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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利维斯从文学文本出发走向社会文化批判的思路与方法，上承瑞恰兹的“实用批评”和阿诺德的古典人文主义，下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而其从文化传统的重建与延续出发，对20世纪工业文明、大众文化与功利主义的批判，则使文学批评走出了学院、走向了社会，承担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与文化救赎功能。围绕利维斯及其文化圈子形成的利维斯主义，也由此成为了20世纪西方学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思想，在各大高校的英文系具有几乎不可撼动的权威性地位，直到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局面。 正如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所言：“今天英国的学生都是利维斯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伟大的传统》无疑会超越时空的限制，持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 內容簡介： 《伟大的传统》是利维斯小说批评的代表作，首次出版于1948年。通过分析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三位小说大家的作品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利维斯建构了英国小说的“伟大的传统”，并将伦理感受力和道德关怀视为评判文学经典的重要标准。本书不仅在小说批评领域确立了一种“正确的差别得当的意识”，为西方高校英文系的教授和学生提供了一份极具权威性的小说阅读清单，同时也为日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范式和方向，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關於作者： 作者：F. R. 利维斯（1895—1978），英国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期刊《细察》的主要创办人。1936—1962年任剑桥大学唐宁学院研究员，从剑桥大学退休后，长期在英国约克大学任教，并赴美国讲学，1977年被授予荣誉勋爵称号。主要著作有《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1930）、《英语诗歌的新动向》（1932）、《重新评价：英诗的传统与发展》（1936）、《伟大的传统》（1948）、《安娜·卡列尼娜及其他》（1967）等。 译者：袁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译著有《伟大的传统》（三联书店，2002年）、《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合作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等。 目錄： 序 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 （陆建德） 致 谢 伟大的传统乔治·艾略特 早期 从《罗慕拉》到《米德尔马契》 《丹尼尔·狄隆达》与《一位女士的画像》 亨利·詹姆斯 早期至《一位女士的画像》 晚期的詹姆斯 约瑟夫·康拉德 次要作品和《诺斯特罗莫》 《胜利》《特务》《在西方的眼睛下》和《机缘》 《艰难时世》 分析笔记 附 录 《〈丹尼尔·狄隆达〉：一场谈话》 （亨利·詹姆斯） 译者附言 译注参照 內容試閱： 在纯文学面临危机的当下，重新审视利维斯的思想遗产 * 本文系陆建德老师为《伟大的传统》中译本所作序言，原题为“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注释从略 文丨陆建德 一 弗·雷·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1962年从剑桥大学英文系退休时，乔治·斯坦纳在《文汇》杂志发表纪念文章说，文学批评史上的主要人物（如柯尔律治和托·斯·艾略特）往往也有文学作品传世，他们既是批评家，又是诗人，人们因钦佩他们的诗才而相信他们的判断。凭自身的资格而为后世所敬重的批评家为数很少，如圣伯夫、莱辛和别林斯基，利维斯可以跻身于他们的行列。鉴于英美学界当时对利维斯以“利维斯博士”相称，斯坦纳略显夸张地写道，英国文学史上有两位杰出人物使“博士”这平庸的 学衔成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缪斯女神只授过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利维斯博士的，另一个是约翰逊博士的”。