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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山解读《老子》《庄子》系列五大看点：
1.大量参校历史版本，系统厘正被篡改的《老子》初始本和《庄子》内七篇文本
2.全注全译《老子》五千言和《庄子》内七篇
3.《老子》成书时间被精确锁定到前517年—前512年之间
4.论证老庄其人生平与其书旨趣之间丝丝入扣的密切关联
5.论证老子与庄子二人在思想上的互通与互释及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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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两大代表人物，因为历史原因，二人生平有许多扑朔迷离的难解之谜。《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两大核心经典。《老子》是中国先秦哲学突破第一书，《庄子》是中国先秦哲学集大成之作。《老子》被视为中国神秘主义的第一象征，《庄子》是中国最难懂的密码式写作不可逾越的巅峰。读懂二书方可一窥中国哲学之堂奥。
《老子奥义》详考老子生于陈、仕于周、辞官居宋、著书授徒、出关留书、终死于秦的生平事迹，重点澄清了孔子两次问礼老子、伏羲古道对老子思想的重大影响及《老子》成书时间等相关史实；通过复原《老子》上下经初始结构、各章初始章次、每章初始经文，重点理清了《老子》初始本的文化渊源、逻辑结构、义理层次，从而精确把握老子思想的核心宗旨与哲学要义。并以此为据，对《老子》初始本每章每句每字进行了深入解读。
《庄子奥义》考证了庄子生平重要史实，对《庄子》内七篇逐字逐句解读，将庄子以寓言形式布设的重重语言机关和奥义密码逐一破解，如福尔摩斯探案一般，不放过每一个疑点和细节：出场角色是什么身份和来历，姓名有何寓意？出场人物之间，他们与未出场的背后角色之间，背后角色彼此之间，有什么冲突？角色话语的表面意思分哪几层（最多竟达七层），言外之意是什么，没说出口的话是什么？这些话语、场景与前后文哪些话语、场景乃至与真实历史事件有何关联，庄子想表达什么奥义……通过这样层层剥茧、细致入微的解读，还原了庄子语境，拼合了庄学全图，使每一位读者都能欣赏这七重宝塔般的汉语文学哲学奇迹、人类思维语言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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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远山，新道家学者，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老子研究院智库专家委员会研究员。
1963年生于上海，1980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废寝忘食地阅读，日读18小时，以读哲学书为主，其他文理经典为辅。至1984年大学毕业，仍与公元前中外诸子纠缠不休。预计完成读书计划尚需十年，于是一边教书，一边按计划继续读书。从1980年到1994年，15年间日读不辍，不看电视、不读报纸、不闻文坛聒噪，唯以桥牌、围棋略作调剂。
1995年按计划离职开笔写作，1999年4月出版第一部先秦思想札记，至今已出版哲学、史学、文学著作23部，海内外版本42种。
研究华夏古道（前6200年—前2070年）和先秦道术（前2070年—前221年），创立伏羲学、新老学、新庄学（伏老庄三学），代表作《伏羲之道》、《玉器之道》、《青铜之道》、《良渚五千年》、《老子奥义》、《老子初始本演义》、《老庄之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奥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精义》、《庄子复原本》、《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隐秘的战国真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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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第四章 《老子》传世本的系统篡改和全面反注
弁言 “独尊儒术”把《老子》初始本降维为传世本
《史记·老子列传》如此记载《老子》初始本的诞生：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然后撰著《老子》，批评“周之衰”的根源在于“周礼”。所以《老子》初始本首章《上德不德章》直奔主题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汉后两千年的《老子》读者，仅知《老子》首章是《道可道章》，熟知其名言“道可道，非常道”，不知《老子》首章是《上德不德章》，很不熟悉以上几句。因为他们读的都是西汉以后的《老子》传世本，不是西汉以前的《老子》初始本。
众所周知，孔子推崇“周礼”，曾向老子请教“周礼”。
《史记·老子列传》如此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毕生志在“克己复礼”，欲复周公制定的“周礼”。然而孔子僻处鲁国，不在东周首都洛邑，仅仅熟知“周礼”，不知“周礼”之本，于是前往洛邑，向名闻天下的东周史官老子请教“周礼之本”，没想到老子批评“周礼”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其人”，即孔子所梦的周公。“其言”，即周公制定、孔子推崇的“周礼”。
《庄子·天运》记载孔子五十七岁时，周游列国第三年，在宋国沛邑向老子第二次问道（详见第一章），老子教诲孔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即言周公制定、孔子推崇的“周礼”，仅是“迹”，不是“所以迹”，亦即“周礼”违背了“礼必本于太一”。
或问：司马迁记载老子批评“周礼”，为何表达得如此含糊？
