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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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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作者队伍强大，总主编傅修延教授在叙事学领域深耕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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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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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秉持“中西互衬”“以西映中”的研究立场，以“叙事”“表述”“重复”“不可靠叙述”“叙事结构”“人物”“叙事阅读”“叙事声音”“叙事反讽”“叙事空白”“音景”“聆察”等有代表性的关键词为考察对象，紧密结合中外文艺经典中的大量事例，对这些关键词的结构形态、发展流变、知识特点与文化蕴涵等进行系统梳理，旨在挖掘中国叙事理论概念术语背后潜藏的文化传统，总结中西叙事现象的某些普遍规律，在此基础上，尝试创设若干新的概念范畴以期有利于描述与阐释日益复杂的叙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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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傅修延总主编 刘亚律等著
总主编傅修延，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会议评审专家，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会长。专著《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入选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专著《中国叙事学》和论文《元叙事与太阳神话》获人文社科奖二等奖与三等奖，主持过五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重点与重大各一），七次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刘亚律，四川大学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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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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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问题、目标和突破口：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谫论
第一节问题
第二节目标
第三节突破口
第二章关键词：中西叙事理论比较研究的新路径
第一节为何比较：烛照盲区与深化理解
第二节以何比较：作为“文化”与“事件”的关键词
第三节如何比较：立场原则与主要方法
第三章论叙事传统
第一节传统
第二节叙事传统
第三节叙事传统与“讲好中国故事”
第四章论西方叙事传统
第一节良好的开端
第二节几种有代表性的叙事形式与倾向
第三节发展、创新与继承
结语
第五章叙事
第一节“记录”与“编制”
第二节“慕史”与“崇虚”
第六章表述
第一节综述
第二节表述的发展过程
第三节表述的内外结构
第四节表述在巴赫金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衔接各理论的桥梁
目录//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第七章重复
第一节重复与人类语言的伴生关系
第二节文学中的重复及其叙事功能
第三节重复与克里斯玛特质的形成
第四节重复在疏离中的发展
结语
第八章不可靠叙述
第一节西方的不可靠叙述观：修辞、认知与综合
第二节国内的不可靠叙述研究：引进、拓展与深化
第九章叙述结构
第一节在结构主义浪潮中理解“结构”
第二节结构主义在中国的接受
第三节从“缀事”到“章回”
第四节从“线性结构”到“心理结构”
第五节被“解构”的“结构”
第十章人物
第一节西方叙事传统中的人物理论
第二节中国叙事传统中的人物理论
结语：“人有人的作用”
第十一章叙事阅读
第一节伦理性本位与关系性范型
第二节崇“听”传统与科学精神
第三节听觉意味与视觉倚重
第十二章叙述声音
第一节声音与叙述声音：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二节倾听文本中的叙述声音
第十三章叙事反讽
第一节反讽概念
第二节叙事者与反讽
第三节叙事“跨层”与反讽
第四节叙事进程与反讽
第十四章叙事空白
第一节叙事空白的界定
第二节叙事空白的本质
第三节叙事空白的运作机制
第四节叙事空白的价值
结语
第十五章音景
第一节音景：故事背景上的声音幕布
第二节不仅仅是幕布：音景的反转与“声音帝国主义”
第三节音景何以不可或缺：拟声种种及人类本能
第十六章聆察
第一节“耳睑”开启“觉有声”
第二节“消极的能力”
第三节“最大的好客就是倾听”
