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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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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上海鲁迅研究》第103辑，本辑聚焦“鲁迅与同时代人”，邀请海内外学者撰写相关文章。共收录“朝鲁迅同时代人研究”鲁迅作品研究“”鲁迅生平研究“等主题的研究论文共31篇，关注了鲁迅与其同时代的苏曼殊、江绍原、陈君葆等学者在学术以及生活中的交往，鲁迅早年对于地矿学的研究及其开创意义等。同时，本书还设有“史料辩证“”读书杂谈“”鲁迅作品灯下漫笔“等专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国内外最新最前沿的鲁迅研究状况，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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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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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鲁迅纪念馆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人物性纪念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名人纪念馆，同时管理鲁迅墓文物保护单位。上海鲁迅纪念馆以鲁迅故居、鲁迅墓、鲁迅纪念馆的生平陈列三位一体。1951年1月正式开放，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上海市红色旅游主要景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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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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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苏曼殊的文学因缘——重审鲁迅留日时期的译诗
鲁迅影响在香港——陈君葆眼中的鲁迅
20世纪30年代的贵州左翼文化活动——从鲁迅日记中的段雪笙说起
江绍原未寄出的致鲁迅信及其周边
《芒种》受众与终刊的再探
鲁迅与无名木刻社
前期鲁迅笔下的“中国”语词论析——以《坟》为中心
临刑的唱戏者——从阿Q出发试论演义史观
论《沉默之塔》的文体特征与鲁迅在“开心话”栏目的创作
民国时期书评中的《呐喊》评价及其“经典化”过程再考察
跋涉于莽原的苦闷——“新性道德论争”前后作为编辑的鲁迅心境管窥
龙年谈鲁迅与地质古生物及其他
中国矿产志书的先行者——鲁迅与《中国矿产志》及其他
《鲁迅手稿全集》所收鲁迅《留日时期中文剪报》初探
鲁迅照的摄影者及摄影机构考（下篇：上海之一）
新发现林辰笔名三个及集外文六篇考释
《阿Q正传》续书小议
从吸收鲁迅精神营养进行创作到遭遇疑惑进行研究——《热风还在吹——鲁迅论丛》书序
我们看鲁迅，以及鲁迅的观看——读陈力君《鲁迅影像的历史与价值》所感
鲁迅反感甚或讨厌福建人？
因叙述而产生的研究
“鲁研会”，我们的家
纪念“无悔地闯过一个世纪”的曹艺先生115周年诞辰
回忆·访谈四则
鲁迅《铸剑》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
鲁迅文化实践与研究
汉字、典籍和古典文学——从鲁迅纪念馆《永乐大典》特展谈起
《永乐大典》的上海故事
当代大学生鲁迅经典认知调查研究
人物类纪念馆如何做好宣教工作——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程欣
革命类场馆如何利用红色资源开发优质宣教项目
鲁迅与瀛寰图书公司共同举办的“德国作家版画展”相关情况查考
编后
