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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郭建龙（历史作家、本书译者）：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国内翻译过来的也已经不少，但堪称经典、无可替代的依然是休·托马斯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一部。为什么这部著作成为经典？因为全面和平衡。与其他书籍的立场先行不同，休·托马斯熟悉战争双方的材料和立场。他同情共和派，但也深知共和派的弱点和失策；他不喜欢国民军的保守和极端，却也写出了国民军的纪律性。他在行文中以公正的态度层层展现了双方的收获、策略和失败，只有这样，我们才得以看到这场战争的全貌，也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利用全面的信息去思考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内战。所谓理解历史，并不以人们良好的意愿为终极，而是要建立在具体的制度、细节和对人性的尊重之上。
卖点：
★研究西班牙内战的扛鼎之作，荣获“毛姆文学奖”的企鹅世界史系列作品
★赠品夹页，以虚拟报纸形式，介绍有关内战的四个历史时刻和西班牙历史速览，快速、高效地走入这部1000页的鸿篇巨著
★1961年首版发行，至今已修订5次；面世50周年纪念版，全面再现西班牙内战全过程
★西班牙内战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休·托马斯的翘楚之作，畅销书作家郭建龙领衔翻译
★充分呈现共和国的捍卫者和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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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本记录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全过程的史诗巨著。在这场战争中，以佛朗哥为中心的国家主义西班牙与以左翼联盟为核心的共和主义西班牙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与颠覆。海明威等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弃笔从戎，加入国际纵队，更为这场战争增添了传奇色彩和理想主义热情。战争随着双方势力变化而不断推进，最终在国际势力的插手下走向一个极端结局。
西班牙这场为期三年的内战，既有外部法西斯国家的插手，也有苏联和国际纵队的援助，又有国际联盟对于局势的搅动，将20世纪上半叶旧国际秩序的逐步崩溃与新世界格局的酝酿展露无遗，同时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不同阵营拉开大幕，操控各自的傀儡主角登场，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阴谋与诡计展露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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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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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托马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5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王后学院，1966—1975年担任英国雷丁大学历史学教授；1979—1991年担任伦敦政策研究中心首席官员。2008年被授予艺术与文学勋章（法国政府文化部设立），并获“加巴龙奖”；2009年荣获“卡尔沃·谢列尔奖”，“薄伽丘奖”以及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著有多部历史著作，包括《西班牙内战》《未完成的世界史》《征服：蒙特祖玛、科尔特斯与旧墨西哥的陨落》《奴隶贸易》以及“西班牙三部曲”(《黄金之河》《黄金时代》《无止境的世界》)等。其中《西班牙内战》获“毛姆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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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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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编者按
