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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 十三位唐宋明清文章大家,十八篇传世古文名篇,古典文学学习必看。
陶渊明《桃花源记》、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欧阳修《读李翱文》、袁宏道《徐文长传》……看十三位古文名家如何叙事,看他们对美景的欣赏、对生活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感受古文中超越时间的剥蚀和空间的阻隔,超越社会的变迁、山河的沧桑、世态的变幻、人事的更替。
2. 名篇荟萃,名师心解,带来阅读古文的感动和享受。
本文作者郭英德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授课四十多年,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以郭氏风格为底色的个性、性情与不拘一格的一道学术界靓丽风景。“好书不厌百回读”,文章亦是如此,每篇古文都是先感动作者,才会被挑选出来。古文名篇,不仅对于初学古文的学生,还是想要提高阅读鉴赏能力的读者,都是必看的经典。名篇必有名句,名句必出名篇,从古文中看到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看到我们所涵养的文化传统,看到我们所熟悉的情感思绪,从而看到了我们自己,增阅历、长智慧。
3. 明师善解、明心见性,尽显名家魅力
本书的每篇文章,作者都采用了一种独特的“书写策略”,即特别在意“文”与“人”互相映发——不仅以“知人论世”的方式观照古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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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精心遴选古文名篇一十八篇,是作者用“心”体会古文的结晶,随心解说,有感即发。还原古文的生活情境,解读古人的内心世界,照见文字间种种情状,或家国情怀,或款款深情,或针砭时弊……本书作者通过饱含感情、晓畅的文字,借助篇篇美文,带我们走进古人的情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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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郭英德,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自1985 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现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学、中国古代散文史等领域的研究,在戏曲小说、散文史、古典文献、学术史等方面卓有建树。著有《明清传奇史》《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国散文通史》(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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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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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文如何心解
人性篇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读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大公至正之道”—读曾巩《书魏郑公传》
“快哉”源于“自得”—读苏辙《黄州快哉亭记》
人情篇
情随事迁,感慨系之—读王羲之《兰亭集序》
“不悲者无穷期矣”—读韩愈《祭十二郎文》
家庭的温馨与女性的柔情—读归有光《项脊轩志》
人品篇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读韩愈《师说》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读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欧阳修《读李翱文》
“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读苏轼《方山子传》
人文篇
“绝境”原来是“梦境”—读陶渊明《桃花源记》
人文知识、史传笔法与游戏心态—读韩愈《毛颖传》
“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读苏洵《六国论》
地志知识、自然美景与人生境界—读姚鼐《登泰山记》随感
人生篇
“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读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
人生无悔,其孰能讥—读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造物不自以为功”—读苏轼《喜雨亭记》
“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读袁宏道《徐文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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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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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文如何心解(郭英德)
