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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是西方解构主义美学、文学理论大家，著名的“耶鲁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保罗·德曼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本书从美学、修辞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美学史上的重要文本，主要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美学》以及德国浪漫派的一些作品，深刻揭示了三者的关系，并提出了激进的物质性概念，为理解相关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思路。 內容簡介： 《美学意识形态》是德曼生命中最后几年之沉思的结晶，也是德曼的哲学、政治和美学思想最集中的表达，其中许多文章之前从未以任何形式出版过，包括关于康德的唯物论、康德与席勒的关系以及论反讽概念的文章。 这部著作或许是继阿尔都塞之后，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的最具挑战性、最严肃、最重要的重新思考。在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中，德曼运用“批判—语言分析”的方法和“修辞阅读”的策略，通过对欧陆哲学重要文本的细读，揭示出美学被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并对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给出了新的解释，由此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 《美学意识形态》的核心议题之一，是对认识论、修辞与美学之间关系的严谨探究，提出了激进的物质性概念。德曼在解读康德和黑格尔时，将哲学的严谨、解释的张力、思辨的魄力、反讽的幽默融为一体，最终抵达了哲学美学的核心。 德曼还提出了一种政治美学的可能：美学比政治反思更高一级，并更接近思辨思维，真正富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只有通过批判性的美学理论才得以可能，对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的可能性和模式的批判性考察，是美学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關於作者： 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 比利时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核心人物，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苏黎世大学、耶鲁大学，被授予耶鲁大学最高学术头衔“斯特林教授”。主要著作有：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1971)，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1979)， 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1984)，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1986)， Aesthetic Ideology(1996)等。 目錄： 导论? 指称的讽寓 / 安杰伊· 沃明斯基?_1 隐喻认识论?_52 帕斯卡的说服讽寓?_84 康德的现象性与物质性?_114 黑格尔《美学》中的符号与象征?_148 黑格尔论崇高?_174 康德的唯物论?_200 康德与席勒?_217 论反讽概念?_271 对雷蒙德· 戈伊斯的回应?_309 索引?_322 附录? ? 唯物论与美学——保罗· 德曼的《美学意 识形态》/ 乔纳森· 罗斯伯格?_332 译后记?_374 內容試閱： 指称的讽寓 安杰伊· 沃明斯基（ Andrzej Warminski） 美学意识形态 本书收录的文章，是德曼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即 1977 年到 1983 年期间所写成的，以及基于笔记而发表的演讲。可能除了最早的一篇文章——《论反讽概念》（ 1977）——之外，所有其他的文章和演讲，都是在这样一个计划的语境中产生的：我们可以简明扼要地将这个计划称作“美学意识形态”（ aesthetic ideology）批判，或者更好的叫法是“美学意识形态”的“批判—语言分析” 。该计划显然是德曼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所有著述的原动力，这其中不仅包括那些明显聚焦于哲学美学的文章（它们被收录于德曼计划中的《美学，修辞，意识形态》 一书中），还包括那些关于里法泰尔（ Riffaterre）、姚斯、本雅明等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属于德曼的第二个著书计划，其中部分内容收录于德曼去世以后出版的《抵抗理论》［ 1986］一书），此外还有为文集《浪漫主义的修辞》（ 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1984）所专门撰写的两篇晚期文章（关于波德莱尔和克莱斯特）。 尽管有一个总体计划贯穿于所有这些文本中，但在这三个特定的著书计划中，总体计划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 譬如，关于里法泰尔和姚斯的文章证明了，无论是以“形式主义”前提为出发点的批评家，还是以“解释学”前提为出发点的批评家，都依赖于“美学”范畴，确切地说是依赖于某种“美 学化”（ aesthetization），来在他们所阐释的文学文本的形式语言结构和意义之间进行居中协调。