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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张远山解读《老子》《庄子》系列五大看点:
1.大量参校历史版本,系统厘正被篡改的《老子》初始本和《庄子》内七篇文本
2.全注全译《老子》五千言和《庄子》内七篇
3.《老子》成书时间被精确锁定到前517年—前512年之间
4.论证老庄其人生平与其书旨趣之间丝丝入扣的密切关联
5.论证老子与庄子二人在思想上的互通与互释及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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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两大代表人物,因为历史原因,二人生平有许多扑朔迷离的难解之谜。《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两大核心经典。《老子》是中国先秦哲学突破第一书,《庄子》是中国先秦哲学集大成之作。《老子》被视为中国神秘主义的第一象征,《庄子》是中国最难懂的密码式写作不可逾越的巅峰。读懂二书方可一窥中国哲学之堂奥。
《老子奥义》详考老子生于陈、仕于周、辞官居宋、著书授徒、出关留书、终死于秦的生平事迹,重点澄清了孔子两次问礼老子、伏羲古道对老子思想的重大影响及《老子》成书时间等相关史实;通过复原《老子》上下经初始结构、各章初始章次、每章初始经文,重点理清了《老子》初始本的文化渊源、逻辑结构、义理层次,从而精确把握老子思想的核心宗旨与哲学要义。并以此为据,对《老子》初始本每章每句每字进行了深入解读。
《庄子奥义》考证了庄子生平重要史实,对《庄子》内七篇逐字逐句解读,将庄子以寓言形式布设的重重语言机关和奥义密码逐一破解,如福尔摩斯探案一般,不放过每一个疑点和细节:出场角色是什么身份和来历,姓名有何寓意?出场人物之间,他们与未出场的背后角色之间,背后角色彼此之间,有什么冲突?角色话语的表面意思分哪几层(最多竟达七层),言外之意是什么,没说出口的话是什么?这些话语、场景与前后文哪些话语、场景乃至与真实历史事件有何关联,庄子想表达什么奥义……通过这样层层剥茧、细致入微的解读,还原了庄子语境,拼合了庄学全图,使每一位读者都能欣赏这七重宝塔般的汉语文学哲学奇迹、人类思维语言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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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张远山,新道家学者,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老子研究院智库专家委员会研究员。
1963年生于上海,1980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废寝忘食地阅读,日读18小时,以读哲学书为主,其他文理经典为辅。至1984年大学毕业,仍与公元前中外诸子纠缠不休。预计完成读书计划尚需十年,于是一边教书,一边按计划继续读书。从1980年到1994年,15年间日读不辍,不看电视、不读报纸、不闻文坛聒噪,唯以桥牌、围棋略作调剂。
1995年按计划离职开笔写作,1999年4月出版第一部先秦思想札记,至今已出版哲学、史学、文学著作23部,海内外版本42种。
研究华夏古道(前6200年—前2070年)和先秦道术(前2070年—前221年),创立伏羲学、新老学、新庄学(伏老庄三学),代表作《伏羲之道》、《玉器之道》、《青铜之道》、《良渚五千年》、《老子奥义》、《老子初始本演义》、《老庄之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奥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精义》、《庄子复原本》、《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隐秘的战国真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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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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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第四章 《老子》传世本的系统篡改和全面反注
弁言 “独尊儒术”把《老子》初始本降维为传世本
《史记·老子列传》如此记载《老子》初始本的诞生: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然后撰著《老子》,批评“周之衰”的根源在于“周礼”。所以《老子》初始本首章《上德不德章》直奔主题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汉后两千年的《老子》读者,仅知《老子》首章是《道可道章》,熟知其名言“道可道,非常道”,不知《老子》首章是《上德不德章》,很不熟悉以上几句。因为他们读的都是西汉以后的《老子》传世本,不是西汉以前的《老子》初始本。
众所周知,孔子推崇“周礼”,曾向老子请教“周礼”。
《史记·老子列传》如此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毕生志在“克己复礼”,欲复周公制定的“周礼”。然而孔子僻处鲁国,不在东周首都洛邑,仅仅熟知“周礼”,不知“周礼”之本,于是前往洛邑,向名闻天下的东周史官老子请教“周礼之本”,没想到老子批评“周礼”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其人”,即孔子所梦的周公。“其言”,即周公制定、孔子推崇的“周礼”。
《庄子·天运》记载孔子五十七岁时,周游列国第三年,在宋国沛邑向老子第二次问道(详见第一章),老子教诲孔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即言周公制定、孔子推崇的“周礼”,仅是“迹”,不是“所以迹”,亦即“周礼”违背了“礼必本于太一”。
或问:司马迁记载老子批评“周礼”,为何表达得如此含糊?
