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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原为霍耐特于美国伯克利大学发表的演讲稿，意图从他所发展的承认理论出发，承继并发展卢卡奇的物化批判。
霍耐特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包含对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之间落差的思考：与20世纪比较，为什么在对人如物的现象未曾稍减的21世纪，曾经激起深切反省的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不再为人引用？是哪些因素，削弱了了批判“物化”现象的声音与力道？在本书中，霍耐特认为，唯有先克服这些并未言明的、关于理论预设的怀疑与障碍，我们才能在今日重启——或如霍耐特所说的“再实现化”——“物化”概念。
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下的经典回顾或阐释，而是要为一种能为今所用的社会病理分析，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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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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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德国社会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最重要的理论家。2001—2018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IFS）所长，现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作为哈贝马斯教席的继任者（1996），主张人际间的相互承认为社会批判的规范之源，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批判性的正义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为承认而斗争》《自由的权利》《理性的病理学》《正义的他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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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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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总序：从直觉到理论——我走向承认学说之路 _i
译者导言 _1
前言 _1
导论 _1
第一章卢卡奇的物化概念 _8 第二章从卢卡奇到海德格尔与杜威 _18 第三章承认的优位 _34 第四章物化作为对承认之遗忘 _48 第五章自我物化之概貌 _62 第六章物化之社会来源 _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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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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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觉到理论
总序：.从直觉到理论——我走向承认学说之路
——我走向承认学说之路
人们通常会这样说，任何理论都根植于一种前科学经验，后来被表述为诸多普遍化陈述之复合体的东西，早已萌芽于其中了。即使这个论断或许不无夸张，但在理论往往反映了远在系统化知识阶段之前就获得的洞见这一点上，它大概还是正确的；追踪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深刻印象并给予其可普遍化的形式，往往正是这种愿望，开辟了从最初的直觉到理论形成的道路。对自己的理论信念的这种自传式起源进行说明，是自身启蒙的永恒且绝无休止的任务的组成部分：关于我们如何成长为今天的自己，我们越是捉摸不透，就越不能放弃至少弄清楚这个混乱发展过程中那些碎片的努力。人们或许应该把我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内容设想为这样一种自身启蒙努力的组成部分：我想向自己澄清，我是如何从一些最初的、还是完全散乱的经验，走到了我的承认理论今天这种形式的。
一
我青年时代所经历的，与我的同时代人中那些像我这样出身于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从而相对无忧无虑地长大的人似乎没有多么不同；我们出生在二战结束几年之后，成长于一个即将经历巨大经济繁荣的国家；这种繁荣轻易地就排挤掉了人们对纳粹罪行的回忆，并让他们仅仅向前看，只将目光投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 20世纪 60年代早期，当我从小学升入文理中学的时候，经济繁荣也逐渐让联邦共和国的更低阶层受益，他们现在领取更高的薪水，并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后辈获得社会地位上的提升。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来自传统的劳动者阶层的孩子被父母送到“更高级的”学校，这些学校从而由于其守旧的、取向于资产阶级价值的教育使命而很快就不堪重负；不仅文理中学没有充足的学习名额来应对涌入的学生，“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教学计划也不适合于为这些对技术性职业更感兴趣的年轻人助一臂之力。于是在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压力下，一开始还犹豫不决的教育改革，从 1965年后便在一片批评声中由官方坚决地进行，这项教育改革对我在文理中学的学习生涯的影响，在本质上要大于那个时代许多其他的事件和动荡；回顾此生，我认识到这些经验是我对社会承认产生兴趣的源泉之一，所以它值得更详细地阐述一下。
对于一个出生于医生家庭，在 50年代家境相对富有并在联邦德国被抚养长大的年轻人来说，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就已经意味着对他那种战后中产阶级此时仍然孤芳自赏的生活的一种
炸裂。在此之后，他们直到在文理中学的头几年还只是与家境