与约翰逊博士并列是极大的荣誉，它同时显示了英国本土批评传统的承继。然而利维斯与约翰逊毕竟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时代：约翰逊热爱伦敦，伦敦的街巷和俱乐部是他活动的天地，利维斯则把伦敦的文学艺术权势集团（包括英国文化委员会、《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英国广播公司）当作他批评锋镝的靶标。利维斯退休时的心情是不轻松的。那一年他的演讲《两种文化？查·珀·斯诺的意义》在《旁观者》杂志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查·珀·斯诺（C. P. Snow，1905—1980）既是科学家，又是小说家，而且多年担任政府官员，一身数役，自视甚高。他在1959年一次著名演讲中提出，当代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文化，未来将属于先进的科学文化。利维斯反对“两种文化”的提法，坚持只有一种文化，即文化传统。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引发了英美20世纪最有意义的争论之一，认可斯诺的说法就意味着间接否定利维斯数十年来努力奋斗的目标，对利维斯而言，文学批评是维护并光大文化传统至为重要的环节。 二 利维斯是剑桥本地人，除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为数不多的短期学术出访，他一生都在剑桥度过，剑桥之于他就像柯尼斯堡之于康德。利维斯从珀斯学校毕业后得到剑桥大学的奖学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他应召入伍，学业中断。这位英军救护队的担架兵出入于炮火之间，口袋里总有一本袖珍弥尔顿诗集为伴。也许因为战争的场面无比惨烈，利维斯后来极少谈及那段时期的经历。停战后利维斯回到剑桥，为准备本科生必需的两次考试（Tripos）主修了历史和英国文学。他取得学位后继续深造，1924年完成博士论文，但直到1936年才成为剑桥唐宁学院院士，翌年又被剑桥英文系聘为讲师，此时他主办的《细察》（Scrutiny）（1932—1953）杂志已有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和一批忠实的读者。创办《细察》是利维斯对英国文学批评的重大贡献。 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与文学相关的期刊不少，但主要致力于文学批评的杂志难得一见。利维斯对只维持了两年多的《现代文学记事》（1925—1927）评价极高，《细察》想完成的就是《现代文学记事》未竟的事业：以严格独立的批评体现一种标准，从而培养读者的识别力。利维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细察》。 瑞恰兹和他的学生燕卜荪都是禀赋特异之人，但他们未能在剑桥形成一个薪火相传的流派。20世纪20年代的剑桥英文系无疑属于瑞恰兹，他在学生心目中几乎是宗教领袖般的人物，他采用心理学视角和新颖的授课方式，课堂总是人满为患。瑞恰兹在出版了划时代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和《实践批评》（1929）后赴北京讲学，其后又去哈佛任教；燕卜荪的《含混的七种类型》（1930）为他赢得天才的美誉（当时他仅24岁），但他也到日本、中国教授英国文学。利维斯则始终立足剑桥，以《细察》为喉舌，以唐宁学院为中心，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他的批评与文化理想。《细察》也许未被伦敦（甚至剑桥英文系）所承认，但很多曾在剑桥求学的作家、学者是在阅读《细察》的过程中走向思想感情的成熟的，其实际影响非发行量所能反映。诗人、批评家唐纳德·戴维一度将《细察》当圣经来读，而利维斯则被奉为先知。《细察》的成就在大洋彼岸也得到应有的注意。1948年，著名剧评家艾立克·本特立从历年的《细察》中编选一册文集在美国出版，他在 “序言”中写道： 在整理1932年到1948年间的《细察》时，请允许我说，我发现没有其他杂志刊载过如此众多有关文学的有用的分析。“有用的分析”指的就是那些能帮助你自己去理解作品的分析，当今充斥于我们图书馆的“批评”著作在这方面根本不行。 《细察》度过了“二战”的艰难，到了福利社会的和平时代反而无法维持。这份杂志自从创办以来一直没有专业的编务和营销经理，全靠利维斯夫妇勉力为之，编辑和作者从未领取分文报酬。为保持评论的独立性，《细察》和《现代文学记事》一样，宁可凿沉船只也不愿为堵塞大大小小的漏洞向赞助折腰。这种精神在一个已被商业化操作所麻醉的时代是难以理解的。幸运的是利维斯退休后剑桥大学出版社重印《细察》（包括索引共20卷），此时英国各大学的英文系已取代了往昔的神学院和古典文学系，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中心。 19世纪中叶，一些质疑《圣经》历史真实性的著作（如乔治·艾略特翻译的斯特劳斯的《耶稣传》）先后问世，进化论也渐渐流行，宗教在英国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马修·阿诺德作于1880年的《论诗》一文如此形容当时的情景：“没有哪一种信条不发生动摇，没有哪一种信奉已久的教义没被证明为值得怀疑，没有哪一种大家接受的传统不受解体的威胁。”