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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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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祭祀的人类学考察，传统上以经验研究为主——深入不同文明区域采集他者的生活经验；王铭铭此书则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进路：从文本细读的角度进入与祭祀相关的人类学理论。选取19世纪中期以来重要的英法人类学家，对于他们和祭祀相关的理论展开细致的梳理，并择要评点，对于人类学专业研究者是一部难得的具有专题性质和导读作用的作品。当然，作者并不局限于概括和重复十余位人类学家的祭祀理论，而是在此过程中通过对他们的分析和审视，提出自己对于祭祀的进一步理解，这种理解来自作者关于人类学（或“广义人文关系”）更宏观的理论抱负，也是其多年来理论思考积淀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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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聚焦19世纪中期以来英法人类学的祭祀理论，分析、说明和评论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解析祭祀的不同方式，审视这些既有方式的方法、内容及思想特征，帮助读者把握究竟应该如何追溯祭祀的源流，以及如何从实际生活情景下的祭祀实践和观念入手提出理论概念。
作者延续其近年来坚持的“广义人文关系”视角，评述与祭祀相关的重要理论，涉及的重要人类学家包括泰勒、史密斯、弗雷泽、莫斯、于贝尔、葛兰言、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埃文斯-普理查德、列维-斯特劳斯、基拉尔、韦尔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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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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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北京大学教授，人类学家。近期关注文明与广义人文关系概念的社会科学认识论价值。出版论著有:《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人类学是什么》《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心与物游》《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 与世界》《人文生境:文明、生活与宇宙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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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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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二元与三元
泰勒与史密斯:灵与物弗雷泽:高级交感巫术莫斯、于贝尔:祭祀的社会逻辑葛兰言:“食色”、祭祀与社会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功能科学”中的祭祀埃文斯-普理查德:从祭祀到“原始哲学”列维-斯特劳斯:“反祭祀”的神话学基拉尔:摹仿欲与“神圣的暴力”韦尔南与德许什:古希腊与非洲的祭祀布洛克及其后:祭祀与“超越”
结语 朝向“畏天之心”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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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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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要讨论的是“祭祀”两字所指向的那类“礼”。
汉语中“祭”这个字最初只有上面那部分，左边是一块滴血的肉，右边是手，意在用手给出动物的肉。要么是由于接受祭品的“存在者”或“力量”古时候被想象为不可见的，要么是由于以手供肉意思已足够明确，总之“祭”这个字最初没有下面“示”这一部分。直到晚商，“示”旁才被加上，指盛祭品的器物(大抵是那些能与祭品合成一体、显示祭礼之庄重的“工艺品”)或祭台(似应指使不可见力量显现自身在场之处)。此后，“祭”字经历了一些变化，但晚商出现的这一三合一结构长期绵续。
古时“祭”的意思与交际的“际”相通，指的是“人神相接”。在“人神相接”中，所供的带血之肉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关联。带血之肉缘何有这一作用?或许是因为，在古人的思想里，非人间力量不同于人，它们吃生食，要与其“交际”，便须以其惯于“消耗”的活物为“礼”;或许是因为要使“祭”产生“际”的作用，便要先杀死活物(“祭”字本与“杀”字意思相通，“祭品”本也被理解为“牺牲”)，使其生命之液/气流动起来。
“祭祀”中的“祀”字，本与“祭”字意思差不太多(与其意思相通的还有享、荐、至、察等)，出现的时间也相近，可指在祭祀场所长期摆放供品的那种“祭”。不过，“祀”字里有“巳”这个部分，它本指胎儿或后嗣，由此，“祀”字大抵有了求子之祭的意思，延伸而论，它的含义可指祭祀之“化育功能”(保障或促进人和世界的生命力增殖)。
“祭祀”两字的意义既明〔1〕，我们可知，这个词之所指，为“礼”这个大范畴中的一类。
“礼”这个字最初也没有“示”这个偏旁，而仅有右边的“豊”。“豊”这个字下面的部分是“豆”，象“行礼之器”的“器”，上面的部分本来并不是“曲”，而是“珏”，即两串玉上下叠加，意思是《说文》讲的“事神致福”。王国维先生早已发现，“礼”的直接解释应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2〕。也就是说，“礼”字既指敬神又指敬人，其接受方既可以是非人间力量又可以是尘世中人，所奉的物品是像玉那样珍贵的东西，但却不局限于玉。
古人有时将祭祀的“祭”字与其同义字“荐”相区分，认为前者“用牲”，后者用非动物的供品。他们一般还把祭品接受者限定在“超越人间的存在”这一范畴中，狭义上包括祖先、人、鬼和神〔3〕，广义上则包括带有“神秘性”的一切超人间力量。
说到祭祀，我们不禁会想到《仪礼》《礼记》等古籍，这些可为我们从供品“接受者”的种类(先人、天地四方、名山大川、五祀、八蜡、英烈、厉鬼等)、祭主和其他参与者的角色安排(如王、侯、大夫、士、庶及亲属制度上的“差序格局”)与表现到祭祀的程式(时间节律、祭祀场所的勘定和建设、仪式的人和物方面的准备、祭品的处置与分配)及“理论”(有关“礼”的重要心理和社会价值的思想)等角度得出有关“繁文缛节”的认识提供支持。〔4〕
然而，祭、祀、礼三字，意义本已足够丰富。它们气韵生动，展现了人借助一种非人(物或被视作物的人)来与另一种非人(广义的神或非人间力量)沟通的情形(祭)，揭示了我们称为“仪式”的东西对于生命绵续和繁荣的意义(祀)，说明了通过人所珍视之物表示的敬畏之心既是面向人的他者(他人)又是朝向非人的“它者”(神或物)的(礼)。
这些字构成了一个“广义人文关系”的维度，它表明，人在其生活中处理的关系，范围远远超出“自己”，它们本身是在物我、人神、自他之间活动着的“力量”。
我曾对“广义人文关系”体系做过一些讨论〔5〕，此后的几年里，我写下这本有关祭祀的书。这期间，我总是想到与上述“解字”相关的如下问题:
我们所知最早的“祭”字，缘何没有“示”这个部分?