答曰:因为与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否定了其祖汉文帝、其父汉景帝的“崇尚黄老,无为而治”,转向了“独尊儒术,有为而治”。司马迁撰著《史记》之时,已被汉武帝阉割去势,所以记载老子批评“周礼”,不得不表达得极其含糊,否则连脑袋也保不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迫使司马迁不敢直言《老子》批评“周礼”,而且导致其祖汉文帝、其父汉景帝尊崇的第一政治圣典《老子》变得不合时宜,于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老子》初始本,变成了《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老子》传世本。《老子》传世本的汉后注家,又在颠倒上下经的基础上,系统篡改《老子》初始本的经文,全面反注《老子》初始本的经义,于是伪《老子》替代了真《老子》,伪老学替代了真老学。
一、《老子》初始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老子》初始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可举六大硬证。
其一,道家集大成者庄子所撰“内七篇”,第五篇《德充符》言“德”,第六篇《大宗师》言“道”。证明庄子所见战国中期的《老子》,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其二,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所撰《解老》,总共三十六章(旧多误分为三十七章)。其第一章至第九章,逐句解说了《德经》首章《上德不德章》的每一句,列于最前,占《解老》总篇幅的四分之一。直到第二十八章,才解说了《道经》首章《道可道章》的“道之可道,非常道也”两句,但未逐句解说《道可道章》的每一句。证明韩非所见战国晚期的《老子》,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且韩非认为,《上德不德章》重要性居首,《道可道章》重要性很弱。
其三,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老子》帛甲本、西汉早期《老子》帛乙本,全都《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证明西汉初期至西汉早期的《老子》,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1]([1] 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认为:“马王堆新出土的帛书《老子》有甲本与乙本,都是《德经》在先,《道经》在后。甲本不避刘邦的讳,足证它是先秦的旧书。韩非的《解老》,首先解《德经》第一章,而解《道经》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后面。可见韩非所据的《道德经》与帛书本相合,而与通行的王弼本相反。”4 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其四,2009 年入藏北京大学的西汉中期《老子》竹简本,写明“上经《德经》,下经《道经》”。证明西汉中期的《老子》,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其五,西汉中期成书的《文子》传世本,全书十二卷的一半卷名,即卷五《道德》,卷六《上德》,卷九《下德》,卷十《上仁》,卷十一《上义》,卷十二《上礼》,卷名全都取自《老子》上经《德经》第 1 章《上德不德章》。证明西汉中期的《老子》,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其六,西汉晚期的严遵所撰《老子指归》十三卷七十二章,前七卷解说《老子》上经《德经》四十章(今存),后六卷解说《老子》下经《道经》三十二章(今佚)。证明严遵所见西汉晚期的《老子》,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以上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共同证明:春秋晚期至西汉晚期流传五百年(前512—公元元年前后)的《老子》初始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二、《老子》传世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
西汉晚期至今的《老子》传世本,颠倒了《老子》初始本的上下经,变成了《道经》在前,《德经》在后。
西汉中期汉武帝的政策转向,是伪《老子》替代真《老子》的根本原因。颠倒《老子》上下经、把真《老子》变成伪《老子》的始作俑者,则是比严遵年轻十岁的西汉晚期国家图书馆馆长刘向(约前 77—前 6)。
刘向颠倒《老子》上下经的证据,原本见于刘向所撰《别录》和刘向之子刘歆所撰《七略》。由于《别录》、《七略》均已亡佚,所以刘向颠倒《老子》上下经这一老学史最大秘密,两千年来鲜为人知。
幸而南宋谢守灏《混元圣纪》援引刘歆《七略》保留了证据:“按刘歆《七略》,刘向雠校中《老子》书二篇,……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第一,三十七章。下经第二,四十四章。……八十一章,象太阳极之数。《道经》在上,以法天;天数奇,故有三十七章。《德经》在下,以法地;地数偶,故有四十四章。”[1]([1] 谢守灏《混元圣纪》,《中华道藏》第 46 册,49 页,华夏出版社 2004。)
南宋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序说》也援引刘歆《七略》提供了旁证:“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应太阳之极数。上经三十七章,法天数奇;下经四十四章,法地数偶。刘歆《七略》云:刘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通应九九之数。”[2]([2] 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光绪三年(1877)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刻本,3—4 页。董氏原文“(刘向)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误,陈成吒厘正,今从。熊铁基主编《老子集成》第 4卷,351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
刘向颠倒《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并非价值中立的学术行为,而是配合朝廷政策转向的政治行为。
西汉初期的汉文帝、汉景帝之所以“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是因为《老子》初始本首章《上德不德章》开宗明义的“上德无为,下德有为”,是对汉文帝、汉景帝“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直接支持,所以《老子》初始本是实现“文景之治”的第一政治圣典。