近些年来,由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我一直在补课,认认真真地阅读、研习古代散文作品,时有心得,随手做些笔记。于是向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编辑毛遂自荐,愿意将阅读古代散文的所思所感撰成文章,向读者请教。承蒙慨允,《文史知识》从2020年第1期起,开设“古文名篇心解”专栏,由我主笔,每期解读一篇古文。从2019年10月到2021年4月,我先后撰写了十八篇古文鉴赏的文章,陆续刊发。最后辑录成这部书稿,斟酌再三仍然起名为“古文名篇心解”。
顾名思义,这是一部以“古文”为对象的书稿。《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古文”的释义是:(1)“五四”以前的文言文的统称(一般不包括“骈文”)。(2)汉代通行隶书,因此把秦以前的字体叫做古文,特指许慎《说文解字》里的古文。《辞源》(第三版)“古文”的释义是:(1)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有广义、狭义两种:广义指小篆以前各诸侯国所用的文字,狭义指古文经籍中的文字。(2)文体名。原指秦汉以来的散体文,相对六朝骈体而言,后亦相对于科举文体(时文)而言。以此为据,“古文”之名应有“字体”与“文体”两种不同的义涵。但本书所说的“古文”,不包括“字体”,仅仅取其“文体”的义涵。
就文体而言,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古文”可以有两层含义:一是“古文”和“古诗”相对称,指古代“非诗”的文章;二是“古文”和“今文”相对称,指“非今”的文章。综合这两层含义,本书所说的“古文”,特指用古代汉语书写的文章。
在广义上,“古文”可以说是“古代散文”的简称。但是在狭义上,古人说到“古文”,也可以与“时文”、“骈体”、“语录”等对举,作为“古代散文”大家族中的一员。例如明陈仁锡《韩文序》说:“宋人以时文为古文,其体弱;今人以古文为时文,其体伪。 ”清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中也明确肯定“以古文为时文”。从观念的角度看,狭义的“古文”,有时还特别指称中唐以后以“学古道”、“同古人之行事”为特征的一种文体类型。唐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是:“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宋柳开《应责》说是:“古文者,非若辞涩言苦,使人难诵读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
从实践的角度看,古人阅读、研习“古文”,仍然多取广义。“官方定调”的文章选本,如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御选、徐乾学等编《御选古文渊鉴》六十四卷,按时代排序,从《左传》《国语》《公羊传》《穀梁传》《战国策》,一直选到宋代文天祥、谢枋得的文章,虽然不收赋,不收《史记》《汉书》的文章,但却兼收骈体文与散体文,四库馆臣称其用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例,“睿鉴精深,别裁正当”。“民间习传”的文章选本,如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选定《古文观止》十二卷,供学塾使用。《古文观止》同样按时代排序,从东周至明代,虽然不收先秦诸子文章,却收录《史记》文章15篇,并且兼收辞赋,如《楚辞·卜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后《赤壁赋》等。这一实践的传统延续到现代。我们熟悉的中学课本选录“古文”,范围略近于《现代汉语词典》所说的“五四以前的文言文”,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孟子》《史记》,以及唐宋时期的韩、柳、欧、苏、王等。看来,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现代人们心目中的“古文”,显然是指用古代汉语书写的“古代散文”,同用现代汉语书写的“现代散文”相区别。
“古文”可以涵盖“著作”与“篇章”两种著述与传播形态。“著作”,指多篇合编的文章,如《尚书》《左传》《论语》《孟子》《史记》《汉书》等;“篇章”,指单篇独行的文章,如南朝梁萧统《文选序》中所说的“篇章”、“篇翰”或“篇什”,具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特点。因此在通常意义上,“篇章”不包括从经籍、史籍、子籍中抽绎或截取的文章片断。本书书名中的“古文名篇”,就是特取“篇章”的含义,尤其侧重于六朝以后单篇独行的古文。像中学课本中选录的《论语·侍坐》《孟子·梁惠王上》《庄子·庖丁解牛》《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史记·项羽本纪》等文章,毫无疑问都是极其优秀的“古文”,但是本书都只能割爱,因为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名篇”。换句话说,如果本书取名为“古文心解”,那么这些文章就都可以入选,而且必须入选。
古文的文体类型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从文体社会功能来看,按照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的划分,古文主要有论说文、杂记文、序跋文、赠序文、书牍文、箴铭文、哀祭文、传状文、碑志文、公牍文等。从文体表现方式来看,古文主要包括实用性文章、说理性文章、叙事性文章、抒情性文章等四种类型。南宋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将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就略近于现代所说的应用文、议论文、记叙文、抒情文。
我在遴选“古文名篇”的时候,也考虑到文体类型的分布,当然并不刻意追求均衡,而是由于“心解”的缘故,带有某种随意性。本书所选的议论文共五篇,其中序跋文三篇,即《兰亭集序》(王羲之)、《读李翱文》(欧阳修)、《书魏郑公传后》(曾巩);论说文两篇,即《师说》(韩愈)、《六国论》(苏洵)。记叙文共十二篇:其中杂记文六篇,即《桃花源记》(陶渊明)、《钴鉧潭西小丘记》(柳宗元)、《游褒禅山记》(王安石)、《喜雨亭记》(苏轼)、《黄州快哉亭记》(苏辙)、《登泰山记》(姚鼐);传状文六篇,即《毛颖传》(韩愈)、《种树郭橐驼传》(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柳宗元)、《方山子传》(苏轼)、《项脊轩志》(归有光)、《徐文长传》(袁宏道)。抒情文一篇,即《祭十二郎文》(韩愈)。应用文一篇也没有选。