标注简称说明
团体和政治党派
五十周年版序
再版前言
第一部?战争的起源
1.开场白
2.关于宪法的斗争与一战的影响
3.第二共和国的起步
4.冲破教权主义的开端
5.无政府主义的发展
6.社会与农业概况
7.分裂与统一
8.西班牙共产党的诞生与法西斯的产生
9.十月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
10.选举
11.阴谋
12.第二共和国的失败
第二部?叛乱与革命
13.战争的酝酿
14.战争爆发
15. 7月19日至7月末的战况
16.血腥
17.蓝色时代
18.左翼的对抗
19. 7月底到8月的战况以及阵营的分化
20.成为国际危机
21.国际援助与欧洲秩序的崩溃
22.右翼搅动局势
23.不干涉计划
24.共和主义的战争挫折与政府的革新
25.国家主义西班牙的发展
26.政变的萌芽
27.援助与利益
下?册
第三部?微型世界大战
28. 1936年冬天的战斗
29.何塞·安东尼奥的死亡和佛朗哥的崛起
30.内部争端
31.军队与后勤
32.集体农场
33. 1936年冬的国际援助
34. 1937年春的三场战役
35.马德里战线重组和格尔尼卡轰炸
36.国家主义内部政权的确立
37.共和国政府的变局和“五月事件”
第四部?两场反革命的战争
38.毕尔巴鄂的陷落
39.共和主义的内部斗争
40.布鲁内特战役、桑坦德战役和阿斯图里亚斯战役
41. 1937年的国际局势
42.短暂的平静与建设
43.内林格的政策与内部改革
44.特鲁埃尔、阿拉贡和莱万特之战
45.外部支援与内部危机
46. 1938年第二季度的情况
47.埃布罗地区的战斗
48.短暂的休整与加泰罗尼亚的战役
49.逃离加泰罗尼亚
50.最后的博弈
结?局
51.结局
后?记
附录一?西班牙波旁王朝和卡洛斯王位继承图
附录二?比塞塔在丹吉尔交易所的“生与死”（兑英镑）
附录三?国外介入西班牙内战的力量评估
附录四?“格尔尼卡”
附录五?地图清单
注释与参考文献
选入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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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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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周年版序
1957年过半，文稿经纪人詹姆斯·麦克吉本（James Macgibbon）找到我。当时他就职于著名的柯蒂斯·布朗（Gurtis Brown）公司。 他是一位温和的左翼，一位迷人的绅士出版人，曾任麦克吉本&基公司的创始主席。詹姆斯邀我到萨维尔俱乐部共进午餐，但我去得太晚，于是我们转而沿途走到康诺特酒店。在那儿，他谈到我的小说《世界的游戏》的结尾，里面描写了英雄出走以色列的战斗故事。他说，这让他想起其他类似的冒险故事，例如西班牙内战的故事。真是碰巧，他认识的一位美国出版人小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 Junior，他的父亲是重组了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Brothers）的伟大出版人卡斯·坎菲尔德］，想找人为他就职的科沃德·麦卡恩（Coward McCann）公司写一部关于这场内战的书。他问我是否有兴趣接受这项委托，如果有，我需要写一份大纲。我同意了。
到8月，大纲完成了。比我年长近十岁的小卡斯·坎菲尔德非常满意，并委托我为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创作该书——当时他已加入这家出版社。对于我在英格兰的出版商，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Eyre and Spottiswoode）的道格拉斯·杰罗尔德（Douglas Jerrold）而言，大纲即便没能取悦他，但也令他满意。杰罗尔德曾出版我的小说《世界的游戏》。他在1936年曾是佛朗哥的积极支持者。事实上，正是他租用迅龙飞机把佛朗哥将军从加那利群岛载往摩洛哥。杰罗尔德、路易斯·博林（Luis Bolín）和里卡多·德拉谢尔瓦（Ricardo de la Cierva）在辛普森滨河餐的一次会面中策划了这一行程。博林当时是西班牙报纸《阿贝赛报》（ABC）驻伦敦的通讯员；德拉谢尔瓦则是这款直升机的发明者。杰罗尔德在他的著作《乔治时代的冒险》（Georgian Adventure）的段落中，清晰表明了自己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立场。1938年拜访佛朗哥之后，他写道，虽然佛朗哥可能并不是一名“伟人”，但他“确实无比重要，是个极好的人，或许是个英雄，或许是个圣人……” 詹姆斯·麦克吉本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这是一个多么奇异的资助人联盟啊！小卡斯代表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给我提供了300美元的订金，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给了我250英镑。我想本书计划就此落定。