宗教的颓势一目了然，但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前途更为远大。阿诺德预言，人们发现“在不负自己崇高使命的诗里找到愈益值得依赖的依靠”；诗的效用远超出我们的估计，“我们必须求助于诗来为我们解释生活，安慰我们，支持我们”。这篇文章本是为5卷本的《英国诗人作品集》所作的序言，文中的“诗”当然是指英国文学的精华英诗。到了20 世纪初，尤其是“一战”后，英语和英国文学更成了民族文化的象征和骄傲，英国文学则发展为大学里独立的学科。自从其产生之初，英文系和英国文学批评就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教师和学生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阿诺德的信徒。瑞恰兹进一步发展了阿诺德的观 点：文化传统的崩溃将导致精神上的混乱状态，“诗可以拯救我们，它完全可能是克服混乱的工具”。但是瑞恰兹是从神经系统的平衡或满足来看待诗的作用，当他说诗的退化将造成生物学上的灾难或有害于人类的心理健康时，他继承的实际上是边沁功利主义的宗祧。在20世纪的英国，像阿诺德那样以文学特别是诗歌为宗教的人是利维斯。就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而言，托·斯·艾略特绝对称得上早期利维斯的精神导师，但利维斯对艾略特的宗教信仰一直不以为然，他一生都力图将文学置于人文教育的核心，这也是阿诺德的一贯立场，虽然阿诺德所说的文学往往是古典文学；利维斯与斯诺的交锋实质上乃是阿诺德与托马斯·赫胥黎关于大学课程中文学与科学孰轻孰重之争的延续。文化是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共同信仰。 利维斯第一篇重要的文章《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1930）以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一段文字为篇首引语： 文化为人类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现代世界，这种职责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韩敏中译文） 利维斯和阿诺德都怀疑煤炭和钢铁产量（或生产总值、消费水平）的提高能否用来衡量社会的“进步”和“幸福”，他们都不敢贸然站在急于投身社会改革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一边，因为他们都意识到后者容易将自由和“更多的果酱”等手段与生活的目的混为一 谈。但是两人心目中的文化有不尽一致的内涵。阿诺德心仪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也乐意用当代欧洲文化（如法国与德国的文化）为参照批判英国的陋习。利维斯独重本土资源（因此有时显得褊狭固执），时时追念未被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破坏的“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艺术。阿诺德的文化指内在精神的完美，利维斯则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化转变为一个语言问题。利维斯说，对文学艺术敏感而又有鉴别力的人是文化圣所的看护，他们数量很少，但却保存了传统中最不易察觉同时又最容易消亡的成分；高品质的生活取决于这少数人不成文的标准，文化的精粹就是这些人辨别优劣的语言。假如这语言的水准能够保持，文化传承庶几可望。艾兹拉·庞德在《如何阅读》（1928）中的一说颇得利维斯赞赏：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没有语言的健康就没有思想工具本身的整洁： 除了在造型艺术或数学中极个别的例子，没有词语，个人无法思想，无法交流思想，统治者和立法者也无法有效地制定法律。词语的坚实有效是由该死的被人小看的文人学士来照顾的，如果他们的作品腐烂了（我指的不是他们表达了不得体的思想），当他们使用的工具、他们的作品的本质即以词指物的方式腐烂了，那么，社会和个人思想、秩序的整个体制也就完蛋了，这是一个历史教训，一个未被记取的教训。 阿诺德在评法国作家约瑟夫·儒贝尔的长文里有一个响亮的论断——文学的最终目的乃是“一种对生活的批评”（a criticism of life）。利维斯整个生涯都在证明这论断的正确性，他从不相信所谓的“纯文学”和文学的超然独立性，他一再申说真正的文学兴趣也是对人生与社会的兴趣，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疆界。然而这种兴趣不是泛泛的、抽象的，不能停留在观念的或理论的层面上。“作为反哲学家的批评家”（利维斯1982年一本文集的书名）将眼光投向“纸上的词语”（words on the page），他认识到语言媒体不是用来表达现成的“观念”的，写作本身是一个创造的过程，风格特征反映了思想感情的品质。