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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博闻自选文丛·史学”之第四种
☆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三十余年在晚明领域研究成果之结集。
☆全书分为四大板块，以专题形式探讨晚明的历史
☆书中征引材料丰富多元，剖析深入，语言平实，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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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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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为“博闻自选文丛·史学”之第四种。是作者三十多年来在晚明这一学术研究领域成果的集结。本书围绕晚明历史展开讨论，分为四个部分：政治、财经、社会、方法。政治类主要从国家权力中枢的结构、功能着眼来追寻其功能逐步紊乱的逻辑、过程，以及权力核心场域人的基本角色。财经类的文章主要研究财政和货币，其中，从权力与财富关系角度讨论明清社会结构的文章是近年的成果，是讨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一部分。社会类文章主要考察下层士人精神状态、庶民家庭制度与伦理，以及下层民众的信仰和价值观。方法类，分析讨论了“大分流”、“十七世纪危机”、新文化史等近年来热门的论说及方法论，提出“帝制农商社会”说及中国历史的“自律”。本书条块清晰，展现了作者多年来的学术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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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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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轶峰，中国明清史、史学理论研究学者。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东北师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古代文明》杂志执行主编，中国明史学会特邀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员。著有《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明代的变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 初编》《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 续编》《在亚洲思考历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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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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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
政治
票拟制度与明代政治
明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明后期皇帝的即位诏
——从隆庆到崇祯
论海瑞的浩然之气
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
17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
——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种新解读
明清庙堂政治的差异
财经
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
明代白银货币称量形态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含义
晚明的钞
论明末财政危机
明后期太仓收支数字考
权力与财富
——对明清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侧面观察
社会
山人与晚明社会
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与儒家传
儒家思想与17世纪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家庭伦理实践
“悍妻”与17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
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妾制
——以《醒世姻缘传》为中心
17世纪前后中国北方宗教多元现象初论
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
方法
“大分流”还是“大合流”
——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重新思考明清鼎革
——兼谈“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
明代历史的自律
新文化史视角下的晚明出版业