我在1957年夏到1961年春这段时间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研究初始，我便在思考这场战争中有关国际方面的信息。我获得了德国外交部的文件。它们从1951年开始便在定期出版，但尚未有人使用过。有关意大利方面信息的获得，我得到了诸多便利，不仅可以阅读官方文书，而且可以阅读齐亚诺（Ciano）伯爵30年代后期的日记。我曾在剑桥与他的遗孀见面。至于法国，我有一些议会档案，其中包括1936年驻马德里的法军专员莫雷尔（Morel）上校的回忆记录。他跟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 曾说过一些事，大意是“我唯一能告诉你的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法兰西国王本该参战的”。英国方面和著名的不干涉委员会的信息源则更难敲定，不过我最终找到了一些外交部文件。关于不干涉委员会的文件在当时仍属机密，但我发现在荷兰有一个版本可轻易获取。我并未在外交部阅读到这一西方机构的正式文书。假如能读到，我应该可以发现有间谍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和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签名的备忘录。在一份版本精良的美国外交文书选集里，我发现了外交大使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在30年代与罗斯福总统的交流记录。当然，了解苏联要难得多。不过众多前共产党人和其他人士，甚至是一些苏联军官，都记录了他们的见闻。
我还与当时登上过外交舞台的一些幸存者会面。例如，我的一次大冒险便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约翰内斯·伯恩哈特（Johannes Bernhardt）共进晚餐。这个德国商人曾在1936年7月拜访希特勒，请求他帮助佛朗哥。尽管他曾是党卫军的将军，但跟我预期的反差极大。他是个忧郁的东普鲁士人。和我在一起时，他花了很长时间来哀叹苏联人在他年轻时征服了德国领土的过往。他将佛朗哥的一封信传递给希特勒。伯恩哈特说，信的风格十分“孩子气”。或许正因如此，这封信似乎才未见出版。
尽管我经常到访意大利，但我从未找到与伯恩哈特地位相当且合乎写作需要的意大利人。不过，我挖掘到了1936年驻巴黎的西班牙大使胡安·德卡德纳斯（Juan de Cárdenas）的宝贵证词。他是一名老派的外交官，随后又成为西班牙议员，之后又任驻华盛顿大使。内战开始时，他代表共和国向法国政府提出购买军火的请求。令他惊讶的是，莱昂·布鲁姆同意了。然而德卡德纳斯在交易完成前就辞去了职务。共和国一方最积极的合作者是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Pablo de Azcárate）。整个内战期间，他都是驻伦敦大使，还是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Julio álvarez del Vayo）的连襟，后者在1937—1939年间任共和国外交部长。1958年我在日内瓦见到（业已退休的）德阿斯卡拉特。当时我在那里为联合国工作。我们在他位于霍德勒路的家里进行了多次交谈。德阿斯卡拉特描述了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回忆，并给我看了他的回忆录（而后由他儿子出版）。他告诉我，早在1936年，温斯顿·丘吉尔对于内战就已经表达了中立的决心，因为两边都已“双手浸满鲜血”。“血，血，血！”他在见到德阿斯卡拉特时喊着。当罗伯特·西塞尔将德阿斯卡拉特引荐给丘吉尔时，丘吉尔拒绝与之握手。