《上海鲁迅研究》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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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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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在甲辰，龙年祈祥；许多博物馆纷纷举办龙年主题文物展，画龙点睛，励志应景。所展出的龙不外乎两类：人类文明史上的各种龙迹佳作，史前地层中的各类恐龙化石，用“鲁迅式表达”大抵是：人造的龙和人掘的龙。鲁迅与这两类龙还真有关系，假如策划展览，他收藏的汉代画像石、瓦当里的龙纹拓片，他写的《中国地质略论》里有关中生代恐龙的描述和绘制的地质年代、动物演化表等文献资料，就是典型的展品。另外，鲁迅的笔名“庚辰”与龙有关，他生肖属蛇，即小龙，他的动物意象中对于龙蛇的偏爱……种种细碎结合起来，围绕“鲁迅与龙”可以编成本小书。鲁迅与汉画、博物或动物，已有专著详述，本文仅就鲁迅与化石里的龙，旁及他有关地质、矿藏、进化论、人类起源等相近内容的论述作一番漫谈。在中国地质学界，鲁迅被列为先驱之一，只是我们在宣教工作中往往突出他弃医从文，对鲁迅的最初学业——地矿似乎多少有些怠慢。
一
鲁迅是怎么谈恐龙、地矿并发散开去谈生物进化和人类由来的？
鲁迅谈到恐龙，是在他1903年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里关于中生代的部分。鲁迅非常清晰地讲述了矿产和地层的关系，以及各地质时期古生物的特点和演化关系，让人明白：谈矿藏必须先明地质，明地质又必定涉及地层中的古生物，最后找出矿产成因与不同地质年代生物之间的关系，同时证明生物进化、探索人类起源。中国幅员辽阔，但有无矿藏则取决于有无产生矿物的条件；而产生矿物的条件，一定程度上又和生物息息相关，许多矿物的形成就是生物遗骸长期受地质演变影响的结果，比如磷矿丰富的地层与“小壳动物群”有关，石油、煤炭的形成也与古生物积淀有关。今天有专家提出“在恐龙曾出没的地方寻找天然金刚石”，开辟地质旅游公园，就是设想让游客明白地矿和动物的关系。鲁迅说中国在中生代之前的古生代地层里，矿藏就十分丰富，煤炭“蔓延分布”，储量远超欧洲。古生物学就是从地质学中独立出来的学科，它拓展了研究方向，由找矿到探索生物生生不息、人类的由来……生命是地质史中的一部分，人类又是生命史中的一小部分，了解恐龙就是揭秘地球史、了解并造福于人类自己。鲁迅指出：“石类既自少而至多，生物亦由简以进复。”自然界都是由简单发展到复杂。于是，鲁迅生动描述了各地质时代生物面貌的多样性与特征，中生代三个纪的情况是：
（三） 中生代（Mesozoic Era）
组成是代之岩石为粘板，角，硅，及粘土等，或遇如含有岩盐石炭石膏之地层，分三纪，即：
（5） 三叠纪（Triassic Period）
（4） 侏罗纪（Jurassic Period）
（3） 白垩纪（Cretaceous Period）
是也。前纪生物已日归于消灭，故（5）纪时，鳞印诸木，衰落既久，而松柏，苏铁，羊齿诸科，乃代之握植界之主权。至（3）纪则无花果，白杨，柳，槠等诸被子植物出，与现世界几无大异矣。动物则前代已生之爬虫，日益发达，有袋类亦生，为乳哺类之先导。至（4）纪而诡形之龙类（旧译作鼍），跋扈于陆地，有齿之大鸟，飞翔于太空，盖自有生物以来，未有若斯之瑰奇繁盛者也。且菊石，箭石之属，亦大繁殖，其遗蜕遂造成（3）纪之地层，即学校日用之垩笔，亦此微虫之余惠耳。至（3）纪时，生物界乃大变革，旧生动植，或衰或灭，而真阔叶树及硬骨鱼兴。
中国的中生代、新生代地层都以陆相地层为主，化石非常丰富。鲁迅提到的中生代“跋扈于陆地”的“龙类”，即今天统称的恐龙，在20世纪初，其化石发现远不如今天众多而系统，人类对恐龙的认识还仅仅是几十年的眼前近事。
恐龙的拉丁文名称“dinosauria”由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 1804—1892）在1842年首先提出，原意是恐怖的蜥蜴，用来概括当时发现的个体较大、类似蜥蜴的史前动物化石。19世纪下半叶起恐龙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被关注，化石不断被发现，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恐龙的区别（或者说分类），最先的一大特点是看它的“臀”，就是骨盆（俗称腰带），因为上面三块骨头（肠骨、耻骨、坐骨）的形态、排列方式直接受动物行走、生殖的影响，很具有代表性。骨盆三叉型，样子像现代蜥蜴的叫蜥臀类恐龙（简称蜥龙）；骨盆四射型，与现代鸟类相似的叫鸟臀类恐龙（简称鸟龙），所有恐龙就分作这两大类，作为爬行纲下的两个目。蜥臀目下面又分蜥脚类恐龙（草食性恐龙）和兽脚类恐龙（肉食性恐龙），由美国恐龙研究先驱之一爱德华·德林克·科普（Edward Drinker Cope 1840—1897）首次命名。与之对应的另一个目即鸟臀目外形各异，包括发现化石最多的鸟脚龙和各种长相奇特的恐龙如肿头龙、甲龙、剑龙、三角龙等。上述种类的恐龙化石在中国基本都有发现，比如在重庆合川发现的长达22米的马门溪龙就是蜥脚类草食恐龙， 而食肉龙中以凶悍出名的霸王龙残骸与脚印化石在山东、新疆、河南等地都有发现。另外还有属于鸭嘴龙类的巨型山东龙、棘鼻青岛龙，剑龙类的嘉陵龙、乌尔禾龙……古中国大地上恐龙形形色色，“跋扈于陆地”一亿六七千万年。目前，全世界被描述的恐龙在650—700多个生物种，对恐龙的定义也基本形成：恐龙是一类生活在距今2亿3500万年到6500万年前、能用后肢支撑身体直立行走的灭绝了的陆生爬行动物。