——周启荣《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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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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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当万历皇帝对他刚刚去世的老师张居正进行清算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明朝最后一次“中兴”的机缘，此后无论如何举措，再也无法振作，偌大一个王朝一步步地走向了瓦解。其后，有无数人苦苦思索明朝灭亡的原因。“流贼”、党争、建州、蒙古、君昏、臣黯、用宦官、废丞相，乃至小冰河期的悄然来临等，都被列在因由之中，但直到今天，还是很少有人觉得最初的问题已经得到圆满的解答。庞大社会体系的衰败都是复杂的。书生们总能讲出许多貌似深刻的话来，但是所有书写的文本都达不到事实本身的复杂度。关注那段历史的人终归要自己来寻绎，所以晚明永远令人着迷。
与明初时候相比，晚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早期全球化已经开始。全球航路打通，西方人在南亚建立了诸多殖民地，中国许多产品在供应全球市场，大量白银通过贸易流入中国，明朝的军队中配置了各种火炮，传教士在北京建设了教堂，徐光启等人不仅翻译了许多西方科技著作，甚至还受洗皈依了天主教。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从此以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不可能孤立地长存，都要在世界联系的网络中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了。换句话说，以前的历史上虽然也有国家、社会、文明之间的关联，但大体是互动的，是可以切断的；此后的关联，则既是互动的，也是联通的，是无法切断的了。所以，人们思考晚明的事情就不能像思考以往时代那样主要从文化价值上着眼，无论愿不愿意，都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为“现代”的这种社会类型的兴起——纳入考虑，找寻个中的关联。
在明王朝蹒跚挣扎的时候，江南的笙歌一天也没有停歇。明朝中期爆发的财富和文化活力，在晚明的民间依然绽放，商旅纷纷，士子雅会，宛若盛世。让陈寅恪先生痴迷的柳如是故事，就衔接着从歌舞升平到流离颠沛的突变。同时的山海关到嘉峪关一线，则是兵连祸结。明朝的大部分财力，被用在长城沿线的防卫。每年运到北边的军饷有数百万两白银，如水赴壑，不知底止。边事日坏，底层民众不再忍受生活中的种种不堪，也起来造反。平日逆来顺受的乡野之民一旦与官府撕破了面皮，便再无顾忌，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那几十年似乎是浓缩了的人间，一切苦难、坚贞、狡诈、权谋、狂妄、奢华、嚣张、才情、香艳、血腥、无奈，连台上演。偏偏那时留下的文字比以前任何时代都多。以往旧书籍不易得，善本书和流落海外的书难以查看，现在因为电子文献的流传，各种古籍像海啸般涌来，读也读不完。于是，晚明的天地就更广阔了。
无论怎样看，晚明都是独特的。研究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的人，都可能徜徉于晚明而流连忘返。我自己是一个兴趣杂乱的人，早就涉足了晚明的历史，却未能将全力投入到晚明的研究中去。现在把自己有关晚明的文字汇编成集，并不是自诩在这个领域有什么建树，而是因为中西书局请我自选文集的建议唤起了我的初衷。我在1984年底完成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明末财政危机的，1997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明清之际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到这本文集选定的时候，自己的发表物中时间最近的文章是《晚明的钞》。这都是不期然而然的事情。年齿既长，有时会想到宿命，既然总是在重要的节点与晚明相遇，索性就把“晚明”作为题目。我现在甚至隐约觉得，如果真正理解了晚明，就可以理解人世间所有的事情。可惜我自己至今只是累积了一些片段的看法。
相关的文章被我大致分入了政治、财经、社会、方法4个类目。政治类主要从国家权力中枢的结构、功能着眼来追寻其功能逐步紊乱的逻辑、过程，以及权力核心场域人的基本角色。明朝国家体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废除了已经存在几千年的丞相制度，把中央政府管理的日常机能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这两种国家功能合并，都集中到皇帝的手里。这意味着把现代政治学中所说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合二为一。这要求当皇帝的人要英明睿智、勤政有为，但是再有能力的皇帝管这么多事情怕也要累死，何况皇帝是根据血缘继承的，后来的皇帝哪里都能达到朱元璋的水准？所以逐渐地要变通弥补，形成了内阁。这是个有说话资格、没有行动权力的设置，其操作的主要事情是票拟，就是为皇帝草拟对臣工提交的奏疏的批答，供皇帝参考。内阁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来处置实际事务，就会惹起争论。嘉靖初年，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凭着正德时期皇帝胡作非为、宦官乱政、上下期待整顿的民心，以及迎立藩王入朝为君的威势，颇有造成一个以内阁为中心的文官系统主导朝政的势头，但在“议礼”的过程中被皇权一步步压制，内阁大学士反而沦落到争相替皇帝起草青词来巩固地位的地步。内阁真正能够发挥中枢的功能，是在万历皇帝在位的前十年，也就是张居正为首辅的时期。那时的内阁其实恢复了丞相府的许多功能，因而能够推行改革，整肃吏治，稳定边防，也形成了中央财政盈余的积聚。这固然与张居正的政治见识、能力密不可分，同时更因为当时的皇帝是个不能亲政的黄口小儿。这个小儿长大之后，就对张居正加以清算，其罪名之一是逾越了内阁的本分，然后明朝的事情就每况愈下了。明朝上下本来一直围绕内阁的角色争论，到了后张居正时代，更是无穷无尽地争吵。到明朝灭亡的时候，争吵还没有完。黄宗羲在反思明亡教训的时候把事情作了一次通观，断言“有明之无善治，自太祖高皇帝罢丞相始”。这是痛彻心扉的一句话。
... ...