身处文化危机之中的利维斯企图在语言使用的习惯上寻求一个可靠的起点，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曾被我国学者讥为“唯语言论者”。他在“二战”期间应邀到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提示他的听众： 对语言的微妙地方没有敏锐的了解，对抽象或概括的思想与人类经验的具体事物的关系没有透视力（只有有训练地经常阅读文学才能做到），那么，用于研究社会和政治的思考就没有它应有的尖锐性和力量。 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初，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人们无暇顾及这看似浅显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风雨如晦，采取行动或做政治表态看起来更像当务之急。各种教条和宏大叙事在公共讲坛吸引听众和追随者，关于阶级斗争和人类美好前景的预言仿佛带来一片光明，很多知识界人士为之倾倒。像广告商那样自信大胆地使用语言成为一时风尚。利维斯既与托·斯·艾略特以及他主持的《标准》杂志所体现的保守主义（或曰新古典主义）保持距离，又不赞同激进派的政治立场。他也许过于天真地相信，文明的危机实质上是由批评不振所致，文学批评或语言分析是检验并确立价值的理想领域，一旦形成一批对语言十分敏感的读者大众，江湖骗子无以生存，这时大家的思想才明晰有力，社会改革也不致偏离正道。在创办《细察》时，利维斯打出文学批评的旗号，拒绝做站队式的表白（避免站队也可以理解为站队的一种方式），但是他的文学批评始终也是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利维斯与当时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他们也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论争是值得扼要介绍的。 利维斯首先承认，人的精神活动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解决经济政治问题也有必要。当今的世界如此复杂，简单的处方或结论自然格外具有魅力。然而资本主义的抨击者有时无非是“好的资产阶级”，他们和资产阶级一样迷信机器，断言资本主义生产的驱动力是卑鄙自私的，但只有资本主义带来的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才能将人类送入千年盛世。现在经常有人指责利维斯幼稚地相信永恒的人性，实际上利维斯对人性在环境压力下的脆弱深有感触。他说经济决定论者自相矛盾地假定，一旦外部条件改善了，即社会和经济的各种安排更加合理了，文化的价值就自动光临人世，仿佛人身上美好的本性不可变更。埃德蒙·威尔逊曾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读德莱塞的《美国悲剧》，利维斯问道，当克莱德（小说主人公）经济上有了保障的时候他难道还没有把值得追求的人文价值忘得精光吗？文化传承需要人们积极参与，不能想当然地被托付给虚构的历史潮流去照顾。 利维斯穷毕生精力在文学批评中锻炼心智，砥砺思想。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他给读者的印象是他在孤独地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斗争。电影、电视等传媒正在侵蚀、消解批评的标准，而大众似乎心甘情愿地被商业利益劫持了。他和纽曼一样竭力提高大学在当代文明中的地位，但他已不可能像纽曼那样乐观地描述大学的目标：“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国民的趣味，为民众所喜提供真正的原则，为民众所望提供确切的目标……”利维斯对“民众所喜”和“民众所望”已不抱奢望。他以为早在17世纪后半叶，亦即班扬、马韦尔和哈里发克斯的时代，民众的文化与最优秀的文化还是统一的。两百年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败坏了大众文明的趣味，大学和文学批评的使命是抵抗社会对“少数人文化”的围追堵截。利维斯慢慢像威廉·布莱克那样与时代潮流不合。他晚期演讲集的书名“我的剑也不会”取自布莱克的预言长诗《弥尔顿》的“序诗”： 我不会停止精神上的斗争， 我的剑也不会在手中酣睡， 直至我们在英格兰怡人的绿地上， 建立起耶路撒冷。 勇敢应战的背后似乎还隐伏着什么。 三 如果说利维斯的《英语诗歌的新动向》（1932）和《重新评价：英诗的传统与发展》（1936）确立了利维斯在诗歌批评方面的权威地位，那么《伟大的传统》（1948）是他小说批评的代表作。利维斯发现19世纪以来英国文学的主要创作活力体现于小说写作，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将批评注意力从诗歌转向小说，并将小说称为 “戏剧性的诗歌”。 《伟大的传统》起势开门见山，首句就是毫不含糊的断语，利维斯的自信与锐气充乎字里行间。