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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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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安徽省萧县郭庄196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20年的历史。安徽省是典型的农业省，地处淮北平原的萧县郭庄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成为安徽省的典型，被誉为“安徽的大寨”。本书的内容主要有郭庄成为安徽省农业学大寨运动典型的过程，安徽省对郭庄的宣传，全省农业“学大寨，赶郭庄”运动的展开，“文革”结束后郭庄的转型与农村改革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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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贾艳敏（女，1968年生，河南永城市人。）
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史。代表专著有《“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演变》。 在《南京大学学报》《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姚瑞丽（女，1995生，安徽亳州人。）
2014—2018年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获学士学位；2018—2021年就读于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现为阜阳市第三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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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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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安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1
第一节?大寨典型的树立.................................................................... 1
第二节?安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始................................................ 12
第二章?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兴....................................................... 17
第一节?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背景................................................ 17
第二节?萧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动及典型的培养.......................... 28
第三章?萧县郭庄成为安徽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典型.............................. 35
第一节?郭庄改碱治地...................................................................... 35
第二节?郭庄成为安徽省农业学大寨典型的过程.............................. 47
第四章?郭庄典型的宣传与建设.............................................................. 64
第一节?对郭庄的宣传...................................................................... 64
第二节?郭庄典型的建设与郭宏杰的起伏....................................... 102
第五章?郭庄继续学大寨和安徽全省“学大寨、赶郭庄”..................... 121
第一节?郭庄继续学大寨................................................................ 121
第二节?安徽全省“学大寨、赶郭庄”.......................................... 132
第六章?郭庄典型的陨落....................................................................... 157
第一节?郭庄声誉的顶峰、“反郭庄”思潮及郭庄形象的
重树........................................................... 157
第二节?调整安徽省、县领导班子.................................................. 175
第三节?安徽省率先开启农村改革.................................................. 199
结?语.................................................................................................... 218
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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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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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安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第一节?大寨典型的树立
大寨本是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大寨镇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从1964年开始的一场持续16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闻名全国，名扬世界。当年，全国农业战线都要学大寨。对于大寨这样的样板，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大寨，各省有“大寨”，各县有“大寨”，等等。
大寨之所以能够在1964年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大寨人依靠集体组织的力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二是大寨坚持集体经济的管理模式以及先国家、再集体、最后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三是干部参加劳动。