我与内战中站在“政治光谱”中的各方代表人物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右翼，包括：唐安赫尔·埃雷拉（Don Angel Herrera），他是共和国天主教报纸《辩论报》（El Debate）的编辑，到1959年我们会面时，他已经成为枢机主教兼马拉加主教；托雷（Torre）公爵卡洛斯·马丁内斯·坎波萨（Carlos Martínez Campos），他曾在国家主义一方指挥炮兵，而后成为唐胡安·卡洛斯（Don Juan Carlos）的导师；卡洛斯主义领袖曼努埃尔·法尔·孔德（Manuel Fal Conde），我在塞维利亚与他见过面，他的儿子也在场，当时中风已令他身体虚弱。慷慨的卡洛斯主义历史学家梅尔乔·费雷尔（Melchor Ferrer）给了我一大摞令人着迷的未刊材料，其内容涉及内战中的卡洛斯派。他还向我保证，他火炉里未引爆的炸弹已经被西班牙共产党扔到了萨拉戈萨的石柱圣母圣殿。事实上，它是被新闻记者弗兰克·耶利内克（Frank Jellinek）扔到那里的——耶利内克是这么说的。我到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Dionisio Ridruejo）在马德里的住所拜访了他。他是最有教养的长枪党人，早期便与佛朗哥发生过争执（但似乎仍然以间接的方式支持佛朗哥）。我还与贝尔特兰·多梅克（Beltran Domecq）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佛朗哥在唐赛德过暑假时）他是佛朗哥的摩托信使。1936年9月，他到奥罗佩萨（Oropesa）送信，惊恐地发现10具已然变形的修女尸体躺在当地的墓园里。
感谢西班牙驻伦敦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我得以见到拉蒙·塞拉诺·苏尼尔（Ramón Serrano Sú?er），也就是佛朗哥将军那位心怀不满的连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在他位于巴斯克自治区札劳兹（Zarauz）海边可爱的夏季住所中，他得到了“最高连襟”（Cu?adisimo）的绰号。我还见到了诺埃尔·菲茨帕特里克（Noel Fitzpatrick）和彼得·肯普（Peter Kemp），他们属于为数不多的站在佛朗哥一方战斗的英国人。此外还有罗兰·圣奥斯瓦尔德（Rowland St Oswald），当时他是一名记者。他宣称当“第五纵队”这个鼎鼎大名的词语被创造出来时，他就在现场。在1936年9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代表《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询问埃米利奥·莫拉（Emilio Mola）将军（后文称莫拉将军），为马德里组建的四路纵队中，哪一路会率先解放首都人民。莫拉似乎答道：“我的四路军事纵队都不会解放马德里，荣誉将归于第五纵队，已经在城里的秘密支持者。”
左翼方面，我也曾与一群有代表性的有趣人物会面。我已提到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我在巴黎遇到他，并进行了一场结果令人不太满意的谈话。我想这要么是因为我没处理好访谈，要么是因为他遗忘了一些事。我还见了一些显要的巴斯克人，如赫苏斯·马里亚·德雷佐拉（Jesús María de Leizaola，时任总统）。我们是在流亡巴黎的巴斯克政府总部见面的。尽管那时他已离乡20年，并且还要等上15年才能安全回归故里，但桑热街（Singer）的办公室依旧呈现出忙碌的氛围，活动密集，电话铃声不断，人员带着消息进进出出，仿佛我们是置身于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司令部。我认识的另一个重要的巴斯克政治家是曼努埃尔·德伊鲁霍（Manuel de Irujo）。他的流亡岁月在伦敦度过。
我还到巴黎福煦大街（Avenue Foch）拜访了流亡在外的共和国政府。我坐在他们的图书室，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兴奋的讨论声，而后所有部长带着微笑走出。“政府已经垮台了。”埃米利奥·埃雷拉（Emilio Herrera）将军对我说。“那么谁是新任首相呢，我的将军？”我问道。“我获得了这份荣誉。”埃雷拉认真地回答。
前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活力四射，例如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José García Pradas）和无政府主义部长兼领袖费德里卡·蒙塞尼（Federica Montseny）。前者在加入BBC西班牙服务之前曾是年轻气盛的暴力之徒。我见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胡利安·戈尔金（Julian Gorkin）。他以相当确定的态度告诉我如何判断共产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当统一工人党让他刺杀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时，他曾离党而去。他坚持认为，“热情之花”颇为类似于杜·莫里耶（du Maurier）塑造的“软毡帽”（Trilby），是共产国际超级特派员维托里奥·卡德维拉（Vittorio Codovilla）着手创造的一个积极肯干的形象，后者还将自己视为杜·莫里耶再世］。