鲁迅又说：“有齿之大鸟，飞翔于太空”，首先应该指的是侏罗纪晚期出现的始祖鸟。其骨骼和羽毛化石发现于今德国巴伐利亚的索伦霍芬。它兼具爬行类和鸟类生理特点，有羽毛，说明能保持体温而不再像爬行动物那样随环境变温冷血，但翅膀上又有爪子，还留有四足爬行动物痕迹，嘴里有尖牙，专吃昆虫、鱼类，仅能在林间滑翔或短距离飞行。它是恐龙到鸟类的中间类型，非龙非鸟，有学者将其归入蜥臀目下，单独设立始祖鸟科。始祖鸟是最早的“鸟”，它告诉我们，恐龙虽然灭绝了，但如果一定要追根寻源找出它现在的亲戚，那么可以说今天的鸟类就是恐龙的后裔。1993年在我国辽宁北票发现了轰动古生物学界的白垩纪早期原始鸟化石，被命名为“孔子鸟”，已有较强飞行能力，是比始祖鸟更像鸟的古鸟。而真正能够“飞翔于太空”的“大鸟”，是与蜥臀、鸟臀两目平起平坐的另一个目——翼龙目动物，它先于始祖鸟而生活在侏罗纪早期，一举打破天空只有蜻蜓等无脊椎动物的寂静，它的化石在世界各大洲包括南极都有发现，我国新疆、内蒙古、辽宁、河北、甘肃、四川、山东、浙江等地也有发现。它名为翼龙，严格说并不在恐龙家族中，只能算是近亲，当然更不是今天堪称恐龙后继者的真正的鸟类。新疆出土的一具著名的翼龙化石被命名为准噶尔翼龙，因其特性而被归纳、升格为亚目——准噶尔翼龙亚目。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化石出土增多，翼龙面貌也不断完整，这类“大鸟”并非全都有齿，最大型的翼龙就是无齿翼龙，浙江临海1986年起陆续出土过三具它的化石，其双翼展开至少有5米，飞速约每小时15千米，达到当时爬行动物飞行的极限。另外，在海里还有鱼龙，是爬行动物回到水中成功生活的实证，我国就有喜马拉雅鱼龙化石发现，它貌似海豚或鲨鱼，也是另类的恐龙近亲，可知今天世界屋脊在1.8亿年前却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名叫古喜马拉雅海，与古地中海相通。
1906年，鲁迅发表与顾琅合作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其中第四章《地层之播布》也介绍了地球历史和古生物，说到寒武纪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叶虫已经是比较高等的节肢动物，按照进化顺序，应该还有比它低端的动物存在，只是由于没有坚硬的甲壳，不易留存下来而已。在鲁迅说这番话约80年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昆明西南发现了20多个生物门类、80多个属级单元极为丰富的无脊椎动物化石，包括三叶虫、非三叶虫节肢动物、水母、微网虫等没有甲壳的蠕虫，最可贵的是发现了最早的脊索动物祖先，被命名为云南虫，这批化石便是举世闻名的“澄江动物群”，当地已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有力证明了寒武纪是生命演化的大爆发时期。在南京读书时去城外青龙山一带采集古生物标本的鲁迅虽然没有看到这惊人的发现，但他凭着对于进化论和辩证法的了解与赞同，讲过“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动植物之间，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写在“坟”后面》）可见鲁迅对于生物由量变到质变、质量互变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认识。
在《中国矿产志》发表的同时，鲁迅还写了《人之历史》，主要介绍德国著名进化论者、博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鲁迅译“黑格尔”）的种系发生学观点：个体胚胎发育过程反映了物种发展过程，比如鱼、龟、兔、人的早期胚胎形状都很相似，以后纲、目、科、属、种的特征按顺序“纲举目张”渐次出现，这就是重演律的科学依据，有力地支持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同时海克尔又将进化论用于研究人类起源，把人类进化看作生物进化总定律的特殊推论。鲁迅宣传种系发生学，说明他注意吸收进化论的实质内容，对于相关学说有着深刻理解。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还对瑞典博物学家、生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鲁迅译“林那”）建立生物物种的“双名命名法”予以肯定，对达尔文和法国进化论者拉马克的观点予以高度赞赏。尤其重要的是，鲁迅在此肯定了法国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和解剖学创始人居维叶（鲁迅译“寇伟”，Georges Cuvier， 1769—1832）：“于学术有伟绩，尤所致力者，为动物比较解剖及化石之研究，著《化石骨胳论》，为今日古生物学所由昉。”在此基础上，鲁迅对化石给出了确切的定义：“盖化石者，太古生物之遗体，留迹石中，历无数劫以至今，其形了然可识，于以知前世界动植之状态，于以知古今生物之不同，实造化之历史，自泐其业于人间者也。”接着还批驳了对于化石的种种谬论。中文“化石”名称，由以前的“殭石”得以更改，自此沿用至今。
