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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人类如何朝着现代艺术、新的思维方式与战争狂奔而去？
销量30万册，德国《明镜周刊》N0.1畅销书。
文化消亡前的深呼吸。欧洲舞台，群星登场，肆意燃尽所有才华与激情。
1913年，普鲁斯特在追忆他的似水流年；在米兰，第一家普拉达连锁店开业；杜尚把一个车轮安在一把餐椅上；弗洛伊德与里尔克一起开怀畅饮；一个叫作阿道夫·希特勒的奥地利年轻画家在兜售他清新的城市风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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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者以冷峻幽默的笔触详细记录了特殊的1913年，巧妙地展开了一幅历史全景图。在文学、艺术和音乐领域，一切都被推向极致，仿佛没有明天。在巴黎、莫斯科、伦敦、柏林和威尼斯，社会精英层出不穷，他们的作品对我们的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人们喝酒、沉沦、写作、绘画，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相互爱慕又相互诅咒。
在这一年里，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然而，璀璨的开端却隐藏着衰败的预兆。文学、艺术和音乐在1913年证实人类已经失去纯真。作者用碎片化的描写拼凑出这一年，一个既辉煌又充满厄运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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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弗洛里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
畅销书作者。曾在波恩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艺术史。1997年成为《法兰克福汇报》文艺版编辑，1999至2001年作为该报“柏林专版”负责人；之后成为新成立的《法兰克福周日汇报》文艺部主任与艺术杂志《垄断》的发行人。2008年转投《时代》，同时也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出版的《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1913：繁华将尽的时代终章》《寂静的魔力》等作品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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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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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希特勒在美泉宫花园散步时遇见斯大林；弗兰茨·卡夫卡几乎为爱疯狂
2月
纽约的“军械库展”引发了现代艺术的大爆炸；一些女人在弗洛伊德博士面前袒露自己的灵魂，每小时100克朗；可可·香奈儿小小的帽子店扩大了经营
3月
阿诺德·勋伯格在公众场合吃了一记耳光；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开始他的郊游和他的新逻辑；弗吉尼亚 · 伍尔夫写完了她的第一本书
4月
希特勒在流浪汉之家庆祝他的二十四岁生日；托马斯·曼在构思《魔山》；卡夫卡靠每天下午的除草工作来治疗他的“倦怠症”
5月
施尼茨勒与妻子激烈争吵，甚至想饮弹自尽；希特勒登上去往慕尼黑的火车；斯特拉文斯基和未来的情人可可·香奈儿初次相遇
6月
卡夫卡起草了一份求婚书，D. H. 劳伦斯发表了《儿子与情人》；德国军队继续膨胀
7月
度假去！埃贡·席勒和奥地利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玩铁路模型；马蒂斯带给毕加索一束花
8月
弗洛伊德晕厥了；毕加索和马蒂斯一起骑马；赖纳·马利亚·里尔克有女客来访；有人送给弗兰茨·马尔克一只温驯的鹿
9月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卡尔·施米特想自杀；弗洛伊德和C. G. 荣格唇枪舌战；查理·卓别林签下他的第一份电影合同
10月
先锋派们聚在一起搞神秘剧；德皇威廉二世给民族大会战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奥古斯特·马克在瑞士阳光明媚的图恩湖边发现了天堂
11月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出版；普拉达的第一家时装店在米兰开业；杜尚把一只车轮放在一把餐椅上