答曰：因为与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否定了其祖汉文帝、其父汉景帝的“崇尚黄老，无为而治”，转向了“独尊儒术，有为而治”。司马迁撰著《史记》之时，已被汉武帝阉割去势，所以记载老子批评“周礼”，不得不表达得极其含糊，否则连脑袋也保不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迫使司马迁不敢直言《老子》批评“周礼”，而且导致其祖汉文帝、其父汉景帝尊崇的第一政治圣典《老子》变得不合时宜，于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老子》初始本，变成了《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老子》传世本。《老子》传世本的汉后注家，又在颠倒上下经的基础上，系统篡改《老子》初始本的经文，全面反注《老子》初始本的经义，于是伪《老子》替代了真《老子》，伪老学替代了真老学。
一、《老子》初始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老子》初始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可举六大硬证。
其一，道家集大成者庄子所撰“内七篇”，第五篇《德充符》言“德”，第六篇《大宗师》言“道”。证明庄子所见战国中期的《老子》，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其二，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所撰《解老》，总共三十六章（旧多误分为三十七章）。其第一章至第九章，逐句解说了《德经》首章《上德不德章》的每一句，列于最前，占《解老》总篇幅的四分之一。直到第二十八章，才解说了《道经》首章《道可道章》的“道之可道，非常道也”两句，但未逐句解说《道可道章》的每一句。证明韩非所见战国晚期的《老子》，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且韩非认为，《上德不德章》重要性居首，《道可道章》重要性很弱。
其三，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老子》帛甲本、西汉早期《老子》帛乙本，全都《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证明西汉初期至西汉早期的《老子》，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1］（［1］ 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认为：“马王堆新出土的帛书《老子》有甲本与乙本，都是《德经》在先，《道经》在后。甲本不避刘邦的讳，足证它是先秦的旧书。韩非的《解老》，首先解《德经》第一章，而解《道经》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后面。可见韩非所据的《道德经》与帛书本相合，而与通行的王弼本相反。”4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其四，2009 年入藏北京大学的西汉中期《老子》竹简本，写明“上经《德经》，下经《道经》”。证明西汉中期的《老子》，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其五，西汉中期成书的《文子》传世本，全书十二卷的一半卷名，即卷五《道德》，卷六《上德》，卷九《下德》，卷十《上仁》，卷十一《上义》，卷十二《上礼》，卷名全都取自《老子》上经《德经》第 1 章《上德不德章》。证明西汉中期的《老子》，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其六，西汉晚期的严遵所撰《老子指归》十三卷七十二章，前七卷解说《老子》上经《德经》四十章（今存），后六卷解说《老子》下经《道经》三十二章（今佚）。证明严遵所见西汉晚期的《老子》，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以上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共同证明：春秋晚期至西汉晚期流传五百年（前512—公元元年前后）的《老子》初始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二、《老子》传世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
西汉晚期至今的《老子》传世本，颠倒了《老子》初始本的上下经，变成了《道经》在前，《德经》在后。
西汉中期汉武帝的政策转向，是伪《老子》替代真《老子》的根本原因。颠倒《老子》上下经、把真《老子》变成伪《老子》的始作俑者，则是比严遵年轻十岁的西汉晚期国家图书馆馆长刘向（约前 77—前 6）。
刘向颠倒《老子》上下经的证据，原本见于刘向所撰《别录》和刘向之子刘歆所撰《七略》。由于《别录》、《七略》均已亡佚，所以刘向颠倒《老子》上下经这一老学史最大秘密，两千年来鲜为人知。
幸而南宋谢守灏《混元圣纪》援引刘歆《七略》保留了证据：“按刘歆《七略》，刘向雠校中《老子》书二篇，……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第一，三十七章。下经第二，四十四章。……八十一章，象太阳极之数。《道经》在上，以法天；天数奇，故有三十七章。《德经》在下，以法地；地数偶，故有四十四章。”［1］（［1］ 谢守灏《混元圣纪》，《中华道藏》第 46 册，49 页，华夏出版社 2004。）
南宋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序说》也援引刘歆《七略》提供了旁证：“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应太阳之极数。上经三十七章，法天数奇；下经四十四章，法地数偶。刘歆《七略》云：刘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通应九九之数。”［2］（［2］ 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光绪三年（1877）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刻本，3—4 页。董氏原文“（刘向）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误，陈成吒厘正，今从。熊铁基主编《老子集成》第 4卷，351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