西汉中期的汉武帝否定了其父汉景帝、其祖汉文帝的“崇尚黄老,无为而治”,转向“独尊儒术,有为而治”,于是《老子》初始本首章《上德不德章》开宗明义的“上德无为,下德有为”,变成了对汉武帝“独尊儒术,有为而治”的直接否定。曾经的第一政治圣典《老子》初始本,变成了汉武帝政策转向的第一政策障碍。
为了扫清汉武帝政策转向的第一政策障碍,西汉晚期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刘向颠倒了《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也同时颠覆了《老子》初始本之宗旨。
首先,《上德不德章》从《老子》初始本的第 1 章,变成了《老子》传世本的第 38 章。于是《老子》初始本开宗明义的“上德无为,下德有为”,从书首隐入书腰,变得无足轻重。
其次,《道可道章》从《老子》初始本的第 45 章,变成了《老子》传世本的第 1 章。于是《老子》传世本开宗明义的“道可道,非常道”,从书腰提至书首,昭告天下:汉文帝、汉景帝的“崇尚黄老,无为而治”并非“常道”,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有为而治”才是“常道”。
刘向颠倒《老子》上下经,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妙用:反对“有为”的《老子》初始本,从此降维为支持“有为”的《老子》传世本。支持“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真《老子》,从此降维为支持“独尊儒术,有为而治”的伪《老子》。
套用现在的说法:汉武帝在下一盘延续两千年的大棋,刘向下出了这盘两千年大棋的胜着。
三、《老子》初始本、传世本的分章异同
刘向除了颠倒《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又对《老子》初始本进行了重新分章。
目前所见刘向以前的四大出土本,历史年代最早的是 1993 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的《老子》楚简本,因其仅是《老子》初始本的三种摘抄,无法提供《老子》初始本的明确分章。
历史年代居中的是 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西汉初期《老子》帛甲本、西汉早期《老子》帛乙本,两者尽管都是先抄上经《德经》,后抄下经《道经》,是刘向颠倒《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的重要硬证,但是两者都是上经《德经》四十四章连抄,下经《道经》三十三章连抄,也无法提供《老子》初始本的明确分章。
历史年代最晚的是 2009 年入藏北京大学的西汉中期《老子》汉简本,上经《德经》四十四章,下经《道经》三十三章,合计七十七章。这是刘向以前的《老子》初始本的明确分章。《老子》初始本的上下经结构和上下经章数,具有明确的天文对位:全书七十七章,对应北斗七星;上经《德经》四十四章,对应北斗七星之斗魁四星,下经《道经》三十三章,对应北斗七星之斗柄三星(详见第二章之夏商周明堂月令制度)。
与刘向同时的严遵本《老子》,《德经》仍是上经,《道经》仍是下经,同于《老子》初始本,但他精通“三易”,遂按《归藏》占八、《周易》占九,把《老子》初始本分为八九七十二章:上经《德经》分为五八四十章,比初始本、传世本少分四章;下经《道经》分为四八三十二章,比初始本少分一章,比传世本少分五章。
刘向按照《周易》占九,把《老子》传世本分为九九八十一章,见于其子刘歆所撰《七略》:上经《道经》三十七章,下经《德经》四十四章。
刘向是《老子》传世本分为八十一章的始作俑者,然而汉后注家大多误以为河上公是《老子》传世本分为八十一章的始作俑者。因为汉后注家普遍误信河上公与西汉早期的汉文帝同时,误信河上公早于西汉晚期的刘向,于是把河上公之分章承于刘向,颠倒为刘向之分章承于河上公。比如上引南宋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序说》,先言“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应太阳之极数。上经三十七章,法天数奇;下经四十四章,法地数偶。”后言“刘歆《七略》云:刘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通应九九之数。”
这一颠倒,遮蔽了一项重要史实。史实真相是:代表官方意志的刘向本《老子》,是传世本之祖本;代表民间意志的河上本《老子》,仅是服从官方意志的主流传世本。现在颠倒为:代表民间意志的河上本《老子》,是传世本之祖本;代表官方意志的刘向本《老子》,仅是“顺应民意”而“定著”。于是代表官方意志的刘向颠倒《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的“独尊儒术”动机,遂被彻底遮蔽。
现代学界的基本共识是,“河上公”是东汉晚期人[1]([1] 王卡点校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前言》:“河上公章句应成书西汉之后,魏晋之前,大约在东汉中后期。”3 页,中华书局 1993。),托名于西汉早期的“河上丈人”[2]([2] 陈成吒《先秦老学考论》,220 页,华东师范大学 2014 博士论文(知网)。)。所以东汉晚期的河上本《老子》,是民间意志服从官方意志的第一个主流传世本。唐代以后,河上本《老子》的影响力才被王弼本《老子》超越。
刘向至今两千年的主流《老子》传世本,包括东汉晚期的河上本《老子》,魏晋时期的王弼本《老子》,隋唐时期的傅奕本《老子》等,除了承袭刘向本《老子》之颠倒上下经,也承袭了刘向本《老子》之分章,都是上经《道经》三十七章,下经《德经》四十四章。因为西汉晚期国家图书馆馆长刘向重编《老子》并非私人著述,而是代表西汉晚期官方意志的钦定本《老子》。所以颠倒上下经并重新分章的刘向本《老子》,是西汉晚期至今一切《老子》传世本之祖本。
刘向本《老子》下经《德经》四十四章,与《老子》初始本上经《德经》四十四章,章数相同。刘向未对《德经》重新分章,是因为《德经》已被刘向移至下经,重要性大为降低,不必多费手脚。篡改经典的要诀是:无关紧要之处,尽量少动;至关重要之处,点金成石。
刘向本《老子》上经《道经》三十七章,比《老子》初始本下经《道经》三十三章,多分四章。刘向对《道经》重新分章且多分四章,是因为《道经》虽被刘向移至上经,整体宗旨仍然不利于支持“有为”,所以必须把关键章节的经文予以割裂,斩断逻辑关联,便于反注义理。刘向对《道经》重新分章的重点,是把至关重要的《太上不知章》,割裂为三章。
刘向按照《周易》占九,而把官方钦定本《老子》分为八十一章,以便把反《周易》的《老子》初始本降维为挺《周易》的《老子》传世本,但他不可能把真实动机告诉你,而是为其重新分章杜撰了一条“神圣理由”:老子之母李氏,怀胎八十一年,始生老子;所以老子撰著《老子》,分为八十一章。
今人可能觉得这一“神圣理由”极其荒唐,然而古人认为非常合理。所以南宋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曰:
(老子)寄胎托娠,经八十一年,极太阳九九之数。……《道经》居先,《德经》次之,上下二卷,法两仪之生育;八十一章,像太阳之极数。是以上经明道以法天,下经明德以法地。而天数奇,故上经三十有七章。地数偶,故下经四十有四章。[1]([1] 熊铁基主编《老子集成》第 2 卷,574—576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
历代注家不会自问:老子出关之时即兴著书,随手写下格言警句,莫非还要即兴决定,前三十七段格言“上经明道以法天”,后四十四段格言“下经明德以法地”?莫非还要扳着手指,凑满八十一段就搁笔,充当过函谷关的买路钱?