12月
马列维奇画了一个黑色的四方形；《蒙娜丽莎》在佛罗伦萨；里尔克情愿变成一只刺猬；施尼茨勒开球迎来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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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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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913 年的最初时刻。一声枪响划破漆黑的夜空。人们听到短促的咔嚓一声，扣在扳机上的手指绷紧了，然后是第二声沉闷的枪响。被惊动的警察匆忙赶到，立刻逮捕了射手。他的名字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这位来自新奥尔良的十二岁少年想用一把偷来的手枪迎接新年。警察把他关进牢房，在 1 月 1 日一大早就送他进了一家叫作“彩色流浪儿之家”的感化院。在那儿他依旧率性而行，感化院的负责人彼得·戴维斯无计可施，只好随手塞给他一把小号（他本来是想给他一巴掌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却突然沉默了，几近深情地接过乐器，他的手指在前一夜刚刚紧张地拨弄过手枪扳机，现在再度触摸到冰冷的金属，不过，这次不再有枪响。还在负责人的办公室里，他就让小号发出了第一阵温暖而野性的声音。
“正是那午夜的枪声。巷子里和桥上的叫喊。钟鼓轰鸣。”来自布拉格的报道：弗兰茨 · 卡夫卡博士，供职于波希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伤害保险公司。他的读者坐在遥远的柏林，在伊马努埃尔大街 29 号的整层套房里。读者只有一人，然而对他来说却是整个世界：菲丽丝 · 鲍尔，二十五岁，淡金色头发，身形瘦削，动作有些笨拙，她是卡尔 · 林德斯特伦有限公司的速记员。8 月里下着倾盆大雨的一天，两人匆匆相识，她的双脚湿淋淋的，他的脚也很快冰凉。但是从此以后，他们在深夜里写信，在家人都已入睡的时候，他们写热情如火的、不可思议的、稀奇古怪的、疯狂迷乱的信。经常在午后还追发一封。有一次，菲丽丝连续几天杳无音信，他从惶恐不安的梦中醒来，满心绝望地开始写《变形记》。他曾对她讲过这个故事，稿子在圣诞节来临前夕完成（如今它躺在他的写字桌抽屉里，被菲丽丝寄给他的两张她自己的照片焐热）。不过，从这封跨年夜的信中她才得知，她遥远的、深爱着的弗兰茨何等迅速地变形成了一个可怕的谜。他没来由地问，要是他们约好了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见面，在参观完一场展览之后再去剧院，而他躺在床上不动，她会不会拿伞狠狠地揍他。卡夫卡先是连用三个虚拟式提出这个问题。接着他似乎是毫无恶意地对他们共同的爱情起誓，梦想着菲丽丝和他的手紧紧相牵，永不分开，以便能继续话题：“毕竟有可能的是，一对夫妻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被带上绞刑架。”多迷人的情书写法。两人还没有亲吻过，男人就已经在想象一同走向绞刑架的道路。卡夫卡自己一时好像也被他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惊到了：“那时候我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啊？”他写道。解释相当简单：“是新的一年的数字里的 13 造成的。”以此，世界文学史上的 1913 年开始了：以某种暴力的想象开始。
寻物启事。达 · 芬奇的《蒙娜丽莎》不见了。1911年它被人从卢浮宫中偷走，迄今还没有找到可靠线索。巴勃罗 · 毕加索受到巴黎警方的审讯，不过他有不在场证明，便被释放回家。卢浮宫里，悲伤的法国人把一束束鲜花倚放在光秃秃的墙壁上。
1 月的开头几天，确切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一个稍有些衣冠不整的三十四岁俄国人从克拉科夫坐火车来到维也纳北站。外面下着暴风雪。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的头发今年还没有洗过，乱糟糟的小胡子在鼻子下面如同蔓生的矮树丛，却掩盖不了脸上的麻子。他脚穿俄式农民靴，提着一只塞得鼓鼓囊囊的箱子。刚一到站，他就立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被带到希青区。他的护照上写的是“斯塔夫罗斯 · 帕帕佐普洛斯”，听起来像是希腊语和格鲁吉亚语的混合发音，和他的外表一样蓬乱，和当时的天气一样冷，每个海关人员都信了这个名字。在克拉科夫的另一次流亡途中，他在前一夜最后一次和列宁对弈时赢了，他已经赢了七次。他明显更善于下棋，而不是骑自行车。列宁曾经也试图教会他骑自行车，最后失望了。革命家必须行动迅速，他对他灌输道。但是这个男人，这个原名叫作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 朱加什维利，现在称自己是斯塔夫罗斯·帕帕佐普洛斯的男人，学不会骑车。圣诞节前夕，他狼狈地跌倒在克拉科夫上了冻的鹅卵石路面上。他的腿上还伤痕累累，膝盖扭伤了，好几天后才能出门。当他一瘸一拐地向列宁走去时，列宁微笑着称呼他：我的“华丽的吉奥尔格”。他从列宁那儿拿到了去往维也纳的假护照。旅途愉快，我的同志。
