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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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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犁》作为新中国文学中一个独特而精湛的存在，共收入《哦，穆罕默德· 阿麦德》等九篇作品，于1984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此次重新出版的《在伊犁》，对该版本进行了重新编辑修订，特别恢复了后续版本没有使用的代序——《故乡行——重返巴彦岱》一文。该文是王蒙1981年在离开新疆近两年以后重返新疆巴彦岱，和他的维吾尔族农民兄弟把酒言欢，用深情的笔触写下的，既感人至深，又对《在伊犁》的人物和故事原型有重要交代。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希望此次出版的《在伊犁》能够以最完整的、本真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也成为探索王蒙文学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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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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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王蒙来到伊犁，在伊宁市巴彦岱镇（原红旗人民公社）劳动。 他吃住于农民家中，抡起坎土曼，学习维吾尔族语言，爱上奶茶泡馕……这六年的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 “新疆叙事” 系列作品的宝贵源泉。写作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间的《在伊犁》系列作品，正是以他的这段经历为背景。在这部作品中，王蒙有意回避了职业的文学技巧，通过散文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塑造出让人哭笑不得的穆罕默德 · 阿麦德、野心勃勃的依斯麻尔、智慧老者穆敏老爹、热烈淳朴的爱弥拉姑娘等众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视角别致，意蕴丰富，成为其作品中一个独特而精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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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蒙：
一九三四年出生在北京，一岁到四岁在老家河北南皮农村，小学上了五年，跳班上了中学，差五天满十四岁时加入了还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高中一年级辍学，当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干部。一九五三年开始写《青春万岁》，一九五六年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大响动。一九六三年到新疆，曾任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副大队长。后来还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等。
二〇一九年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出版五十卷文集。此前获得过茅盾文学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荣誉博士、澳门大学博士、日本樱美林大学博士、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等称号。
出访过境外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与地区。
屡拔先筹，屡有曲折，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惭愧厚爱，自称要干的事太多，顾不上斤斤计较。人说高龄少年，嘛也没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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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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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016
淡灰色的眼珠/052
好汉子依斯麻尔/090
虚掩的土屋小院/132
葡萄的精灵/186
爱弥拉姑娘的爱情/196
逍遥游/220
边城华彩/294
鹰谷/322