刘向颠倒《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并非价值中立的学术行为，而是配合朝廷政策转向的政治行为。
西汉初期的汉文帝、汉景帝之所以“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是因为《老子》初始本首章《上德不德章》开宗明义的“上德无为，下德有为”，是对汉文帝、汉景帝“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直接支持，所以《老子》初始本是实现“文景之治”的第一政治圣典。
西汉中期的汉武帝否定了其父汉景帝、其祖汉文帝的“崇尚黄老，无为而治”，转向“独尊儒术，有为而治”，于是《老子》初始本首章《上德不德章》开宗明义的“上德无为，下德有为”，变成了对汉武帝“独尊儒术，有为而治”的直接否定。曾经的第一政治圣典《老子》初始本，变成了汉武帝政策转向的第一政策障碍。
为了扫清汉武帝政策转向的第一政策障碍，西汉晚期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刘向颠倒了《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也同时颠覆了《老子》初始本之宗旨。
首先，《上德不德章》从《老子》初始本的第 1 章，变成了《老子》传世本的第 38 章。于是《老子》初始本开宗明义的“上德无为，下德有为”，从书首隐入书腰，变得无足轻重。
其次，《道可道章》从《老子》初始本的第 45 章，变成了《老子》传世本的第 1 章。于是《老子》传世本开宗明义的“道可道，非常道”，从书腰提至书首，昭告天下：汉文帝、汉景帝的“崇尚黄老，无为而治”并非“常道”，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有为而治”才是“常道”。
刘向颠倒《老子》上下经，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妙用：反对“有为”的《老子》初始本，从此降维为支持“有为”的《老子》传世本。支持“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真《老子》，从此降维为支持“独尊儒术，有为而治”的伪《老子》。
套用现在的说法：汉武帝在下一盘延续两千年的大棋，刘向下出了这盘两千年大棋的胜着。
三、《老子》初始本、传世本的分章异同
刘向除了颠倒《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又对《老子》初始本进行了重新分章。
目前所见刘向以前的四大出土本，历史年代最早的是 1993 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的《老子》楚简本，因其仅是《老子》初始本的三种摘抄，无法提供《老子》初始本的明确分章。
历史年代居中的是 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西汉初期《老子》帛甲本、西汉早期《老子》帛乙本，两者尽管都是先抄上经《德经》，后抄下经《道经》，是刘向颠倒《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的重要硬证，但是两者都是上经《德经》四十四章连抄，下经《道经》三十三章连抄，也无法提供《老子》初始本的明确分章。
历史年代最晚的是 2009 年入藏北京大学的西汉中期《老子》汉简本，上经《德经》四十四章，下经《道经》三十三章，合计七十七章。这是刘向以前的《老子》初始本的明确分章。《老子》初始本的上下经结构和上下经章数，具有明确的天文对位：全书七十七章，对应北斗七星；上经《德经》四十四章，对应北斗七星之斗魁四星，下经《道经》三十三章，对应北斗七星之斗柄三星（详见第二章之夏商周明堂月令制度）。
与刘向同时的严遵本《老子》，《德经》仍是上经，《道经》仍是下经，同于《老子》初始本，但他精通“三易”，遂按《归藏》占八、《周易》占九，把《老子》初始本分为八九七十二章：上经《德经》分为五八四十章，比初始本、传世本少分四章；下经《道经》分为四八三十二章，比初始本少分一章，比传世本少分五章。
刘向按照《周易》占九，把《老子》传世本分为九九八十一章，见于其子刘歆所撰《七略》：上经《道经》三十七章，下经《德经》四十四章。
刘向是《老子》传世本分为八十一章的始作俑者，然而汉后注家大多误以为河上公是《老子》传世本分为八十一章的始作俑者。因为汉后注家普遍误信河上公与西汉早期的汉文帝同时，误信河上公早于西汉晚期的刘向，于是把河上公之分章承于刘向，颠倒为刘向之分章承于河上公。比如上引南宋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序说》，先言“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应太阳之极数。上经三十七章，法天数奇；下经四十四章，法地数偶。”后言“刘歆《七略》云：刘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通应九九之数。”
这一颠倒，遮蔽了一项重要史实。史实真相是：代表官方意志的刘向本《老子》，是传世本之祖本；代表民间意志的河上本《老子》，仅是服从官方意志的主流传世本。现在颠倒为：代表民间意志的河上本《老子》，是传世本之祖本；代表官方意志的刘向本《老子》，仅是“顺应民意”而“定著”。于是代表官方意志的刘向颠倒《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的“独尊儒术”动机，遂被彻底遮蔽。
现代学界的基本共识是，“河上公”是东汉晚期人［1］（［1］ 王卡点校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前言》：“河上公章句应成书西汉之后，魏晋之前，大约在东汉中后期。”3 页，中华书局 1993。），托名于西汉早期的“河上丈人”［2］（［2］ 陈成吒《先秦老学考论》，220 页，华东师范大学 2014 博士论文（知网）。）。所以东汉晚期的河上本《老子》，是民间意志服从官方意志的第一个主流传世本。唐代以后，河上本《老子》的影响力才被王弼本《老子》超越。