四、《老子》传世本的系统篡改和全面反注
西汉晚期国家图书馆馆长刘向重编的官方钦定本《老子》传世本,除了颠倒上下经、重新分章,又对《老子》初始本的经文予以系统篡改。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以后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基本国策,所以刘向以后两千年的历代注家,又在刘向颠倒上下经、重新分章、篡改经文的基础上,继续系统篡改经文,直至经文面目全非。刘向以后两千年的历代注家,又在系统篡改经文的基础上,全面反注《老子》义理,于是真《老子》变成了伪《老子》,真老学变成了伪老学。
本节略举系统篡改、全面反注十二例,更多例子详见本书下卷。
1. 篡改“众父”为“众甫”
《老子》初始本之“众父”,见于下经《道经》之《唯道是从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
《老子》初始本之《唯道是从章》,是主张“从道”的重要章节。经文把“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称为“道”,同时譬解为“众父”,所以“唯道是从”即“唯父是从”,符合老子所处周代的父权制思想。《庄子·大宗师》之“以天为父”,承于《老子》初始本之“以道为父”,证明道家“有父”,并非“无父”,仅是主张“以道为父”,反对“以君为父”(《庄子·齐物论》)。
《老子》传世本之《唯道是从章》,篡改“众父”为“众甫”,消灭了《老子》初始本唯一以“道”为“父”之处,为孟子攻击杨墨“无君无父”制造伪证。汉后注家再无可能明白《老子》初始本真义,于是妄言《老子》主张“唯道是从”即“唯母是从”。比如俞樾《老子平议》曰:“‘众父’者,犹云‘万物母,天下母’也。”如此混淆“父”与“母”,怎么可能明白《老子》初始本以天文存在为“父”、以历法知识为“母”?更无可能明白《老子》初始本所言“侯王得一”、“有国之母”、“贵食母”,都是教诲侯王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
近代注家又沿着汉后注家的错误方向走得更远,妄言《老子》崇拜母系社会,反对父系社会,向往原始社会,开历史倒车,等等。
2. 篡改“恒道”为“常道”
《老子》初始本之“恒道”,见于下经《道经》之《道可道章》: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故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其所窍。
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初始本之《道可道章》,是分判“宣夜说”范畴之“恒道”和“浑天说”范畴之“常道”的重要章节。“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其天文存在可知,其历法知识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不可有,故称“无”或“恒无”。“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其天文存在可知,其历法知识可知、可得、可道、可有,故称“有”或“恒有”。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是下经《道经》首章《道可道章》之首句,即言上经《德经》主张“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是效法“道生一”之“一”,而非效法“道生一”之“道”。因为“道生一”之“一”尽管可知、可得、可道、可有,仅是“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规律“太一常道”;“道生一”之“道”尽管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不可有,却是“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所以《老子》初始本之下经《道经》,在全书最后结论部分的《知雄守雌章》,明言“复归于无极”。
对于“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恒道”,人类只可“观其”天文存在之“妙”,无法“观其”历法知识之“所窍”。“窍”即作为“万物之母”的历法知识之“玄牝”,亦即“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春气“生”物之产门:泰道。
《老子》传世本之《道可道章》,篡改“恒道”为“常道”,遮蔽了《老子》初始本分判“无极恒道”、“太一常道”的关键名相,汉后注家再无可能明白“道生一”之“道”和“一”分属“宣夜说”范畴和“浑天说”范畴,更无可能明白“道生一”是《老子》第一基石而准确理解《老子》的每章每句每字。
3. 篡改“芒芴”为“恍惚”