鲁迅晚年还在《门外文谈》中谈进化问题，“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这里的“专化”，就是生物学上的“特化”，一旦内因和外因失调，物种就会灭绝。
二
鲁迅上述有关地质、矿藏、化石、进化、人类由来等介绍，在当年极具时代意义，也包含立人思想的滥觞。
从时代和成就上看，中国第一代留洋专攻地质专业、学成归国后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并有大成就的专家，以章鸿钊（1877—1951，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丁文江（1887—1936，1911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及地质学双学士学位）、翁文灏（1889—1971，1912年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李四光（1889—1971，1919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等四人最为著名，然而他们学成归国均在1911年或其后；至于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以研究恐龙闻名而有“龙骨大王”之誉的杨钟健（1897—1979），更是晚到1923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接受老师李四光建议，赴德国慕尼黑大学随国际著名古生物学大师布罗里（Brolli）教授和施洛塞（Schosser）教授专攻古脊椎动物学——这时距离鲁迅于《中国地质略论》发表、介绍恐龙已有２０年。杨钟健1928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一生著作等身，其中系统论述古脊椎动物的代表作《脊椎动物的演化》出版于1955年，是中国学者该领域的代表作。
鲁迅就读的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于1899年开办，仅此一期，共24名学员，除公共课外，有地质学、测矿学、格致学等专业课，有德国教员授课，鲁迅同时修习德文。就学期间，鲁迅博览群书，最有名的是和周作人共读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名作《天演论》（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又全本抄录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著《地学浅释》华蘅芳译本（今译《地质学原理》）。鲁迅于1902年1月拿到一等第三名、由刘坤一签署的毕业执照；3月21日，学校总办俞明震亲自送他与芮体乾（顾琅）、张邦华等几位录取为官派留学的优等生赴日。留日之初，先入东京弘文馆学语言和一些基础课程，为期两年。
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信中就学日语作经验之谈：“我的意见，是以为日文只要能看论文就好了，因为他们绍介得快。至于读文艺，却实在有些得不偿失。他们的新语、方言，常见于小说中，而没有完备的字典，只能问日本人，这可就费事了……”日文受到些汉语影响，其“古语”相比“新语”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学得快，况且写的是平铺直叙的议论文，即鲁迅说的“论文”，比文学作品要易于理解。可见，鲁迅当年应该就是边学边读论文的。而鲁迅读的日文论著内容，既和过去所学地矿有关，更是顺应时政和办刊需要，借以翻译发表，警醒国人，当然也是基于日本的现代科学发展比中国先进，对于西学和有关实业的调研“绍介得快”。地矿是能源，是近代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命脉，洋务运动以及后来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发展工业的设想里都以开矿、炼钢铁为先，而日本在亚洲先行一步转向工业化，在引进西方地矿学的同时也做了本土矿藏调查并觊觎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能源分布，有不少论著发表。因此，鲁迅很自然地将目光率先放在了地矿领域。