刘向至今两千年的主流《老子》传世本，包括东汉晚期的河上本《老子》，魏晋时期的王弼本《老子》，隋唐时期的傅奕本《老子》等，除了承袭刘向本《老子》之颠倒上下经，也承袭了刘向本《老子》之分章，都是上经《道经》三十七章，下经《德经》四十四章。因为西汉晚期国家图书馆馆长刘向重编《老子》并非私人著述，而是代表西汉晚期官方意志的钦定本《老子》。所以颠倒上下经并重新分章的刘向本《老子》，是西汉晚期至今一切《老子》传世本之祖本。
刘向本《老子》下经《德经》四十四章，与《老子》初始本上经《德经》四十四章，章数相同。刘向未对《德经》重新分章，是因为《德经》已被刘向移至下经，重要性大为降低，不必多费手脚。篡改经典的要诀是：无关紧要之处，尽量少动；至关重要之处，点金成石。
刘向本《老子》上经《道经》三十七章，比《老子》初始本下经《道经》三十三章，多分四章。刘向对《道经》重新分章且多分四章，是因为《道经》虽被刘向移至上经，整体宗旨仍然不利于支持“有为”，所以必须把关键章节的经文予以割裂，斩断逻辑关联，便于反注义理。刘向对《道经》重新分章的重点，是把至关重要的《太上不知章》，割裂为三章。
刘向按照《周易》占九，而把官方钦定本《老子》分为八十一章，以便把反《周易》的《老子》初始本降维为挺《周易》的《老子》传世本，但他不可能把真实动机告诉你，而是为其重新分章杜撰了一条“神圣理由”：老子之母李氏，怀胎八十一年，始生老子；所以老子撰著《老子》，分为八十一章。
今人可能觉得这一“神圣理由”极其荒唐，然而古人认为非常合理。所以南宋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曰：
（老子）寄胎托娠，经八十一年，极太阳九九之数。……《道经》居先，《德经》次之，上下二卷，法两仪之生育；八十一章，像太阳之极数。是以上经明道以法天，下经明德以法地。而天数奇，故上经三十有七章。地数偶，故下经四十有四章。［1］（［1］ 熊铁基主编《老子集成》第 2 卷，574—576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
历代注家不会自问：老子出关之时即兴著书，随手写下格言警句，莫非还要即兴决定，前三十七段格言“上经明道以法天”，后四十四段格言“下经明德以法地”？莫非还要扳着手指，凑满八十一段就搁笔，充当过函谷关的买路钱？
四、《老子》传世本的系统篡改和全面反注
西汉晚期国家图书馆馆长刘向重编的官方钦定本《老子》传世本，除了颠倒上下经、重新分章，又对《老子》初始本的经文予以系统篡改。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以后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基本国策，所以刘向以后两千年的历代注家，又在刘向颠倒上下经、重新分章、篡改经文的基础上，继续系统篡改经文，直至经文面目全非。刘向以后两千年的历代注家，又在系统篡改经文的基础上，全面反注《老子》义理，于是真《老子》变成了伪《老子》，真老学变成了伪老学。
本节略举系统篡改、全面反注十二例，更多例子详见本书下卷。
1. 篡改“众父”为“众甫”
《老子》初始本之“众父”，见于下经《道经》之《唯道是从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
《老子》初始本之《唯道是从章》，是主张“从道”的重要章节。经文把“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称为“道”，同时譬解为“众父”，所以“唯道是从”即“唯父是从”，符合老子所处周代的父权制思想。《庄子·大宗师》之“以天为父”，承于《老子》初始本之“以道为父”，证明道家“有父”，并非“无父”，仅是主张“以道为父”，反对“以君为父”（《庄子·齐物论》）。
《老子》传世本之《唯道是从章》，篡改“众父”为“众甫”，消灭了《老子》初始本唯一以“道”为“父”之处，为孟子攻击杨墨“无君无父”制造伪证。汉后注家再无可能明白《老子》初始本真义，于是妄言《老子》主张“唯道是从”即“唯母是从”。比如俞樾《老子平议》曰：“‘众父’者，犹云‘万物母，天下母’也。”如此混淆“父”与“母”，怎么可能明白《老子》初始本以天文存在为“父”、以历法知识为“母”？更无可能明白《老子》初始本所言“侯王得一”、“有国之母”、“贵食母”，都是教诲侯王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
近代注家又沿着汉后注家的错误方向走得更远，妄言《老子》崇拜母系社会，反对父系社会，向往原始社会，开历史倒车，等等。
2. 篡改“恒道”为“常道”
《老子》初始本之“恒道”，见于下经《道经》之《道可道章》：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故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其所窍。
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初始本之《道可道章》，是分判“宣夜说”范畴之“恒道”和“浑天说”范畴之“常道”的重要章节。“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其天文存在可知，其历法知识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不可有，故称“无”或“恒无”。“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其天文存在可知，其历法知识可知、可得、可道、可有，故称“有”或“恒有”。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是下经《道经》首章《道可道章》之首句，即言上经《德经》主张“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是效法“道生一”之“一”，而非效法“道生一”之“道”。因为“道生一”之“一”尽管可知、可得、可道、可有，仅是“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规律“太一常道”；“道生一”之“道”尽管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不可有，却是“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所以《老子》初始本之下经《道经》，在全书最后结论部分的《知雄守雌章》，明言“复归于无极”。