《老子》初始本之“芒芴”,见于下经《道经》之《唯道是从章》:
道之为状,唯芒唯芴。
芴兮芒兮,其中有象。
芒兮芴兮,其中有物。
幽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其天文存在可知,其历法知识可知、可得、可道、可有,故称“有”或“恒有”。那么人类如何知之、得之、道之、有之?答曰:得之于“芒芴”,亦即上古伏羲族首创、中古夏商周承袭的中国天文学根本方法:圭表测影。
上古伏羲族首创圭表测影,并以伏羲六十四圭记录全年圭影,伏羲太极图是全年圭影的合成图。夏商周三易以伏羲六十四圭占卜,圭 卜 = 卦,所以“伏羲六十四圭”改称“伏羲六十四卦”。
“芒”即太阳光芒,“芴”即圭表投影。二字合词,正序作“芒芴”,乃言圭表测影之原理:正午阳光之“芒”,投射圭影之“芴”,可将无法测量的太阳所在纬度,转化为可以测量的圭影长短。逆序作“芴芒”,乃言圭表测影之过程:根据圭影之“芴”,认知正午阳光之“芒”,即可算出全年每日的太阳所在纬度。伏羲六十四卦以阳爻之“芒”对应太阳纬度,以阴爻之“芴”对应圭影长短。比如伏羲太极图外圈的开辟四时之卦:坤卦?六阴,记录冬至太阳位于南回归线上空,太阳最南,圭影最长;乾卦?六阳,记录夏至太阳位于北回归线上空,太阳最北,圭影最短;泰卦?下三阳,上三阴,记录春分太阳由南而北到达赤道上空,昼夜等长,阴阳平分;否卦?下三阴,上三阳,记录秋分太阳由北而南到达赤道上空,昼夜等长,阴阳平分。
“芴”即太阳之“芒”的圭表投影,旁证众多:太陽之“陽”,伏羲天文象数易、夏商周三易之“易”,表示日出之“昒”,字皆从“日”从“勿”。记录七十二物候之“物”,侯王祭天所持玉圭称“笏”,表示时间极短之“忽”,表示生命终止之“歾”,字皆从“勿”。因为“勿”字源于上古伏羲族的“日囫纹”、“月囵纹”。[1]([1] 张远山《伏羲之道》,170 页,岳麓书社 2015。)“囫囵”的本义是“葫芦”,所以上古伏羲族的创世神话是“葫芦创世说”。“囫囵”后来转写为“混沦”,所以上古伏羲族的“囫囵说”、“混沦说”即“浑天说”,上古伏羲族的天文台称为“昆仑台”(详见拙著《伏羲之道》)。
一旦明白“芒芴”是圭表测影专名,《唯道是从章》字字皆明。
“道之为状,唯芒唯芴”意为:欲明“太一常道”之状,唯有观测太阳光芒照射表木投于土圭的影子长短。
“芴兮芒兮,其中有象”意为:观测圭影之长短,即知太阳之位置,其中就有伏羲六十四卦之卦象。
“芒兮芴兮,其中有物”意为:观测太阳光芒照射表木之投影,即知太阳之位置以及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
“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意为:尽管“宣夜说”范畴的“无极恒道”幽冥难知,但是圭表测影可得“太一常道”之精华;这一精华非常真实,非常可信。
唯因圭表测影所得“太一常道”真实可信,所以侯王必须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揭示的“太一常道”治国。所以与《老子》帛甲本、帛乙本同墓出土的《黄帝四经》之《称》曰:“侍表而望则不惑,案法而治则不乱。”战国道家著作《鹖冠子·天权》则曰:“彼立表而望则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西汉道家著作《淮南子·说林训》亦曰:“循绳而斫则不过,悬衡而量则不差,植表而望则不惑。”所谓“案法而治”,正是按照“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
《庄子》数见“芒芴”,无不合于圭表测影。《庄子·至乐》:“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而无从出乎”,言“芒芴”出于圭表测影。“而无有象乎”,言圭表测影之“象”。《庄子·山木》:“芴乎芒乎,其送往而迎来。”“送往”,即太阳南藏。“迎来”,即太阳北归。《庄子·天下》:“芒乎何之?芴乎何适?”“芒乎何之”,即太阳北归。“芴乎何适”,即太阳南藏。《庄子·应帝王》浑沌寓言,以“倏”与“忽”言极短时间,即圭影微移之一瞬。“匆匆”义同“倏忽”,“匆”亦从“勿”。华夏造字先贤认为:无物不随时间“倏忽”微移而微异。万物倏忽微异,庄子谓之“物化”,道家谓之“造化密移”。
《老子》传世本之《唯道是从章》,篡改“芒芴”、“芴芒”为“恍惚”、“惚恍”,《庄子》传世本也篡改“芒芴”、“芴芒”为“恍惚”、“惚恍”,汉后注家再无可能明白“芒芴”是圭表测影专名。尽管“恍惚”仍有“芒芴”的若干遗意,比如只能说“恍然大悟”,不能说“惚然大悟”,因为“恍”属“明”,“惚”属“暗”。“悟”是由暗趋明,不是由明趋暗,所以“恍”可言“悟”,“惚”不可言“悟”。汉后注家把“恍惚”视为两个没有独立意义、没有精确内涵的词素组成的联绵词,而予不知所云的妄注。王弼注曰:“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注了等于没注,谁能明白这种“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玄学”?