大寨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民国初期还不是一个行政村。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解放时，只有64户、190多人。人少、土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全村800多亩地，分成4700多块，零星散落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且有40%的耕地掌握在4户地主富农手中。1945年，大寨先后成立了党小组、党支部。1946年开始组织互助组，1953年办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成立高级社。[1]农业合作化兴起时，已经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兼任大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陈永贵出身贫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走合作化的道路，带领大寨人把粮食产量由亩产50多公斤提高到亩产125公斤。由于互助合作搞得好，集体化就有吸引力。到1955年，大寨除一户地主外，其他农户全部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3年到1964年大寨先后成为晋中地区、山西省和全国学习的典型，这11年是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艰苦奋斗的11年，是大寨人依靠集体互助的力量改造大寨山水的11年。正如《大寨之路》中所说：
十一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变了。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在大寨人手里变成了肥沃的洼地。零块土地被大寨人连成了两千九百块。“沟沟壑壑种地，坡坡凹凹打粮”，人们在土地上得到的报酬，比当年提高了四倍。
十一年，大寨变得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了。仓库里储备着七万多斤粮，畜圈里拴着十二匹大马，九头骡子，十一头驴和三十二头牛，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多口肥猪，二百四十多只羊。
十一年，大寨十年受灾，大寨只借过国家一次钱，却向国家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每户平均二万二千斤。
十一年，大寨人用双手把贫困交给了历史，用两肩担来了
幸福！[2]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生存的根本。对于大寨的农民来说，将穷山恶水治理成良田才是过上好日子的根本。大寨11年的奋斗史也是一部治理山水的历史，这就是大寨“十年造地计划”。大寨的800多亩地，多是土薄石厚的坡梁地，是典型的“三跑田”（跑土、跑肥、跑水）。陈永贵任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后，制订了一个“十年造地计划”，誓把“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土）改为“三保田”（保土、保肥、保水）。为了这个“十年造地计划”，1953年冬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历程。
因为大寨地处山区，地少是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大寨的创业是从造地开始的。
“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白驼沟全长一里半，三丈多宽，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坝。”[3]
大寨人在滴水成冰的冬天挥汗如雨，连续干了一个半月，把白驼沟变成一块一块的耕地。深沟变良田，大寨人高兴得合不拢嘴。给白驼沟起了个名字叫“合作沟”。大寨人佩服了集体，看到了自己的力量。[4]
大寨人改造白驼沟的事迹引起了中共昔阳县委和晋中地委的重视。1953年底，陈永贵被评为晋中地区劳动模范，出席了晋中劳模会并作典型发言。陈永贵虽然只上过几天扫盲班，文化水平低，但口才很好，懂辩证法。他不仅讲得实在、客观，还口齿伶俐，具有一定的逻辑性。他的发言受到晋中地委的重视。地委书记在会议总结时说：“大寨的陈永贵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这样，集体经济才能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逐步发展出来！”[5]
1954年冬至1955年春，大寨又闸住了后底沟、赶牛道沟、念草沟和小北峪沟。1955年冬，他们开始改造最难治理的狼窝掌沟。
狼窝掌，是大寨大队最大的一条沟。社员们叫它“黑老山沟”。三里长，两丈多宽。每到暴雨季节，山洪就像脱缰的野马，肆虐横行。
1955年冬至1956年春，大寨人把狼窝掌变成了一层层簸箕形的梯田。但被1956年夏天的一场洪水冲了个干干净净。1956年冬大寨人二战狼窝掌，不仅扎深了坝基，还修了一个水库。但1957年夏天的雨更大，山洪更猛，把水库冲垮了，把石坝冲了个精光。1957年冬，大寨人第三次治理狼窝掌终获成功。[6]这就是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创业史。
除了造地外，大寨还通过加工改造耕地，提高粮食产量。
大寨是土石山，山头是石山，山梁和山坡有较厚的土层，年降水量不少，但梁地和坡地存不住水，不保水，不保土，也不保肥。只有提高耕地蓄水保墒、抗旱、抗涝的能力，才能提高农业产量。大寨改造土壤的办法有：一是改坡地、梁地为梯田。经过几年改成了水平梯田。二是闸山沟。节节打坝，拦洪淤地，把沙石沟变成一层层的梯田。三是深耕。加厚活土层。四是改良土壤。大寨的耕地，一般是黏土，也有一部分沙土。他们采取土掺沙，沙掺土的办法，相互调剂，改良土壤。此外，每年有20万公斤左右的玉米秆沤肥还田，不仅增加了肥料，还增加了土壤中的腐殖质，使土壤变得很松软，1尺多厚的活土层，保水保墒能力非常高。五是深耕、深刨。秋收后深耕，利用1尺多厚的活土层，储蓄冬季的雨雪，抗御春旱。玉米第一遍锄草时，实行“深刨”，即在每株玉米根的旁边四五寸的地方，用镢头深刨6寸到8寸，在玉米行间和株间挖成一个一个的小鱼鳞坑。降雨前有利于蹲苗，降雨时则把雨水储蓄到土壤里面，既抗旱，又
防涝。[7]
经过加工改造，大寨的耕地保住了水，也保住了土和肥，大大提高了耕地蓄水保墒的能力，充分发挥土壤对于水分供应的调节作用，做到了旱涝保收。
大寨的土地加工改造是大寨人在冬季冒着风雪严寒苦干出来的。从1953年到1963年11年的时间里，用工10万个，平均每亩地用工120多个，每人每年为土地的加工改造出工80多个。[8]
大寨在土地加工改造的基础上，综合实施“八字宪法”采取技术措施，实现高产稳产。一是增施肥料。主要是农家肥，其余就是化肥，平均每亩地25斤氮肥和40多斤磷肥。还有沤制作物秸秆肥。二是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大寨的气温、土壤温度、湿度和雨量适合玉米生长。玉米种植面积由过去的30%扩大到65%，亩产量达到900斤。三是合理密植。大寨的耕地，山梁地多，地块很小，地边多，通风透光好，有利于合理密植。再加上肥料增加了，为密植提供了条件，已由过去的每亩800到1200株，增加到每亩1600到2200株。四是充分利用土地，“四不专种”“三不空”。“四不专种”是指豆子、高粱、麻籽、瓜菜不专种，而是在玉米地和谷子地里带种。“三不空”是指地边、地头、墙根都不空，种满种足。五是玉米“三深种植法”。“三深”是指“深耕”“深种”“深刨”。六是谷子、玉米育苗移栽法。为了弥补石鸡、獾子等鸟兽害和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缺苗断垄，大寨利用间苗时拔出的苗，移栽补缺，保证全苗。此后，在冬小麦收割时，在谷子地间苗，随时将间出的谷子苗移栽到麦茬地里。[9]
大寨1949年粮食亩产仅87.5公斤，总产7.2万公斤；1953年亩产125公斤，总产超过10万公斤；1964年亩产跨“长江”（超过800斤），达404.8公斤，总产28.5万公斤。[10]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当时的中国进入了过热状态，试图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却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城乡人民生活陷入困难，一些地方发生了饥荒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大寨也曾狂热蛮干，但终究保持了相当的冷静。