对于“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恒道”，人类只可“观其”天文存在之“妙”，无法“观其”历法知识之“所窍”。“窍”即作为“万物之母”的历法知识之“玄牝”，亦即“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春气“生”物之产门：泰道。
《老子》传世本之《道可道章》，篡改“恒道”为“常道”，遮蔽了《老子》初始本分判“无极恒道”、“太一常道”的关键名相，汉后注家再无可能明白“道生一”之“道”和“一”分属“宣夜说”范畴和“浑天说”范畴，更无可能明白“道生一”是《老子》第一基石而准确理解《老子》的每章每句每字。
3. 篡改“芒芴”为“恍惚”
《老子》初始本之“芒芴”，见于下经《道经》之《唯道是从章》：
道之为状，唯芒唯芴。
芴兮芒兮，其中有象。
芒兮芴兮，其中有物。
幽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其天文存在可知，其历法知识可知、可得、可道、可有，故称“有”或“恒有”。那么人类如何知之、得之、道之、有之？答曰：得之于“芒芴”，亦即上古伏羲族首创、中古夏商周承袭的中国天文学根本方法：圭表测影。
上古伏羲族首创圭表测影，并以伏羲六十四圭记录全年圭影，伏羲太极图是全年圭影的合成图。夏商周三易以伏羲六十四圭占卜，圭 卜 = 卦，所以“伏羲六十四圭”改称“伏羲六十四卦”。
“芒”即太阳光芒，“芴”即圭表投影。二字合词，正序作“芒芴”，乃言圭表测影之原理：正午阳光之“芒”，投射圭影之“芴”，可将无法测量的太阳所在纬度，转化为可以测量的圭影长短。逆序作“芴芒”，乃言圭表测影之过程：根据圭影之“芴”，认知正午阳光之“芒”，即可算出全年每日的太阳所在纬度。伏羲六十四卦以阳爻之“芒”对应太阳纬度，以阴爻之“芴”对应圭影长短。比如伏羲太极图外圈的开辟四时之卦：坤卦?六阴，记录冬至太阳位于南回归线上空，太阳最南，圭影最长；乾卦?六阳，记录夏至太阳位于北回归线上空，太阳最北，圭影最短；泰卦?下三阳，上三阴，记录春分太阳由南而北到达赤道上空，昼夜等长，阴阳平分；否卦?下三阴，上三阳，记录秋分太阳由北而南到达赤道上空，昼夜等长，阴阳平分。
“芴”即太阳之“芒”的圭表投影，旁证众多：太陽之“陽”，伏羲天文象数易、夏商周三易之“易”，表示日出之“昒”，字皆从“日”从“勿”。记录七十二物候之“物”，侯王祭天所持玉圭称“笏”，表示时间极短之“忽”，表示生命终止之“歾”，字皆从“勿”。因为“勿”字源于上古伏羲族的“日囫纹”、“月囵纹”。［1］（［1］ 张远山《伏羲之道》，170 页，岳麓书社 2015。）“囫囵”的本义是“葫芦”，所以上古伏羲族的创世神话是“葫芦创世说”。“囫囵”后来转写为“混沦”，所以上古伏羲族的“囫囵说”、“混沦说”即“浑天说”，上古伏羲族的天文台称为“昆仑台”（详见拙著《伏羲之道》）。
一旦明白“芒芴”是圭表测影专名，《唯道是从章》字字皆明。
“道之为状，唯芒唯芴”意为：欲明“太一常道”之状，唯有观测太阳光芒照射表木投于土圭的影子长短。
“芴兮芒兮，其中有象”意为：观测圭影之长短，即知太阳之位置，其中就有伏羲六十四卦之卦象。
“芒兮芴兮，其中有物”意为：观测太阳光芒照射表木之投影，即知太阳之位置以及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
“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意为：尽管“宣夜说”范畴的“无极恒道”幽冥难知，但是圭表测影可得“太一常道”之精华；这一精华非常真实，非常可信。
唯因圭表测影所得“太一常道”真实可信，所以侯王必须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揭示的“太一常道”治国。所以与《老子》帛甲本、帛乙本同墓出土的《黄帝四经》之《称》曰：“侍表而望则不惑，案法而治则不乱。”战国道家著作《鹖冠子·天权》则曰：“彼立表而望则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西汉道家著作《淮南子·说林训》亦曰：“循绳而斫则不过，悬衡而量则不差，植表而望则不惑。”所谓“案法而治”，正是按照“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
《庄子》数见“芒芴”，无不合于圭表测影。《庄子·至乐》：“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而无从出乎”，言“芒芴”出于圭表测影。“而无有象乎”，言圭表测影之“象”。《庄子·山木》：“芴乎芒乎，其送往而迎来。”“送往”，即太阳南藏。“迎来”，即太阳北归。《庄子·天下》：“芒乎何之？芴乎何适？”“芒乎何之”，即太阳北归。“芴乎何适”，即太阳南藏。《庄子·应帝王》浑沌寓言，以“倏”与“忽”言极短时间，即圭影微移之一瞬。“匆匆”义同“倏忽”，“匆”亦从“勿”。华夏造字先贤认为：无物不随时间“倏忽”微移而微异。万物倏忽微异，庄子谓之“物化”，道家谓之“造化密移”。
《老子》传世本之《唯道是从章》，篡改“芒芴”、“芴芒”为“恍惚”、“惚恍”，《庄子》传世本也篡改“芒芴”、“芴芒”为“恍惚”、“惚恍”，汉后注家再无可能明白“芒芴”是圭表测影专名。尽管“恍惚”仍有“芒芴”的若干遗意，比如只能说“恍然大悟”，不能说“惚然大悟”，因为“恍”属“明”，“惚”属“暗”。“悟”是由暗趋明，不是由明趋暗，所以“恍”可言“悟”，“惚”不可言“悟”。汉后注家把“恍惚”视为两个没有独立意义、没有精确内涵的词素组成的联绵词，而予不知所云的妄注。王弼注曰：“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注了等于没注，谁能明白这种“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玄学”？
旧老学第一权威王弼尚且不懂，王弼追随者当然更加不懂。比如奚侗注曰：“‘忽怳’，亦可倒言‘怳忽’，与‘仿佛’同谊，谓所见不能审谛也。”再如蒋锡昌注曰：“‘恍惚’，亦即仿佛。‘是谓惚恍’，谓道若存若亡，恍惚未定也。”［1］（［1］ 蒋锡昌《老子校诂》，83 页，上海书店 1992；奚侗语见 82 页所引。）更多注家认为“恍惚”不必注释，人人能懂。一旦不懂而自以为懂，再无可能明白《老子》真义。
4. 篡改“执今之道”为“执古之道”
《老子》初始本之“执今之道”，见于下经《道经》之《执今之道章》：