旧老学第一权威王弼尚且不懂,王弼追随者当然更加不懂。比如奚侗注曰:“‘忽怳’,亦可倒言‘怳忽’,与‘仿佛’同谊,谓所见不能审谛也。”再如蒋锡昌注曰:“‘恍惚’,亦即仿佛。‘是谓惚恍’,谓道若存若亡,恍惚未定也。”[1]([1] 蒋锡昌《老子校诂》,83 页,上海书店 1992;奚侗语见 82 页所引。)更多注家认为“恍惚”不必注释,人人能懂。一旦不懂而自以为懂,再无可能明白《老子》真义。
4. 篡改“执今之道”为“执古之道”
《老子》初始本之“执今之道”,见于下经《道经》之《执今之道章》:
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一者”,即“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今之道”,即今人可得、可执的“太一常道”。因其可“得”,上经《德经》之《上德不德章》遂言“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因其可“执”,下经《道经》之《曲则全章》遂言“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
《老子》传世本把“执今之道”篡改为“执古之道”,又把“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篡改为“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汉后注家再无可能明白“执今之道”即“圣人执一”。
《老子》初始本“执今之道”意为:侯王执守今人所知的“太一”天道治国。《老子》传世本“执古之道”意为:侯王执守古代先王的“人道”治国。《老子》传世本的系统篡改和全面反注,彻底遮蔽了《老子》初始本真义。
5. 篡改“自为”为“自化”
《老子》初始本九见“无为”,一见“无为而无不为”,二见“自为”。两处“自为”,分见上经《德经》之《以正治国章》,下经《道经》之末章《道恒无为章》,命义都是阐释《为学日益章》之“无为而无不为”:
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学日益章)
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为。(以正治国章)
道恒无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为。(道恒无为章)
《老子》初始本之《以正治国章》、《道恒无为章》,全都连言“无为”和“自为”,都是阐释《为学日益章》之“无为而无不为”,即以“自为”阐释“无不为”。要义有二。
其一,阐明“无为”与“无不为”的主体不同:侯王必须顺道“无为”,民众必须循德“无不为”。
其二,阐明民众之循德“无不为”,就是循德“自为”。
《老子》传世本之《以正治国章》、《道恒无为章》,全都篡改“自为”为“自化”,斩断了“无不为”与“自为”的义理关联,汉后注家再无可能明白《老子》第一政纲“无为无不为”之真义,更无可能明白“无不为”是民众“自为”。于是汉后注家妄注“无为”与“无不为”的主体相同,剥夺了民众“自为”而“无不为”的天赋权利。因为民众“自为”而“无不为”,不利于汉武帝以降两千年的“独尊儒术,有为而治”。
《老子》初始本主张民众“自为”和“无不为”,真义是民众不接受“名教”之教化,“百姓皆谓我自然”,亦即真老学、真庄学传人嵇康所言“越名教而任自然”。
《老子》传世本篡改民众“自为”为民众“自化”并予反注,其义反转为民众自觉接受“名教”之教化,然后“习惯成自然”,亦即旧老学第一权威王弼反注《老子》宗旨为“名教合于自然”,旧庄学第一权威郭象反注《庄子》宗旨为“名教即自然”。所以《老子》传世本篡改“自为”为“自化”,是旧老学颠覆真老学的关键大棋,也是旧庄学颠覆真庄学的关键大棋。
6. 篡改“不知有之”为“下知有之”
《老子》初始本之“太上,不知有之”,见于下经《道经》之《太上不知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刘向之前的四大出土本(楚简本、帛甲本、帛乙本、汉简本)和刘向之后的四大传世本(河上公今本、王弼本、傅奕本、想尔本)均作“太上,下知有之”,导致这一篡改难以发现。即使发现,论证也难。今举《老子》初始本必作“不知有之”的八大硬证。
硬证一,此章后文“百姓皆谓我自然”,是“不知有之”的最强内证。百姓“不知”有君,才有可能“皆谓我自然”。假如“下知有之”,即无可能“百姓皆谓我自然”。
硬证二,下经《道经》之《善行无迹章》曰:“善行者,无辙迹。”“无辙迹”,即“不知有之”。这是“不知有之”的次强内证。
硬证三,河上公今注:“‘太上’,谓太古无名号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淳朴也,若不知者。”河上公今注“若不知者”,与今注所引经文“下知有之”抵牾,证明河上公今注和今注所引经文均非原文,均被篡改。河上公古注和古注所引经文,应为:“‘太上’,谓太古无名号之君。‘不知有之’者,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淳朴也,若不知者。”河上本《老子》必作:“太上,不知有之。”这是“不知有之”的最强文本证据。
硬证四,南宋范应元引用项羽妾冢本《老子》之《天道左右章》“万物归焉而不知主”(传世本多作“万物归焉而不为主”)。这是“不知有之”的次强文本证据。
硬证五,元人吴澄《道德真经注》、元人邓锜《道德真经三解》、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明成祖《永乐大典·老子》、明人朱得之《老子通义》、明人焦竑《老子翼》、明人周如砥《道德经集义》、明人王夫之《老子衍》、清世祖顺治帝《御注道德经》、清人吴世尚《老子宗指》、清人潘静观《道德经妙门约》等,今人奚侗《老子集解》、朱谦之《老子校释》、马叙伦《老子校诂》等,均已校正为“太上不知有之”。朱得之曰:“‘下知有之’虽亦可通,终于民忘帝力之风似有渣滓,不若从‘不’字,则与‘民莫之令而自均’,‘百姓皆曰我自然’,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意义相合。”[1]([1] 朱得之《老子通义》,熊铁基主编《老子集成》第 6 卷,381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奚侗曰:“作‘下’,于理不协。”[2]([2] 奚侗《老子集解》,熊铁基主编《老子集成》第 13 卷,9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朱谦之曰:“太古至治之极,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尝治之,民相忘于无为,不知有其上也。作‘不’义长。”[3]([3] 朱谦之《老子校释》,69 页,中华书局 2000。)马叙伦曰:“作‘不知’为长。本书‘上无为而民自化’、‘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皆以‘民’与‘上’对文,无作‘下’者可证。”[4]([4] 蒋锡昌《老子校诂》引,107 页,上海书店 1992。)这是“不知有之”的群体文本证据。