他毫无障碍地通过国境线，像患了热病一般心神不宁地坐在火车上。他的手稿和书籍在椅子下面，是他在换乘时急匆匆地塞进箱子里的。
现在，已经抵达维也纳，他扔掉了那个格鲁吉亚假名。从 1913 年 1 月起，他说：我的名字是斯大林，约瑟夫·斯大林。从有轨电车上下来，他看到右手边的美泉宫在冬日灰蒙蒙的天幕下闪闪发亮，后面是花园。他走进美泉宫宫殿路 30 号，列宁给他的小纸条上是这么写的：“按特罗扬诺夫斯基的门铃。”于是他掸掉鞋子上的雪，用手帕擤了擤鼻涕，有些不安地按下门铃。女仆出来了，他说出约好的暗号。
维也纳贝尔格巷 19 号，一只母猫蹑手蹑脚地溜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房，那里正在进行星期三晚间小组的例行集会。它是在短时间内造访此地的第二位令人惊喜的女客：去年深秋，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就已闯入这群绅士们的圆桌会谈，最初她遭遇到猜疑的目光，而今却收获殷勤的敬意。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吊袜带上挂着一长串精神巨匠，那是她的战利品：她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忏悔室中遇见尼采，和里尔克上床，在俄国跟托尔斯泰在一起，据说弗兰克·韦德金德的《露露》以她命名，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莎乐美》亦是如此。现在她的弗洛伊德至少在精神上向她缴械投降了——这年冬天，她甚至可以在他工作的楼层住下来，和他讨论他正在创作的新书《图腾与禁忌》，倾听他抱怨C. G. 荣格和苏黎世那帮叛变了的心理学家。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位已经五十二岁的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数本关于精神和性爱的书籍的作者，自己也在精神分析领域受到大师的指导——她将于 3 月在哥廷根开设自己的诊所。因此她坐在隆重的星期三晚间小组之中，旁边是博学的同事们，右边是那张在当时就已富有传奇色彩的长沙发，到处散落着小雕塑——痴迷于古代的弗洛伊德搜集它们来安慰当代的自己。此刻，在露进门的同时，一只猫也迅速溜进这个庄严的圈子。一开始，弗洛伊德被惹火了，不过当他看到这只猫何等好奇地观察那些希腊花瓶和罗马小雕塑时，他感动了，让人给它奉上一点牛奶。但是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记录道：“尽管他的爱意和惊异升腾，猫却压根没理会他，有着狭长瞳孔的绿色眼珠转向他时，跟看任意一件物品没两样。哪怕他只是想得到比它的自私—自恋的呼噜声多一点的东西，也不得不把脚从舒服的躺椅上放下来，借助鞋尖自创的最迷人的动作来吸引它的注意。”接下来的每一周，这只猫都可以进入小组聚会，后来它生病了，还可以缠着裹布和绷带躺在弗洛伊德的长沙发上。它证明自己是可以被医治的。
说到体弱多病，里尔克到底藏哪儿去了？
当时的人心怀恐惧，害怕 1913 年会成为灾难之年。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把他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殉难》送给一位朋友，在题词中情愿预见性地把年份标记为“1912 1”。阿诺德·勋伯格面对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时不由凝神屏息。他不是凭空发明“十二音音乐”的，作为现代音乐的基础之一，它也是从其创造者对将要到来的事物的恐惧中诞生出来的。理性从迷信的头脑中诞生。在勋伯格的作品中，“13”这个数字从不出现，
不会成为节拍数，甚至页码数也回避它。当他惊恐地意识到，他的歌剧《摩西与亚伦》（Moses und Aaron）的标题共有 13 个字母时，他就画掉了亚伦名字里的第二个 a，这部剧自那以后就叫作《摩西与阿伦》（Moses und Aron）。整整一年都笼罩在不吉利的数字的阴影之下。勋伯格是在某一年的 9 月 13 日出生的——莫名的惶恐折磨着他：害怕死在某一个 13 日的星期五。但是一切努力均告徒劳。阿诺德·勋伯格还是死在一个 13日的星期五（只不过是在 1913 38 这一年，即 1951 年）。1913 年也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他在公开场合被扇了耳光。且容稍后再谈。
现在先说说托马斯·曼的出场。1 月 3 日一大早，曼在慕尼黑登上火车。他先读了一些报纸和信件，眺望窗外被白雪覆盖的图林根森林的山丘，不一会儿，在不无忧虑地想着他的卡蒂娅的时候，就在温暖过头的车厢里不停地打起瞌睡来。卡蒂娅已经再度启程去往山里的一个疗养地了。夏天时他曾去达沃斯探望过她，在医生的候诊室里他突然有了创作一部伟大小说的灵感，但是现在再想起来，他又觉得这灵感毫无意义。这个疗养院里的故事太脱离现实了。好吧，眼下他的《死于威尼斯》就要在几周之后出版了。