1958年8月24日，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以大寨为中心的“红旗人民公社”成立。随后制订了“3年赶平川，9年超江南”的跃进规划，即1959年亩产要达到800斤，1962年增加到1333斤，1967年要达到2400斤。但是，大寨没有跟“一大二公”“平调”“共产”的风，而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分配方面，初步提出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办法，1959年实现基本口粮免费供应，1962年供应制范围扩大到伙食供给制，1967年要实现基本生活需要的供给制，如衣服、食品、日用品都搞供给制。[11]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大寨虽然在所有制形式上也制订了跃进计划。曾开始筹划从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还于1960年形成了一个过渡计划草案，打算向公社所有制过渡，认为在人民公社的“大家庭”中，可以有效地实现各队资金、劳动力的协调，做到“全面规划，按比例发展”。[12]
在当时全国过热的大背景下，大寨虽然制订了粮食跃进计划和所有制形式的过渡计划，但继续保持了相对冷静的头脑，没有加入“浮夸风”的行列，在过渡向上也很慎重。
1958年夏收之后，农业高产“卫星”满天飞，一些地方上报的亩产几万斤到几十万斤，不一而足，而大寨上报的粮食产量是亩产574斤。为此山西省委领导很不满意，派人做陈永贵的工作，因为陈永贵早在1952年就是山西省劳动模范，山西省委领导就以去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为交换条件，让陈永贵虚报产量。据当时受山西省委委派去做陈永贵工作的雷震一回忆，面对省委工作组，陈永贵说：“宁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13]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时，大寨没有出现高炉林立的场面，只是派了一个人到别的村帮着运铁矿。据郭凤莲说，陈永贵对大炼钢铁不感兴趣，他常说，农民就是管种地的，别的事有别人管。[14]办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标志，当时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公共食堂初期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大寨的公共食堂也实行过这种方式。两个月后，一算账，不行，这样太糟蹋粮食。于是改变为基本口粮和按劳动日分配相结合，人劳比例二八开；基本口粮按人定成，全村1959年平均口粮405斤，指标到户，按月分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大跃进”期间大寨没有发生饥荒，更没有人浮肿、饿死。1959年到1961年，大寨的粮食总产量逐年提高：1959年为47万斤，1960年为48.5万斤，1961年为48.6万斤，平均每年向国家卖粮20多万斤。[15]不仅如此，大寨还慷慨解囊，帮助兄弟社队渡过困难。而且，大寨在所有制形式上，仍保持在大队一级，实际上没有向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
1959年12月，晋中地委在昔阳召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现场会，陈永贵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的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号召全地区推广大寨经验，并向中共山西省委写了报告。会议期间，晋中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贾俊深入大寨调查研究，看到大寨的土地和庄稼后连连叫好，说大寨是晋中的好榜样，陈永贵是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的楷模。[16]
1960年6月，中共晋中地委作出《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随后，贾俊写了一篇题为《学习大寨党支部和陈永贵的领导作风》的文章，发表在8月6日的《山西日报》上。1961年3月26日，中共昔阳县委作出《关于认真推广大寨经验的决定》。《决定》指出，大寨生产大队几年来，在领导农业生产上积累了一整套丰富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但就目前来说，最需要和最有价值学习和推广的经验有：整修土地，增施肥料，因地制宜进行土地基本建设；认真执行党的各项基本政策，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认真坚持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妥善处理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作风，密切党群关系。1962年，晋中地委号召在全区推广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运用农业‘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1963年5月，中共昔阳县委号召全县党员干部把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作为一面旗帜，做“陈永贵”式的干部。不久，中共晋中地委又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学习陈永贵同志领导大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模范事迹，学习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德，把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提到新的高度。[17]
大寨和陈永贵在昔阳县、晋中地区成为先进典型的同时，也成为山西省的先进典型。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中共晋中地委的报告，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之后，山西省委又于1963年3月请陈永贵在全省劳模会上介绍大寨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同年11月9日，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的各级党组织发出向大寨学习的通知。[18]
让大寨成为全国典型的是1963年8月的一场特大水灾。
1963年8月2日至8日，大寨下了七天七夜的暴雨，降雨量超过了大寨1962年全年的降雨总量。大雨导致山洪暴发。大寨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辛苦十年修建的100多条大石坝，除了狼窝掌外，都被冲垮了，层层梯田被冲成了大沟壑，土地也被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倒的倒。山上的土流走了，路断了。全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塌了77间。[19]大寨遭受特大水灾受到公社、县、省和中央等各级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但陈永贵决心带领大寨人自力更生战胜困难，靠大寨人自己的双手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党支部确定了“三不要”的原则，即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在此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粮不少。在“三不要”的原则之下，大寨拒绝了公社拨下的80元医药补助费、100元的安置金、50领苇席，也拒绝了国家下拨的1000元救灾费，[20]拒绝了公社党委书记提出减少大寨征购任务的建议，并表示口粮和储备都不少。