这样遴选“古文名篇”,除了出自“心解”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附加的考虑:第一,从文体类型来看,《古文名篇心解》原本就属于议论文体,如果大量选择议论文作为对象,与古人“硬碰硬”,这不是吃力不讨好吗?第二,从知识积累来看,我更熟习古代叙事文学,所以鉴赏叙事文,可以发挥我的“长项”。“扬长避短”原本就是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我这样遴选“古文名篇”,出自“心解”还是最重要的原因。所谓“心解”,意思是随心解说,有感即发。本书是我作为阅读者、研究者和写作者,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古文的结晶。
这十八篇古文的遴选当然带有某种随意性,但它们之所以触了我的“心解”,并非完全“随心所欲”,还是可以归纳为内、外两种因素。或者说得“雅”一点,我选择“古文名篇”,有两种重要的“触媒”。所谓“触媒”指的是固体催化剂, “催化剂”在课本上的定义是:在化学反应里能改变(加快或减慢)其他物质的化学反应速率,而本身的质量和化学性质在反应前后(反应过程中会改变)都没有发生变化的物质。在学术研究中,人们经常借用其他学科的术语,化用于本学科的研究之中,以便造成一种“陌生化”效应。所以我也不妨借用“触媒”二字,这样的“言说”可以显得比较“深奥”和“博学”,也许更加“学术”。
触发“心解”的内在因素是,我在阅读一篇古文时,深深地感到此文“深合我心”,甚至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能感动读者的文章,不就是“名篇”吗?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知音”这一命题时,主张阅读者、鉴赏者、批评者在阅读图书的时候,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客观批评”或“客观阐释”。但实际上,在阅读过程中,“客观批评”或“客观阐释”是行不通的,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任何一位阅读者、鉴赏者、批评者都不能不带有一些主观“成见”,即使公平如秤,也有或大或小的误差;明亮如镜,也有或多或少的扭曲。
所以,我更欣赏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披文以入情”、“觇文辄见其心”。刘勰所说的“情”、“心”,首先指向作者,所以他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心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作者撰写文章,尤其是优秀的作者撰写“名篇”时,总是“情动而辞发”的,所以这些“名篇”往往文含至理,意在言外。就像“志在山水,琴表其情”一样,作者之“情”、之“心”,无不深深地隐藏于“名篇”的一字一句之中,读者怎么能够不充分调动自己的“识照”,加以洞察,使之彰显呢?
所以刘勰接着说:“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所谓“深识鉴奥”,说的是见识深广,洞见幽微,这正是阅读者、鉴赏者、批评者的主观能力,或“主观能动性”的因素。而真正能够调动这种主观能动性的方式,则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即作品引起读者“欢然内怿”的美感愉悦,就像春天登上高台上所见阳光和美景使众人温暖舒畅,或像美妙的音乐和芳香的食物一般诱使行人止步。
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让人“好书不厌百回读”(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是因为它蕴含着深心浓情,能够持续地、长久地激发读者各自不同的审美感受。我在撰写《古文名篇心解》的文章时,如果没有独特的领悟,没有心灵的感动,没有审美的愉悦,我就无法写作。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知之”“好之”乃至“乐之”,这正是触发“心解”的内在因素。
而触发“心解”的外在因素,则是我们当下生活的现实社会。古文之所以百读不厌,决不仅仅是因为作者擅长于“文字游戏”,就像“游戏设计师”那样,运用他高超的文字技巧,设置种种阅读关卡,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古文之所以百读不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能唤起现代人感同身受的生活体验;反过来也一样,现代人只有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到古文之中,才能产生“古时明月照今人”的阅读效应。
我们阅读古文,是因为我们需要古文。我们从古文中看到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看到我们所涵养的文化传统,看到我们所熟悉的情感思绪,从而看到了我们自己。在古文的阅读过程中,不仅“古”与“今”在同一场合“不期而遇”,而且作者与读者、他人与自我也在同一场合“心心相印”。这种遇合与印证,正是“心解”的强大的外在因素。
因此我享受阅读古文名篇时的“心解”,并且盲目地相信读者跟我一样,也能享受这种“心解”。于是就撰写了十八个篇章,汇集成这部书稿。当然,这部书稿自有它隐含的“书写策略”,比如我在阅读古文名篇时,特别在意“文”与“人”互相映发—不仅以“知人论世”的方式观照古文作者,而且关注“人之文”与“文之人”二者的双向生成;也特别在意“文”与“义”互相契合—不仅细心体会文章的表达形式与思想内容之间的如何水乳交融,而且认真体察文章的外现形态与内蕴精神如何合而为一。这些“书写策略”,可意会不可言传,相信读者诸君也可以随“心”得“解”。
郭英德二〇二四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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