托马斯·曼坐在火车上，一面担心他的衣服，漫长的火车旅行总是会在衣服上留下这样的压痕，让他很是气恼，到旅馆后他得让人再熨一遍他的大衣。他站起身，把车厢之间的隔门推到旁边，决定来回走动一会儿。其他人的思想总是那么呆板，他们都以为是乘务员来了。窗外飞快地掠过多恩伯格的城堡、巴特克森、萨勒河畔的葡萄藤。一排排的葡萄藤从厚厚的白雪下面沿着架子爬上来，宛似斑马的条纹。原本是相当漂亮的，但托马斯·曼却感觉到内心的恐惧不断膨胀，越接近柏林越明显。
刚下火车，他就让人载去“菩提树下”旅馆，在前台东张西望，看看会不会被跟在他后面挤进电梯的别的客人认出来。然后，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他一直住同一间房。他不嫌麻烦地换了一身衣服，又梳了梳小胡子。
同一时间在柏林城最西边的格鲁内瓦尔德，阿尔弗雷德·克尔正在他位于霍曼街 6 号的别墅更衣间里给自己打上领带，捻捻两撇小胡子，让它们的末端挑衅般地向上翘起来。
他们的决斗将在八点整开始。七点一刻，两人都坐上四轮机动出租车赶往德意志剧院的小型戏剧场。他们同时到达，互相视而不见。外面很冷，两人快步进门。他们曾经在波罗的海海滨的班辛交锋过，不过这事就别外传了。那一次，德国最有名的评论家和最虚荣的花花公子阿尔弗雷德·克尔追求有着猫一样眼睛的富有的女犹太人卡蒂娅·普林斯海姆。然而她拒绝了这个思想狂野的骄傲的布雷斯劳人，却向死板的汉萨同盟人托马斯·曼投怀送抱。确实令人费解。不过，或许今天晚上克尔能够一雪前耻。
托马斯 · 曼在第一排坐下，试图营造出静穆的气场。今晚他的《菲奥伦扎》在柏林首演，这本书是他在爱上卡蒂娅的时候写的。但是他预感今天可能会遭遇挫败，这部剧长久以来都是个令他担心的孩子。为了避免它成戏，本来就不应该把它写成一部戏的，他想。“我曾经尝试做出一些挽救，但不认为人们会听我的。”从慕尼黑毛厄基歇尔街 13 号的家中出发之前，他在给马克西米利安·哈登的信中如此写道。
他痛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陷入不幸，这不是他托马斯·曼该有的。然而他在 12 月的排演中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他痛苦地关注着这部剧，它本应该生动地再现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但事情没有按照预想的发展，嘘声远多过赞美。
不知何时，曼越过左肩偷瞄了一眼。在那边的第三排，他发现了阿尔弗雷德 · 克尔，他的铅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舞动。观众席间一片黑暗，曼却仿佛从克尔的脸部线条上捕捉到一丝微笑。这是虐待狂的微笑，他很高兴，这场演出给他提供了折磨人的最佳材料。而当他发觉到托马斯 · 曼不安的目光时，他甚至兴奋得浑身一阵颤抖。托马斯·曼和不幸的《菲奥伦扎》现在落在他手中了，他享受着这种快感。因为他知道：他将会死死握住拳头，一旦他松开手，此剧就会颓然倒地，断无生机。
这时，幕布放下来了，友好的掌声响起，友好到甚至让导演在他唯一一场真正成功的演出中能够两度邀请托马斯·曼走上舞台。在后来几周的无数次通信中，他都没有忘记提起这件事。两次！他尽可能郑重地鞠躬，两次！看起来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阿尔弗雷德· 克尔坐在第三排，他没有鼓掌。就在当夜，他回到格鲁内瓦尔德的别墅后，叫人送来一杯茶，开始狂书。他庄严地坐到打字机前，第一步，是在纸上打下一个罗马数字“Ⅰ”。克尔给他的段落单独编号，就好像它们是一部大部头的分卷一样。首先，他磨一下刀“：作家是一个精致的、略显单薄的小灵魂，它源自甘于寂寞的屁股。”然后，他就说开了：菲奥伦扎女士，她大约被看作佛罗伦萨的象征，却完全是一个无血无肉的人，整部剧好像是在图书馆里拼凑起来的一样，僵硬、枯燥、无力、庸俗、啰唆。以上都是他的原话。
待到克尔把他的第十节也标好序号写完，他心满意足地把最后一张纸从打字机里抽出来。毁灭来了。
第二天早晨，当托马斯 · 曼登上回慕尼黑的火车时，克尔已让人把稿子送去《白日》报编辑部。1 月 5日，文章发表了。托马斯·曼读到它就崩溃了。他“不够男人”，克尔这么写道——这点经常在曼的身上得到印证。克尔说这话是影射托马斯·曼隐秘的同性恋倾向呢，抑或曼只是把它理解成一个暗示呢？都是一回事。克尔目光的精准只有克劳斯可以媲美，他用言辞刻下入骨的创伤。无论如何，托马斯·曼都感觉自己被深深地伤害了，正如他所形容的：“深入血”。1913 年的整个春天，他都没有从这批评中恢复过来，没有哪封信里不流露出这个迹象，没有哪一天他不对这家伙生气，对这个克尔。曼在给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信里写道：“我那时已经大概知道将要来临的事态，但它仍超出了所有的预期。这样一种恶毒的闲话，再不知情的人也定能从中看出个人的杀意！”
他这么写，只因为他没有得到我，亲爱的托米。从疗养地归来的卡蒂娅安慰他，慈母般温柔地抚过他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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