第四节倾听作品中的声音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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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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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叙事传统有文明维系之功
傅修延“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共七卷）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的成果结晶，2016年该研究获立项资助（批准号：16ZDA195），2018年获滚动资助，2022年以“优秀”等级结项（证书号：2022&J020），2023年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除了这套七卷本研究成果，本研究还有一批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外国文学评论》和Neohelicon等国内外权威刊物。2021年前期成果《中国叙事学》被译成英文在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2022年阶段性成果《听觉叙事研究》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书目，2023年《听觉叙事研究》英译本获准立项。此外，成果中还有两篇论文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9年和2021年），两部专著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020年）。以下介绍本研究的缘起、目的、内容、学术价值和观点创新。一、 缘起叙事学（亦称叙述学）在当今中国热闹非凡，受全球学术气候影响，一股势头强劲的叙事学热潮如今正席卷中国。翻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报刊与书目辑揽，以“叙事”或“叙述”为标题或关键词的著述俯拾皆是；高等学校每年成批生产与叙事学有关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数量近年来呈节节攀升之势。在CNKI数据库中分别检索，从2012年8月3日至2022年8月3日这十年中，篇名中包含“叙事”与“叙述”的学术论文，前者检索结果总数为50658条，年均5065.8篇；后者检索结果总数为5378条，年均537.8篇。除了使用频率大幅提高之外，“叙事”的所指泛化也已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在一些人笔下该词已与“创作”“历史”甚至“文化”同义。总序叙事传统有文明维系之功//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但是，迄今为止国内的叙事学研究，还不能说完全摆脱了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和模仿——“叙事学”对国人来说毕竟是一个舶来名词，学科意义上的叙事学（Narratology）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迄今为止这门学科的主导权几乎还在西方。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近二十年来几乎每两年就举办一次叙事学国际会议，西方知名的叙事学家大多都曾来华参加此会。这种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本应成为东道主学者展示自己成果的绝好机会，但由于谦让和其他原因，多数人在会上扮演的还是聆听者的角色。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大多信心满满、侃侃而谈，他们仿佛是叙事学的传教士，乐此不疲地向中国听众传经送宝。这种情况并非不可理解，处于后发位置的中国学者确实应当虚心向先行一步的西方学者学习。但西方学界素有无视中国学术的习惯，一些西方学者罔顾华夏为故事大国和中华民族有数千年叙事经验之事实，试图在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中国的情况下总结出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理论，这当然是极其荒唐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西方一些大牌教授心目中，中国文学无法与欧美文学并驾齐驱。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当年在归纳“叙事语法”上陷于困境，视野狭窄是其原因之一。以上便是本研究起步时的学术语境。总而言之，如同许多兴起于西方的学科一样，西方学者创立的叙事学主要植根于西方的叙事实践，他们的理论依据很少越出西欧与北美的范围，在此情况下，中国学者应当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叙事传统，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描述中西叙事传统各自的形成轨迹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与激荡。所以本研究内含的真正问题是：西方话语逻辑能否建构出具有普适性的叙事理论？全球化进程下的叙事学研究难道还能继续无视中国的叙事传统？