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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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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研究》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主办，创办于1957年，1980年复刊，是当代戏剧史上创办最早的学术杂志之一。《戏曲研究》自创刊起，坚持继承与发扬中国艺术研究院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术传统，坚持严谨朴实的学风，努力把刊物办成高水准、专业性强的学术刊物。1980年复刊以来，已出版了百余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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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戏曲研究》130辑有声腔剧种理论、古代戏曲、地方戏研究等几个专题，收录有陈曦的《郭汉城评传》，
刘文峰的《戏曲声腔流变与剧种研究》，王一峰的《京剧基本特性论——从“戏剧的基本是舞蹈”说起》等文章20篇。从不同角度对戏曲理论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对戏曲在现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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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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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戏曲研究所是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建所以来，集中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戏曲研究专家该所组织和承担了多项国家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编撰出版了《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戏曲史论丛书》等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戏曲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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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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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专 稿
1/郭汉城评传陈 曦
声腔剧种理论
27/戏曲声腔流变与剧种研究 刘文峰
46/京剧基本特性论——从“戏剧的基本是舞蹈”说起 王一峰
古代戏曲
62/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丁都赛砖雕看宋杂剧服饰时尚 张 彬
78/《元刊杂剧三十种》版本问题新论——兼及“三十种”的分类和分期
董酌交
103/《胖姑》与清代宫廷承应戏中的农民看戏 许鑫辉
121/清宫寿戏同剧异名现象叙考 刘 铁
138/乾隆时期《西厢记》的大众接受——以《霓裳续谱》“西厢”俗曲为中心
张亦洋
160/黄燮清生平家世与曲学著作新探 唐 鑫
现当代戏曲
182/听觉复制时代的“新声”：民国时期京剧广播及其收听 王 灿
198/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地方戏曲研究班考论 王方好
225/论郑怀兴的史剧创作精神 陈云升
239/从江南到岭南：上海女曲家殷菊侬生平与曲唱钩沉 裴雪莱
地方戏研究
256/题材限定与艺术转向——“戏改”进程中闽南木偶戏的创作路径 白勇华
272/斯坦尼的中国化：“十七年”川剧表演理论体系探索 张志全
290/粤剧歌谣体研究 钟雄威
313/鸿福堂研究 杜军民
京剧名家研究
330/论1949年后京剧“四大名旦”的新戏创作 管尔东
346/程砚秋演出剧本语言特色研究 郑东来
360/从李少春的创作实践观探讨余派艺术学习路径 彭 维
371/《戏曲研究》稿约
374/《戏曲研究》2024年度约稿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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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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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汉城评传
陈 曦
郭汉城(1917.12—2021.10)是我国著名的戏曲理论家、评论家、教育家，同时也是诗人和剧作家。20世纪80年代，他与张庚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首次出版，迄今为止这两部著作仍是国内外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戏曲史论经典。郭汉城是1949年以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戏曲改革和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学者队伍中的践行者和引领者，与张庚一起被称为戏曲理论界的“两棵大树”，是中国戏曲理论民族化体系的重要创建者，新中国戏曲学科“前海学派”的重要学术带头人，中国戏曲现代化的奠基人和推动者。
一 艰辛不忘求学 热血奔赴延安
1917年12月4日，郭汉城出生在浙江省会稽道萧山县浦南乡(今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张家弄村。父亲郭贵富，在绍兴一家专制锡箔冥钱的作坊务工，母亲郭董氏操持家务。郭汉城在姐弟五人中行四，一家七口的生活仅靠父亲微薄薪资支撑。郭汉城7岁时被送进私塾。至1926年，郭贵富患“瘤火”之疾过世，郭董氏给大户人家浆洗衣物的收入不足果腹，郭汉城只好辍学。后经舅父帮助，母亲在张家弄村的码头上开设“郭记”食品部，经济稍有好转。这一年，恰逢私塾废除，兴办学校，郭董氏遂再将郭汉城送到初级小学读书。