这种“美学化”将里法泰尔变成了某种“古典形而上学家，伪装成教书匠的柏拉图式天鹅”（《抵抗》，第 40 页），让姚斯实现了对“文学史和结构分析的浓缩”（《抵抗》，第 64 页）——似乎对他们而言，“阅读的解释学”的确可以与“文学形式的诗学”相兼容了（《抵抗》，第 31 页）。但是这种兼容性有赖于美学范畴的稳定性，一旦这个范畴被证明是成问题的，那么这种兼容性就会受到质疑。实际上，对于波德莱尔这样的文学文本，本雅明这样的文学和讽寓（ allegory）“理论家”，以及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真正的批判哲学家而言，美学范畴一直都是成问题的。在里法泰尔那里，对美学范畴的稳定性的未经批判的信心是以某种“逃避”为代价的——“一种比喻的逃避，这种逃避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是逃避比喻的微妙而有效的形式”（《抵抗》，第 51 页）；而在姚斯那里，这种信心得归功于某种“疏漏”——其特点在于，“姚斯对任何从能指‘游戏’（这个名称多少具有误导性）中衍生出来的思考都没有兴趣、近乎不屑一顾，它的语义效果产生于字母而非单词或句子层面，因此摆脱 了解释学的问答网络”（《抵抗》，第 65 页）。无论是通过“逃避”还是“疏漏”，他们对美学范畴的稳定性的依赖最终都偏离了德曼所说的文本的“物质性”（ materiality），在关于里法泰尔和姚斯的文章中，这种“物质性”都被称作“铭写”（ inscription）。正是铭写，即“字母的字面主义”，使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讽寓变成了“物质性的或者唯物论的”，并“将其与象征和审美的综合截然割裂开来”（《抵抗》，第 68 页），使得波德莱尔的《忧郁其二》中的斯芬克斯之歌“不是升华，而是通过铭写遗忘了恐惧，将审美整体肢解为难以预料的文字游戏”（《抵抗》，第 70 页）。因此，我们可以说，德曼关于里法泰尔和姚斯的文章，展示了他们的方案是如何建立在对美学范畴的稳定性毫无根据的信心之上的，以及这种未经批判的信心本身是如何依赖于对语言的要素和功能的逃避或疏漏的，这些要素和功能拒绝被现象化，因此无法使文本通过扬弃或升华而获得能为文本提供适当认知的“美学对象”的地位。但是，如果这些文章——在本雅明和尼采的帮助下，以及《浪漫主义的修辞》中像克莱斯特的《论木偶戏》、波德莱尔的《感应》这样的“文学”文本的帮助下——在展示 美学范畴的不稳定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的话，那么本书中收录的论文和讲稿（尤其是关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的《美学》的文章）所要考察的是文本中这种不稳定性的本质，这些文本的计划不是出于教学法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对美学未经批判的接受或运用，而是对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美学的批判。对于康德和黑格尔而言，为了让美学成为能够经受住（完全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范畴，投入是相当惊人的，因为他们各自体系能够成为一种闭合系统（亦即作为体系）的可能性取决于美学：在康德那里，审美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衔接原则；在黑格尔那里， 审美是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之间的过渡环节。我们不需要对康德和黑格尔的体系划分或他们的术语有多熟悉，就能认识到这种衔接和过渡兹事体大。在康德的第三《批判》中，如果没有对反思性的审美判断力——它作为先验原则的基础——作出界说，那么不仅批判哲学本身的可能性会受到质疑，而且在自由概念与自然和必然概念之间架起桥梁的可能性，或者如康德所说的，“从按照自然原则的思维方式向按照自由原则的思维方式的过渡”的可能性，都会受到质疑。简单粗暴地来说，这意味着德第三《批判》的计划及其审美判断力的先验基础必须成功，如果存在着——康德说，“必须存在”、“必须是可能的”（强调处是我加的）——“作为自然之基础的超感性之物与自由概念在实践上所包含的东西的统一性基础（ Grund der Einheit）”的话；换句话说，如果道德不会变成幽灵的话。 7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Geist）及其超越表象（ Vorstellung）的内驱力，在从“客观精神”的环节——即政治和法律的领域——回到哲学思想的思维本身的散文居所的漫长旅程中，如果没有经历过审美的环节，也就是在艺术中的现象性显现、“理念的感性显现”，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 纯粹的幽灵。易言之，促使康德和黑格尔将审美纳入其体系的原因，并非对艺术和美的热爱，而是哲学上的自利（ self-interested）。德曼在其最后一次研讨课上直截了当又不失幽默地说道：“因此在美学上的投入是相当惊人的——哲学话语发展自身的整体能力完全取决于其发展适当的美学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对艺术兴趣不大的康德和黑格尔，为了让真实的事件和哲学话语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都不得不把艺术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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