对中西叙事传统作比较研究是否有利于叙事学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具歌德和马克思憧憬的“世界文学”意味的学科？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相关问题实际上又内含了一种面向中国学者的召唤：我们在中西交流中不应该总是扮演聆听者的角色，中西叙事传统比较这样的研究任务目前只有中国学者才能承担。近代以来“西风压倒东风”局面产生的一大文化落差，是谢天振先生称之为“语言差”的现象：操汉语的国人在掌握西语并理解相关文化方面，比母语为西语的人掌握汉语和理解中国文化要来得容易，这种“语言差”使得中国拥有一大批精通西语并理解相关文化的专家学者，而在西方则没有同样多的精通汉语并能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同行。 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与“语言差”一道产生的还有谢天振所说的“时间差”：国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而西方人开始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也就是最近这短短的二十至三十年时间。 同上。“语言差”与“时间差”使得“彼知我”远远不如“我知彼”，诚然，在中华国力急剧腾升的当下，西方学者现在并不是不想了解中国，而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尚不具备跨越语言鸿沟的能力。可以设想，如果韦勒克、热奈特等西方学者也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中国的叙事作品，相信其旁征博引之中一定会有许多东方材料。相形之下，如今风华正茂的中国学者大多受过系统的西语训练，许多人还有长期在欧美学习与工作的经历，这就使得我们这边的学术研究具有一种左右逢源的比较优势。二、 目的本研究致力于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学术助力，任何“接地气”的讲述方式都离不开本土叙事传统的滋养。传统的一大意义在于其形成于过去又不断作用于当下，为了讲好当下的中国故事，需要回过头来认真观察自己的叙事传统，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与养分。同时还要将其与西方的叙事传统作比较参照，此即王国维所云“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他甚至还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载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55页。20世纪初学界就有“列强进化，多赖稗官；大陆竞争，亦由说部” 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载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20-421页。的认识，小说固然不可能独力承担疗世救民的使命，但这说明叙事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已为今人所觉察。面对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激烈交锋的新形势，中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作用以“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本研究正是对这一号召的学术响应。叙事诸要素包括行动、时间、空间和人物等，讲述者对叙事要素的不同倚重导致不同的“路径依赖”。以古代的史传叙事为例，如果说《左传》是“依时而述”，《国语》是“依地而述”，那么《世本》及后来的《史记》就是以时空为背景形成“依人而述”，这种以人物为主反映行动在时空中连续演进的纪传史体，最终成为皇皇“二十六史”一以贯之的定式。又如，史官文化先行使得后来的各类叙事多以“述史”为导语：“奉天承运”的皇帝圣旨多祖述尧舜汤武，共和以后的政治文告亦往往从前人的贡献起笔，四大古典小说更是用“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之类的表述作开篇。今天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故事讲述，仍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这种模式——用前人之事来为自己的讲述“鸣锣开道”，容易获得某种“合法性”与“正统性”。再如，中国自古就有以重器纪事的习惯，商周青铜器有不少是铭事之作。将叙事功能赋予陈放在显著位置上的贵重器物，一是有利于将事件牢固地记录下来，二是时时提醒在生之人这一事件的存在，三是昭告冥冥之中的神灵和先人。青铜时代开启了这种叙事传统，以后每逢有重大事件发生，便会出现相应的勒石铭金之作，人神共鉴的叙事意味在形形色色的碑碣文、钟鼎文和摩崖文中不绝如缕。到了无神论时代，这一传统仍然保留了下来，无论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是为特定事件铸造的警世钟和回归鼎之类，都有告慰在天之灵的成分。世代相传的故事及其讲述方式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聪明智慧，只有弄明白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想清楚今后向何处去。