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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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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作为一个古老的词汇在近现代中国被赋予新的意涵，在政党政治、社会革命、经济建设等重大议题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1943年，毛泽东在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的《组织起来》讲话，为农业生产领域的组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并预示着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在1940—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劳动英雄转化为“组织者”，经由“典型示范”“思想教育”和“动员结构”将群众组织到互助组或合作社中来，并带领群众完成集体生产与集体分配等任务。在这一运动中，文艺生产发挥自身的优势，参与到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工作中来，并书写和再现了“组织起来”的完整过程，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反过来推动着文艺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群众文艺创作和文娱活动的繁荣。合作化运动在文艺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本书写作的主要线索，书稿既有鲜明的文学性，也融汇了社会史与政治史，揭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文艺与政党政治、大众生活之间相互生产和促进的历史关联性，深化了对相关历史时期文艺实践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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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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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宇，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思想与文化等，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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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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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现代中国人文学研究的新尝试（钱理群）
1 导 论
1 第一节 农业、文艺与“组织起来”
16 第二节 通往“真实”的路径：让文学与历史“互助
合作”
23 第三节 问题结构与章节述要
第一章│ 作为“骨干”的组织者
29 第一节 从“劳动英雄”到“合作社英雄”
60 第二节 “大社”干部的经验与烦恼
78 第三节 “不断革命”与塑造“新人”
第二章│ “典型示范”与书写“典型”
100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与典型问题讨论
115 第二节 “典型示范”与经验推广
126 第三节 “典型社”的文学形象：以《花开第一枝》为中心
第三章│思想教育与动员结构
142 第一节 经济利益与“打通思想”
152 第二节 “思想改造”及其困境
165 第三节 “封建思想”的位置
171 第四节 “动员”的形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189 第五节 “文艺”动员及其接受效果
第四章│社会再生产中的农村“群众”
216 第一节 集体劳动之“美”
226 第二节 集体生产与群众文艺活动
243 第三节 分配问题与“本位主义”
266 第四节 “开会”与群众语言的重新整合
第五章│ “深入生活”与文艺形式
282 第一节 “农村风景”的观看与表现
295 第二节 “深入生活”与创作困境
304 第三节 “生活样式”与新形式的创造
313 结 语
317 参考文献
337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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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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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现代中国人文学研究的新尝试
钱理群
李超宇是我的学生吴晓东的学生；他当年入学不久，在校园路上主动和我打招呼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就像他在本书《致谢》所说的那样，他时不时上我家来，听我高谈阔论，讲思想与学术的最新思考。我有不少这样的“隔代知己”，是一直引以为豪的。超宇博士毕业以后到山西工作，我们就很少联系了，但我心里一直惦念着他。这回他的毕业论文要正式出版，请我写序，尽管写的是当代文学，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但我还是欣然应命，写“读后感”。
我注意到超宇《致谢》里说的两句话。第一句是“论文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意思）”——这是不是说，他的论文背后还隐含着一些更大、更根本的关怀与思考呢？这就有了第二句话：“如果没有他（钱老师）的那句‘认识你脚下的土地’，……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篇博士论文”——我的心为之一动：这不正是我和超宇之间思想、学术的相通之处吗?真正触动我们心灵的，就是这“脚下的土地”，“土地上的历史、文化、地理、自然，以及耕耘其上的父老乡亲”啊！我因此把贵州当作自己的与北大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的“精神基地”，把对贵州文化、历史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根基”。而超宇不也因此在博士毕业以后回到老家山西，他的这篇论文的真正用意，是在借此认识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认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历史、文化、文学啊！
我因此注意到超宇论文中三大贯穿全文的关键词：“政党政治”、“组织起来”和“农民群众”。这首先是对中国当代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的高度概括。“政党政治”的引领，“组织起来”的基本体制，以及“农民群众”的社会基础：这正是构成当代中国的三大要素。
