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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内容简介：
《每条弯路都通向自我》是奥利弗·萨克斯自传，也是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叙述的时间跨度从作者在牛津大学求学的青年时期，一直到罹患癌症的暮年时期。
在奥利弗·萨克斯异常丰富的一生中，他是受人尊敬的医者、科学家，是获奖无数的天之骄子，
但也因同性恋取向被母亲斥为“令人憎恶”而困扰自卑大半生。他和卡车司机打成一片，和好莱坞巨星谈笑风生，和诗人奥登互为挚友，和诺奖获得者克里克、埃德尔曼情谊深厚。他曾对爱情感到无望，大半生过着独居生活，却在七十五岁高龄遇到一生挚爱……这是罕有人能及的生命深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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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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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十二岁的时候，一位有见地的校长在成绩报告单上写道：“萨克斯会走得很远，如果他没有走过头的话。”他的预见屡屡成真。小时候，我做化学实验经常过头，家里充斥着各种有毒气体。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烧掉过我们头顶那片瓦。
我喜欢滑雪。十六岁那年，我加入一个学校团体去奥地利玩滑降。第二年，我独自前往挪威泰勒马克进行越野滑雪。滑雪很顺利，在乘渡轮返回英国之前，我先去免税店买了两升阿夸维特酒，然后走出挪威边境检查站。挪威海关官员不在乎我带走几瓶酒，但（据他们告知）我只能带一瓶酒进英国，另一瓶会被英国海关没收。我怀抱两瓶酒爬上渡轮的上层甲板。那天天气晴朗，气温很低，不过鉴于我穿着保暖滑雪服，我认为没问题，不会受冻。其他人都待在船舱里，而我独占整个上甲板。
我有书可读：我正在读《尤利西斯》，读得很慢。我还有阿夸维特酒可喝：没有什么比酒精更能从内而外地让人暖和。轮船缓缓前行，很是催眠。我坐在上层甲板上埋头读书，时不时地啜一口阿夸维特酒。直到某一刻，我惊讶地发现，浅斟低酌之下，酒瓶已经半空。我自忖没有什么反应，于是继续边读书边啜饮。因为酒瓶已经半空，所以瓶底被我越举越高。觉察到渡轮靠岸时，我都蒙了，我一直沉浸在《尤利西斯》中，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酒瓶已空，我还是没有任何异常体感。我想，这玩意儿肯定没他们吹嘘的那么烈，虽说酒标上写着“100度”。我如常起身，不想立马栽倒在地。太奇怪了，难道船突然颠了一下？我刚站起来，又摔了一跤。
直到这一刻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喝醉了——酩酊大醉，不过酒精显然直接进入了我的小脑，我脑袋里的其他部分不受影响。有个船员上来查看乘客是否已经全部下船，发现我正撑着滑雪杖奋力行走。他喊来另一个船员帮忙，一边一个架着我下了船。虽然我一路踉跄，引人旁观（大部分人都被我逗乐了），但我觉得自己成功钻了制度的空子。我从挪威带走了两瓶酒，到英国时只剩一瓶。我“乾坤大挪移”，让英国海关官员少没收了一瓶酒。根据我的猜想，他们一定很想喝。
1951年发生了好几件大事，有的令人神伤。3月，陪伴我长大的伯蒂阿姨去世了。她一直和我们同住，无条件地爱着我们所有人。伯蒂身材娇小，智力不高，是我母亲的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智障人士。我一直不清楚她早年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说她在婴儿期头部受伤，也有人说她罹患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她就是伯蒂阿姨，是我们家庭的重要一员。伯蒂的离开对我影响很大，也许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她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几个月前，正是伯蒂给我拿来了牛津大学通知我获得奖学金的电报。她拥抱我，祝贺我，还流了眼泪，因为她知道这意味着我——她最小的外甥——要离开家了。
按计划，我要在夏末启程去牛津。我刚满十八岁，我父亲觉得时机成熟，有必要同我进行一次男人之间、父子之间的严肃的谈话。我们讨论了给我多少零花钱比较合适——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我相当节俭，唯一花钱多的地方是买书。然后，父亲坦露了他真正担心的问题。