第一章的标题与书名相同，虽然总领全书，也可独立成篇。作者点评两百年来的英国小说，阐述见解，批驳错谬，让读者感到一条传统的血脉清晰可见。这一章行文如钱江大潮，波澜层出，但恢宏（逼人）的气势后面只见一片诚挚热切之心，犀利的词语总伴随着细心的辨析和限制性的说明。 利维斯在执教与辅导的过程中发现，文学史上充斥着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经典”一词显然用得过滥。他常说人生苦短，为充分利用时间，学生读书不得不有所取舍，这就需要有人站出来作价值判断或重大的甄别，从而形成“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同时，人们对一些作家交口称赞，但对他们的真正卓越之处却缺乏共同的认识。形成这种“差别意识”也是达成共识的必要前提。阅读利维斯勾画的伟大传统，我们时时感到那传统像未经雕琢的宝石，大师之手让宝石的琢面放出异彩：以菲尔丁、理查逊和范妮·伯尼为铺垫，简·奥斯丁奠定了英国小说伟大的传统，从此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和戴·赫·劳伦斯形成一条发展之链。这些伟大的作家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艺术的潜能、人性的潜能、生活的潜能。虽然他们在技巧上都有很强的独创性，但形式并非主要目的。他们身上全无福楼拜式的对人生的厌倦，反之他们以坦诚虔敬之心面对生活，有巨大的吐纳经验的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力度。《伟大的传统》问世后，杰出的美国批评家屈瑞林在《纽约客》上评论道，批评家能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就是“描绘一个连贯的传统，从而使很多作品更容易理解”。书中有一些提法值得商榷，但“这是一流的批评判断，它的力量和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利维斯博士直言不讳的道德态度”。 确实，“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的传统，也是道德意义上的传统。利维斯臧否作品的标准往往有道德的出发点，他不会像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之一克莱武·贝尔那样标举出独立自足的“有意义的形式”。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奥斯丁《爱玛》的评论。利维斯不赞成从“审美”“诗篇布局”和“生活之真”来阅读这部小说：“实际上，细察一下《爱玛》的完美形式可以发现，道德关怀正是这位小说家对生活的独特兴趣的特点，而读者只有从道德关怀的角度才能领会小说的形式之美。”利维斯还把乔治·艾略特的伟大之处归结为“强烈的对人性的道德关怀，这种关怀进而为展开深刻的心理分析提供了角度和勇气”，最终展现的是一种托尔斯泰式的深刻性和真实性。易言之，不论是技巧形式还是心理分析，只有在服务于道德意识的时候才有意义。这种关系亨利·詹姆斯一度处理得很好，他擅长模棱两可之笔，贯穿这技巧的是新英格兰社会风习赋予詹姆斯的“道德锋芒”或“洞察深远的道德睿智”。利维斯写道，詹姆斯“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文明感受力，一种能够借助语调的抑扬和弦外之音的些许变化进行沟通交流的人性：微妙之处可以牵动整个复杂的道德体系，而洞察敏锐的回应则可显出一个重大的评价或抉择”。但是在他后期的作品里，迂回曲折的笔法和“肥大增生”的细腻使他丧失了道德触觉的准确性： 他对技巧的专注失去了平衡，技巧不是在有力地表达他最为敏锐的感知——为他最充分的生活意识所贯穿并因而相连的诸多感知；相反，对技巧的专注成了某种使他的才智漫漶不明并使他的敏锐感觉变得麻木迟钝的东西。 本书引述的伊迪丝·沃顿的《回首》中记载的詹姆斯问路一事，形象地反映了詹姆斯晚期的叙事风格。当评论界以空前的热情大谈技巧的时候，形式批评不免多浮词曲说，有人不怕做出头椽子，将技巧放到适当的位置，即使引起种种非议也是值得的。 但是真正要把握利维斯的道德态度，对我们这些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人而言绝非易事。 多年执教牛津的戴维·塞西尔在《早期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 （1936）中对乔治·艾略特作如此评说：尽管她在宗教上是自由主义者，她的思想感情却是为清教神学的道德戒律所浸透的。“她也许不信天堂、地狱和神迹，但她却信是非之别，……而且她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就是清教的标准。她赞赏真诚、正派、勤劳和自律；她反对放荡、马虎、伪诈和恣意纵情。”塞西尔写到这里流露出开明人士居高临下的姿态。利维斯紧接这段引文后爽快承认，他自己也褒艾略特所褒，贬艾略特所贬： 在我看来，这些信念好恶是有益于产生出伟大文学来的。