后记/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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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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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小说题目愈来愈长，加感叹词和标点符号，以至把标题变成“主谓宾定状”俱全的完整的句子，大约也是一种新潮流吧？于是我想来它个以毒攻毒，将此篇命名为：《哦，我的远在边疆的亲爱的可怜的维吾尔族兄弟穆罕默德·阿麦德哟，让我写一写你！》。后一想，如此创新，殊非正路，乃罢。
似乎自从日本电影《啊，海军》在我国放映以来，“啊”“哦”式标题就多起来了——来自东洋？电影《啊，摇篮》，小说《哦，香雪》《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哦，我歪歪的小杨树》——流韵所及？当我这次来上海给《小说界》改中篇的时候，有人建议我把中篇命名为《哦，我的爱》，您受得了么？
我看不惯“啊”“哦”。想不到，在这个短篇上竟向“啊”“哦”投降了。这只能说是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力量。 ，按惯例译作“买买提·艾买提”，同样的名字如果来自埃及、叙利亚或苏丹，就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似乎雅气了些也庄重了些。我几经推敲，决定从后一种译法，倒并非想冒充阿拉伯故事或炫耀博学以招揽读者，而是不如此译，便不能表达我对 的郑重的敬意。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到达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的毛拉圩孜公社劳动锻炼，分配到三大队第五生产队。先是在队部附近干活，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去离住地四公里以外的伊犁河沿小庄子附近锄玉米。八点来钟出发，走到庄子，都快九点了，只见几个社员还坐在渠埂上说闲话，抽莫合烟。我由于诚惶诚恐，劳动上不敢怠慢，便问了一句：“还没上工么？”问完了才意识到，这里在场的是百分之百的维吾尔人，我的汉话没有人听得懂，问也白问。
但是马上从人群里站起一位机灵的小伙子，他身材适中，留着大分头，头发卷曲，眉浓目秀，目光流动活泼、忽暗忽亮，胡须楂子虽密却刮得很干净，上身穿一件翻领青年服，下身一件黄条绒的俄式短腰宽脚裤，神态俊雅，只是肤色似乎比这儿的一般社员还要黑一些。他用流利但仍然带有一种怪味儿的汉语对我说：“同志，你好。你是新来的社教干部吧？我们正在学习讨论《纪念白求恩》呢，来，坐下吧。”
我解释说，我不是社教干部，而是来劳动锻炼、改变思想的。他睁大了眼睛，把我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打量了几遍，突然一转头，哈哈大笑起来。
他笑的样子非常粗俗丑陋，与刚才问“你好”的文明样子颇不相称。我知道，在新疆，即使懂汉语的乡下人，见面问候时也是用“好着呢吗？”而不会说“你好”的。会问“你好”那是见过相当场面的标志。
笑完了，他指一指渠埂，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坐下，休息。”然后，他与同伴们继续说笑。他说话非常快，一套一套，表情也很夸张，好像在模仿着什么人。但是在这样的说笑中，他也时时照顾着我的存在，一会儿用简单的话语向我介绍他们谈话的内容，原来他们并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会儿又问问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简历，干部登记表第一面和第四面上的几项，他都问到了，我很佩服他的一心二用的本领。
这时又来了几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女社员，坐在对面的一条渠埂上，不是正对男社员而是拉开十几米的距离，以示男女有别。他噌地站了起来，跑到女社员那边去，马上，那边传来了活跃的说笑声。
太阳烤得我已经满头是汗了，我已经怀疑这一天还干不干活了，一位留着圆圆的白胡子的组长才下令下地。干活的时候那个伶俐的小伙子主动和我结伴，不停地和我扯着闲话，不断地嘱咐我“忙啥，慢慢的，慢慢的”。对我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艺上的问题，他一概置之不理，同时热情地向我嘘寒问暖，向我介绍在这里生活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我叫穆罕默德·阿麦德，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好了。”
直到快收工的时候，我才直腰四处看了看，我发现，穆罕默德·阿麦德干的活比我还少。我是一个人锄四垄地，他一个人只锄两垄，但前进的速度一样。他锄漏的生地、野草，也绝不比我少。再一看，我确实吓了一跳，原来他拿着的是一柄那么小的坎土曼，别说是男人，就是未成年的女孩儿用的坎土曼，一般也比他的大。
他一边“干活”，一边说笑，肆无忌惮，最后还唱起歌来了，有滋有味，有腔有板，他的嗓子可真不错。
后来不知谁笑着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突然生起气来了，立在那里，噘着嘴像个孩子，不声不响也不干活。过了足足两分钟他对我说：“这人是不好人，这人人不是。”他停了一下，调整了盛怒中弄乱了的语法，告诉我说：“这些人不