“你似乎没几个女朋友，”他说，“难道你不喜欢女孩子吗？”
“她们挺好的呀。”我回答说，希望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
“或许你更喜欢男孩？”他穷追不舍。
“是的，但这只是一种感觉，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然后我担心地补充道，“别告诉我妈，她会受不了的。”
可父亲还是告诉了她。第二天早上她下楼的时候一脸怒容，我从未见过她这么生气。“你真是令人憎恶，”她说，“我要是没有生下你就好了。”然后她就走出家门，此后好几天都不理睬我。等她肯跟我说话了，她再也没有说过上面那样的话（这整件事也不再提），但我们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痕。我母亲的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开放，愿意予人支持，但在这个方面却非常严厉死板。她和我父亲一样，经常读《圣经》，她热爱《诗篇》和《雅歌》，却被《利未记》中那些可怕的表述困扰：“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的。”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藏有许多医学书籍，其中有几本专门讲“性病理学”。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翻阅过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和哈夫洛克·蔼理士的著作。但我觉得很难说自己有“病”，也不认为我的身份认同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名称或一个诊断。在学校，我的朋友们知道我“与众不同”，那只是因为我不参加那些以爱抚和亲吻告终的派对。
我醉心于化学和生物，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或者我的内心——懵懵懂懂，没有爱上过学校里的任何人（不过，放在楼梯口的一尊著名雕像的复制品激起过我的性欲。该塑像是一比一复制的，描绘的是肌肉发达、全身赤裸的拉奥孔同巨蛇搏斗，试图救出他的两个儿子的场景）。我知道，有的人一想到同性恋就惊恐万分，我猜我母亲可能就是如此，所以我才对父亲说：“别告诉我妈，她会受不了的。”也许我不应该告诉我父亲，总体而言，我认为我的性向是我的事，同他人无关，它不是秘密，但我不愿意谈论。埃里克和乔纳森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们都知道，但我们几乎从不讨论。乔纳森说，他认为我是“无性”的。
我们都是被成长环境、文化和时代塑造的产物。我不得不反复提醒自己，我母亲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一个正统家庭，而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行为不仅被视为变态，还是一种刑事犯罪。我还必须记得，性和宗教、政治等领域类似，会在历来正直、理性的人的心中激起强烈的、非理性的情绪。我母亲并非有意产生这样残酷的念头，恨不得我死去。现在想来，她只是突然间不知所措，她可能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话感到后悔，也可能从此将其封闭在她脑海中的一个密室里。
然而，她说的话困扰了我大半生，让我无法自由地、快乐地表达自己的性向，反而时时背负罪恶感。
我哥哥戴维和他的妻子莉莉得知我缺乏性经验，认为我可能脸皮太薄，需要一个好女人，甚至一次畅快的性爱来纠正自己。1951年圣诞节前后，我在牛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他们带我去了巴黎，按照计划，他们不但要带我去看风景——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还要帮我找一个好心的妓女，让她按我的步调，熟练而耐心地对我进行性教育。
一名年纪和性情都合适的妓女浮出水面。戴维和莉莉事先跟她面谈过，解释了情况。然后我进入她的房间。惊恐之下，我的阴茎软趴趴，我的睾丸恨不得缩进我的腹腔。
那位长得很像我的某个姨妈的妓女用眼睛一扫就了然了。她的英语说得很好（这是她入围的条件之一），她说：“别担心，咱们舒舒服服喝杯茶吧。”她拿出茶具和小茶点，点火烧水，问我喜欢哪种茶。“正山小种，”我说，“我喜欢那种烟熏的味道。”这时，我已经能够如常说话，自信心也回来了。我们一边享用烟熏味红茶，一边放松地聊天。
半小时后，我向她告辞。我的哥哥和嫂子满怀期待地等在外面。“怎么样，奥利弗？”戴维问道。“棒极了。”我一边说着，一边抹掉了胡子上的蛋糕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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