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索性来个彻底交代），开明也好，唯美主义也好，世故老到也罢，尽都可以在这些信念面前怡然生出一份优越感，但其结果，在我看来，却只能是琐屑和腻味，而且由此琐屑，再生邪恶。 看了这段告白，我们不能草率地推断，利维斯和乔治·艾略特像严峻的清教徒那样信奉一套僵硬、黑白分明的道德观。 伏尔泰曾说英国诗人的伟大功绩就是他们深刻有力地处理道德观念，阿诺德就此在《论华兹华斯》一文中解释说，对于道德这个名词，不妨宽泛地理解。伏尔泰想表明的绝对不是英国诗人如何会写道德说教的诗歌。道德观念是人类生活的主要部分，“怎样生活” 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道德观念，人人都在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关注这一问题。凡是与此相关的，便是道德的。利维斯最为推崇的几部小说（如《爱玛》《米德尔马契》《一位女士的画 像》和《诺斯特罗莫》）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恰恰就是“怎样生活” 的问题在不同人物身上的曲折表现。这些作者和利维斯本人没有给出答案，但我们知道“怎样生活”这一问题预先设定了一种严肃而紧迫的关怀，它与某些人生态度难以相容，例如闲适的随意和放浪的游戏。 然而利维斯的道德态度中有其宽容、富有人情味的一面，不了解这一点就误解了道德的含义。简单的扬善惩恶，伟大的作家不屑为之。考察寻常生活中的道德复杂性，这才需要非凡的眼光。利维斯说，乔治·艾略特的长处是摹写“人性的弱点和平常之处，但她并不以为其卑劣可鄙，既不敌视，也不自欺欺人地纵容之”。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 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没有《伟大的传统》就没有《米德尔马契》（及其作者）在今日英国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小说对人物布尔斯特罗德的遭遇写得极其出色。这位银行家也是慷慨而严厉的慈善家，他总是为自私的欲望披上宗教的外套，不过他还不敢公然在上帝面前撒谎，自私的考虑仿佛是无意识的、极细微的肌肉活动。布尔斯特罗德年轻时对一位姑娘的下落知情不报，与她母亲结婚并得到非分之财。多年后他的欺骗行为败露，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此时他忠诚厚道的夫人并没有遗弃他，两人伴着耻辱和孤独无悔无怨地度过余生。利维斯说，艾略特对布尔斯特罗德不留情面的剖析为同情之光所照亮，她描写这人物时显示的艺术不是讽刺的艺术，她有讽刺家的敏锐，但是，“她又是绝顶聪明且有自知之明的 人，因而又太过谦卑了，纵使她要嘲讽，也不可能超过偶尔为之的程度”。这种有节制的嘲讽的最终效果是读者对布尔斯特罗德报以同情而非轻蔑。利维斯补充道，这位得到报应之人也会产生剧烈的痛苦，他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与我们的距离远非我们扬扬自得地相信的那样遥远”。同样的精神体现在对詹姆斯《鸽翼》的分析中。年轻富有的美国女子蜜莉·西勒在英国游历时发现自己身患绝症，但她仍想尽情体验人生。英国姑娘凯特·克罗里不动声色地鼓励男友利用蜜莉对他的好感，以期得到好处。利维斯特别指出，凯特并没有被写成恶棍，她的父亲、姐姐和姨妈都暴露出不同程度的无耻和野心，她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受到邪恶的诱惑。假使我们不假思索地谴责她，我们就忽略了詹姆斯试图反映的她在社会中承受的巨大压力。这部小说如有弱点的话，就是“鸽子”蜜莉，她仅仅因为自己的财富就被詹姆斯推上公主的宝座，她的道德意义何在？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关于《费利克斯·霍尔特》的文字。利维斯谈得最多的不是小说中腐败的选风、激进派的政治或是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呼吁谨慎的费利克斯·霍尔特，而是乔治·艾略特笔下的特兰萨姆夫人。这位夫人有着女王般的仪态风度，但是她的生活却为一段隐衷所苦。她婚后与家庭律师有染并生有一子，不久发觉律师工于心计，失望中默默忍受痛苦。特兰萨姆夫人为自己“人性的弱点和平常之处”付出极大代价，不过她从不在言语和行为中流露出屈辱感。（《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充满酸溜溜的怨愤，她喜欢炫耀自己的屈辱感——在诅咒世界与人生的词语里寻求发泄与慰藉。中国作家能否从比较中得益？）她从不与律师争吵，“绝不把自己对他的看法告诉他，这个决心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她把那份女人的自尊和敏感保护得完好无损”。利维斯由衷欣赏的是特兰萨姆夫人既无感伤的忏悔，又无粗俗的复仇的冲动。一心复仇者往往会把自己视为无辜的受害者，从而推脱自己的道德责任。乔治·艾略特书中的女性（如《弗罗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麦琪和《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身上常露出作者本人的身影，利维斯对这种自我欣赏或自怜最不能容忍。