硬证六,《庄子·应帝王》:“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明王”,扣《老子》“太上”。“有莫举名”,扣《老子》“不知有之”。“使物自喜”,扣《老子》“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是“不知有之”的最强外证。
硬证七,《庄子·泰初》:“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上如标枝”,扣《老子》“太上”。四言“不知”,扣《老子》“不知有之”。“不以为赐”,扣《老子》“百姓皆谓我自然”。“行而无迹,事而无传”,扣《老子》“善行者,无辙迹”。这是“不知有之”的次强外证。
硬证八,《礼记·曲礼上》:“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太上贵德”,即“太上不知有之”的圣君不求民众“施报”。“其次务施报”,即“其次”以下的俗君均求民众“施报”。这是“不知有之”的儒家旁证。
湖北荆州郭店一号墓出土的战国中期楚简本《老子》,墓主是法家慎到,战国晚期的《韩非子·难三》,撰者是法家韩非,两者均作“太上,下知有之”,所据都是已经篡改过的法家版《老子》。因为法家主张极端“尊君”,反对《老子》初始本的“不知有之”,所以战国中期以后的法家版《老子》已把经文篡改为“下知有之”。刘向之前的四大出土本(楚简本、帛甲本、帛乙本、汉简本)和刘向之后的四大传世本(河上公今本、王弼本、傅奕本、想尔本)均作“下知有之”,乃是承袭战国中期以后的法家版《老子》,因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为外儒内法。
7. 篡改“人亦大”、“人居其一”为“王亦大”、“王居其一”
《老子》初始本之“人亦大”、“人居其一”,见于下经《道经》之《有状混成章》: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地人”三才,源于伏羲先天八卦之三爻,是华夏文化的基本观念。《老子》初始本认为“天地人”无不效法天道,故言“四大”、“四法”。“人亦大”,“人居其一”,与下文“人法地”衔接。
刘向之前的四大出土本(楚简本、帛甲本、帛乙本、汉简本)和刘向之后的两大主流传世本(河上本、王弼本)把“人亦大”、“人居其一”篡改为“王亦大”、“王居其一”,与下文“人法地”抵牾,仍是承袭战国中期以后的法家版《老子》。战国中期以后的法家版《老子》如此篡改,原因仍是法家极端“尊王”。
刘向之后的两大非主流传世本(傅奕今本、范应元今本)均作“人亦大……而王处其一尊”,已非傅奕古本、范应元古本原貌。范应元注曰:“‘人’字,傅奕同古本。按后文‘人法地’,则古本文义相贯。”证明傅奕古本、范应元古本均作“人亦大”,“人居其一”,傅奕今本、范应元今本已被后人根据河上本、王弼本而篡改。
《老子》初始本的真义是尊“人”不尊“王”,《老子》传世本篡改反注以后,反转为尊“王”不尊“人”。
8. 篡改“受国之诟”、“唯之与诃”为“受国之垢”、“唯之与阿”
《老子》初始本之“受国之诟”、“唯之与诃”,分见上经《德经》之《柔之胜刚章》,下经《道经》之《敬天畏人章》:
受国之诟,是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柔之胜刚章)
唯之与诃,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敬天畏人章)
《老子》初始本之“诟”与“诃”,与“其下,侮之”之“侮”,“大白若辱”、“知足不辱”、“宠辱若惊”、“知其白,守其辱”之“辱”,“报怨以德”、“和大怨,必有余怨”之“怨”,其义相近,均言民众对下德侯王的诟病、诃骂、侮辱、抱怨。
《老子》初始本的大量章节省略教诲对象“侯王”,汉后注家只要把这些章节的教诲对象从“侯王”泛化为普通人,即可遮蔽《老子》真义。然而《柔之胜刚章》没有省略教诲对象“社稷之主”、“天下之王”,于是《老子》传世本只有改“诟”为“垢”,才能遮蔽《老子》初始本真义。
《敬天畏人章》尽管省略了教诲对象“侯王”,但是“诃”与“诟”义近,所以《老子》传世本又把“诃”系统篡改为“阿”,再把“阿”反注为服从之声、应诺之声,反转了《老子》初始本真义。再把“美之与恶”系统篡改为“善之与恶”,把百姓赞美或厌恶侯王,反转为与百姓、侯王无关的空泛善、恶。
9. 篡改“不可以不畏人”为“不可不畏”
《老子》初始本之“不可以不畏人”,亦见下经《道经》之《敬天畏人章》:
唯之与诃,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
“唯”与“美”,原意是民众对上德侯王的拥戴和赞美。“诃”与“恶”,原意是民众对下德侯王的诃骂和厌恶。所以《老子》初始本的真义是:民众拥戴、赞美上德侯王,民众诃骂、厌恶下德侯王,两者差别极大,以此教诲天下侯王成为上德侯王。
《老子》传世本改“诃”为“阿”,反注为“唯”与“阿”都是应诺之词,两者差别极小;又改“美”为“善”,反注为“善”与“恶”都是主观好恶,两者同样差别极小。近代注家又沿着历代反注的错误方向走得更远,妄言老子主张“善恶”互相转化的“朴素辩证法”,彻底遮蔽了《老子》初始本真义。
“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义承“唯之与诃”、“美之与恶”,其真义是:被民众畏惧的侯王,也不可以不畏惧民众(的诃骂和厌恶)。
《老子》传世本则在改“诃”为“阿”的基础上,又把“不可以不畏人”系统篡改为“不可不畏”,于是反转为:人人畏惧侯王,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不畏惧侯王。彻底反转了《老子》初始本真义。
最有意味的是,三大出土本(楚简本、帛乙本、汉简本)均作“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三大出土本的众多整理者、注释者理应发现《老子》传世本删去了句尾“人”字,经文有误,注释有误。然而三大出土本的众多整理者、注释者,集体坚信反《老子》的伪《老子》经文不误,集体坚执反老学的伪老学注释不误,集体判定三大出土本的句尾“人”字是衍文。只要伪《老子》、伪老学的成心在胸,整理者、注释者必定无视出土本的铁证。
10. 篡改“什佰人之器”为“什佰之器”
《老子》初始本之“什佰人之器”,见于上经《德经》之《小国寡民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义同《不尚贤章》“不尚贤”。“什佰人之器”,即什夫长、佰夫长之类“贤人”。
《老子》传世本删去“人”字,改为“什佰之器”,导致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非常奇怪:既然不用这些器物,为什么要制作、购买、保存这些器物?吃饱饭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手里钱财太多,不花白不花?家里地方太大,空着也是空着?