是人。”
午饭时候，他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他家里去。本来庄子的住房水平低于队部附近的住房，他住的那个歪歪扭扭的用烂树条编在一起抹上泥就算墙的烂房，更可以说是倒数第一。他的父母都已老迈，两个小妹年龄很小，这四个人穿的都是破衣烂裳，只有他一个人穿得囫囵、整洁，还颇有式样。泥房外面是烂柴草搭的一个凉棚，凉棚下面砌起一个土台，土台上铺着一块布满烂洞、裂纹、粘成一绺绺的破羊毛毡子，毡子上放着一个四角包上铁皮仍然松松垮垮的炕桌，土台边连着锅灶，老太太正把一大把一大把发了霉的麦秸填到灶里，烟大火小，烧开那一大铁锅水显然是很难的。
我遵照礼仪向坐在室外土台上的二位老人问好。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父亲向我还礼和问候的时候，胸腔里发出一种奇怪的沙沙声，而且结结巴巴，口齿不清。他母亲正在害眼，红红的两只眼睛眼泪花花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却不耐烦地催我进屋，屋里摆设稍稍好一点，有半新的花毡，有条案，条案上有挑花桌布与大小瓷碗，还有一排维吾尔文旧文字的精装厚书，这是不多见的。墙角有镶着黄色条饰的木箱，墙上还有一张不大的镜框，奇怪的是镜框里摆着的全都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一个人的照片，有穿俄式多扣学生装的，很天真可爱，还有一张穿西服的，拙劣地涂上了颜色，照得却走了形。墙上除了挂着面罗、和面的木盆、两把未编完的糜秸扫把以外，还有一个大肚的庞然大物——那是一种乐器，叫作都塔尔，我在来伊犁以前已经去过吐鲁番和南疆，我是见识过的。
屋里空气潮湿憋闷，我其实宁愿出去到土台上坐，但是他正在认真地张罗着。先是在我面前铺上了饭单，然后打开黄条木箱，拿出两个小碟，一个碟里放着方块糖和葡萄干，一个碟里放着小馕与小饼干。然后，他从室外拿来一个搪瓷高桩茶壶，从案上取下两个小碗，给我和他自己各倒了一碗茶：“请，请，请……”他平摊着向我伸手，极为彬彬有礼。从茶色的淡薄上，我又一次体会到这一家人经济上的拮据。
茶虽淡，方块糖、葡萄干种种看来也是历史悠久，但他的招待却是一丝不苟，我也就非常感激地端起茶来啜饮，饮着饮着忽然想起了他的父母，维吾尔人是最讲敬老的，岂有把老人丢在室外之理。我眼睛看着门口要说话，他已明白，皱着眉对我说：“他们不喝茶，喝开水。”稍待，他又解释说：“在南疆，没有几户人家喝得起茶。”
喝了几口，这道程序结束，他拿起一个小碗出去了，一去好大一会儿也不回来，使我坐也不是走也不是。最后他拿着空碗气冲冲地进来了，他生气地说：“你是北京来的客人，我却要不来一碗奶皮子。这儿的人，太不好了，在我们南疆，一家做好吃的，一定把周围所有的人叫来。”
没有奶皮子，做不成奶茶，但还是一起喝了咸茶，并且吃的是白面馕。我本来中午是带了馕的，但那是包谷馕。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季节，中午是难得有白面馕吃的，看来，他已经全力对我进行规格最高的款待了。
从此，我结识了这位懂汉语的、殷勤亲切又有点神拉巴唧的年轻人。我那时初到维吾尔农村定居，言语不通，心情沉郁，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存在，使我感到了友谊的温暖。每逢到伊犁河边干活的时候，我就带上馕，到他家喝热茶，就是喝碗开水，也是暖的。我得知，他们全家是五年前从喀什噶尔老城步行半个月，从新源那边翻天山来到伊犁地区落户的。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好学，三年前考上了乌鲁木齐气象学校，但这个学校的食堂整天吃吐鲁番产的白高粱面，他吃不惯，加上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离了他日子没法过，他便退学回来了，回来后心情抑郁，整天胡打混闹。我也把我的大概情况介绍给他，他立即表示：“我听了心疼得很。”他的“很”字拉得很长，而且中间拐两个弯。后来，见我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要说一次心疼，看我吃一次干包谷馕，他也要说一次心疼。有一次队里出义务工，到公社西面三公里远去修湟渠，中午回不来，周围又没有人家，只好就着西北风和泥沙吃硬馕，他又“心疼”起来，还掉了眼泪。我问：“你们不也都是这样吃的吗？”他说：“我们惯了，你可是北京来的呀。”
他正式请了我一次客，是伊犁人最爱吃的“大半斤”——抻条面。他自己和面，做剂儿，抻面。他做抻面的方法与伊犁的旁人不同，伊犁人是先把面剂儿做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一一拉细，像毛线绺一样地悬挂在桌角边，然后一锅一锅地煮。他呢，跪在毡子上，做了一个大面剂儿，裹上油，像盘香一样地盘成一座小山，等到锅开了，他飞快地拉起来，愈拉愈多，愈拉愈长，中间不断，直到拉满一锅的时候，他才把面从中间断开。他说：“这是喀什噶尔做拉面的方法。”说起喀什噶尔，他满脸的依恋之情。不但面是他做的，菜卤也是他做。“你的妈妈呢？”我问。“她做不好！”他粗暴地回答。面煮好以后，他倒是很仁义，不但给父、母、妹妹盛好送到手上，而且确实如他所说过的，他推开房门，谁从这儿过他就叫谁来吃。最后，他自己只剩了小半碗。这时来了一只邻居的黑白花小猫，向他喵喵地叫，他以惊人的慷慨从他的碗里用手捏出一半面条来，喂了猫。剩下的几根面条，他也不用筷子，就用手指捏着吃了。都拾掇完了以后，他自己又吃了一个包谷馕。
利用饭后的融洽气氛，我向他进了一言：能不能换个稍微大一点的坎土曼，干活时稍稍多卖点力气。他立刻板起了脸，恶狠狠地对我说：“我不爱劳动嘛！我不是国家干部嘛！我不是积极分子嘛！”