人类学认为孤立地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没有意义，只有将多个民族的神话相互参照发明，才能见出神话后面的意义与规律。古埃及象形文长期未被破译，载有三种文字对照（古希腊文、古埃及象形文与埃及草书）的罗塞塔碑出土之后，学者通过反复比对，终于发现了理解这种文字的重要线索。同样的道理，要想真正懂得中华民族的叙事传统，不能只做自己一方的研究，还需要将其与域外的叙事传统相互映发。例如，中国古代小说的“缀段性”被胡适看作“散漫”和“没有结构”“《儒林外史》虽开一种新体，但仍是没有结构的；从山东汶上县说到南京，从夏总甲说到丁言志；说到杜慎卿，已忘了娄公子；说到凤四老爹，已忘了张铁臂了。后来这一派的小说，也没有一部有结构布置的。所以这一千年的小说里，差不多都是没有布局的。内中比较出色的，如《金瓶梅》，如《红楼梦》，虽然拿一家的历史做布局，不致十分散漫，但结构仍旧是很松的；今年偷一个潘五儿，明年偷一个王六儿；这里开一个菊花诗社，那里开一个秋海棠诗社；今回老太太做生日，下回薛姑娘做生日，……翻来覆去，实在有点讨厌。”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8-129页。，这种源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判断现在看来相当武断，因为如今美国的电视连续剧基本上都是每集叙述一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以此连缀全剧，看到这一点，就会发现我们的“缀段性”叙事传统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不合理，西方叙事到头来也与我们的章回体叙事殊途同归。再如，一般人不会想到古代小说家中也会出现形式探索的先驱，而如果以西方的“元叙述”理论为参照，便可看出明清之际董说的《西游补》是一部最早的“元小说”，因为其中确切无疑地用荒诞无稽的讲述揭穿了叙事的虚妄，这说明我们的古人早就洞悉叙事这门艺术的本质。有了这种认识，才会发现张竹坡、毛氏父子为代表的小说评点已有归纳叙事规则的迹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更有总结中国叙事经验的自觉意识。中美双方的比较文学学者首次聚会时，美方代表团团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厄尔·迈纳在闭幕式上用“灯塔下面是黑暗的”这句谚语，说明比较文学的研究意义：只研究自己国家的文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另一座“灯塔”来照亮。本研究坚持以对中国传统的讨论为主线，西方传统则是以副线和参照对象的方式存在。这种“以西映中”的主副线交织，或许会比不具立场的“平行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因为比较中西双方的叙事传统，根本目的还是深化对自己一方的认识——研究者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不存在什么立场超然的比较研究。只有把自己与他人放在一起，客观地比较彼此的长短、多寡与有无，才能发现自己过去看不到的盲区，更深入地理解自己“从何而来”及“因何如此”。本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纠正20世纪初年以来低估本土叙事的偏见。众所周知，欧美小说的大量输入与中国小说的现代换型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但在效仿西方小说模式的同时，一种认为中国小说统统不如西洋小说的论调也在学界占了上风。胡适声称：“这一千年的（中国）小说里，差不多都是没有布局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陈寅恪也说：“至于吾国之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 陈寅恪：《论再生缘》，载陈寅恪：《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7-68页。这种对西方叙事作品的钦羡，在相当长时期内遮蔽了国人对自身叙事传统的关注。如果以大范围和长时段的眼光回望历史并与西方作比较，便会认识到没有什么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标准。中西叙事各有不同的内涵、渊源与历史，高峰与低谷呈现的时间亦有错落，其形态与模式自然会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对它们作高低优劣之判断。《红楼梦》问世之时，英国的菲尔丁等小说家还未完全突破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形式桎梏，就连艺术价值远低于《红楼梦》的《好逑传》（清代章回小说）也曾获得歌德的高度称赞。我们不能因取石他山而看低自己，更不能一味趋从别人而将本土传统视为“他者”。西方叙事传统虽有古希腊罗马文学这样辉煌的开端，但西罗马的灭亡导致西方文化坠入长达千年的困顿，所以西方叙事学家经常引述的作品大多是18世纪以后的小说，出现频率较高的总是那么十几部，其中一些用我们叙事大国的眼光来看可能还不够经典。相比之下，中国叙事传统如崇山峻岭般逶迤绵延数千年，每个时代的每种文体都对故事讲述艺术做出了贡献，且不说史传、传奇、杂剧和章回体小说等人所共知的叙事高峰，过去只从抒情角度看待的诗词歌赋——包括《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和唐诗、宋词等在内，其中亦有无数包含叙事成分的佳作，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座储藏量极为丰富的宝库。