类似的人一起度过，也就是跟药剂师、律师、经济顾问或者医生的孩子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而现在这些十二三岁的年轻人第一次碰到属于一个不同的、首先是在习惯和生活风格上陌生的阶级的青少年。这个巧合或者是我的性格让我尤其愿意跟来自这个阶层的同学们友好相处；作为采矿工的孩子，他们大多生活在被隔离的城区，因为矿工居住在离传送设备尽可能近的地方，这在采煤业是很常见的。我们作为朋友，时不时地会去拜访对方的家庭，或者是为了一起完成家庭作业，或者是为了我们的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大多数情况下是踢足球，它让我们的兴趣突破了阶级的界限。在我骑着自行车去他家的路上，某种程度上说就算是一种社会探险了，沿着这条路，我从南部满是粉刷一新的独户住宅的富裕城区，骑行到北部那些满是烟炱、黑乎乎的住户区，那里居住密度要高很多，并且从外面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些家庭的穷困。但是比起这段路程，我能够更加准确地回忆起的是每次走进朋友的住所时迎面袭来的那种感受：每当我看到这里居住条件的窘迫和屋内布置的简陋时，羞愧、不安和同情的一种难以分清的混合情绪就不由自主地占据了我内心。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就会惶恐地以为，我在朋友的表情和手势中看出了类似的心潮起伏，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我感到羞愧和同情，是因为我父母的房子装修得要豪华很多，从而就能够提供给我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这样朋友就会感觉到羞愧和不安，因为我必定已经将他生活环境的贫穷和童年的社会窘境清楚地看在眼里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
种奇怪的扭曲关系在我们之间的情绪反应中从未被主题化，对
此我们始终坚持沉默，但是很快就不再到对方家中拜访；此后
我们在足球场、去划船的地方或者其他休闲娱乐场所碰面，也
就是在中性的地点，以不费言辞地避开各自阶级地位带来的羞
愧的压力。
对这些社会的情感波动的觉察，仿佛已结成了一条细线，
将我引向日后的理论好奇心的心点（ Fluchtpunkt），我此时开
始对地位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处境的情绪后果这个主题进行更为
广泛的探究。那时我是个坏学生，但在课外却是一个热情的读
者，这一度首先意味着，翻遍那个时代的文献，看看哪里有关
于社会弱势或社会优势的经验可读，我屏住呼吸狼吞虎咽地浏
览了当时的很多东西，那些作者都对碰到与他们的社会出身和
阶级状况存在极大差异的人时的那种感受做了细致入微的描
写。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带着何种恐惧的绝望彻夜阅读
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的戏剧《推销员之死》（Tod eines
Handlungsreisenden）的， 20世纪 60年代这部戏剧在联邦德国
的很多戏台上非常成功地演出过；维利 ·罗曼（ Willy Loman）
出于羞愧而要努力对他的家人隐瞒其职业上的失败，所以他就
逃避到一种幻想的社会成功的世界里，他的命运在任何理论知
识之前很早就被我预感到了，即他不得不生活在失去社会尊重
的恐惧之中。［1］
［1］ Arthur Miller，Tod eines Handlungsreisenden. Gewisse Privatgespr.che in zwei Akten und ein Requiem，Frankfurt/M. 1987.
二
当时对美国戏剧的热情甚至让我在中学毕业之后马上做出将来去学习戏剧学的决定；那时，我认为舞台是形象地说明和探讨我在中学时代已经深入思考过的社会主题的最适宜的媒介。然而一旦认识到，学习戏剧学要求自己必须演戏的时候，我便因对任何公开登台表演的胆怯而放弃了这个计划，取而代之的是，决定尽可能多地学习我可能获得关于社会尊重对一个人生存意义的解答的学科。我开始学习哲学、社会学、日耳曼语文学和心理学，四个学科的组合在当时联邦德国的大学还是被允许的。若非我在文理中学时就具有的工作热情和纪律性，否则现在很快就迷失方向了；我现在阅读和研究的是在最宽泛意义上与这个问题——人们的自身理解和认同是如何被社会地位所影响的——相关联的所有东西。然而，我不得不很快就认识到，心理学和日耳曼语文学对这些题材范围只是做出了非常边缘性的贡献：在 20世纪 70年代初，心理学仍然受到伟大的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 Piaget）的强烈影响，他曾吸引着我并且我至今还在研究他，但是心理学却几乎没有对自身价值和自尊心的感受的社会塑造做过专门的探索；日耳曼语文学则相反，处于一种理论爆发和重新定向（ Neuorientierung）的状态之中，因为对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容的历史印迹的唯物主义追问一下子凸显出来，但是新的、大有希望的进路还没有足够发展起来，以实际地说服我这个青年学生——取而代之的是，我紧紧扣住原始文本，并开始研究青年卢卡奇和阿多诺的美学著作。从而，我在波鸿大学——一所年轻的、几年前刚刚建立的高校——学习的中心点就只是哲学和社会学；我聚精会神地学习它们，日耳曼语文学只是顺带着学，而心理学的学习在此期间则被完全放弃了。但是我当时几乎不可能在我最为感兴趣的这两门学科之间建立一种富有成果的结合：在社会学领域，我首要地研究阶级结构、特殊阶层的社会化
（schichtspezifischen Sozialisation）和冲突分析等方面的问题，在哲学领域占优先地位的是批判理论、德国唯心主义以及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和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哲学人类学，他们吸引我并常常让我入迷。这种不能将感兴趣的两个领域交叉起来的状态，持续了两三年，直到我在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系获得一个学术助理的职位后才结束，这个职位被委托的任务是在一个可预见的时间段之内写作一篇博士论文。我与当时的朋友汉斯 ·约阿斯（ Hans Joas）合作的一本小册子，属于我为了开展这个计划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在其中我们尝试以某种方式清理哲学人类学传统，这种方式将让人们知道，人类所有的特定能力都是植根于其生活形式的主体间结构之中的。［1］在这条道路上，我逐渐成功地实现（也走了许多弯路）将我青年时代就开始研究的主题进行重新表述，即开始描画哲学与社会学之间清晰的结合点——我的智识发展的这一篇章，对我的承认理论版本的发生来说太重要了，它理应得到详细一些的陈述。
［1］ Axel Honneth，Hans Joas，Soziales Handeln und menschliche Natur. Anthropologische Grundlagen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Frankfurt/M. 1980.