“那你爱什么呢？”我没生气，却笑着问。
“我爱玩，我爱看电影，我爱唱歌跳舞，我爱看书。”
“什么书？”
“爱情小说。我最喜欢爱情啦，我喜欢美，漂亮，我喜欢女孩子。”说着说着他转怒为喜，突然，他向我跪下，给我磕了一个头：“王大人，请不要肚子胀。”在我莫名其妙的时候，他又粗俗丑陋地笑开了。
笑得突然，停止得也突然，他突然停住了笑，问我：“你会跳‘坦萨’吗？”
“什么‘坦萨’？”
他抬起两手，做出一个交际舞的姿势。
我不快地哼了一声。
“我最爱跳‘坦萨’了。”他哼哼着歌噌地站了起来，一个人前后左右地迈着步子。我当时的心情与交际舞是格格不入的，连看也不看他，于是他改唱维吾尔歌曲和跳维吾尔舞。然后他气喘吁吁地从墙上摘下都塔尔，一通乱弹，然后把都塔尔砰地一扔，颓然叹道：“每天都抡坎土曼，每天都抡坎土曼，手指头都粗了，还怎么弹都塔尔呢？”人是不错，可是思想太差劲，我当时想。同时我想起，根据我的一段观察，人们对穆罕默德·阿麦德普遍抱着一种取笑和轻视的态度。当穆罕默德·阿麦德大说大笑或者出洋相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男社员，便会互相挤挤眼睛、撇撇嘴，老头儿们也忍俊不禁，有的还摇摇头，最无保留地欢迎他和欣赏他的倒是女社员，特别是中年女社员。有一次队里开会，有一项议题是改选妇女队长。那天穆罕默德·阿麦德不在，一位有名的健壮而泼辣、刚刚和丈夫打了离婚的女人阿细罕喊道：“我们选穆罕默德·阿麦德！”一句话全场就爆炸了，男女老幼，全都笑成了一团，我也笑了。
我又想起，有一天我从他家喝茶出来，大队的会计、一只眼睛的伊敏问我：“是到穆罕默德·阿麦德家里去了吗？”当我点头以后，他却大摇其头，并且连连叹气，“唉、唉、唉……”是一种不以为然的腔调。
这是怎么回事？
这次正式请吃“大半斤”，以欢快开始，以兴味索然而告终了。而且，在我告辞的时候，他把右腿别在左腿前，身子扭成了八道弯，上身晃动着，面红耳赤地说：“老王哥，夏天要到了，我的三片瓦帽子再也戴不住了，队上又困难……你能不能借我十块钱？”
我把十块钱给了他，但心情更加不快了，他借钱的时机和场合使我对他的友谊的纯洁性产生了一点点怀疑。至于帽子，我完全懂，维吾尔族人不论春夏秋冬、室内室外，都是必须戴帽子的。人前脱帽，是极为失礼的表现。而他的那顶三片瓦帽子，确实是不能再戴下去了。但用得了十块钱吗？我怀疑。
勿谓言之不预，真是忠言逆耳！就在第二天，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等一批干部到庄子地里参加劳动来了，他们立即发现了穆罕默德·阿麦德的超小坎土曼。中间休息时，他们集合了全体社员，然后拿起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坎土曼示众。维吾尔族副队长讲了一大套，我听不懂，但是口气严厉，这从其他社员屏息静气、鸦雀无声的状态中可以体会到。汉族队长拿起他的坎土曼来说了一句话：“这是坎土曼吗？不，这是耳挖勺！”他的话立刻被工作队的翻译翻成了维吾尔语，又是一阵大笑。
穆罕默德·阿麦德面红耳赤，像发了疯一样冲了过去。他口若悬河，与工作队干部辩论起来，还解开自己的腰带撩开衣服让工作队干部看伤口。翻译给汉族队长翻译的时候我也听见了几句，他不服，第一他说他有病开过刀，维吾尔语表达的方法是“吃过刀子”。第二他说批评表扬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不能不调查研究。他的坎土曼固然小一点，但他去年一年上工三百四十五天，今年半年出工一百七十天，属于全队前三名，为什么不表扬？而同一个队里的××××、 ××××……一贯不出工，为什么不提？为什么越是积极上工的好社员越是要听训，受批评，而从不上工的人却两耳清净、逍遥自在？再说，去年决算他结余七十多块，七十多块都被超支户用了，队上没钱给他开支，至今欠着他钱，工作队管不管？不是批评他的坎土曼小吗？拿钱来！他立刻买来两把特大号的，一把自己用，一把送给工作队长……
他的顶撞使所有的人捏着一把汗，因为那个年月，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顶撞领导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但显然他以凌厉的口舌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工作队长们开始降低了自己的调子，倒是长着圆白胡须的作业组长非常照顾领导的面子，适时地站出来把他训斥了几句，宣布继续干活。
工作队干部有了台阶，离去了，大家一面干活一面议论纷纷。从人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一部分人拍手称快，更多的人认为穆罕默德·阿麦德是干了蠢事。又干了一个多小时，太阳还老高，组长宣布收工，但一律不得回家，以免给人以本组收工太早的不良印象。大家聚在地边抽烟，意思是如果碰到上面有人来检查，就重新下地比画比画；如果没有，等暮色昏黄时再起立各奔各家。这次照例的呆坐，穆罕默德·阿麦德非常沉闷，连阿细罕和他说笑他也不理。后来阿细罕过来拉他，与他动手动脚，别人笑起来了，他仍然面色阴沉，不理人。阿细罕无法，回头看见了我，向我求援，哇里哇啦，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叫我劝劝他。我刚走过去，穆罕默德·阿麦德转头说了句：“别理他们！”我说：“社员们都等着你说笑话呢！”他抬起头，对我说：“你看我这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我看到，他满眼是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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