我还与小胡安·内格林博士（Dr Juan Negrín Junior）及其妻子罗西塔·迪亚斯（Rosita Díaz）谈话。小胡安·内格林是社会主义者胡安·内格林（Juan Negrín）之子，且一度是他父亲的参谋。我还同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成了朋友，他总是一副积极乐观的样子。其他人还包括：阿尔韦托·奥南迪亚（Alberto Onandía）神父，向我描绘了他亲眼目击的空袭格尔尼卡的情景；巴斯克人路易斯·德奥图萨尔（Luis de Ortúzar），现在是毕尔巴鄂的巴斯克警察局局长；曼努埃尔·塔维尼亚（Manuel Tagüe?a），内战开始时是学生领袖，内战结束时是军官，如今作为药剂师在墨西哥过着平静的生活。
在普拉多美术馆通往太阳门广场的半山腰上，耸立着西班牙议会大楼（the Cortes）。驻守大楼门户的一对青铜狮像由西摩战争 中缴获的枪支铸造而成。在科林斯式圆柱支撑着的花岗岩三角墙上，正义女神满怀希望地拥抱着大力神。1936年6月16日，整个西班牙的目光都聚集在这座古老的建筑上。
迄今为止，距阿方索十三世退位已经过去5年有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放弃王位是为了避免内战的浩劫（这也许夸大了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在这5年间，西班牙议会恢复了运作。国王退位以前的1923年到1931年，议会被彻底解散。这8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温和的军事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独揽大权。但到了1936年6月，西班牙宪法体系眼看就要毁于一旦。
此时在半圆形的辩论厅前排，一群焦虑不安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正聚集在蓝色的政府议员席上。他们真诚而睿智，背靠一众拥趸，且都痛恨暴力，憧憬英国、法国和美国那样和颜悦色的民主解决方式。然而，与他们持相同立场的人在同时代的西班牙中可谓寥寥无几，在熙熙攘攘的辩论厅里，在他们旁边或坐或立的另外400名议员也对他们避而远之。 本届政府一心想在西班牙复制那些民主国家的辉煌，但这不过是他们深陷自我狂热中一厢情愿的想象，那些民主国家远非那么不切实际。
就拿总理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Santiago Casares Quiroga ）举例。他是西班牙西北地区加利西亚省的一名富豪，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落后的加利西亚争取自治权，然而加利西亚人（gallegos） 从中获得的唯一好处不过是铁路运输状况的改善。虽然卡萨雷斯看上去服膺自由主义，奉行形成于比利牛斯山脉之外的威尔逊法则，但没有人比他更像西班牙爱国者。当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崛起让自由主义看上去如封建主义一样不合时宜时，他选择了将满腔的热情注入自由主义事业当中。西班牙还没有成功掀起过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很难有人会对卡萨雷斯及其同道好友们的观念进行批判。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31年和1932年，卡萨雷斯·基罗加（时任内务部长）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圣茹斯特一样目光如炬，头脑发热、不分敌友地审视周遭。如今，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的是一种奇异和带有讽刺意味的乐观，这只能解释成是他患肺结核时产生的一种症状 。
在1936年6月16日这天，人们可以从希尔·罗夫莱斯的遭遇看出西班牙危机的本质。希尔·罗夫莱斯为人圆滑，体形肥胖，头发稀疏，但并不衰老。他是西班牙天主教团体（the Spanish Catholic Party）——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CEDA） 的领袖。他的政党属于保守的天主教派，成员包括那些试图复辟的君主主义者以及期望实现基督教民主共和国的人。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其青年团体（人民行动青年团 ）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法西斯主义者，其中一些成员颇为欣赏陶尔斐斯的奥地利联合政府。希尔·罗夫莱斯能言善辩，颇有才干，但他优柔寡断，阴险狡诈。不仅社会主义者，连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也一样厌恶他。