他阅读参考的专业资料包括：佐藤传藏《地质学》（1898年版）、肝付兼行发表在1903年《太阳》杂志上的《东方之煤源》、矢津昌永《清国地志》（1905年版）、横山又次郎《地质学教科书》（1903年版）、石川成章《地球发达史》（1904年版）、日本地质调查所1902年发表的《清国及韩国主要矿产颁布图说明——附清国主要矿产地名表》及《清国主要矿产分布图》等。从形势看，当时拒俄运动方兴，《朝日新闻》又报道东省矿事，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在1903年2月发起出版《浙江潮》杂志，以“输入文明”“发其雄心”“养其气魄”“汹涌革命潮”为主旨。鲁迅于是将所读外文资料里的知识、信息，结合国势，写了《中国地质略论》，由《浙江潮》在1903年8月刊发，文中针砭时弊，呼吁“结合大群起而兴业”，唤醒国人反抗列强劫夺矿产资源、发展民族工业，破除风水迷信，传播地质科学知识，成为鲁迅早期文章中的名篇。该文写作动机多元，有政论、文学笔调，但从整体上讲是一篇科学作品，尤其在地质学知识宣传上，在近代中国尚属开创之列。
接着，鲁迅与顾琅着手编《中国矿产志》，问世后一年内连印三版。初版时曾以顾琅名义呈请农商部及学部批准。农商部批语说“来禀并志图阅悉，……矿图绘画亦颇精审，具见该生留心学矿学，殊堪嘉尚…… ”学部批语说“中国矿产全图调查中国矿产尚属明晰，中国矿产志导言本言意多扼要，堪作为中学堂参考书”。其中《导言》比《中国地质略论》长，内容也更丰富些；《例言》中有《地史系统简表》《地质时代一览表》，两表都没有采用日本学者的译名，而由自己创译。《本言》分为18章，分别记载中国各省的矿产名称和分布地点，又以煤矿的煤质特征、储量、产量、矿业细节的介绍最为详尽。这部分内容大多是日本方面在华调查所得，编译出版可以说非常及时。
在肯定《中国地质略论》和《中国矿产志》的科学普及、实用指导价值之后，其中所体现的警醒国人之思也极具深意：“吾既述地质之分布、地形之发育，连类而之矿藏，不觉生敬爱优俱种种心，掷笔大叹”，对清政府不能开发自己的矿藏，只能“引盗入室”非常痛心。《中国矿产全图》广告写：“是图为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山调查局秘本……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顾君琅及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周君树人，向皆留心矿学有年，因忽于教师理学士神保氏处得见此本，特急转借摹绘，放大12倍付之写真钢版，以供祖国。”此处“特急”并非虚言。所以，地质文、图、数据虽然是一种综合情报，但“通观全文，著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十分突出”，“是值得我们今天大加赞扬的”。
因此，虽然鲁迅没有从事地矿、古生物研究工作，继续他最初的专业成为业内专家，但他在地质学、生物学、古生物学等方面的许多论述都有自己的思考，不乏精辟之处，产生过很大影响，以至“地质”一词一度被认为是由鲁迅引进，《中国地质略论》也曾被认为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地质学论文，事实虽然并非这样，但也相距不远。在鲁迅之前有关现代地质、地理学科的译著为数寥寥，也就近似鲁迅课堂上所学的那批出版物，包括上海墨海书馆1853—1854年出版的《地理全书》、江南制造局1872年出版的《金石识别》、更晚的《地学浅释》《求矿指南》（1899年出版）等，而从鲁迅发表《中国地质略论》的1903年起地矿学方面的教材、科普读物才渐渐增多。鲁迅对于地质学的关注、探索、普及，也不止已发表的这些篇章，还另有成果，曾发现许寿裳遗物中有鲁迅有关地质学的佚文，据考证写于1903年之前，可能是许编《浙江潮》时的余稿，或许是《中国地质略论》的续篇，因故未曾发表，细读之下，其科学、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当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召开之际，理事长黄汲清院士在论述我国地质学发展历程时，将鲁迅列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先驱。鲁迅无愧于这个称号。
《人之历史》，原名《人间之历史》，于《中国矿产志》初版次年即1907年发表在新创刊的《河南》杂志上，收入《坟》时删去“间”字；这篇文章副标题是“德国黑格尔氏人类起源及系统即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与《宇宙之谜》副标题“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相呼应。据日本学者中岛长文考证，该文是以德国学者海克尔《宇宙之谜》第五章《我们的种系发生》为蓝本写成，是我国早期介绍达尔文进化学说的重要文献，也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介绍海克尔《宇宙之谜》的文章。该文集中介绍了人的生物学解释，人作为生物界一员的进化由来，这也是鲁迅有关人的思考的一个起点，显示出他早年高扬人类主体性的立场。但不能孤立地将该文局限在生物学、人类学层面，青年鲁迅在该时段思想活跃、灵敏，有《月界旅行》《造人术》《科学史教篇》等系列著译问世；就在《人之历史》发表稍后，鲁迅又发表《文化偏至论》，提出了著名的“立人”思想。这样，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从生命进化到人的精神改造、避免退化，鲁迅针对“国民性”这一涉及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的大问题，给出了“立人”思想。可以说，既明“人之历史”，方有“立人”的“人之未来”。
