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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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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庙之外》自初版以来就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三年时间里，先后刊出了7篇重量级中英文书评，日本著名学者妹尾达彦教授甚至称其为“唐朝王权礼仪史上的划时代性成果”。此次再版，作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增订与完善，使书中构建的隋唐时期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更加完备，体现出作者对于礼制、宗教史研究以及民间信仰更深的思索与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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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古代的国家祭祀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天、地、鬼神的观念，是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以往对历史上的国家祭祀问题，主要是围绕着皇帝所进行的郊庙祭祀活动展开研究，本书则将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信仰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贯通起来，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家祭祀与地方祠祀、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尤其在秦汉至宋朝祭祀发展的脉络中考察隋唐的情况，前瞻后顾，视野开阔，呈现了国家祭祀对于民间社会乃至普通民众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得以体现的途径和方式。其研究所描述的历史画面，远较我们看到的单独详细考述国家礼制和单独研究佛、道与民间宗教的论著要丰富多彩，因而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
由此我们看到，适应时代变化，唐朝国家为建立一个以儒家理论为基础，以皇权支配的人神关系新格局之不懈努力，国家祭祀怎样在唐宋时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开放性的整合意识形态的平台，一个建立思想秩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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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雷 闻
1972年生，陕西旬阳人。2002年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2003—2021年，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为2007—2008年度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中古宗教史、敦煌吐鲁番学。著有《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官文书与唐代政务运行研究》《永念群生：隋唐礼俗与信仰论集》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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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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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前言
时光如梭，不经意间，这本书居然已是15年前的旧作了。书绝版已久，这些年间，不断有师友和学生向我打听修订的计划，也先后有不下七八家出版社跟我表达过想出修订版的意愿，其中包括几位很要好的出版界朋友。只是，因为早在2015年就已答应孙晓林老师，要在三联出修订版，所以只能婉拒了他们的好意。不过，这些年由于诸事缠身，除了照顾幼子需要耗费不少心力，也总有一些紧迫的任务无法拒绝，于是本书的修订工作就变得遥遥无期，这也使我一直觉得愧对孙老师。直到今年春节过后，孙老师打来电话，说“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已将本书修订版列入30周年纪念的书目，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我决意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全力进行本书的修订，最终在两个月之内基本完工。看来，天性懒散的人有时候真得这么逼一下。
自2009年5月初版以来，本书就颇得学界关注，在三年时间里，先后有七篇书评问世A，其中几篇甚至在万字以上，堪称书评论文。作者之中，除了吴丽娱老师属于前辈名宿，其余大多是中古礼制与宗教研究一线的中生代新锐学者，他们从各自的学术脉络与关怀出发，对本书做了平实而精彩的点评，在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同时，也对存在问题做了针对性的讨论，进而引申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话题，读后深感知音可觅，吾道不孤。这次修订，尽可能吸收了这些书评提出的合理意见，当然总有些问题限于材料或个人学识而无法处理，毕竟，真正的缺点都是深入骨髓、无可救药的。但无论如何，我要对这七位书评作者致以最衷心的感谢，他们可能比我更懂得这本书。除了这些正式的书评，我也从其他不同途径听到或看到一些对本书的评论，有批评的，但更多还是鼓励，记得妹尾达彦先生就曾在一篇文章里称本书是“唐朝王权礼仪史上的划时代性成果”，这自然使人在惶恐之余，感到一丝欣喜，毕竟妹尾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在礼仪空间、都城与地方等方面，他都曾给我许多启发。