特兰萨姆夫人身上并没有献身人类事业的激情在燃烧，她的身世是平庸的，但她最终却被塑造为一位达到悲剧高度 人物，这是乔治·艾略特的伟大成就。请看利维斯的赞叹：“对特兰萨姆夫人早年失足的处理竟然没有一点儿维多利亚时代道学家的气 息，……在这种成熟艺术所创造的世界里，禁忌的氛围是不为人所知的。”作者在写到丑闻时既不神神鬼鬼地掩饰，又不大惊小怪地做一番过瘾的谴责，同时没有任何形式的伤感。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坦率：“此乃人性，此乃事实，此乃无可变更的后果。” 四 《伟大的传统》中有不少精辟的论断。最著名的就是利维斯在评乔治·艾略特的《丹尼尔·狄隆达》时宣称，真正伟大的小说被书名和同名男主人公掩盖了，作品后面连篇累牍的犹太复国主义热情只是狗尾续貂。他以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气魄提议，小说不妨在女主人公葛温德琳的丈夫格朗古溺水而亡时结束，冠以《葛温德琳·哈雷斯》之名单独印行出版（这提议也许受詹姆斯启发，详见本书附录《〈丹尼尔·狄隆达〉：一场谈话》）。笔者感到，对葛温德琳的分析以及将她与《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伊莎贝尔所作的比较是《伟大的传统》中最精彩的部分。葛温德琳是个年轻气盛的利己主义者，她风趣泼辣，有一种“千姿百态的轻浮世故”，然而她还保有“良心的根茎”，惧怕自己身上潜伏的某些成分。艾略特刻画她的复杂性格曲尽其妙，利维斯借助大段引文（如葛温德琳与母亲的谈话、格朗古向葛温德琳求婚）提示说，艾略特没有作长篇心理描写，但是我们在言语和细小的动作里觉察到各种冲动、欲念和意向在会合碰撞，隐约的思想的胚胎在半明半暗的意识里浮现。中国读者未必熟悉利维斯评论的小说，这些有时显得过长的引文倒还不可缺少。 利维斯重在甄别，因而对书中主要论述的三位对象并不是一味叫好。在第四章论康拉德时，利维斯又露出一位经验主义者的本质。“坚实而生动的具体性”是《诺斯特罗莫》的优点，但是这种叙述手法时常让位给杂志撰稿人故意渲染气氛的噱头，“为的是把某种‘意味’强加于读者和他［康拉德］本人，从而让人做出紧张的反应”。康拉德爱用“难以言说”“无法形容”“不可思议”等形容词来强调他自己也说不清、写不出的东西，结果是空洞的亢奋，“比多余还要糟糕的强调”。这些评语都说得精确到位。《台风》得到好评，原因之一大概是它完全没有“深不可测的奥秘”之类的污点。利维斯在不同的场合引用过康拉德对船长麦克惠尔外观的描述，这位看似朴实而且毫无英雄气概的船长在危急关头指挥若定，从职业上讲确有可敬之处。（康拉德作品里一系列英国船长的形象都得到利维斯的认可，这多少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英国商船队的品质：纪律、责任感和道德传统。）利维斯也有迟钝不敏之处，其实《台风》中的殖民主义话语和种族歧视非常值得讨论，笔者将专文评述。 试图以一种传统来界说英国小说的伟大成就肯定会引起不少异议，利维斯在本书中所发的一些议论时常成为驳斥的对象。提到菲尔丁，他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不过是“毛头小子的笨拙之作”；《汤姆·琼斯》笔底包罗万象，作者对生活的意趣却失之简单。菲尔丁的同时代人劳伦斯·斯特恩是20世纪现代派实验写作的先行者，他因所谓的“不负责任（且下流）的游戏玩笑”受到排斥。两位维多利亚时期的大作家被一语打发：“梅瑞狄斯就像个好出风头的浅薄之人（他那闻名的‘才智’不过是一种矫揉造作且庸俗不堪之才），而哈代，虽然尚且过得去，却也像个未见过世面的乡野匠人，在那儿笨拙而沉重地摆弄着小说，不过也因而偶有一得罢了。”最有争议的莫过于对《尤利西斯》的苛评，利维斯断言乔伊斯这部分水岭式的小说是导向传统解体的路标，称不上什么新开端，只配称死胡同。至于当时正在引起评论界关注的亨利·米勒和劳伦斯·德雷尔，利维斯说他们小说中涌动的只是给生活“泼脏水”的欲望。这些例子绝非说明利维斯就断定这些小说不值一读。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在课堂上分析还在禁书之列的《尤利西斯》，并想请书商通过特殊渠道进口一册作教学之用，为此剑桥大学副校长把他召去训话。 从某种程度来说，《伟大的传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简·奥斯丁是伟大传统的开山鼻祖，但是在书中没有专章论述。利维斯夫人奎妮·多萝西·利维斯（1906—1981）在《细察》杂志上发表的论奥斯丁的系列文章可以作为本书的补充。而要追溯奥斯丁的来源，我们需要回到18世纪英国社会的变迁。在本书第一章利维斯就菲尔丁与报业的关系写道： 菲尔丁完成了由《闲谈者》和《旁观者》所开启的事业，在这两份报纸的版面间，我们看到了戏剧向小说演变的过程——这种发展竟是取道新闻业而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菲尔丁在那所学校里学会了描写人物和风俗的技巧…… 为什么说这发展“顺理成章”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得翻阅利维斯的博士论文《从英格兰报业的发源与早期发展看新闻业与文学之关系》（现存剑桥大学图书馆）。