“祭”这个字建立的三合一结构，是否为所有祭祀的普遍样式?
不同社会共同体的祭祀是否必然基于对人、物、神“三界”的区分展开?若是，三类“存在者”各自又被界定为何物?其概念范畴的边界有哪些差异?
祭祀是普遍存在的，还是仅在“古代文明”中存在?
祭祀中的人、物、神三者之间关系的中间者是不是一定是“祭”这个字中的那一物，或者说，即使是被视作那一物，它是否可以转喻或替代人或神?换言之，祭祀在为人、物、神提供“际会”的机会之同时，是否也为人与他们的“广义他者”(他人、物、神)提供了相互转化的可能?
在不同社会共同体中，“广义人文关系”是否有不同的形态?其中的关系是平等互惠的，还是差序有别的?平等和差序又是如何具体界定的?不同文化如何排列人、物、神三者在等级秩序中的地位?
“祀”字体现的通过祭祀增强生命力，是不是诸社会共同体所共同追求的?在追求生命力增殖之同时，不同社会共同体是否也追求其自身的“道德升华”和秩序完善?不同的人是否以此为手段达成生存的功利目的?
祭祀既然是一种人神之间的交流方式，这种特殊“语言”能否以一般语言的逻辑来化约?或者倒过来说，这一以物为载体的交流方式是何种“语言”?
如果祭祀往往是以生灵(包括作为个体或集体的人和 万物)的生命力之更新为追求，为什么这一对“生”的追求往往以牺牲的“死”为方式来实现?如果“死”是生灵的生命力难以规避的宿命，为什么人们会借助祭祀使之“提前发生”?其在祭祀中的“提前发生”与在战事中的“提前发生”是不是可比的?二者是不是都可以用“暴力”来理解?
“祭”字既然有“杀”的意思，仪式中缘何要使用暴力?祭祀的“暴力性”是否可以化约为“人性”之“恶”?一些“轴心文明”出现“反祭祀”倾向，是否源自对祭祀的“暴力性”的抵御?
祭祀无疑是古老的神话和习俗，在当代，这些是否毫无存在价值?
......
采取个案或比较的方法，对以上问题展开“经验研究”，无疑会有许多收获。然而，我这里所要做的工作却不属于此类。我将聚焦对祭祀的既有解释，特别是近现代西学 的祭祀理论，具体言之，我将以 19 世纪中期以来西学的一 支——英法人类学——为例，分析、说明和讨论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解析祭祀的不同方式。我坚信，研究这些既有 方式，审视其方法、内容及思想特征，理解其如何追溯祭祀 的源流，如何以学术概念来“化”实际生活情景下的祭祀实践和观念，同样有助于我们把握上述问题并趋近答案。
这些述评来自对经典文本的研读，这些文本是现代英法人类学的成果(有的已有中文译本，有的则尚待翻译)，代表在学科史上有突出建树的人类学家的观点。我的关怀虽是学理性的，但我将围绕一系列学术人物展开。选择这些人物的依据是他们的“范式”或“学派”代表性，这些“范式”或“学派”广泛包括了 19 世纪后半期的各种进化论，在反思或反思地继承进化论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功能论 (文明史、结构和个人主义功能人类学)、20世纪 50 年代出 现的“宗教”与“结构”对立范式、“后结构”时代涌现出的不同思想(如祭祀的暴力或“替罪”论解释、结构 - 历史功能论、过程论及本体论解释等)。
我将表明，除了时代性之外，这些“范式”或“学派”还有国别性，与置身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英国派”与“法国派”相关，其总体历史形象是由两大派系势力的此消彼长构成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别范式或派系同样具备国内性和国际性，与英法两国内部的思想分歧及其“国际效应”相关。〔6〕
我多次通读书中处理的这些文本，也摸索过它们背后的思想脉络，但这里我将聚焦于其中有关祭祀的部分。我努力趋近作者的原意，但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我不免戴着自己的“有色眼镜”。这副“有色眼镜”是由广义人文关系的镜片制成的。
这批名著(与这门学科的巨大产量相比，它们无疑仅属其中的少数，但它们是兼具广度和深度的重要少数)，没有一本提到“广义人文关系”概念——坦率地说，这些作者并没有用它代表的视角来看问题，他们中甚至有不少是我试图用这一“关系主义”看法来批判的“二元论”“人类中心 主义”“功利主义”“神圣论”“暴力论”等观念形态的表现。 然而，如我将表明的，透过“广义人文关系”镜片审视这些文本，我们能更顺利地进出于经典的思想世界。
做“文献研究”，尊重文本制作者的本来想法至为重要，但在做这项有特殊旨趣(祭祀的广义人文关系释义)的 研究时，我们似乎更应面对这一事实:唯有将视野拓展到汉文“祭”字涵括的人、物、神“三界”并采取区分与关联的辩证法展开想象，方能更好地深入原典之中，对其提供的有 关祭祀的源流、性质、作用与历史地理转化的解释形成于己相关的理解;因而，即使文本作者并没有采取这个视角和辩证法，其理论若是被“过滤”，其原意亦将得到更好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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