作为这笔无价遗产的继承人，中国的叙事学家有条件做出超越国际同行的理论贡献。三、 内容中国和西方均有自己引以为豪的叙事传统，本研究秉持“中西互衬”和“以西映中”的方针，对中西叙事传统展开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具体来说，本研究突破以小说为叙事学主业的路径依赖，将对象扩大到包括作为初始叙事的神话、民间种种涉事行为与载事器物、戏剧与相关演事类型、含事咏事的诗歌韵文以及小说与前小说、类小说等。扩大研究范围的理据在于，如果完全依赖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叙事文本，无视汇入中西叙事传统这两条历史长河的八方来水，对它们所作的比较研究就无法达到应有的深度与广度。选择以上对象作中西比较，是因为它们与叙事传统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强关联：神话是人类最早的讲故事行为，在叙事史上的凿空作用自不待言；民间叙事作为“在野的权威”和“地方性知识”，对叙事传统的形成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戏剧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大众接受故事的主要来源，其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远超别的叙事形态；诗歌的叙事成分经常被其抒情外衣所遮蔽，因此有必要彰显其“讲故事”的属性；小说及其前身一直是叙事传统最重要的体现者，更需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予以深化和推进。此外，本研究还包括叙事理论及关键词以及叙事思想等方面的中西比较等。以下为各卷的主要内容：1.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关键词卷》本卷旨在梳理中西叙事理论关键词的概念内涵与渊源演进，考察其知识谱系、理论意义及文化意味，将学界对中西叙事理论的认知与理解推向深入。一是勾勒中西叙事理论各自的发展轮廓，从共时性角度比较其形态特征；二是对中西叙事理论的研究领域进行分类，主要从真实观念、文本思想、情节意识、人物认知、修辞理念及阅读观念等方面开展比较研究，以求深化关于中西叙事传统的认识与理解；三是持以西映中的方法论立场，对中西叙事理论中的若干关键词进行比较研究，彰显中国叙事理论话语的体系结构、实践效用与文化意义；四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主要方法与实际意义。2.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叙事思想卷》本卷集中探讨中西叙事思想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一是文学叙事思想，一方面讨论了中西古代小说的主要差异，认为西方小说比中国小说更接近现实，西方文学侧重叙事要素本身的呈现，中国文学侧重叙事要素之间的关系，中国小说重视要素的密度，西方小说重视要素的细度；另一方面讨论了中西小说的虚构观，认为中国小说围绕“奇”做文章，西方小说强调“摹仿”与“再现”。二是历史叙事思想，分析中西历史不同的发展轨迹及其不同的叙事观念，指出中国史传文的高度发达及文学叙事中的“慕史”倾向对文学叙事的重要影响。三是叙事伦理思想，从故事伦理与叙事伦理两个方面，分析中西叙事伦理不同的主题、价值取向、文化规约、叙事方式。四是身体叙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中西身体叙事思想之异同。3.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神话卷》本卷对作为文化源头的中西（希腊、希伯来）神话叙事传统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分十章从神话文本存在形态、讲述者类型、话语组织向度、形象的角色化程度、行动元类型与故事模式、创世神话的时空优势意识、神秘数字的组织作用等方面，对中西上古神话叙事特征和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中国上古神话叙事具有空间优势型特征，西方神话叙事具有时间优势型特征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从思维、语言、以经济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等方面对导致中西神话叙事和思维特征时空类型差异的深层原因进行深层次探讨，并勾勒出其各自对后世叙事传统的深远影响。4.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小说卷》本卷立足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本位，通过互衬来凸显中西小说各自的叙事特征，借此彰显中西小说叙事传统之差异。主要内容：一是频见于西方叙事学视界而治中国小说者用力不足之比较叙事研究，如中西小说的功能性叙事、评论性叙事、反讽性叙事以及小说叙事中的人物观念等，通过以西映中式的比照，在比较中呈现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面貌，彰显中西小说同而有异的叙事特征；二是多见于中国小说叙事场而西方叙事学少有关注的博物叙事、空白叙事，分析中西小说此类叙事传统的文化成因及其价值；三是常见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领域而难见于西方小说之缺类比较研究，如中国古代小说的插图叙事，意在揭示中国小说叙事之个性。5.