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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史学大家钱穆一生广涉经史子集，著述颇丰，造诣深厚，本书为其经典代表作！
◇在书中，钱穆一一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本质、中国社会的形成、中国历史演进的大势、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修养。
◇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钱穆点明，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断绝，就在于“民族”和“文化”这两者持续性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语言通俗，见解深刻，金句迭出，令人深思，宛如在现场聆听大师讲课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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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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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汇集了钱穆有关民族与文化这两大主题的多篇讲义和讲演辞。钱穆一一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本质、中国社会的形成、中国历史演进的大势、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修养。同时，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钱穆点明，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断绝，就在于“民族”和“文化”这两者持续性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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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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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知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等校。1949年赴香港，参与创办新亚书院。钱穆一生广涉经史子集，著述颇丰，造诣深厚。代表作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国史新论》《古史地理论丛》《中国历史精神》《晚学盲言》《先秦诸子系年》《庄老通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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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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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作品精粹序
增订版序
自序
讲义
上篇 中华民族之成长与发展
第一章 中华民族之本质
第二章 中国社会之结构
第三章 中华民族发展之经过及其前途
下篇 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
第四章 中国历史演进大势
第五章 中国文化本质及其特征
第六章 中国的哲学道德与政治思想
讲演辞
第一篇 绪论
第二篇 中华民族之成长与发展
第一章 中华民族之本质
第二章 中国社会之形成
第三篇 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
第一章 历史的领导精神
第二章 中国历史演进大势
第三章 中国文化本质及其特征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文修养
第四篇 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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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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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尝言，“人生”与“民族”与“文化”实三而一，一而三。现象虽可三分，但属同一本体。中国人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面不可指、不可见，即其“体”；阳面乃可指可见，斯其“用”。故言“阴阳”，犹言“体用”。先秦道家则谓之“有无”。凡属用处可见处，即道家之所谓“有”。凡属其体不可见处，则道家谓之“无”。其实无处即指其“同”处，而有处则乃其“异”处。故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妙”乃“有”之始，即其异处。其本则出于“同”，亦即出于无。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即其异处可见处，故可得而闻。“性与天道”则在同处，即无处，不可见处，故为孔子日常所少言。
如是以言“体用”。先秦道家喜言体，每轻视其用；儒家则好言用，每少言体。如言“性”，即近于体，故孔子少言之，只曰：“性相近，习相远。”“习”易见易言，即可谓性体之用。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即言体；“学”与“习”则性之用。《论语》二十篇，开首第一语即曰：“学而时习之。”