陈永贵确定了先恢复生产，再重建家园的救灾步骤，即“先治坡，后治窝”。陈永贵领导大寨人艰苦努力，当年仍然收了40多万斤粮食，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外，他们还把大部分余粮卖给了国家。大灾之后大寨人不仅恢复了生产，还重建了家园，而且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修了40间瓦房，砌起了20孔大石窑。
大寨人还立下宏伟志愿：拨出3万元现金，提取3万斤储备粮，凭着自己的双手，要在2年内把洪水冲坏的土地恢复原样！[21]
8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燕凌的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砦公社大砦大队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通讯记载了陈永贵的苦难家史和带领大寨人走集体化道路治山治水的奋斗史。这是中央级的报纸第一次专题推介宣传大寨和陈永贵。[22]
12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的报道，赞扬了大寨大队在大灾之后不要国家的救济，靠自己的力量恢复了生产，建设了家园，积极向国家交售余粮。“中共山西省委为此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农村和城市中的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大队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和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23]山西省委号召全省学大寨的通知向全国公布了。
1964年1月，水利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水利会议。水利部长钱正英希望能够在兴修水利方面树立一个像大庆那样自力更生的典型。参会的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高进财便推荐了大寨这个自力更生战胜特大洪灾的典型。于是陈永贵被邀请向与会代表介绍大寨的事迹，得到一致好评。此时，北京市正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决定邀请陈永贵作报告。1月19日，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的陈永贵作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依靠集体力量改变山区面貌》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大寨大队抗灾夺丰收的事迹和建设山区的经验。报告会由北京市委、市人委举办，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主持。参加报告会的有水利电力部、农业部、农垦部、粮食部、农业机械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的负责人和干部，北京市农业、林业、水利等有关部门的干部以及市郊区农村各公社、农场党委书记等共约一万余人。[24]
陈永贵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会后，北京市委印发了陈永贵的讲话记录稿，并指出：“大寨党支部坚持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思想，是我国人民处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中的精神状态的一面镜子。”号召北京郊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向大寨人学习，在北京地区掀起了一个“学大寨志，长大寨风，走大寨路，建大寨田”的宣传热潮。[25]
陈永贵在京期间接二连三地接受了国务院七办、中央农工部、农业部和首都新闻媒体的专访，《北京日报》在1964年1月24日用一版半的篇幅刊登了《大寨——我们的一个好榜样》的文章，介绍了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和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建设山区的经验。1964年1月28日至2月9日，由农业部长廖鲁言主持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突出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建设稳产高产农田、战胜特大洪灾的事迹和经验，大寨经验受到了农业部的充分肯定。[26]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沙荫、范银怀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时，配发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通讯详细写了大寨的创业史，尤其是靠自力更生战胜1963年的特大洪水的事迹。社论高度肯定了大寨的“伟大的成绩”，并号召从四个方面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第一，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第二，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第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第四，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27]
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学大寨，赶大寨”的连续专题广播，宣传大寨的先进事迹和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
3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南下到达邯郸。在邯郸听取了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陶鲁笳及阴发祥等人汇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情况。[28]陶鲁笳在汇报中详细介绍了陈永贵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和大寨的集体管理以及战胜特大洪灾的事迹。[29]陶鲁笳回忆：“毛主席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口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毛主席又高兴地问我，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随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我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交给了他。”[30]
4月21日，廖鲁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以及山西省、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到大寨进行为期21天的考察。调查组于5月12日结束对大寨的考察，廖鲁言向党中央报送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31]《调查报告》说：“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32]
通过这次调查，中央决定把大寨作为一面红旗树立起来。
5月中旬，陶鲁笳参加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听到毛泽东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33]