明末财政危机就是一种结构性、系统性危机。财政是由政府收支构成的国家体系运行，以社会经济一般状况为基础，同时又以政府运转功能为中心。明初财政体系是朱元璋大脑的产物，与贯彻到全社会的农本精神相契合。这时政府收支的大部分通过实物调拨和劳役征发来实现，其中包括被固化到军、匠、灶等专门服役人口类别中的劳役，也包括通过夏秋两税征收的以本色粮食为主的赋税，还有一些杂徭。政府也有其他收入，主要是食盐专卖收入和商税，但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这种体制单纯从经济角度看是很古老也不利于发展的，但是却比较稳健，最大的好处是财政收入难以挪借，收入与开支高度对应，所以朝廷不容易超额花钱，也就不容易发生赤字。然而在明朝经济恢复的过程中，货币经济占比愈来愈大，劳役、实物的财政收支纷纷转变成货币形态的收支。积累变得方便，开支也方便，财政变得灵动起来。这种灵动的财政具有与实物财政不同的原理，要求政府的管理观念和方法升级。可是，这场转变本来不是明朝君臣们设计出来的，是他们在应对不停变化的时局中逐步面临的，明朝君臣始终没有把握住货币财政的逻辑。何况，凭着血统当了皇帝的君主们，把自己的穷奢极欲视为理所当然，搜刮绝不手软，而朱家的子孙又繁衍到了数十万，都要用特权来供养。明朝的财政就一步步枯竭下来。这时候如果天下太平也还可以拖延，可屋漏偏逢连夜雨，皇宫接连失火，北边沿长城一线的军饷一点不能少，日本人几乎灭了朝鲜，明朝必须出兵带钱去救，女真又发布了“七大恨”，对明朝宣战，西南、西北本来都不安稳，山陕、中原许多安分的百姓又变成“流贼”。处处都要银子，明朝哪里招架得住？这场系统性危机耐人寻味，我的研究是许多年前做的，现在看，虽然大体的关节是看出来了，但还有许多道理没有探讨深入，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做一做。在整理晚明财政危机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全汉昇先生关于明中后期太仓收支的数字考据错误很多，归纳成了几类。全汉昇先生是财经史名家，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指出的些许失误并不遮掩先生的光辉，只是为了提醒将来的研究者注意那些具体的数据而已。
从权力与财富关系角度讨论明清社会结构的文章是近年写的，是讨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一部分。明清帝制农商社会是从更早时代的更偏于农本的社会演变过来的，所以始终背负着传统。重要的传统之一是那种分层级而由国有主导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土地国有制意味着权力支配财富，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结构其实始终没有改变。但是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达，而且与国际贸易大规模接轨，政府的财富自觉就升级了，就不仅是控制土地，而且需要控制市场了。前面说到过，明朝统治者贪恋财富却不懂得如何把握财富，把天下弄了个颠三倒四。清朝统治者要聪明些，他们通过控制大商人来控制小商人，通过控制商人来把握财富，通过积极供给货币来控制物价。这样一来，市场、货币就成了强化既有统治秩序的力量。所以我说，帝制农商社会是一种帝制体系与市场经济达成某种共生平衡的社会形态。当然，清朝统治者比明朝统治者更懂得控制财富，但与明朝统治者一样不懂得积极因应世界大势，所以清朝的瓦解也是势不可挡。我从来也没有去论证帝制农商社会这种形态“好”还是“不好”，我在说明清时期是在展开这样的形态。这个看法其实解构了以往的一个主流看法，就是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一定会瓦解既有的社会体制——很多人将之称为“封建制”。事情肯定比那种看法要复杂得多，我们以后再去讨论。
“社会”类的文章是从我20世纪90年代在加拿大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陆续选译为中文发表的，所以文气与其他文章略有些差别。其中关于“悍妻”那篇，用中文发表前与师兄赵毅作过讨论，两人共同署名。博士论文考察17世纪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伦理状况，重点是揭示下层社会与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把精英阶层的伦理归结为儒家伦理主导的，下层社会的伦理则是杂糅的，其中包括大量与儒家伦理不一致的东西。这样来切入是因为当时有感于中外许多研究者，尤其是现代新儒家和一些汉学家，动辄把中国文化笼统称为儒家文化，倾向于用儒家思想来解读中国社会的各种现象，甚至幻想着把儒家思想作为解决现代中国社会和发展问题的灵药。这在我看来，是不通古今，也是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层级差异性。无论是明代、清代还是更早的其他时代，儒学都是上层社会才有条件深入了解并实现内化的知识和观念体系。虽然宋代以后儒家伦理被有意识地向下层社会灌输，但是大量贫苦、文盲状态的民众所能了解的只是皮毛，影响他们日常行为的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比如佛教、道教、萨满教等多种杂神崇拜，以及他们在日常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观念，等等。即使是读了些圣贤书的士人，尤其是下层的士人，也大多不是教条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从这样的视角出发，这些文章主要考察下层士人精神状态、庶民家庭制度与伦理，以及下层民众的信仰和价值观。