此“学习”二字，乃用非体，可见又可指。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亦步亦趋”，即其学与习，亦即用。“如有所立卓尔”，立者其体，道家所谓“玄之又玄”之同处，实即无处，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孟子称孔子谓“圣之时”，但不言圣之常。因“时”有异可见，“常”则大同无可见，此异乃道家所爱言，而孔子则多避去而少言。
《易传》后起，乃和会儒、道两家以为言。故其言“太极”实即“无极”。“极”乃言其同一极端，亦犹言“无”。故后人又言：“无极而太极。”言太极即犹言“大同”，亦犹言“无极”。此即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颜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即文章，即人生用处；“礼”则其体。“博”处即其异处，而“约”处则其同处。人生同处在“礼”，斯则可视而见，指而知，犹今之言具体。孟子始言“性”，性实一抽象，非具体。后儒如南宋朱子，乃谓“孟子粗，颜子细”，即指此等处言。然则孟子言“性善”，已近道家落虚处。荀子乃继之言“性恶”。然后儒乃谓“孟子醇乎醇，荀子大醇而小疵”。其小疵，即指其言性恶。荀子著书最首第一篇为《劝学》，此则其大醇处。《论语》二十篇，开首即曰：“学而时习之。”又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则此一“学”字，乃孔门教人醇处。孔子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吾学不厌而教不倦。”故荀子即在其大醇处劝学。孟子虽好言“性”，但亦不忘言“学”，故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而后起宋明儒如陆、王，则好言性而忽于言学，流于不慎，斯失孔门之真传矣。
今再言“体用”。此二字连言，乃始见于东汉时魏伯阳之《参同契》。亦可谓以前儒、道两家少言“体”，仅言“用”字。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又曰：“道之不行。”“行”与“用”，皆具体可指。颜渊则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所立卓尔”，此即后人所言之“体”字，而其字不出颜子之口。孔子亦仅曰“民无得而称焉”，或曰“民无得而名”，皆不用此一体字。孔子七十始曰：“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即犹言心之体。但言矩而不言规，不如庄子乃言“圆”，而曰“执其中”。矩之四方，皆可援可指。圆之中心则虚无其位，不如矩之有隅可据。《易传》后起于道家，乃兼采道家之言以为言，故曰：“太极本无极也。”故“具体”与“抽象”，乃儒、道两家立言宗旨大异处，斯则可辨而知者。
“文化”只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必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
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亦由文化而融成。
世界上曾有许多优秀民族，创造出许多各自神异的文化。但此等民族，有的忽然中途夭折，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仅供历史上继起民族之追慕效法，袭取利用。远者如巴比伦、埃及，近者如希腊、罗马，皆是。这因他们仅完成了第一步骤，即“由民族来创造文化”，而没有完成到第二步骤，即“由文化来融凝民族”。
世界上亦有某等民族，他们不仅能创造出一套优秀的文化，而他们所创造的那一套文化，又能回头来融凝此民族，使此民族逐步绵延扩展，日久日大，以立于不败之地。这便是我中华民族之特质，亦即是我中华文化之特征。
在中国古史上，并无民族之称，亦少民族相互间斗争之记载。“民族”一语，乃是近代译自西方。此征中国古人本无鲜明的民族观。
在中国古史上，只记有“氏”“姓”之别。氏主男性，指地缘言，或指职业言。姓主女性，指血统言。
中国古人，在适合产生文化之自然条件下，而产生了一套优秀而伟大的文化。
中国民族，最主要的似乎是分布在北方黄土层的广大地区上，穴居而山耕。
穴居只是山居，择取山岭原阜，陵阪高处，凿穴而居。
此等居处名为氏，住居此等处者亦称氏，如有虞氏、有夏氏皆是。
但中国古人，又有同姓不婚之戒。由于各氏族之异姓相婚，而逐渐把各地居民联系融合，成为一大民族。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亦犹后来之所谓君子之道，同亦造端于夫妇。中国古代民族本以“血统”为主要分别，亦即以血统为其主要之结合，而中华民族之主要成分，则“生活文化”之重要性又在其血统分别之上。
中国自玄古下到春秋，其时似乎确然已有一种鲜明的民族观念存在。因此当时人，遂有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分别。
华夏则称为“中国”，蛮、夷、戎、狄则称为“四裔”。小而言之，如一城郭称为“国”，城郭之四围则称为“野”。大而言之，自中央天子乃及其四围之封建诸侯，皆为“中国”，其外面则为“四裔”，即蛮、夷、戎、狄。
但此等分别，实不从“血统”分，而只从“文化”分别来。文化深演，则目为诸华与诸夏，即所谓之中国人。文化浅演，则称为蛮夷与戎狄，即所谓之四裔。
如晋献公娶大戎狐姬、小戎子，又娶骊戎女骊姬，可证戎有“姬”姓，有“子”姓，乃与商、周同其血统。时人谓“同姓相婚，其生不蕃”，但晋文公母，乃大戎狐姬，而晋文公得臻高寿，时人认其为异征。又有姜戎氏，自称“四岳”之后。又有庐戎，《国语》富辰曰，“庐有荆妫”，“妫”乃有虞氏之姓。可见当时中国人分别蛮夷戎狄，并非指其血统之相异，乃指其文化之差别。故直至唐代韩愈，尚谓：“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诸夏则诸夏之。”可征中国与夷狄之分别，乃在文化上，不在血统上。具此文化则为诸夏中国，缺此文化则为四裔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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