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一者”，即“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今之道”，即今人可得、可执的“太一常道”。因其可“得”，上经《德经》之《上德不德章》遂言“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因其可“执”，下经《道经》之《曲则全章》遂言“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
《老子》传世本把“执今之道”篡改为“执古之道”，又把“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篡改为“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汉后注家再无可能明白“执今之道”即“圣人执一”。
《老子》初始本“执今之道”意为：侯王执守今人所知的“太一”天道治国。《老子》传世本“执古之道”意为：侯王执守古代先王的“人道”治国。《老子》传世本的系统篡改和全面反注，彻底遮蔽了《老子》初始本真义。
5. 篡改“自为”为“自化”
《老子》初始本九见“无为”，一见“无为而无不为”，二见“自为”。两处“自为”，分见上经《德经》之《以正治国章》，下经《道经》之末章《道恒无为章》，命义都是阐释《为学日益章》之“无为而无不为”：
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学日益章）
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为。（以正治国章）
道恒无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为。（道恒无为章）
《老子》初始本之《以正治国章》、《道恒无为章》，全都连言“无为”和“自为”，都是阐释《为学日益章》之“无为而无不为”，即以“自为”阐释“无不为”。要义有二。
其一，阐明“无为”与“无不为”的主体不同：侯王必须顺道“无为”，民众必须循德“无不为”。
其二，阐明民众之循德“无不为”，就是循德“自为”。
《老子》传世本之《以正治国章》、《道恒无为章》，全都篡改“自为”为“自化”，斩断了“无不为”与“自为”的义理关联，汉后注家再无可能明白《老子》第一政纲“无为无不为”之真义，更无可能明白“无不为”是民众“自为”。于是汉后注家妄注“无为”与“无不为”的主体相同，剥夺了民众“自为”而“无不为”的天赋权利。因为民众“自为”而“无不为”，不利于汉武帝以降两千年的“独尊儒术，有为而治”。
《老子》初始本主张民众“自为”和“无不为”，真义是民众不接受“名教”之教化，“百姓皆谓我自然”，亦即真老学、真庄学传人嵇康所言“越名教而任自然”。
《老子》传世本篡改民众“自为”为民众“自化”并予反注，其义反转为民众自觉接受“名教”之教化，然后“习惯成自然”，亦即旧老学第一权威王弼反注《老子》宗旨为“名教合于自然”，旧庄学第一权威郭象反注《庄子》宗旨为“名教即自然”。所以《老子》传世本篡改“自为”为“自化”，是旧老学颠覆真老学的关键大棋，也是旧庄学颠覆真庄学的关键大棋。
6. 篡改“不知有之”为“下知有之”
《老子》初始本之“太上，不知有之”，见于下经《道经》之《太上不知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刘向之前的四大出土本（楚简本、帛甲本、帛乙本、汉简本）和刘向之后的四大传世本（河上公今本、王弼本、傅奕本、想尔本）均作“太上，下知有之”，导致这一篡改难以发现。即使发现，论证也难。今举《老子》初始本必作“不知有之”的八大硬证。
硬证一，此章后文“百姓皆谓我自然”，是“不知有之”的最强内证。百姓“不知”有君，才有可能“皆谓我自然”。假如“下知有之”，即无可能“百姓皆谓我自然”。
硬证二，下经《道经》之《善行无迹章》曰：“善行者，无辙迹。”“无辙迹”，即“不知有之”。这是“不知有之”的次强内证。
硬证三，河上公今注：“‘太上’，谓太古无名号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淳朴也，若不知者。”河上公今注“若不知者”，与今注所引经文“下知有之”抵牾，证明河上公今注和今注所引经文均非原文，均被篡改。河上公古注和古注所引经文，应为：“‘太上’，谓太古无名号之君。‘不知有之’者，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淳朴也，若不知者。”河上本《老子》必作：“太上，不知有之。”这是“不知有之”的最强文本证据。
硬证四，南宋范应元引用项羽妾冢本《老子》之《天道左右章》“万物归焉而不知主”（传世本多作“万物归焉而不为主”）。这是“不知有之”的次强文本证据。
硬证五，元人吴澄《道德真经注》、元人邓锜《道德真经三解》、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明成祖《永乐大典·老子》、明人朱得之《老子通义》、明人焦竑《老子翼》、明人周如砥《道德经集义》、明人王夫之《老子衍》、清世祖顺治帝《御注道德经》、清人吴世尚《老子宗指》、清人潘静观《道德经妙门约》等，今人奚侗《老子集解》、朱谦之《老子校释》、马叙伦《老子校诂》等，均已校正为“太上不知有之”。朱得之曰：“‘下知有之’虽亦可通，终于民忘帝力之风似有渣滓，不若从‘不’字，则与‘民莫之令而自均’，‘百姓皆曰我自然’，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意义相合。”［1］（［1］ 朱得之《老子通义》，熊铁基主编《老子集成》第 6 卷，381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奚侗曰：“作‘下’，于理不协。”［2］（［2］ 奚侗《老子集解》，熊铁基主编《老子集成》第 13 卷，9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朱谦之曰：“太古至治之极，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尝治之，民相忘于无为，不知有其上也。作‘不’义长。”［3］（［3］ 朱谦之《老子校释》，69 页，中华书局 2000。）马叙伦曰：“作‘不知’为长。本书‘上无为而民自化’、‘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皆以‘民’与‘上’对文，无作‘下’者可证。”［4］（［4］ 蒋锡昌《老子校诂》引，107 页，上海书店 1992。）这是“不知有之”的群体文本证据。