晚明下层士人出仕的机会比之先前变得狭窄了，主要原因是读书人已经很多，而他们共同的做官的路径还是原来那样的宽窄。许多颇有才华的读书人科举不顺，或者脾气大一些，索性放弃仕途，做出种种潇洒不羁状，弄些诗词、书画乃至春药，游走于达官显贵之门。显贵们要附庸风雅，总要给他们些面子，少不了巧立润笔之类的名目赠他们些阿堵物事，俗称“打秋风”。这其实是科举文化发展到烂熟时的模样。“打秋风”的山人大多是家境不甚宽裕的，还有许多富裕人家的士子，尤其是在江南繁庶之地，喜欢汇聚到一起，征歌选妓，吟诗作赋，品评时文，裁量人物。按照明朝的法律，士子是不可以如此放荡的，但是明朝的许多法律条文到晚明时候都被视同具文。就连官至大学士、执掌礼教的钱谦益尚且在花柳丛中逞风雅，下层的士子哪里有什么顾忌？孔夫子讲的话都是很严肃的，这些士子自命孔门之徒，与妓女交往却并不觉得有什么违和。要理解这种现象，就需要理一理儒家在男女关系伦理方面的逻辑，结果发现儒家主张治国平天下的人要管束好家中的妻子，但诗酒风月或为小疵，不伤大雅。晚明是中原文化烂熟的时代，士子以狂放相激励，成就了一代风流。然而这群风华绝代的人物，不久就在明朝的土崩瓦解中颠沛流离，所以他们身上还是有一些致命的弱点。
儒家的教条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感知到的，但是约束力很弱，尤其下层的妇女，其实根本不理会老夫子是怎么教导的。儒家主张父母在世时兄弟不分居，但那在上层社会容易做到，下层社会主要是核心家庭，成婚的兄弟大多分家。庶民自然也知道孝道，但那主要来自乡间生活的传统而不是儒家的教诲，与儒家说教相比，庶民生活实践中的“孝”常常是扭曲的，不孝的事情也很多。儒家讲究妇女贞洁，尤其是理学家强调妇女不二嫁，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然而底层的妇女不这样看，普遍的情况是认为“饿死事极大，必要就改嫁”。儒家教导夫唱妇随，明清之际却流行老婆打老公的“悍妻”故事。我对“悍妻”的关注颇得力于署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胡适和徐志摩都曾为这本小说叫好，而且写了几篇大可一读的文字。胡适觉得《醒世姻缘传》中的方言难懂，其实书中人所说的山东话、亲属之间的称谓方式乃至骂人的话，都与现在北方农村的口语接近，所以这本书是“来自生活”的，是现实主义的。书的作者要作“醒世”的说教，但所说教训不是遵守礼教，而是世俗的夫妇和睦之道。作者说天下的老公都是要被老婆管教的，肯定夸张，但是晚明笔记中的确记载了许多此类现象，不是无中生有。这里的要点是，下层民众对三从四德是不那么理会的，夫妇之间的关系格局多种多样，不是儒家观念能够规约的。《醒世姻缘传》还描写了几个买妾的事情，连各类女子被卖为妾时的价格都说得非常具体，还说到一个男子娶了两个女人，称为“两头大”的事情。此类情况都可以在其他文献中得到印证，是17世纪下层社会实际情况的文学写照。总之，那时下层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是不能从儒家教条中推论出来的。
关于下层社会信仰的两篇文章是受马克斯?韦伯和余英时影响而写的。韦伯用基督教新教伦理来解释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余英时参酌韦伯命题考察中国帝制后期的新儒教、新道教，想在信仰和价值观方面找寻现代性在中国发生或者不发生的原因。他们的研究提示，信仰方式在理解社会深刻变革的时候是重要的，明清史学界曾经习惯于经济决定论的阐释，韦伯学说虽然夸大观念的作用，但可以与经济史观形成某种中和。不过我在研究中发现，韦伯命题在解释中国历史时会遭遇更复杂的情况。中国下层民众对待信仰的方式与天主教、基督新教都不同。他们具有一种综合主义的倾向，就是兼收并蓄，儒、释、道、萨满等，来者不拒，从功能上来选择，所以崇拜的对象也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这样，从任何信仰体系的教义中，都无法推导出下层民众行为的严格逻辑。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命题解释不了中国历史。基于同样的倾向，中国下层民众根本不拒绝商业，也没有儒家精英那种对谋利的警觉。现实的生存逻辑使下层民众随时可能投入商业行为中去。明清时代基层社会商业活动的活跃是完全可以从伦理意识角度得到说明的。