三
鲁迅于地学一脉已有良好开端和贡献，但是他“弃地学医”，最后更是弃医从文了。鲁迅何不直接“弃地从文”？对于学医、从文，鲁迅自己都有说明，值得全面关注的是，这时的鲁迅思想不是单线发展，而是多重酝酿，不是单纯一桩幻灯片事件就使他弃医从文的；从某种角度看，他学医之前，思想上就已经从文了，至少是重文了。
回望鲁迅当年学习地矿，包括最初赴南京入水师学堂，是一种不选之选，虽然转学陆师矿路专业，有对校风环境是否良好、学业是否务实、对新学态度是否排斥等方面的个人追求，但总体上讲鲁迅要学什么并不由自己选择。最后虽然成绩优秀，对学业有个不错的了结，但在鲁迅内心，于开矿的前景非常担忧。前述中国地质学的主角是晚于鲁迅的章、丁、翁、李等几位大家，其实在鲁迅之前，清政府从1872年起曾分四批派遣十余岁幼童120人留美，又在1881年莫名召回，除詹天佑、欧阳庚两人毕业，其余都是未完成学业的在校生。应召回国共94人，其中学习地质的有15人，但后来继续进修、真正学完专业的只有吴仰曾一人，他在1886年由李鸿章派往英国就学于伦敦皇家矿冶学校，其他人回国后虽然基本上都从事过地矿工作，但有所成就的如祁荣光等属于凤毛麟角，还有不少人则“弃地从文”，做了文科学者。对于积贫积弱、基础条件极差的中国来说，发展矿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逐步积累，个人的作用很难马上发挥，纵有宏伟抱负、一身本事也无法立竿见影。反之，行医靠个人专技救死扶伤，造福社会，并能够以实效改变愚昧偏见，比之地矿，医术正如版画于革命那样，用途最广，危急关头，“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另外，从客观上说，官费留学有着洋务思想的背景，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重点是“技术控”，“以夷之长技制夷”。鲁迅留日，如周作人所说：“原来的目的当然是继续学开矿去的吧”，但中间有个偏差，“那时官场办事前后不接头，学生出去之后就全不管了。留学生到了外国，第一要赶学语文，同时还得学习普通科学知识，……毕业后可以升考各专门学校，或是要进国立大学”。鲁迅在弘文馆毕业后，虽没有像顾琅那样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采矿冶金，但读医也是学习“长技”之一，于公、于私、于心都能交代和解释。
然而，学业归学业，思想归思想，鲁迅的志向、胸怀并非一门专技所能限制。并且，当时的许多大家都学贯中西、新旧、文理，学以救国，没有壁垒。再看看鲁迅自从在日本就学时读过的书刊，写过的文章，可谓纵横驰骋，视野开阔，维度多元。他在学医之前就已经发表文学译作，还购买了八大本雨果选集，回国度假经上海时在四马路买斯宾塞《群学肄言》……从阅读和作品目录看，“从文”似乎只是时间、契机问题，最后终于“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医学治不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但是在中国则未必，并且中国的维新以失败告终，于是“决计要学文艺了”。
经常有人问：鲁迅如果不弃医从文会怎样？虽然历史不可假设，但已经发生的事情多少总有从前的几分影子；人生轨迹里，“未来”之中不乏“过去”，所以这个问题也不是毫无意义。鲁迅不弃医，当然就是从医，再往前溯，就还有一个不“弃地”的问题，如果坚持学完地矿并从业，那么也就是早于章、丁、翁、李那样的地质学元老，正如殷维翰所说：“如果鲁迅先生不改行，也一定能像他现在取得的文学成就一样，成为地质界泰斗。”当然由于时代尚早，筚路蓝缕，会比后来的四位更加艰难。鲁迅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里说过：“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虽然中途改行，但鲁迅对于地矿之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和思想的启蒙、传播贯穿其一生，确切说对于地学是“离而不弃”，在“文学鲁迅”之外，还有一个“科学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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