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戏剧卷》本卷考察中西戏剧自萌芽至现代转型期间所出现的林林总总的演事形态，以见中西戏剧叙事传统之异同。主要内容：一是梳理中西戏剧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以中国戏剧叙事传统为主，西方戏剧叙事传统为辅，沉潜到戏剧史的各个阶段，沿波讨源，考察戏剧叙事的演进脉络；二是采用中西对读的方式，专题比较中西戏剧角色叙事、叙述者、剧体叙事、伦理道德叙事等之异同，彰显中西戏剧同中有异的叙事形态与特色；三是突破戏剧文本叙事的单向研究，引入戏剧形态学的视野与方法，挖掘中西戏剧舞台“演事”传统，揭示中国戏剧以表演为中心的叙事传统，形成角色叙事、听觉叙事、博艺叙事、行走表演叙事等与西方戏剧迥异的表演叙事方式，深化对中国戏剧演剧形态的认识；四是深入中西戏剧动态、开放的戏剧文化场域，从戏剧创编、演剧场合、故事传统等方面，考察中西戏剧叙事传统形成的机制与文化原因，发掘出戏剧叙事的多元方式。6.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诗歌卷》本卷将中西诗歌叙事传统置于异质文化及冲突融合的语境中进行比较，由此彰显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特色。主要内容：一是分析不同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中西诗歌叙事传统，如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差异，直接关系到诗歌意象的选择、事件的叙述、情感的表达乃至风格的偏好；二是比较中西诗歌叙事的口头传统，如“重述”与“程式”是诗歌口头传统的鲜明遗痕，主题作为一种固定的观念群则起到了导引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三是比较中西诗歌的叙事范式，如“诗史”范式与“史诗”范式、“感事”范式与“述事”范式、“家园”范式与“远游”范式等；四是探讨中西诗歌的叙述者、隐含作者、内心独白叙事、听觉叙事等，它们是叙事主体想象力扩张的重要标志；五是从《诗经》叙事性层面觇探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特质。7.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民间卷》本卷以叙事载体为分类依据，区分出口传、文字、非语言文字三个大类，对其内涵、特征以及在中西方叙事传统中的发生发展进行梳理和比较。主要内容：一是中西民间口传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民间故事、口头诗歌、民歌、谣谶是口传叙事当中的主要形态，从源流考察、叙事特征、叙事模式以及与文人叙事关系等方面，对这四种具体的叙事形态分别进行比较；二是中西民间文字叙事传统比较研究，主要研究以文字为载体的中西民间叙事形态，其中以私修家谱叙事最具代表性，着力从源流发展、叙事体例、叙事话语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三是中西民间非语言文字叙事传统比较研究，中西陶绘瓷绘等民间艺术中有着丰富的叙事元素，本卷着重研究蕴含在以陶瓷图绘为代表的图像艺术中的叙事现象。上述三大类研究基本涵盖了中西民间叙事的主要形态，能多维度透析中西民间叙事传统及其价值。四、 学术价值叙事学兴起之初，西方一些学者效仿语言学模式总结过各种各样的“叙事语法”，但这些尝试最终都归于失败，原因主要在于“取样”的范围过小。要想让一门理论具备普遍适用性，创立者须有包容五湖四海的胸襟。但西方叙事学主要表现为对欧美叙事规律的归纳和总结，验之于西方之外的叙事实践未必全都有效。一些傲慢的西方学者甚至把一切非西方的学问看作“地方性知识”，中国的叙事经典因此难入其法眼。事实上如果真有所谓“普遍性知识”的话，那么它也是由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汇聚而成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叙事学，统统属于“地方性知识”的范畴，单凭哪一方的经验材料都不可能搭建起“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学理论大厦。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在归纳一般的叙事规律时，一些不懂汉语的西方学者依旧背对东方，他们甚至觉察不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缺少东方支柱。所以中国学者在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时，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只盯着西方的叙事作品，而应同时“兼顾”或者说更着重于自己身边的本土资源。这种融会中西的理论归纳与后经典叙事学兼容并蓄的精神一脉相承，可以让诞生于西方的叙事学接上东方的“地气”，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有“世界文学”意味的理论学科。通过深入比较中西叙事传统，我们有可能实现对叙事规律的总体归纳，实现对叙事各层面各种可能性的全面总结。这种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告诉人们，中西叙事实践中还有许多可能性尚待实现，还有不少“缺项”和“弱项”可以互补与强化；只有补足这些“缺项”和“弱项”的叙事学才能真正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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