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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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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到民国的这段历史，正是中华民族由蒙昧到觉醒，由屈辱到抗争的历史。外交作为中国人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手段，承载着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伟大信念。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中外思想激烈碰撞，涌现出了众多卓越的外交家，迸发出了各种外交思想。近代中国的外交活动，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也深刻影响了当时乃至今日的东亚政治格局，向世界发出了响亮的中国呐喊。《中国外交史》将目光聚焦于近代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各个阶段为线索，深度剖析了近代中国各项外交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精巧论述其效用与得失。书中既有宏观的全球视角，也有精妙细微的的具体论述。既为我们汲取历史经验提供了土壤，又为当代外交政策提供了前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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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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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凝练了“红色教育家”钱亦石先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思考。充分展现了从晚清到民国以来的外交实况，分析了其趋势特征、成因和实际影响；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各个阶段为线索，从宏观理论和具体事例两方面分析中国外交政策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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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钱亦石
原名城，字介磐，笔名啸秋、史庐等，湖北咸宁人，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被董必武称为“红色教育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曾任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员、苏联之友社党团书记。曾先后参与编辑或主编《新中华》《世界知识》《中华公论》《辞海》等杂志和书籍，著有《中国政治史讲话》《中国外交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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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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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外交史的内容
第二节 中国外交史上的变迁
第三节 弱国是否有外交
第四节 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方法和意义
第五节 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史
第二章 国际资本主义前期中的中国外交
第一节 欧人来华
第二节 中英通商
第三节 《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
第三章 资本主义侵入时的中国外交
第一节 引论
第二节 英人的侵入
第三节 法人的侵入
第四节 日本的侵入
第五节 帝俄的侵入
第四章 帝国主义初期的中国外交
第一节 引论
第二节 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第三节“义和团事变”与《辛丑条约》
第四节 日俄战争与日本对南满的侵略
第五节 蒙藏问题
第五章 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外交
第一节 世界大战与中国
第二节 日本出兵占领山东
第三节 “二十一条”交涉
第四节 “郑家屯事件”
第五节 日本银行团借款
第六节 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
第六章 全国民众觉醒中的国外交
第一节 中国空前的五四运动
第二节 第一次的平等条约
第三节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各问题
第四节 中国宣告“二十一条”无效
第五节 一九二四年的中俄协定
第六节 “五卅惨案”与反帝国主义
第七节 回光返照的关税法权会议
第八节 汉口，九江各地英租界的收回
第七章 国民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外交
第一节 “济南惨案”
第二节 改订新约运动
第三节 关税自主的内容
第四节 撤销领事裁判权的宣告
第五节 中俄冲突及其初步的解决
第八章 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中国外交
第一节 “万宝山事件”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
第三节 上海抗日战争与停战协定
第四节 热河失守与塘沽停战协定
第五节 日本“四·一七”声明与英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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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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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外交史的内容
凡所谓史，并不是把过去曾经发生的事实，巨细无遗的一一记录下来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东西，只能做我们的参考材料，不能给我们以智识；而史，应是一种科学，使我们了解过去，了解过去某一类事实的因果关系，以至对于目前这类事实，能有更有把握的认识，更有计划的处理，以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例如纪事本末，只能说是一种文学性质的史书，不是一种科学性质的史；编年体的通鉴，只能说是一种“年鉴”汇编似的史料，不能说这就是史。
我们要研究一种史，目的并不只在知道许多事实，说起来可以炫耀自己的“博闻强识”；主要的是在了解这许多事实的前因后果，而研究出一个避难就荣，革弊兴利的方法来。因此，所谓史，就决不是史实一堆的记载，而是用科学方法把史实整理过，批判过的详述。换言之，史，与其说是记载，不如说是带有说明的叙述。
外交史要讲些什么？它决不应讲些历来外交上许许多多琐屑事情，它应该讲的是历来外交政策的变迁，这种变迁的根据和其得失。我们知道，外交，并不是它自身能够单独存在的东西，它只是某一种政治系统之下，在邦交关系上运用一种手段来完成这个政治任务的策略。如果要离开政策来讲外交，就决无外交可言，勉强要讲，也只是些毫无意义的外交故事，不能成为外交史。
社会的存在价值，不只在其能为构成分子争取生存，并要能为他们谋得利益的发展。这必需有一个明确的政纲做根据以定出有系统的政策来，为有计划的建设，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在国家尚未消灭的时期，一国人民的利益不能不与他国人民的利益或一致或冲突。因此，一国政纲的实现，就不能不与他国政纲的实现发生相互作用，或相资助，或相抵触。于是，只有各种建设计划的政策仍属不够，必须再有一种外交政策，用外交手段，使本国的政纲政策，至少不至因和他国抵牾而减低实现的程度，甚至要利用他国的政纲政策来使本国人民利益得至更大更快的发展。因此，所谓外交，决不是“水来土掩”那样在事变来了以后出来应付一下那种无可奈何的消极办法，而是有计划的度量他国情形，使本国政纲能在邦交关系上得着健全的发展的一种积极政策。所以，我们问到某国某时的外交是什么时，就是问其外交政策是什么，并及当时某国的外交政策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否和它当时的整个政策相一致，在它当时的整个政策上发生了些什么作用，帮助了还是损害了，等等。离开这些，就再没有外交可言。
同样的，我们所以要讲外交史，决不是来诵读过去的许多外交史实，而是要从历来外交政策变迁的研究上，得着外交的智识。我们要问的，是：历来的外交政策有了些什么变迁？为什么要有这些变迁？这些变迁是否能很恰当的适合着当时国际情形上以及邦交关系上的变化？这些变迁表现着怎样的一种趋势：对于目前外交政策的决定具有何种意义？等等。离开了这些，也再没有外交史可言。
所以，所谓外交史，说正确些，应当说是外交政策史，或外交政策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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