨当时就骂你妈， 太狠心了，怎么卖儿子呢？是我借了钱把你赎回来的。”
“转手又卖给了郭家？”
“那不是你妈非要你吗，这才送过去。”
“送去？卖了多少钱？”
三姨父低着头扒拉着盘子里的饺子不说话了。
我狠狠地说：“卖了二百，您赚了一百二！”
姨父的脸涨得通红，我起身告辞，还拿了一饭盒饺子，准备给那些牛棚里不能回家的难友吃。走到门口，姨父突然叫住我说：“宝昌！你今天来，我本来挺高兴，可你刚才说了些子话，我是很不爱听！”
“姨父！我今天来没想说您爱听的话！”我转身走了。直到姨父去世没再去过高家。只通过几次信，仍是问我亲生母亲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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