假如老子所撰《老子》如此智商欠费,老子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人,《老子》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书?
11. 篡改“大器免成”为“大器晚成”
《老子》初始本之“大器免成”,见于上经《德经》之《上士闻道章》:
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
天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
“大器免成”,与前语“大方无隅”,后语“大音希声”,连类而举,譬解章末的“天象无形,道隐无名”,其义甚明。
《老子》传世本篡改为“大器晚成”,今已成为无人不知的成语。篡改反注者唯恐“生不逢时”,唯恐“不才明主弃”,无不自居怀才不遇的“大器”。尽管一直不遇“明主”,仍以“大器晚成”自慰。然而这与《老子》真义何干?
《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全书均言“为道”,怎么可能主张“成器”?急于用世的孔子,尚且主张“君子不器”;不想用世的老子,怎么可能主张“成器”?
《老子》初始本主张“去大”,主张“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怎么可能主张“大器晚成”?
12. 篡改“安平泰”、“去大”为“安平大”、“去泰”
《老子》初始本之“安平泰”,见于下经《道经》之《人道大象章》;《老子》初始本之“去大”,见于下经《道经》之《大制无割章》: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人道大象章)
圣人去甚,去大,去奢。(大制无割章)
《老子》初始本唯一言及的卦象,是上经《德经》之《道生一章》的“负阴而抱阳”,即伏羲太极图标示春分的泰卦之象。所以下经《道经》之《人道大象章》,即《老子》初始本之倒数第三章,在书尾把“负阴而抱阳”的泰卦之象,称为“大象”。
“执大象,天下往”意为:圣君执守泰卦的泰象,就能成为天下归往的天下之王。
“往而不害,安平泰”意为:圣君执守泰卦的泰象而成为天下归往的天下之王,不会受到危害,而是国泰民安。“泰”字,正是“大象”泰卦的卦名。
诸多《老子》传世本(以及四大出土本)却把“安平泰”篡改为“安平大”,与《老子》初始本主张“去大”抵牾。
篡改者也发现了把“安平泰”篡改为“安平大”,与《老子》初始本主张“去大”抵牾,于是一不作二不休,又把《大制无割章》之“圣人去大”,系统篡改为“圣人去泰”。此章改“泰”为“大”,彼章改“大”为“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此遮蔽、反转《老子》初始本真义。
综上所举,《老子》传世本的经文与《老子》初始本的经文全面不同,《老子》传世本的义理与《老子》初始本的义理全面相反,并非个别抄手的偶然抄刻讹误和个别注家的偶然理解失误,而是迎合官方意识形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系统篡改和全面反注。
结语 复原《老子》真经,阐释《老子》真义
上古伏羲族的“宣夜说”和“浑天说”,是作为华夏文化总基因的真天文理论。中古夏商周黄帝族的“盖天说”,则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伪天文理论。鼓吹“天圆地方—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盖天说”,导致汉后两千年的国人完全不知上古伏羲族的“宣夜说”,又误以为“浑天说”始于东汉张衡,晚于中古夏商周的“盖天说”,又误以为“盖天说”和“浑天说”是中国天文理论的两大流派。周代以降流行三千年的“盖天说”,实为“宣夜说”和“浑天说”的严重降维。
《老子》初始本的老学真义,承于上古伏羲族的真天文理论“浑天说”,按照“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以人合天,顺天应人”的顺道理念,褒扬“天地皆圆—天柔地刚—君柔臣刚”的“泰道”,老子遂成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人,《老子》初始本遂成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书。
《老子》传世本的老学伪义,承于中古夏商周黄帝族的伪天文理论“盖天说”,按照“天文迎合人文,天道迎合人道”、“以天合人,逆天治人”的悖道理念,鼓吹“天圆地方—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否术”,伪老子遂成庙堂权谋第一人,伪《老子》遂成愚民洗脑第一书。汉代以降流行两千年的《老子》传世本,实为《老子》初始本的严重降维。
本书把“盖天说”对“宣夜说”、“浑天说”的降维,予以还原性升维;把《老子》传世本对《老子》初始本的降维,予以还原性升维。首先根据《老子》十大版本(两大文献本、四大出土本、四大传世本),复原《老子》真经;然后以“宣夜说”、“浑天说”阐释《老子》真经,还原《老子》真义。
让我们告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两千年的伪《老子》,进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五百年的真《老子》。不从伪《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开始,而从真《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开始,读懂《老子》的每章每句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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