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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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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义田先生是1980年代迄今在世界范围内做出杰出贡献的秦汉史学者，秦汉时代文献、简牍与图像三类资料中，能够得心应手并恰如其分地加以运用并取得突出成就的，环顾海内外，邢先生可以不夸张地推为第一人。此外，他具有中西比较的视野，眼界开阔，常提出些就中国论中国的学者想不到的问题。近年他还不断开发新方法，探索新问题，显示了老一辈学者守正创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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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中研院”院士、秦汉史大家邢义田先生的访谈录，内容包括他的家庭、求学及师友杂忆，学术研究之路，以及他对新时代治学思想、人文知识等挑战的看法。人文社科类的读者都会有兴趣。不仅可加深读者对其学术作品的理解，还可看作史语所那代学人生活、学习经历的缩影。
书名“真种花者”取自周作人语：“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而花亦未尝不美，未尝于人无益。”邢先生随兴求做学问的快乐，不为卖钱名利，学问只作“为己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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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邢义田，1947年生，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秦汉史、罗马史、出土简牍和图像学等。著有《秦汉史论稿》《古罗马的荣光 —罗马史资料选译》《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画外之意：汉代孔子见老子画像研究》《今尘集：秦汉时代的简牍、画像与文化流播》《Google地球与秦汉长城》等。与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合作，以红外扫描技术整理居延汉简，出版《居延汉简》（壹—肆）。
马增荣，1983年生，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助理教授。专攻秦汉史及出土文献，学术论文见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T’oung Pao、Asia Major和Early China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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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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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庭、求学和师友杂忆
从艺术少年到历史系学生
台大岁月
走出中国
夏威夷大学
史语所三十五载
第二章 “为己之学”：我的学术研究
整体历史
传统中国的“变”与“不变”
古代社会的“上层”与“下层”
中国社会的“封建化”
儒家地位的反思
士大夫以外：工匠与刀笔吏
读写能力与经济生活
对帝国的想象
比较史学
出土简牍
不同性质的简牍与存灭
图像看史
分寸的拿捏
材料与方法
真种花者
“细读”的艺术
第三章 新时代的挑战与回应
出土材料的挑战
传世文献的地位
谈文字训练
给年轻人的话
附录
附录一 变与不变 —一个史语所历史学徒的省思
附录二 此情可待成追忆：敬悼傅师秀实
附录三 新工具与新史学：用 Google地球探索秦汉长城
后记一（邢义田）
后记二（马增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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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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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变”与“不变”
【马】您与杜正胜先生都研究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一段的历史，但您二位的看法非常不同。杜先生的著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强调这段历史中的“变”，您却强调变中之“不变”。您是如何察觉到此一问题？又是如何着手研究的？
【邢】这是我后来的看法。印象中沈刚伯老师编写的高中历史课本早已强调春秋战国的变动。大学时上李济和许倬云老师的上古史，讲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变”。许倬云老师应曾受李宗侗先生的影响，讲春秋战国时期的阶层变动，平民阶层上升、贵族下降等等。当时，我们身为学生，基本上都受老师们的影响，我也上过李宗侗老师的课。杜先生后来讲春秋战国的大变动，强调变动应该说是一个存在已久、影响很大的观点。那时强调变动，有很大成分是对一度十分流行的“东方停滞论”的反动。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等西方学者曾大谈东方社会从印度到中国如何停滞不前。这激起中国学界不同的回应，这里无法多谈。
大变动这观点并没有错，春秋战国的变局不容否认，我从不否认。不是跟您说过我非常喜欢读先秦诸子书吗？我注意到周代封建崩溃以后，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和庄子等人都提出自己对建立天下新秩序的看法。这是先秦诸子的一个共同关怀：要从封建崩溃回归天下一统呢，还是走别的道路？这个新世界到底要像儒家一样鼓吹回到三代那样的黄金时代，还是像老子向往的小国寡民？或如韩非说的，应该与时俱进，时移则事异？要“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荀子就主张“法后王”，不要“法先王”。孟子忧心天下不归杨则归墨，主张天下应定于一。也就是说先秦诸子纷纷推销不同的方案给诸侯，诸侯可有不同的选择，华夏大地一度似乎有可能走向很不相同的道路。只有在分崩变动、一切未定的时代才可能出现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花齐放也反过来证明了变局的存在。最后秦汉相继一统天下，中国从此被既定的格局框住二千多年，失去了改变政治社会基本格局的可能。
秦汉建立以后，学者多认为封建成为过去，专制官僚帝制出现，历史像是断裂了一般。但我始终想不通一点：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力主老百姓最贵，可是再一想，秦汉以后老百姓仍然仅仅是帝王口中的“黔首”或“齐民”，一点也不贵。天下大权像封建时代一样，仍然在一家一姓的手里。老百姓何曾翻身做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完粮纳税，做牛做马，老百姓在秦汉帝制下和在封建制度下，“黎民”“黔首”或“齐民”的身份和地位何曾有什么真正的差别？