然而，正是他，在西班牙创建了第一个中产阶级大众政党。如今的他肯定还对自2月份选举以来政府曾行使过的包括新闻审查和中止宪法保障在内的种种特权记忆犹新。然而他也强调，在举行大选的那4个月，有160座教堂被焚毁，发生了269起政治谋杀以及1，287起不同程度的恶意伤害，69个政府机构遭到破坏，爆发了113次大罢工以及228次局部罢工，还有10家报社遭到了洗劫。希尔·罗夫莱斯总结道：“让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一个国家无论是选择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议会制还是总统制，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存续下去！但在无政府的状况下，国家必将万劫不复！如今的西班牙正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之中。我们今天出席的是民主的葬礼！”此言一出，整个议会厅响起一片吼声，一部分是赞同的呐喊，另一部分则是反对的咆哮。
虽然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很可疑，并且部分混乱局面是由右翼一手策划导致的，但正如希尔·罗夫莱斯揭示的那样，国家和政局的确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层阶级的青年团体在众目睽睽之下放火焚烧了格拉纳达右翼报纸《理想报》（El Ideal）的办公大楼，此外还发生了其他挑衅行为。 除了种种暴行，两翼政党的极端分子正在按照军事编队的形式进行训练。许多政治领导人指示：“周日要全力以赴。”虽然卡萨雷斯·基罗加和希尔·罗夫莱斯都是第二共和国时期显要政党的领袖， 但他们都没能掌控住局势。事实上，两人之所以能在议会站稳脚跟都是因为代表们的投票支持，而他们与拥护他们的代表们目标并不一致。在刚过去的2月份的选战中，两大联盟曾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分别是人民阵线（the Popular Front）与国民阵线（the National Front）。除了像卡萨雷斯一样的自由主义者，人民阵线中还包括规模庞大的社会党、未成气候的共产党以及其他工人阶级团体。社会党的背后是名为劳动者总工会（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的强大工会组织，这也是整个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工人运动团体之一。国民阵线则不仅包括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还有君主主义者、代表南部和中部大地主的重农派以及一些其他右翼团体，是包括军队、教会以及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西班牙传统势力的政治联盟。
尽管人民阵线在1936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赢得了胜利，但根据西班牙的选举法，他们在议会的席位超过了严格的比例代表制度下的应得席位，因为不是所有加入竞选联盟的政党都能进入政府。实际上，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 在组建政府的同时，在议会的多数席位还要依靠工人阶级政党的有力支持。这绝对不是一个强力政府存在的长久之计。1936年的西班牙四处弥漫着不满情绪，此时的工人阶级已然处在无休止的革命沸腾当中；除了那些选择与民主体制合作、将斗争限于议会中的代表席位之争，政府的外部势力还包括将近200万名无政府主义工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安达卢西亚和巴塞罗那，由全国劳工联合会（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o）进行组织， 并受控于秘密社会团体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这场规模庞大、全神贯注、充满激情的工人运动，其如火如荼之势仿佛战火中的一座巨城。在他们的眼中，卡萨雷斯·基罗加的进步政府与过去的右翼政府一样，都是枯木朽株。再来谈谈军队。在那年初夏的马德里，有谁没有听到过将军们密谋建立“秩序”，甚至是军事独裁的传言？实际上，当希尔·罗夫莱斯在议会发表完演讲后，一位社会主义代表宣称，密探们正通过烧毁教堂为发动叛乱制造借口。
社会党党内四分五裂：其中有些人是改良主义者；有些人是支持费边社的知识分子；一少部分人是革命党人；一些人被共产国际鼓动；还有一些人被共产主义势力在近期的崛起吓得惊慌不已。然而，当社会党发言人对右翼进行谴责时，党内所有人又会因相同的支持力量而表现出一致的态度。