硬证六，《庄子·应帝王》：“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明王”，扣《老子》“太上”。“有莫举名”，扣《老子》“不知有之”。“使物自喜”，扣《老子》“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是“不知有之”的最强外证。
硬证七，《庄子·泰初》：“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上如标枝”，扣《老子》“太上”。四言“不知”，扣《老子》“不知有之”。“不以为赐”，扣《老子》“百姓皆谓我自然”。“行而无迹，事而无传”，扣《老子》“善行者，无辙迹”。这是“不知有之”的次强外证。
硬证八，《礼记·曲礼上》：“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太上贵德”，即“太上不知有之”的圣君不求民众“施报”。“其次务施报”，即“其次”以下的俗君均求民众“施报”。这是“不知有之”的儒家旁证。
湖北荆州郭店一号墓出土的战国中期楚简本《老子》，墓主是法家慎到，战国晚期的《韩非子·难三》，撰者是法家韩非，两者均作“太上，下知有之”，所据都是已经篡改过的法家版《老子》。因为法家主张极端“尊君”，反对《老子》初始本的“不知有之”，所以战国中期以后的法家版《老子》已把经文篡改为“下知有之”。刘向之前的四大出土本（楚简本、帛甲本、帛乙本、汉简本）和刘向之后的四大传世本（河上公今本、王弼本、傅奕本、想尔本）均作“下知有之”，乃是承袭战国中期以后的法家版《老子》，因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为外儒内法。
7. 篡改“人亦大”、“人居其一”为“王亦大”、“王居其一”
《老子》初始本之“人亦大”、“人居其一”，见于下经《道经》之《有状混成章》：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地人”三才，源于伏羲先天八卦之三爻，是华夏文化的基本观念。《老子》初始本认为“天地人”无不效法天道，故言“四大”、“四法”。“人亦大”，“人居其一”，与下文“人法地”衔接。
刘向之前的四大出土本（楚简本、帛甲本、帛乙本、汉简本）和刘向之后的两大主流传世本（河上本、王弼本）把“人亦大”、“人居其一”篡改为“王亦大”、“王居其一”，与下文“人法地”抵牾，仍是承袭战国中期以后的法家版《老子》。战国中期以后的法家版《老子》如此篡改，原因仍是法家极端“尊王”。
刘向之后的两大非主流传世本（傅奕今本、范应元今本）均作“人亦大……而王处其一尊”，已非傅奕古本、范应元古本原貌。范应元注曰：“‘人’字，傅奕同古本。按后文‘人法地’，则古本文义相贯。”证明傅奕古本、范应元古本均作“人亦大”，“人居其一”，傅奕今本、范应元今本已被后人根据河上本、王弼本而篡改。
《老子》初始本的真义是尊“人”不尊“王”，《老子》传世本篡改反注以后，反转为尊“王”不尊“人”。
8. 篡改“受国之诟”、“唯之与诃”为“受国之垢”、“唯之与阿”
《老子》初始本之“受国之诟”、“唯之与诃”，分见上经《德经》之《柔之胜刚章》，下经《道经》之《敬天畏人章》：
受国之诟，是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柔之胜刚章）
唯之与诃，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敬天畏人章）
《老子》初始本之“诟”与“诃”，与“其下，侮之”之“侮”，“大白若辱”、“知足不辱”、“宠辱若惊”、“知其白，守其辱”之“辱”，“报怨以德”、“和大怨，必有余怨”之“怨”，其义相近，均言民众对下德侯王的诟病、诃骂、侮辱、抱怨。
《老子》初始本的大量章节省略教诲对象“侯王”，汉后注家只要把这些章节的教诲对象从“侯王”泛化为普通人，即可遮蔽《老子》真义。然而《柔之胜刚章》没有省略教诲对象“社稷之主”、“天下之王”，于是《老子》传世本只有改“诟”为“垢”，才能遮蔽《老子》初始本真义。
《敬天畏人章》尽管省略了教诲对象“侯王”，但是“诃”与“诟”义近，所以《老子》传世本又把“诃”系统篡改为“阿”，再把“阿”反注为服从之声、应诺之声，反转了《老子》初始本真义。再把“美之与恶”系统篡改为“善之与恶”，把百姓赞美或厌恶侯王，反转为与百姓、侯王无关的空泛善、恶。
9. 篡改“不可以不畏人”为“不可不畏”
《老子》初始本之“不可以不畏人”，亦见下经《道经》之《敬天畏人章》：
唯之与诃，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
“唯”与“美”，原意是民众对上德侯王的拥戴和赞美。“诃”与“恶”，原意是民众对下德侯王的诃骂和厌恶。所以《老子》初始本的真义是：民众拥戴、赞美上德侯王，民众诃骂、厌恶下德侯王，两者差别极大，以此教诲天下侯王成为上德侯王。
《老子》传世本改“诃”为“阿”，反注为“唯”与“阿”都是应诺之词，两者差别极小；又改“美”为“善”，反注为“善”与“恶”都是主观好恶，两者同样差别极小。近代注家又沿着历代反注的错误方向走得更远，妄言老子主张“善恶”互相转化的“朴素辩证法”，彻底遮蔽了《老子》初始本真义。
“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义承“唯之与诃”、“美之与恶”，其真义是：被民众畏惧的侯王，也不可以不畏惧民众（的诃骂和厌恶）。
《老子》传世本则在改“诃”为“阿”的基础上，又把“不可以不畏人”系统篡改为“不可不畏”，于是反转为：人人畏惧侯王，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不畏惧侯王。彻底反转了《老子》初始本真义。
最有意味的是，三大出土本（楚简本、帛乙本、汉简本）均作“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三大出土本的众多整理者、注释者理应发现《老子》传世本删去了句尾“人”字，经文有误，注释有误。然而三大出土本的众多整理者、注释者，集体坚信反《老子》的伪《老子》经文不误，集体坚执反老学的伪老学注释不误，集体判定三大出土本的句尾“人”字是衍文。只要伪《老子》、伪老学的成心在胸，整理者、注释者必定无视出土本的铁证。
10. 篡改“什佰人之器”为“什佰之器”
《老子》初始本之“什佰人之器”，见于上经《德经》之《小国寡民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义同《不尚贤章》“不尚贤”。“什佰人之器”，即什夫长、佰夫长之类“贤人”。