三
在 70年代的进程中，当我坚定地追随哈贝马斯而注意到批判理论传统中某些依我之见应该被消除的欠缺的时候，我的哲学兴趣就有些变浓了；我认为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的理论的一个核心缺陷是，他们过于强烈地被如下观念所主导，即所有主体无论其群体归属如何（ Gruppenzugehigkeit）都毫无反抗地被编入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之中。在努力适当地理解社会诸群体的反抗追求的过程中，我当时在社会学中的一些具体化的兴趣又反过来有所助益；因为在我的社会学学习框架内，我碰到了一系列的理论方法，它们想表明社会底层支配着其本身的解释策略，以此来应对其受到的社会蔑视和承认缺乏——这个时候皮埃尔 ·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理查德·森内特（ Richard Sennett）和由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CCCS）诸成员的研究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从哲学兴趣和社会学兴趣的这种混合出发，我作出了一个计划，即在我的博士论文中通过给被压迫群体的颠覆性反抗潜力，并借此对所有社会整合的冲突性
［1］ Pierre Bourdieu，Die feinen Unterschiede. Kritik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rteilskraft， ersetzt von Bernd Schwibs und Achim Russer，Frankfurt/M. 1982；Richard Sennett，Jonathan Cobb，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New York 1972； Stuart Hall，Selected Writings on Marxism，Durham/London 2021.关于布尔迪厄，可参阅我后来发表的文章： Axel Honneth，“Die zerrissene Welt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Zum kultursoziologischen Werk Pierre Bourdieus”，in： ders.，Die zerrissene Welt des Sozialen. Sozialphilosophische Aufs.tze，Frankfurt/M. 1990，erweiterte Neuausgabe：Frankfurt/M. 1999，S. 177—202。
（Konflikthaftigkeit）予以更大关注，从而弥补早期批判理论的欠缺。但是接下来在我起草计划的过程中，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突然之间将我吸引住了；那是在我当时主持法国后结构主义研讨班的过程中，我一下子明白了，福柯的权力分析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显示出了某些引人注目的共同点，继续研究它们必定会非常富有成果。所以我再次放弃了我博士论文的最初计划，以用一个我确信是更好和更加富于成果的计划来替换之：现在我想借助福柯的权力分析来证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的欠缺，也就是表明后者恰恰缺乏一种社会冲突性和持续争辩性（Umk.mpftheit）的观念，而这却处于前者理论的中心；接下来的第二步，在一种反向运动的过程中，通过关于福柯的诸多分析，如下这点被展示出来，即它们没有对关于这种冲突和争端在一个社会中到底是由什么推动的这个问题做出适当解释，因为这样就需要提及社会底层的规范性期待——正如前面提到的布尔迪厄、森内特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非常丰富地将其主题化的那样。
从这个修订后的计划出发，我在 70年代后期写就了我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本来是以对一种新的、还未获得的“社会斗争”概念的展望来结尾的；我已经清楚，社会只能被适当地理解为诸多竭力争取尊重和地位的群体之间那种受限于时间的妥协“凝结”为制度的结果，而我还不清楚的则是，这种冲突或斗争在概念上如何能够被适当地“拼写”出来。在我快要结束博士论文写作的时候，偶然发生了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异常惊喜地接到于尔根 ·哈贝马斯的电话，他询问我将来是否愿意到法兰克福大学任他的学术助理；由于我的博士论
总序：.
文还没有完全结稿，所以我不得不拒绝，而他则改为给我提供为期一年的研究奖学金以替代之，随后，我在移居法兰克福之前接受了这笔奖学金。哈贝马斯提供的这个奖学金给了我一个机会，将此后不久即将结稿的博士论文补充进关于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很长的一章，从而将其完善为一本专著。 1985年，也就是在我产生关于这篇论文的第一个想法的整整十年之后，我的博士论文的扩展版在苏尔坎普出版社（ Suhrkamp）出版，名为《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1］；这次出版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被视为我后来的承认理论的预备阶段。
在我的这本著作中，我试图分三步表明，（1）阿多诺和霍
克海默的早期批判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冲突（包括在晚期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持续存在；（2）而福柯则相反，他不无道
理地将这样的冲突视为任何社会秩序“永久的”基础，但是他
未能真正地提出其规范性的动力源；（3）最后，哈贝马斯尽管
正确地分析了所有社会整合的规范性约束，即他探究了日常行
为中对尊重的交往性期待的交互性，但是却忽视了这个领域中
相应规范的持续不断的争议性。在研究的结尾处，我指出了有
必要从冲突的道德根源去对相互交往（ Umgang）的规范进行
更详细的研究。因此，社会冲突在核心处总是展现为一种为了
社会承认的斗争这个观念虽然还未诞生，但是拐入以上勾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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