1928年，郭汉城考入高级小学，这所学校的老师许多毕业自湘湖师范学校，思想进步，其中还有中共地下党员，他们的言行使郭汉城较早接受了进步思想。1930年，郭汉城高小毕业，在附近村庄任代课老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郭汉城气愤填膺。有位老师送给他一把扇子，上写：“畏日如虎，爱扇如珠。扇能抗日，人其何如？”虽然这把宝贵的折扇后来在战争岁月的辗转奔波中遗失，但民族自立自强的种子渐渐在郭汉城心中生根发芽，对他后来投身革命影响很大。1935年，郭汉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这所学校带有半工半读的性质，不收学费，这对于家境艰难又一心想要读书的少年来说，显然是个好选择。但杭州平静的读书生活只持续了两年，卢沟桥事变即爆发，农校随之解散，郭汉城只好返回家乡。1937年12月，日军进攻杭州，郭汉城抱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想法，报名参加浙江省教育厅在丽水碧湖的战时青年训练团，在炮声中离开故乡萧山。这一次告别，几十年再未归乡。
郭汉城的故乡萧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中国历史上的数次人口南迁，让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不断融合，因此萧山方言丰富，板龙、高跷、马灯等民间文艺多种多样，每到正月十三上灯日晚上，四里八乡就热闹非常。孩童时代的郭汉城就喜欢传统戏曲，那时他看的主要是绍兴大班和的笃班。晚年时的郭汉城曾在一次访谈中深情回忆他童年在家乡观看《无常》的情形：“老百姓非常喜欢‘无常’这个有人情味的鬼。他一上场就很‘特别’，先打十八个喷嚏，再放十八个屁。喷嚏打得山响，屁还用‘目连嗐头’伴奏。打完喷嚏，放完屁，接下来是那段有名的‘自报家门’：‘头戴高帽三尺，身穿白布一匹。手拿芭蕉扇一把，脚踏破草鞋两只。人人都叫我无常阿爸，拘魂勾魄为业。有一日阎王发下拿人签票……我看他一家哭得可怜，放他还阳三刻。阎王道我得钱私放，将我捆打四十。从此再不敢枉法殉(按：应为“徇”)情……’好笑的是，这么了不得的无常也有自己的苦恼。他每次出来‘拿人’，总有一群狗追在屁股后头，狂吠乱叫，赶也赶不开，哄也哄不散。无常一气，干脆坐下来骂狗一顿出气。……心里舒畅一些，才去捉人。捉谁呢？当然是恶人。如果这本目连戏的底本是《东窗事犯》，那被捉的一定是秦桧，再加上一个秦桧的老婆、长舌妇王氏。无常手中的锁链一抖，把这一对汉奸夫妻拉了下去。戏到此结束，群众也就散场。我们那里的群众有一个习惯，不见无常捉人绝不散场，他们一夜气愤郁结中等的就是这一个结局。”
1938年春天，郭汉城在战时青年训练团预备团员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丽水的浙江省卷烟局公卖处担任印花税票保管。在那里，郭汉城有了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机会，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让他的革命信念和追求方向逐渐清晰起来。1938年4月，郭汉城决定报名参加国立贵州中学，该校招收全国的流亡学生。为了早日到达贵州，郭汉城与同学步行至长沙，却得知该中学名额已满，不再招收学生。滞留长沙的郭汉城不经意间在小旅馆窗户糊的《长沙日报》旧报纸上看到延安陕北公学正在招生，当即决定前往。他和几位同学先到长沙的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对方同意了他的入学请求，并为他开具了一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怀揣着这封信，郭汉城离开长沙，一路搭乘难民车赶赴武汉，之后经郑州到达西安。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后，郭汉城跟随队伍徒步前往陕北，一路上机智地躲过国民党的盘查、扣留，终于在1938年10月，顺利进入位于栒邑县(今旬邑县)的陕北公学分校。在这里，郭汉城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逐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成为指导他从事革命工作和戏曲研究的思想基础。学习期间，他用工整的笔迹将马克思的名言“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誊写在笔记本扉页上，以此激励自己不断进步。陕北公学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郭汉城，成为他毕生奉行的作风、学风。
二 历经革命锤炼 投身戏曲事业
1939年1月，陕北公学延安总校与栒邑分校合并，校址设在栒邑县。当时的校长成仿吾带领全校师生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2000多亩。郭汉城在这里亲身接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劳动锻炼和精神洗礼。1939年6月，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培训班四所学校合并，一起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全体师生开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国防教育。郭汉城随大部队从栒邑县出发步行先到达延安，于7月7日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做的报告。约于7月10日，他聆听了周恩来所做的“中国抗战形势”报告。当时，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被合编为一个纵队，由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委，由联大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联大从延安出发，经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在盘塘渡口渡过黄河，穿越滹沱河上游的大峡谷，向晋察冀边区开拔。从陕甘宁边区到晋察冀边区的这次行军，人称“小长征”，队伍要经过军阀阎锡山控制的区域，还要穿过敌占区，一路躲避围追堵截，险象环生。郭汉城随大部队徒步1500多公里，渴了喝马尿，鞋子走烂了就打赤脚，虽然身体极度疲劳，但为了革命，他无怨无悔。