当他们的欢呼声消退后，君主主义代表卡尔沃·索特洛得意地站了出来。他与卡萨雷斯·基罗加同来自加利西亚，但与卡萨雷斯一样，他也缺少淳朴的加利西亚人特有的冷静。他是否有吉卜赛人血统？他是否像他威武的身姿显露的那般强壮？他是西班牙的罗斯福，还是会“更聪明地”成为西班牙的墨索里尼？当下众人唯一能确定的是，他冷酷、巧言善辩并且能力非凡。心胸宽广且作风保守的毛拉（Maura）曾是阿方索十三世的总理。1915年从萨拉戈萨大学毕业以后，卡尔沃·索特洛成为毛拉的私人秘书。 不久以后，25岁的卡尔沃·索特洛被毛拉提拔为巴伦西亚的行政部长。 32岁时他被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指派接管财政部。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躲避针对独裁统治时期出现的对财政问题的指控，他谨慎地选择留在巴黎。等到共和国开始崩溃后，他才返回西班牙。以君主主义者身份入选议会的他，对自己的使命再清楚不过了。希尔·罗夫莱斯的失势让他受益良多。历经风浪，正值权力顶峰的卡尔沃·索特洛讲起话来好像西班牙的未来已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屡次被打断的演讲中他表示，西班牙的混乱是由1931年的民主宪法造成的。他认为，这一宪法不适用于任何政体：
当前的政体大势已去，我提议重新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的国家，采取不偏不倚的经济政策，并以应有的权威来宣布：“不再有罢工，不再有工厂关闭，不再有高利贷，不再有资本主义的剥削，不再有让人挨饿的工资水平，不再有高官因意外事故带来的政治薪酬感到庆幸， 不再让无政府主义大行其道，不再有蓄意破坏全力生产的犯罪阴谋。”全国的生产力将会造福于各个阶级、各派政党和各方利益。也许很多人把这样的国家叫作法西斯主义国家；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法西斯主义国家，那么对法西斯主义坚信不疑的我，将骄傲地宣布我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随后，当嘲弄与称赞声融汇而成的阵阵声浪退去以后，他继续演讲道：
当听到有关君主主义将军们可能发动政变的闲言碎语时，我一笑置之，因为我不相信西班牙军队中会有军人为了复辟君主制，为了反对共和国而揭竿起义（请准许我对天发誓）。倘若真的有这样的人，那他一定是疯了——说真的，这种癫狂就如同某个军人在必要情况下，在危机来临时拒绝拼尽生命，为西班牙挺身而出，反对无政府状态。
卡尔沃·索特洛此前已经在暗地里许诺，如果有军事起义的必要，他将支持起义。皮肤黝黑的议会发言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Diego Martínez Barrio）曾请求卡尔沃·索特洛不要发表这样的声明，因为他的意图容易遭到曲解。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是一个来自塞维利亚的某个地区的政治老手，他曾短期担任过总理。如今的他是共和主义联盟党（Republican Union party）的领袖。他为人直率，富有同情心，但又爱慕虚荣，在迄今为止的政治生涯中，他采取的最多的方案就是妥协。他的政敌把他的崛起归因于其作为共济会三十三级成员的神秘力量，毕竟他的崛起之路在西班牙实属罕见。
迭戈·巴里奥前总理慎重地对卡尔沃·索特洛的发言进行了回应：
阁下 说完这些话以后，一切后果都将由您一人承担。您今天来到这儿只不过是为了两件事：一是斥责议会无能；二是煽动军队，试图让部队叛离共和国。但是我在此保证，议会会动作如常，军队也会忠于职守。
接下来，西班牙最知名的共产党员，时年40岁，被誉为“热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发表了演讲。她常常一身黑色着装，严肃但又充满激情的面容让听她演讲的观众把她视作革命圣徒。多年以前，当多洛雷斯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曾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在那些日子里，她往来于巴斯克省的各个村落，用头顶着美丽的盘子，贩卖（据某种说法）盘子里的沙丁鱼。 后来，靠卖沙丁鱼为生的多洛雷斯嫁给了一个来自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此人是西班牙北部社会党的创建者之一。她的个人悲剧接连发生——三个女儿都在婴儿时期死去，且都是死于残酷的斗争环境。 于是，她放弃了对圣母贝戈尼亚的信仰，转而投向了从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走出的先知马克思。右翼散布谣言说，她曾经用自己的牙齿咬断了一个神父的喉咙。后来她成为一名演说家，并且对用词和演讲节奏已经拿捏得出神入化。但是她的性格并没有像在公众前显露的那般坚强，并且她的敌人——左翼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声称她是莫斯科秘密特派的斯文加利式女间谍，这也解释了她所具有的非凡演说才能。