10月1日，彭真在国庆讲话中指出：学大寨运动已在全国展开。[34]
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在谈到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时举了大寨的例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35]并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36]
陈永贵是三届人大代表，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其中毛泽东接见陈永贵、钱学森的合影在《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0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刊出。12月26日，陈永贵受邀参加了毛泽东的生日宴并与毛泽东同桌就座。
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庆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伟大成就》的社论。社论在谈到国内工作时指出：“要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保证和促进其他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37]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大寨作为农业学习的典型旗帜树立起来了，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从此展开。
[1] 王俊山主编：《大寨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 沙荫、范银怀：《大寨之路》，《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3] 沙荫、范银怀：《大寨之路》，《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4] 沙荫、范银怀：《大寨之路》，《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5] 李静萍：《陈永贵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6] 沙荫、范银怀：《大寨之路》，《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7] 《廖鲁言关于报送〈大寨大队调查报告〉的信》（1964年5月25日），黄道霞、余展等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5页。
[8] 《廖鲁言关于报送〈大寨大队调查报告〉的信》（1964年5月25日），黄道霞、余展等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5—796页。
[9] 《廖鲁言关于报送〈大寨大队调查报告〉的信》（1964年5月25日），黄道霞、余展等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6—797页。
[10] 王俊山主编：《大寨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概述第2页。
[11] 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12] 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0页。
[13] 谭成健：《大寨：中国名村纪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14] 谭成健：《大寨：中国名村纪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15] 谭成健：《大寨：中国名村纪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16] 李静萍：《陈永贵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1页。
[17] 李静萍：《陈永贵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18]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19] 沙荫、范银怀：《大寨之路》，《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20] 宋连生：《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3页。
[21] 沙荫、范银怀：《大寨之路》，《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22] 燕凌：《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砦公社大砦大队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人民日报》1963年8月3日。
[23] 《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人民日报》1963年12月28日。
[24] 李静萍：《农业学大寨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0页。
[25] 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26] 李静萍：《农业学大寨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页。
[27] 《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28]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332页。
[29] 陶鲁笳：《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230页。
[30] 陶鲁笳：《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32页。
[31] 《廖鲁言关于报送〈大寨大队调查报告〉的信》，黄道霞、余展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内部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4页。
[32] 《大寨大队调查报告》，黄道霞、余展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内部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9页。
[33] 陶鲁笳：《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232页。
[34] 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35]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21日、22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36]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21日、22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9页。
[37] 《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庆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伟大成就》（社论），《人民日报》196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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