【马】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此看法？是在写皇帝制度的时候开始的吗？ 1那就是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
【邢】对啊！其实早年最感兴趣的是皇帝制度。我一直在思考应该把皇帝制度放在怎样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譬如说，秦始皇（前259—前210）创立了“皇帝”的新名号，应该怎样去理解它。以前的人都说这象征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天子已成为过去，现在有了皇帝。可是我发现秦始皇并没有放弃天子的称号，周代封建下一些核心概念和符号也延续未变。例如关键性的天命观—合理化（justify）一个政权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一点不见动摇或被其他理论所取代！
【马】您的意思是政权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础没有实质的改变？
【邢】我认为是这样。“提三尺剑”， “斩白蛇”，实际上是枪杆子出政权！毛泽东说的没错。周天子灭商，血流漂橹，不就是靠枪杆子？这是政权正当性最真实的基础。不过搞革命还须包装一件美丽的外衣。黄巾起事号称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所谓黄天当立就是依据天命和五德终始说编织成的外衣。这类外衣从商周以降到明清，不曾根本性改变过。
【马】非常同意。秦始皇也要做很多政治宣传（propaganda），比如他留下的刻石。我们看到关于秦代的记录，多数是汉代人流传下来的，所以倾向把秦代写得特别负面。事实上，秦代有很多东西来自西周，现在很多考古发现也证明秦对西周文化的继承。
【邢】您说的很对。传说中秦始皇想得到周的九鼎就是例子。九鼎是天命和统治权力的象征。始皇“泗水捞鼎”的故事正说明此事。如果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帝王或政权，应该另立一套正当性的新理论或说辞，不管神话也好，什么也好。秦始皇反而上承西周，拼命求周鼎，不是正好证明他仍在封建的老套里打转吗？
天命一说影响中国太大了。当某种政治理论或制度一旦建立并稳定，就会倾向于排斥其他的理论和制度，使历史不易走上别的路子。譬如说，先秦诸子书里曾出现一种很流行的理论叫“禅让”，强调天下不是某一家一姓的，是有德者、有能者的天下。真正好的帝王不一定要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才德兼备的人。从某个意义上说，这就开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天下大位在“德”不在“天命”。禅让论可以说是先秦政治理论上的一大突破。但秦汉一统，天下回归一家一姓。民贵君轻和诸子禅让这一套不受当权者欢迎，鼓吹这一套的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笑）简单来说，秦汉以后，历代都在几乎同一格局的帝制中循环。改朝换代不过是换一家人当皇帝，南北朝时有人说是“将一家物与一家”，如此而已。
由此也可知，中国自商周以降不存在今人所说的民主。“民主”一词老早在《尚书》里即已出现，它的意思是君王为人民之主，而不是人民作主！我曾读过一点点古典希腊城邦的历史，中国古代与古希腊的对比太强烈了！古代世界本来可有，也曾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体制：权力可以在一个人手里，也可以在一小撮人手里，还可以在众人手里，都曾发展出不同的政治体制。就希腊的城邦政治来说，在一个人手里就是王权制、寡头政治，在一群人手里就是贵族政治，在众人手里就是民主政治、公民政治。希腊城邦林立，体制多种多样，同时并存。雅典、斯巴达、柯林斯和希腊世界以外的埃及、波斯体制即大不一样。可是中国自商周以后，严格说只存在一种“在余一人”的体制。（笑）春秋战国思想一度解放，诸子各逞异说；秦汉一旦一统，万马齐喑，众说归零。封建礼乐的建筑师—周公，借一套以他为名的《周礼》，仍能为秦汉以降新时代的士大夫和君王们筑梦，从王莽、苏绰、王安石到光绪和戊戌诸君子都活在这个梦里。其他的梦，例如君王乃转轮王，即佛或弥勒降生，这些梦乍兴而衰，或被打成邪教，或沦入地下，遭正统或主流势力全力打压排挤。
【马】这个观点正好与杜先生的相反。
【邢】就长时段来看，我和杜先生应该也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他谈春秋战国那一段比较多而已。
【马】谈到春秋战国时代变中的“不变”，除了皇帝制度以外，您也从乡里聚落的角度谈到其中的延续性。这个角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的？
【邢】说起来，这跟许倬云老师有关。他当年回台湾，非常强调研究社会经济史。他自己研究社会史，后来又写了汉代农业。要谈中国社会经济，农业就是基础。很多前辈包括齐思和（ 1907— 1980）早已说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农业技术有飞跃的进步，如施肥、牛耕和利用铁器，生产力增加，土地开发，人口增长，奠定了后来统一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这些发展确实重要，我认为同时也该注意到中国农业生产和技术以及聚落形态，在此后两千年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农具和农作物几乎千年不变。北方以粟、麦和小米，南方以稻米为最重要的农作。这些农作需要的人力和水利资源以及耕作方式，两千年几乎像静止一般。因此，我才去写了那篇谈农具的文章。为此我曾参观农业博物馆，参考历代农书中所列的农具及其使用方法，甚至参考近年的照片，觉察到从汉代到近年，在某些地区仍惊人地相似。不得不说，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它的延续性大于变异性。什么样特性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延续性这么强的社会能产生怎样的政治体制呢？不难想象。所以说有变化，当然不会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变中有更多基本性的不变。这是我想强调的。我认为这些基本性不变的部分才构筑了这一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体制的底色，也是最具特色的部分。
我谈这个问题，虽然以春秋战国到秦汉为主，脑袋中是把两千年当作一个参考框架，从一个比较大的角度去谈它的不变。当然我或许受到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影响，要看“长时段”（longue durée）生活中最基础的元素。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做了些基层社会的研究。像早先跟您说的，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包括上层精英社会与下层平民社会的关系；另一个则是中国跟域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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