本书也曾先后获得过几个奖项，如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2012年11月）、第六届“胡绳青年学术奖”（201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八届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一等奖（2012年12月），以及第八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2014年1月）等。此外，本书的部分章节曾经被译成外文发表：2014年，大谷大学的浅见直一郎教授就将第二章第一节关于皇帝图像与祭祀的部分译成日文发表。2022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攻读博士的赵鹿影女史将第二章第二节关于五岳祭祀与道教的内容译成英文，发表在澳门大学贾晋华教授为Religions杂志组织的“中国传统国家岳镇海渎祭祀体系”专号上。翻译过程中与译者的往复琢磨，实际上也深化了我对一些细节的认识。在此，要特别感谢浅见教授、贾晋华教授及鹿影的厚意与辛劳。
下面对本书的增订情况略作说明：
首先，是结构的调整。本书初版的第二章篇幅最长，却只分了两节，这次将其拆分为四节，使眉目更加清晰。全书的图版和表格，在初版时是各章独立编号，这次则改为统一编排。
其次，是内容的增补。除了增加一些图版，又新增《唐代潜山的信仰世界》一文作为附录。因为潜山九天司命真君庙的置立，可视作此前司马承祯奏置五岳真君祠的余响，而祠中左（慈）真人堂的建立，则提供了一个中晚唐佛、道教与地方祠祀合流的生动个案。此外还有一些小幅增补，举其要者，如第二章用新见《田僓墓志》补齐了中岳真君祠的相关材料，又补充了北周道教类书《无上秘要》关于“九亿万骑”神兵的记载，这比初版所引杜光庭的作品更接近文中讨论的隋代史事。第三章增补了新刊开元二十一年《唐故太子少詹事张之辅墓志》中关于生祠的材料，又据《续高僧传》补充了隋代杭州高僧真观与皋亭山神的故事，这也是佛寺与地方祠祀共生关系的佳例。第四章据孟献忠的《金刚波若经集验记》，补充了武周时期来自梓州慧义寺的清虚和尚在长安祈雨的记录，又据近刊《不空全集》，对密教祈雨的经典与仪式略作补充，这些都是初版遗漏的珍贵材料。
再次，是错误的更正。主要有三处：其一，是第二章第一节关于河东浮山县龙角山《庆唐观李寰谒真庙题记》的时间，初版误作德宗建中三年（782），后来我在对庆唐观进行系统考察时才发现，这则题记的时间应是穆宗长庆三年（823），因此，这部分的叙述就根据我的最新研究做了修改。其二，第四章第一节引《文苑英华》所载八篇玉晨观叹道文，除第一篇作者系白居易之外，随后三篇应为封敖所撰，但因《文苑英华》漏标作者之名，使我在初版中误以为均系白居易之作，今据《全唐文》正之。其三，初版在第四章第一节引用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开成三年“相公”李德裕帖七寺僧人祈晴的记载，实际上当时李德裕还在淮南节度使任上，故此事发生的地点不在长安，现将此条移至下节。
最后，是技术性的提升。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在本书初版之后的十多年间，许多重要古籍有了新的点校本，这次择其要者进行了版本更替，如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十三经注疏丛书”等。更重要的，则是《续高僧传》《集古今佛道论衡》《真灵位业图》《真诰》《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广成集》等一大批重要的中古佛、道教文献相继整理出版，显示了这个领域基础性工作的进步。本次修订，将这些文献都替换为新版。二是在这些年里，本书初版参考的一些重要外文论著陆续被译成中文，如金子修一先生的两部著作，以及麦大维、杜德桥、巴瑞特、司徒安等西方汉学家的著作，对此，我在增订版中尽可能做了提示。
记得当初撰写博士论文时，选择以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为主题，部分原因是受到李零先生对秦汉时期中国传统信仰与礼制研究的影响，就想接着往下考察，在佛、道盛行的隋唐时期，礼制与宗教有何关系？同时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对聚讼纷纭的儒家的宗教性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具体研究找到不同的切入点？二是国家是如何面对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的？后者源于我对当时民间信仰研究中那种单纯追根溯源式的文献学路径的不满，就想着是否可以尝试从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的博弈来进行思考。从结构上说，正文前三章分别对应着上述三个问题，最后一章则以祈雨为线索进行总体考察。在每一章，我都尝试用一些典型个案来切入，这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能在一些关键的点上讨论得比较深入，但缺点则是从个案上升到整体时，结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此外，本书的写作，也建立在我对当时学界状况反思的基础上，特别是唐代礼制史与宗教史研究虽然都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却是各自精彩，两个领域壁垒森严，而我则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将二者贯通起来。记得在世纪之交张广达先生曾指出：“现在研究佛教、道教的专著较多，但将这种研究纳入唐代社会的较少，佛、道信仰只是宗教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唐史的组成部分。学术发展有它的路数，今后将会有人填补这些社会史的空白，扭转宗教史研究与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脱节的现象。”可以说，张先生当年的预言，如今已得以部分实现。至于我本人，虽然会习惯性地把新见材料或想法随手写在自留本的页边以便后续修订，但学术兴趣已更多转向了隋唐道教石刻的研究，这从增订版参考文献中所列我的新成果不难看出。