1939年10月，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郭汉城随部队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军区为每名师生配发了全新的黄色军装、白布衬衫和军用棉被，这就是郭汉城当时的全部装备。华北联合大学开课后，郭汉城在社会科学部学习。1939年年底，郭汉城从华北联合大学毕业。按照他的记忆，他被分配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第五中学，开展抗战教育工作。1943年，郭汉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张家口在平津战役的胜利序曲中迎来解放，郭汉城随军进驻张家口，调任察哈尔省张家口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小组。之后，郭汉城在刚成立的察哈尔省文教厅文化处任副处长。1951年，郭汉城担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文化局副局长，兼任察哈尔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任。1953年，郭汉城被调到华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任文艺处副处长，具体负责到山西协助地方文化部门进行戏曲改革。1954年，华北大区建制撤销，恰逢文化部为加强中国戏曲研究院(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和业务工作，计划从各地抽调有戏曲工作经验的同志，郭汉城成为当时集中调入的45人之一，开始专门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直至1988年离休。
郭汉城选择戏曲为终身职业，一方面，与他孩童时代对传统戏曲的喜爱有关；另一方面，更直接的原因还是他在革命工作中逐渐认识到戏剧能改变人的灵魂。1952年10月6日到11月14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顺利召开，郭汉城受察哈尔省指派前往北京全程观看演出。这次全国性的戏曲会演共有37个剧团演出，涉及20多个剧种的80多个剧目，演职人员达1600余人。在大开眼界的同时，郭汉城真切地感受到戏曲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精妙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会演观摩对他来说是一剂良药，治好了他对戏曲认识的无知病、自大病和狂妄病：“每一个剧目，都好像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又熟悉又新鲜的天地，使我惊奇地感受到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和人民创造力的伟大。我这一生愿意为戏曲事业献身，与戏曲结下不解之缘，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或转折。”通过这次观摩，郭汉城真正意识到我们的传统戏曲历史悠久，样式丰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关系到民族文化问题的。郭汉城对传统戏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坚定了他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工作的决心：“中国有这么多戏曲、这么好的戏曲文化，我要一辈子从事戏曲工作。”
三 重视调查研究 践行戏曲改革
1949年以来，万象更新。如何正确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命题。解决这一问题，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1950年11月至12月，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正式拉开戏曲改革的序幕。在这次为期十多天的戏改“动员会”上，与会者研讨了戏曲改革工作的政策方针，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周恩来总理题词“重视与改进，团结与教育，二者均不可缺一”。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文件，其核心问题就是明确戏曲改革主要内容为“三改”，即改戏、改人、改制。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努力在文化领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场伟大实践。在戏曲改革的过程中，政策执行需要理论支撑，许多具体问题也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解答。可以说，中国戏曲研究院正是在戏曲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戏曲改革是郭汉城亲自参与的重要工作之一。早在察哈尔省文化部门工作期间，他就主持过当地的戏曲改革工作，通过调研走访张家口地区的戏曲学校、剧团和老艺人，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开始产生了‘戏曲改革’‘旧剧改革’‘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或许是戏曲发展的一个方向’的念头”。不仅如此，郭汉城遵循戏曲改革的方针，积极投身“改戏”实践，由他改编的传统剧目《蝶双飞》，1952年曾在张家口连演300多场，轰动一时。1954年，郭汉城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任剧目研究室主任，与张庚等前辈戏剧家一起，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戏曲研究，参与戏曲改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理论层面探讨戏曲改革的正确道路；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长期致力于廓清那些违背艺术规律、对戏曲改革造成严重干扰的“左”倾思想。在张庚、郭汉城等人的努力下，从1955年至1957年，中国戏曲研究院连续举办了三期戏曲演员讲习会，不仅向学员传授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与学员们展开座谈和实地调研，了解戏曲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演员们的真实想法，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思考戏曲改革的路径和得失。1959年发表的《〈团圆之后〉的出色成就》、《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略谈十年来戏曲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1960年发表的《道德·人民性及其它——向张庚、朱卓群两位同志就正》，1961年发表的《略说晋剧〈杀宫〉的整理》，1962年发表的《传统剧目整理改编的几个问题》，等等文章均是这一时期郭汉城围绕戏曲改革问题进行的理论探索，而他对戏曲改革在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的思考，则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