就像超宇在论文中所强调的那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一开始，即在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强调“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以“组织起来”（“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以后又发展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作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与路线。超宇进一步指出，这不仅是“战争情况下”的“应急”之举，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更发展为“国家体制”。于是，就有了超宇论文论述的中心——“农业合作化运动”。此后的重大政治运动往往都与农村高度相关，而“改革开放”以农民的“包产到户”为突破口，恐怕也绝非偶然，以至于当下“新时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依然是“乡村振兴”。可以说，这样的“党（现代政党政治）”领导下“农民”“组织起来”，这三大要素，正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最大“特色”。
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四大特征。超宇也作了准确的概括。
首先是“文艺创作的高度组织化”。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一开始就给解放区（以后发展为全中国）“文艺创作”基本定性：不再是“个人”创作，而是党领导的“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的文学”。这一基本定性，就决定了从事文艺创作必须“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服从“党的领导”。在“写什么，怎么写”等创作基本原则问题上，要服从党的意志，以是否符合党的思想、政策为标准，而且文艺创作也应该高度组织化、计划化，由党组织统一安排、谋划。
于是，就有了“文艺创作的新功能，新作用”。这也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明确规定的：要“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样的高度自觉的“思想教育，组织动员”“宣传、鼓动”的功能，前所未有。
其三，也就有了“文艺生产新方式”。《讲话》毫不含糊地明确召唤：“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能进入创作过程”。这就规定了以“深入生活”，首先是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作为文学创作的“生产方式”，而且是“唯一”的。其背后则隐含着一个对作家、读者，以至工农兵群众进行“根本改造”的规范性要求。“深入生活”的前提就是“人的改造”。这里包含着创作者的改造：首先是“党的工作者”，然后才是作家；写作是“党的工作”，政党政治“溶解在他们的生活与心灵中”。不仅如此，读者（包括农民群众）也要“改造”：在投身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要参与文学创作（写新民歌、人民公社史），同时兼具生产者、创作者的多重身份。在党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农民群众全面“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与自豪感。
这样的被改造了的文艺创作就必然产生“文艺创作的新范式”。根据超宇的研究，主要有二：塑造文学“典型”和文学“新人”。而所塑造的“典型”和“新人”，都具有鲜明的“党性”，即党所期待的全新的“人性”，又反过来成为全民“改造”的新典范。
应该说，以上四大概括，相当准确地点破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性与中国特色。这是显示了超宇的理论概括能力的。而超宇的分析，也充分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没有回避这样的特质所带来的矛盾、困惑、不同评价、论争等。
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研究这样的“文学新现象”。我注意到超宇论文专门讨论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两个不同路向。一个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研究者所说，其关注点在“文学实践本身即构成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强调“社会史视野”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另一种是强调文学“审美之维”“形式之维”，主张“从文学文本出发，最终仍要回归或者落实于文学作品，而不是诉诸社会学或者历史学文本”。超宇对这两种研究路向都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将文艺作为历史的注脚”，可能使文学研究成为“史学的婢女”；而纯粹的“回归文学本位”，则可能丧失“向历史深处作进一步开掘的机会”。超宇在他的论文里，提出并尝试进行另一路向的研究：“不应再拘泥于学科壁垒或文学与历史的主从关系，而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寻找一种让双方实现‘互助合作’的研究方案。”他因此从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获得启发，在自己的论文写作中进行了新的尝试。
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与共鸣。在我看来，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本是中国传统研究一个重要路向，它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诗（文）史相通”的基本特点的。这一传统在现当代文学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多次强调，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同时具有现当代思想史、精神史的意义与价值。我自己的研究，例如鲁迅、周作人的研究，就同时关注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精神史的独特贡献。而这样的文（诗）、史相通、互证的研究，在当今又具有特殊意义和迫切性。2023年我们北大中文系商金林教授有一个重要的史料发现：早在1930年代日本学者在翻译、介绍《鲁迅全集》时，就提出了两个重要论断：一是要解“中国之谜”，必须读《鲁迅全集》；二是鲁迅对中国的解读，不只限于文学，而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的“人文学”领域进行综合性研究。中文系部分老师对此进行了认真讨论：在我们看来，当今的“历史大变局”中，同样存在一个“如何认识现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谜”；而解中国之谜也同样需要从“人文学研究”切入。由此作出一个重要论断：这样的“现当代中国的人文学研究”，很可能是当下与未来中国与世界“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向。在这前后北大成立了陈平原主导的“现代中国人文学研究所”，就是一个自觉的尝试。我自然是其最积极的支持者。现在，我又在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李超宇的博士论文里，看到了这样的尝试，其欣慰自是难以言说……
2024 年
6 月19 日—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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