然而，她实际上简单直率。作为极富政治能量的女性，此前她曾多次入狱——共和国时期有三次，还有两次在莫斯科。在议会中，她是尚未成气候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唯一备受关注的领导人。议会中只有17位共产主义代表，这些人在社会主义温和派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眼中都是“寂寂无闻之徒”，在议会之外，共产党党员最多时可达13万人。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热情之花”代表了革命女性的思想，对于一个在宗教中把圣母放在特殊地位的国家而言，女性力量不容忽视。早在1909年的悲剧周中，无论是罢工者、教堂纵火犯还是抢劫女修道院的强盗，最善辩、最勇敢以及最暴力的人都是女性。
在6月16日的议会发言中，“热情之花”痛斥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者是恶棍流氓。有一个听命于柏林和罗马的“法西斯国际（fascist international）”不是连扫荡西班牙的清算日都已经定好了吗？
加泰罗尼亚商人胡安·本托萨随后对前总理迭戈·巴里奥坦然透露的乐观态度十分担忧。曾在君主制时期两次出任财政部长的本托萨已经混迹政坛多年，他还是巴塞罗那知名金融家弗朗西斯科·坎博（Francisco Cambó）的臂膀。弗朗西斯科·坎博是西班牙最富有的人之一，有消息称坎博已经将资产转移到海外。问题是，以资本外逃的角度来讲，是应该更乐观一点，还是更悲观一些呢？政府始终无法作出清晰的决定。共产主义内部的一个带有反叛意识的共产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 的领袖华金·毛林（Joaquín Maurín）随后宣称，当前西班牙的国家局势已经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征兆。卡尔沃·索特洛随后再次起身回应总理：
我的肩膀结实宽广（他说）。我不会退缩，事实上，我欣然为我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我想起了圣多明戈·德西洛斯 曾对一位西班牙国王说过的话：“陛下，您可以夺走我的生命，但您能夺走的也就仅限于此。”事实上，光荣地死去难道不是比在鄙夷的目光中存活更加美好吗？但反过来，我倒希望我们的前总理能好好想想他的职责；鉴于他是无神论者，就算不能在上帝面前忏悔，但至少看在自己备受尊敬的分儿上，他也应当扪心自问。
之后，他提到克伦斯基和卡罗伊如何让苏联和匈牙利陷入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之中：
值得我尊敬的朋友绝不会是克伦斯基那样的人，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不愿公开的信息以及尚在心中筹谋的计划，他全部了然于心。愿上帝保佑，永远不要有人拿他与卡罗伊相提并论，那个蓄意背叛一个上千年文明的人！
正当卡尔沃·索特洛要坐下的时候，叫嚷声连同掌声响彻整个辩论厅。似乎是“热情之花”在喊：“这是你最后的演讲！”
这场掺杂着威胁和警告的辩论在整个西班牙缭绕回荡。声音传到了共和国的代表、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耳朵里，回荡在冷清寥落的国家宫 里，总统陷入忧郁，眼看着自己的美梦渐渐坍塌。声音传到了那些一直以来利用闲暇时间谋划反政府军事起义的将军们的耳朵里。声音传到了老独裁者之子、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团体长枪党的领袖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耳朵里——政府用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对他进行指控，并把他关押在阿利坎特港口的监狱中，实际上这是政府为了防止其追随者们进一步展开行动而扣押的人质。声音传到了另外一个西班牙团体的耳朵里，即立志于议会之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声音传到了2，400万名西班牙人民的耳朵里。随着夏季将至，局势犹如掀起高潮的斗牛比赛，每个人的心中都在疑惑：“这样的局面将要持续多久？”“会发生革命运动吗？”“会爆发内战吗？”自17世纪以来，欧洲多数国家都没有爆发过内战，作为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欧洲国家，西班牙在19世纪有三次陷入了边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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