晚明是明清两朝鼎革前夜，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相关的研究分歧很多，其中一些会牵动我们对明清历史的系统性理解。美国加州学派提出的中国与欧洲在18世纪发生历史走向“大分流”的论说曾经风靡史学界。这个说法有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用意，但是陷入了经济决定论，实证基础也不坚实。我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有诸多不同，就制度、文化而言，在现代化之前从来就没有合流过，不是到18世纪才分流的。加州学派的分流说是单纯通过GDP比较作出的，而同样的GDP可以由不同的机制造成，中欧历史道路不适宜用这样的尺度来论分合。近来加州学派对原来的说法作了些修正，比最初提出时合理一些了，但还是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另一个更宏大的论说叫作“17世纪危机”，最初是关于欧洲17世纪历史的一种看法，后来被论说者推广到全球，认为17世纪发生了全球联动的危机。这个说法的意义是重视了全球普遍联系和环境，缺陷是夸大了全球普遍联系并把环境当作一个全球的均值因素来考虑。按照这个说法，明朝的灭亡是由欧洲白银价格变化和向中国输入量波动以及小冰河期为主要原因导致的。这些因素都与明朝灭亡相关，但其角色被大幅度夸张了。相关的论说者过分渲染普遍联系视角的阐释力，史料阅读严重不足，选择性使用证据，也无视反证。“新清史”也有类似的偏颇。注重满文文献本来是很有意义的，注重清朝统治体系和方略具有满洲特色也很有意义，但是一些相关研究者过分放大这些情况来阐释清代历史的意义，主张或者暗示要解构清朝的中国性，这就走得远了。明清鼎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王朝更迭，以往王朝兴亡的机制大多数在这场变动中仍然发生了作用。新的时代因素也发生了作用，比如前面说到的晚明财政危机，就与市场经济发展以及货币白银化、财政体系货币化紧密相关，而这些变化与国际贸易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明清鼎革是中华文明历史上一直演进着的内聚运动的一个新阶段。这个运动是由亚洲大陆经济文化核心区与其周边区发展不平衡而又相互依存的格局所驱动的结构性过程。在这个视角下，中华文明构成一个包含多个相邻族群的不断演变的系统，演变的过程波澜起伏，演变的总体趋势是靠近、融合、聚会。这个过程是中国历史自己的主题，与当时的全球化有关联但不重合。清代的历史地位、制度特色和文化意蕴在这个视角下看，会更清晰，现代中国与明清历史之间的联结在这个视角下也可以看得更清晰。
当把晚明拉近，反复审视的时候，我愈来愈明确了一个看法，就是那不是一个“封建社会”。“封建”二字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使用频率非常高，而且其含义也非常一致，就是指封邦建国。这是西周初年推行的基本制度，其核心精神是权力分层，与此相对应的是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秦统一后推行皇帝制度，与之对应的是郡县制和官僚制，其核心精神是中央集权。这种体制延续至明清时期，到辛亥革命终结。封建不再构成制度主体之后，作为辅助性制度与帝制相始终，明清时代也有诸多表现，但不是基本制度。如果我们把明清中国视为封建制，就会将其制度精神搞模糊，把几乎所有历史冲突、变动的性质搞模糊。我认为明清是农本的帝制社会发展进入帝制农商社会的时期。这时的国家体制仍然是帝制，而社会基础已经由农本状态演变为农商同本的状态。而且农商并重的发展与当时的帝制体系达成了一种共生格局。商品市场经济可能是瓦解明朝统治的一种力量，但不是瓦解帝制体系的力量，帝制体系在明朝灭亡半个多世纪以后进入一个高峰期。这显然不是与欧洲历史同样的道路，所以我将这个情况称为中国历史的“自律”。
晚明是波澜壮阔的，也是婉约缠绵的。我已经流连了许久，却觉得没有看到的远比已经看到的多。所以我也需要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晚明。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周启荣教授所作的《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是一本用新文化史方法考察晚明的重要著作。周启荣先生年长于我，唯因就此话题相谈甚欢，蒙他邀我为该书中译本作序，其实是当不得的。新文化史是近些年兴起的最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路径，周启荣先生的出版史研究生动展现出了其拓展晚明历史研究视野的功用。
晚明去今三百多年，以前觉得那是个古老的时代，现在却觉得晚明是以多种方式与今天交错着。在历史思维的世界里，时间是可以瞬间跨越的，端在是否能够感知。我把我所感知的晚明呈现给读者，希望读者各有自己的感知。
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刘波博士、南昌大学历史学系闫瑞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晓迪分工帮助我重新阅读书稿并核对了引文，中西书局伍珺涵女士为此集编辑付出巨大心力，在此郑重致谢
2024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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