回首来时路，我真心感激吴宗国先生当年对我博士论文选题的宽容，毕竟同门师兄弟们做的大都是制度史方面的论文，只有我执意研究礼制与宗教。在二十多年前，这种选题不仅在吴先生门下独一无二，甚至在以制度史与政治史研究为主流的北大历史系，也多少显得有些异类。如今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博士论文选题的多样性让人眼花缭乱，这自然是时代与学术潮流变迁的结果。2020年时，我曾受命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的隋唐史研究发展做过一个非常概观性的鸟瞰。要以一万多字的篇幅讲述整个70年的发展，绝对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只能选取几个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点来介绍，其中之一，便是“礼制史与宗教史的崛起”。相较于长期以来占据核心地位的政治史、制度史等传统课题而言，《天圣令》与唐代法制史研究，粟特人入华与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礼制与宗教史的崛起，无疑都极大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使整个隋唐史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以本书涉及的议题而言，后续也都出现了不少精彩成果，例如在唐宋礼制史方面，张文昌、朱溢、冯茜的著作都力图打通唐宋，揭示唐宋制度、思想与社会之变化。宗教史方面，吴羽继续考察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的互动，汤勤福、吴杨等对唐代太清宫制度的考察，以及聂顺新对国忌行香的系列成果等，都体现了研究的深入。在地方祠祀方面，则有杨俊峰、夏炎等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拓展。虽然限于体例，本书增订版可能无法与这些新成果进行充分对话，但在“导言”及相关注释中都会有所提示。事实上，礼制史与宗教史的进路如今在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也蔚为潮流，并不仅限于隋唐时期，比如田天的《秦汉国家祭祀史稿》、魏斌的《“山中”的六朝史》等，都是其中的佳构。在这些著作中，礼制与宗教已不仅是研究的对象，而是借以考察一个时代整体历史变动的路径或方法。它们展示出的画卷，既有我们熟知的场景，又揭示了新的面向；既提出了王朝地理、神圣空间、信仰景观等方面的新思考，又与国家、皇权等传统议题密不可分。这种努力，也是本书当年的初心所在。
本次增订工作，也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帮助。魏祝挺先生提供了最新拍摄的《岱岳观碑》的照片，毛阳光兄提供了《张之辅墓志》的高清图版，李福（Gil Raz）教授帮我校订了英文目录，王博兄帮我找到最新的日文论著，学棣沈国光、汪馨如、李红扬、陈楠峰、叶清磊、王思则协助我覆核了全部引文，在此一并致谢。还要感谢责编宋林鞠女史，她的热情、完美主义与高效的执行力，使增订版面世的时间大为提前。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孙晓林老师，是她的专业与坚持，才使这一切有了可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年过知命，探索仍在路上。
雷 闻
2024年4月30日初稿
8月26日二稿于北京庆唐斋
☆ 随着国家祭祀体系的儒家化，先代帝王之祭祀也从儒家经典的抽象原则逐步得到落实，并体现在国家的礼典与法典之中。在这个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先代帝王祭祀的性质从“圣贤”向“帝王”的重心转变。《礼记·祭法》中规定祭祀的先代帝王是上古的圣王，这反映了道统与治统合一时的情形，即帝王与圣贤一体。随着二者的分化，先代帝王祭祀中“帝王”的一面逐渐得到强化，这个变化从隋代开始，到唐玄宗推行新制时达到顶峰。可以看出，国家强调的是其代表的政权合法化问题，而百姓则将其视作地域社会中的灵祠，寄托着他们的愿望与要求。
☆ 祭祀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信仰问题，信仰本身既可以是一种简单朴素的观念，也可以是一种复杂的理论体系。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总是力图建立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信仰系统，先秦时期的天道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从实践上说，面对魏晋隋唐时期盛行的佛、道二教，国家亦试图将其加以消化和整合。从隋文帝以来，皇帝的肖像被供奉于佛寺之中，成为民众祭祀的对象，而唐代在一些特定地点，道教与宗庙祭祀又结合起来。随着皇帝图像（写真与铸像）供奉于寺观的流行，国家宗庙与皇帝本人的祭祀也与民众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 在佛、道二教中，道教与国家祭祀的关系更值得重视。道教出于对于血祭的反对，力图改造国家祭祀，从南北朝到隋唐，道教投龙仪与国家岳渎祭祀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其中高宗的封禅、武周代唐的政治宣传都是其间的重要事件。这种趋势到唐玄宗时达到顶峰，在司马承祯的建议下，有了五岳真君祠、青城山丈人祠及庐山九天使者庙的建立。然而，五岳真君祠并未取代国家的五岳祭祀系统，它们更多是作为替国家、皇帝和百姓祈福的道观而存在。而且，从司马承祯到晚唐的杜光庭，其洞天福地说中关于五岳的叙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表明国家观念也深深影响了道教理论的书写。与此同时，道教仙真高于岳神的观念成为唐代许多民间传说的主题，而岳神形象的破坏却使得这些国家祭祀的对象贴近了民众的生活和信仰世界。到五代宋初时，真君祠常与岳庙同时举行祭祀仪式，特别是岳庙也往往举行道教仪式，这一切都使得五岳的道教性质逐步定型。
☆ 总之，那种将宗教与国家礼仪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在唐代，宗教并不仅仅是民众（包括士大夫）的个人信仰，而且也进入了“公”的领域，并成为国家礼仪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纽带。从本质来说，国家的政治表象有两个方面，一是合法性，一是神圣性，在传统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古时期，二者密不可分。国家往往通过强化其神圣性来凸显自身的合法性，皇帝图像进入寺观、岳渎祭祀与道教的结合、相关民间故事的流传，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政权的神圣性，祭祀活动本身也因而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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