这部至今仍未出版的著作与伊恩·瓦特享有盛名的《小说的兴起》探讨的是类似的话题。劳伦斯被利 维斯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他在本书中的缺席尤为醒目，因此利维斯专论这位小说家的两部著作《戴·赫·劳伦斯：小说家》（1955）和《思想·词语·创造性》（1976）可当作本书的续篇来读。同时，读者也应知道，利维斯在本书中像约翰逊博士那样 “落语斩钉截铁”，但是那些判断并非不易之论。维多利亚时期最受欢迎的小说家狄更斯被说成“娱乐高手”，他的作品“缺少一种统摄全局的严肃意蕴”，只有揭示了当时功利主义两个方面的《艰难时世》是例外。利维斯自从退休以后，对迷信工业技术、漠视文化传统价值的边沁式功利社会越来越失望。他在晚期著作中常把狄更斯引为同道，完全修正了自己早年对这位小说家的评价。 在介绍利维斯及其《伟大的传统》时不可不提利维斯夫人。奎·多·利维斯是《细察》的主笔之一，她在各方面对这本杂志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位20世纪英国杰出的女性学者、批评家从未在剑桥取得正式教职。奎·多·罗思出生于一个英国犹太人家庭，在剑桥读书时认识了利维斯，后因与“外邦人”（gentile）结婚被逐出家门。利维斯夫人在剑桥英文系完成的博士论文《小说与读者大众》，取社会学视角讨论通俗文学的现象，这在当时十分新颖，对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如伊恩·瓦特）颇多启发。她在撰写论文前向60位英美畅销书作者发出调查函，请他们谈谈自己与读者大众的关系。回函内容发人深省（如人猿泰山的创造者E. R. 巴勒斯承认尽量不使读者动脑筋为成功关键），大都被吸纳入论文的分析之中。论文揭示，大众趣味形成的历史也是职业作家发挥写作技巧、开发利用大众情感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年代，书商、策划和作者为制造并进而满足某些心理需要结伙形成一部商业机器，独立的批评家在这运作完美的庞然大物面前几 乎无能为力。这部极有见识的论文1932年在伦敦出版，很快进入一位年轻中国学人的视野。正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钱锺书先生在《论俗气》（1933）一文中借用了利维斯夫人“高眉”“平眉”和“低眉”（highbrow，middlebrow，lowbrow）的分别，并在同年所作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对此书写下如此评语： 虽颇嫌拘偏不广，而材料富，识力锐，开辟一新领域，不仅为谈艺者之所读，亦资究心现代文化者之参照焉。 在今日中国，孳生于图书商机的多头巨怪也用带有本土特色（“这是纯文学！”）的手法影响或操纵大众阅读习惯，希望能有像袁伟这样的译者把利维斯夫人的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 五 《伟大的传统》问世已有半个多世纪，英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典”和“伟大的传统”这些概念受到严重挑战，文学理论的兴旺又促使人们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文学批评的程序和前提，英文教学一度确实面临“危机”。对《伟大的传统》一书的短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利维斯完全没有意识到文学可以是纯粹的创造精神的嬉戏，他也没有提供几个叙事学或形式上便于操作的概念，让我们使用起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利维斯批评遗产的意义是不容忽略的，在20世纪的英国批评家中，他的实际影响恐怕无人可及。在中国大陆，利维斯几近默默无闻。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显学，热心传播者突然发现，雷蒙·威廉斯曾受惠于利维斯，利维斯竟然是“文化研究”的先驱！其实要认识利维斯，何必假道威廉斯。笔者深信，读者在读完本书后对利维斯鞭辟入里的见解和富于张力的行文风格会有具体的感受。2000年秋季《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封面登载了他的一张照片，旁边的说明文字是卡莱尔式的“作为英雄的批评家”。不论人们是否同意利维斯的观点，文学批评能取得今天的地位是与他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读者和 作家通过爱·摩·福斯特知道了“圆型”和“扁型”人物的差别，《伟大的传统》就深度和影响而言远胜过《小说面面观》，它的翻译出版不仅有助于英国小说的教学与研究，而且还将为当今中国的小说创作和批评增添一种成熟的道德敏感性。读书界会感谢译者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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