《老子》传世本删去“人”字，改为“什佰之器”，导致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非常奇怪：既然不用这些器物，为什么要制作、购买、保存这些器物？吃饱饭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手里钱财太多，不花白不花？家里地方太大，空着也是空着？
假如老子所撰《老子》如此智商欠费，老子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人，《老子》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书？
11. 篡改“大器免成”为“大器晚成”
《老子》初始本之“大器免成”，见于上经《德经》之《上士闻道章》：
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
天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大器免成”，与前语“大方无隅”，后语“大音希声”，连类而举，譬解章末的“天象无形，道隐无名”，其义甚明。
《老子》传世本篡改为“大器晚成”，今已成为无人不知的成语。篡改反注者唯恐“生不逢时”，唯恐“不才明主弃”，无不自居怀才不遇的“大器”。尽管一直不遇“明主”，仍以“大器晚成”自慰。然而这与《老子》真义何干？
《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全书均言“为道”，怎么可能主张“成器”？急于用世的孔子，尚且主张“君子不器”；不想用世的老子，怎么可能主张“成器”？
《老子》初始本主张“去大”，主张“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怎么可能主张“大器晚成”？
12. 篡改“安平泰”、“去大”为“安平大”、“去泰”
《老子》初始本之“安平泰”，见于下经《道经》之《人道大象章》；《老子》初始本之“去大”，见于下经《道经》之《大制无割章》：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人道大象章）
圣人去甚，去大，去奢。（大制无割章）
《老子》初始本唯一言及的卦象，是上经《德经》之《道生一章》的“负阴而抱阳”，即伏羲太极图标示春分的泰卦之象。所以下经《道经》之《人道大象章》，即《老子》初始本之倒数第三章，在书尾把“负阴而抱阳”的泰卦之象，称为“大象”。
“执大象，天下往”意为：圣君执守泰卦的泰象，就能成为天下归往的天下之王。
“往而不害，安平泰”意为：圣君执守泰卦的泰象而成为天下归往的天下之王，不会受到危害，而是国泰民安。“泰”字，正是“大象”泰卦的卦名。
诸多《老子》传世本（以及四大出土本）却把“安平泰”篡改为“安平大”，与《老子》初始本主张“去大”抵牾。
篡改者也发现了把“安平泰”篡改为“安平大”，与《老子》初始本主张“去大”抵牾，于是一不作二不休，又把《大制无割章》之“圣人去大”，系统篡改为“圣人去泰”。此章改“泰”为“大”，彼章改“大”为“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此遮蔽、反转《老子》初始本真义。
综上所举，《老子》传世本的经文与《老子》初始本的经文全面不同，《老子》传世本的义理与《老子》初始本的义理全面相反，并非个别抄手的偶然抄刻讹误和个别注家的偶然理解失误，而是迎合官方意识形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系统篡改和全面反注。
结语 复原《老子》真经，阐释《老子》真义
上古伏羲族的“宣夜说”和“浑天说”，是作为华夏文化总基因的真天文理论。中古夏商周黄帝族的“盖天说”，则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伪天文理论。鼓吹“天圆地方—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盖天说”，导致汉后两千年的国人完全不知上古伏羲族的“宣夜说”，又误以为“浑天说”始于东汉张衡，晚于中古夏商周的“盖天说”，又误以为“盖天说”和“浑天说”是中国天文理论的两大流派。周代以降流行三千年的“盖天说”，实为“宣夜说”和“浑天说”的严重降维。
《老子》初始本的老学真义，承于上古伏羲族的真天文理论“浑天说”，按照“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以人合天，顺天应人”的顺道理念，褒扬“天地皆圆—天柔地刚—君柔臣刚”的“泰道”，老子遂成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人，《老子》初始本遂成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书。
《老子》传世本的老学伪义，承于中古夏商周黄帝族的伪天文理论“盖天说”，按照“天文迎合人文，天道迎合人道”、“以天合人，逆天治人”的悖道理念，鼓吹“天圆地方—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否术”，伪老子遂成庙堂权谋第一人，伪《老子》遂成愚民洗脑第一书。汉代以降流行两千年的《老子》传世本，实为《老子》初始本的严重降维。
本书把“盖天说”对“宣夜说”、“浑天说”的降维，予以还原性升维；把《老子》传世本对《老子》初始本的降维，予以还原性升维。首先根据《老子》十大版本（两大文献本、四大出土本、四大传世本），复原《老子》真经；然后以“宣夜说”、“浑天说”阐释《老子》真经，还原《老子》真义。
让我们告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两千年的伪《老子》，进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五百年的真《老子》。不从伪《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开始，而从真《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开始，读懂《老子》的每章每句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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