1959年，郭汉城通过《戏曲艺术推陈出新的成就和经验》一文，总结了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导下，戏曲改革在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的挖掘整理、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的创作、戏曲工作者的改造和培养等方面取得的成绩。郭汉城、俞琳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略谈十年来戏曲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最早发表在1959年的《剧本》上，是一篇专门对戏曲剧目进行研究的成果。郭汉城在文中总结了戏改中针对传统戏曲剧目整理改编的经验：“第一，坚决保留传统戏曲剧目的精华部分，在原基础上加工发展，不重起炉灶，另搞一套。”“第二，要站在今天工人阶级的思想高度，来进行分析、观摩、整理、改编，使传统戏曲剧目更适合今天我国劳动人民的情感、要求和需要，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第三，戏曲是要在舞台上演出的，因此，戏曲传统剧本的整理改编，不仅要从文学方面去下功夫，还必须在舞台艺术方面下功夫，全面地提高舞台艺术质量，这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推陈出新’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四，整理改编戏曲传统剧目必须结合舞台，若想做好这一点，主要关键在于与艺人密切合作。”
1980年7月，郭汉城在全国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戏曲推陈出新的三个问题》中指出：“对待这份戏曲艺术遗产，就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正确区分精华与糟粕。我们既反对全盘肯定的国粹主义思想，也反对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化遗产的原则，进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进入新世纪后，郭汉城认为，作为古老的民族艺术，戏曲从孕育初期到今天，始终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发展。但与古老戏曲的自我成长、自我塑造不同的是，历经数十年的戏曲改革是一种主动、自觉的行为。这种“自觉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和“一个总目标”。“四个方面”指的是，第一，它是以时代前进、社会变革与艺术发展交互运动的规律和戏曲自身的规律为依托的。第二，它总结了辛亥革命前后开始的戏曲改良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第三，它制定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及“三个并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第四，它是有组织、有领导，并且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的。“一个总目标”，就是要通过戏曲改革实现戏曲现代化，使这种民族古老艺术与新时代相适应。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发展戏曲艺术的实验，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郭汉城还十分非常注意总结戏曲改革的得失成败。在他看来，戏曲改革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从文化性质方面来说，戏曲改革把戏曲从封建时代的旧文化，变成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相适应。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说，戏曲改革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当代的生活形态、先进科技、方法技巧，并进行了新的综合，大大丰富了传统戏曲的内涵，提高了其表现历史、表现生活的能力，这种变化在现代戏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戏曲改革中出现的错误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在的，如行政命令、“一言堂”，借政治权力强制推行，它的极致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样板戏”，这类错误从根本上违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类是内在的，如狭隘的功利主义、对待外来文艺的教条主义、拒绝改革发展的保守主义以及随着商品经济大潮泛起的商业化、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它们都违背了继承发展、推陈出新的科学精神。这两类错误，并非各自独立，往往交互为用，严重阻碍了戏曲改革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延缓了戏曲革新的进程，大大削弱了戏曲现代化的基础。
在从事戏曲改革的过程中，郭汉城十分重视戏曲史上的重大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就是把历史看作是认识现实最好的老师。与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一样，郭汉城同样认为：“历史—现实—未来表现为一种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而非外在的偶然性的联系。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探求历史的谜底，揭示历史信息中所蕴含的本质性内容，以指导现实。所以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瞻往可以察来。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时代问题为导向，自觉弘扬史学的时代精神，深刻把握历史—现实—未来的内在关系，‘通古今之变’，以更好地完成戏曲改革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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