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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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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山下》一书精选了陈锋先生近六十余篇文章，由“回忆与访谈”“序跋与评论”“讲演与杂说”三部分组成，包括《彭雨新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淹贯豁达：深切怀念吴剑杰先生》《曲折与辉煌：中国经济史研究70年》《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财政、经济与社会：中国财政史的研究路径》《中国历史上的专卖制度》《清官·庸官·干吏》等多篇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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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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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锋，山东莱芜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所长，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人文论丛》主编、《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主编，武汉市文史馆员，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湖北省政协常委、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等。著有《清代财政史》《清代盐政与盐税》《清代盐务与财政》《清代军费研究》《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史论》《中国经济史纲要》《中国病态社会史论》《陈锋自选集》等专著，以及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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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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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传承与人格的养成（代序）
刘进宝
甘肃文化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的“雅学堂丛书”共10本，即方志远《坐井观天》、王子今《天马来：早期丝路交通》、孙继民《邯郸学步辑存》、王学典《当代中国学术走向观察》、荣新江《三升斋三笔》、刘进宝《从陇上到吴越》、卜宪群《悦己集》、李红岩《史学的光与影》、鲁西奇《拾草》、林文勋《东陆琐谈》。由于这套丛书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从而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认可。2023年7月27日，在济南举办的第31届全国图书博览会上，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雅学堂丛书”新书首发暨主题分享会。全套丛书入选“2023甘版年度好书”；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学术走向观察》入选2023年9月《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并被评为“2023年15种学术·新知好书”。《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甘肃日报》等，都发表了书评或报道，认为“雅学堂丛书”“直面一个时代的历史之思”，被誉为“系统呈现了一代学人的学术精神”，“真实反映了一代学人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严谨治学的点滴，诠释了一代学人的使命与担当”。“雅学堂丛书”“既是视角新颖的学术史，也是深刻生动的思想史，更是一代学人的心灵史”。“丛书坚持‘大家小书’的基本思路，将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家的学术史、思想史、学术交流史及其最新成果，以学术随笔形式向大众传播，让大众了解学界大家的所思、所想、所悟。”
一
鉴于“雅学堂丛书”出版后的社会影响，以及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出版社希望能够继续编辑出版第二辑。经过仔细考虑和筛选，我们又选了十家，即樊锦诗《敦煌石窟守护杂记》、史金波《杖朝拾穗集》、刘梦溪《东塾近思录》、郑欣淼《故宫缘》、陈锋《珞珈山下》、范金民《史林余纪》、霍巍《考古拾贝》、常建华《史学鸿泥》、赵声良《瀚海杂谈》、李锦绣《半枰小草》。这些作者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研究成果分别代表了各自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
在考虑第二辑作者的人选时，我想既要与第一辑有衔接，又要有不同。在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走向时，还要看到学术的传承，乃至人格的养成。
已经出版的“雅学堂丛书”10位作者是以“新三级”学人为主，而“新三级”学人在进入学术场域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大学及研究生招生和教学逐渐走上正轨，加上学位制度的实施，到处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氛围。我们的老师中既有20世纪初出生的老先生，也有30年代出生的中年教师。
老一代学者，由于从小就受到比较严格的家学熏陶或私塾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系统的学业，他们都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学术基础扎实，格局比较大，因此在学术方法、理念和格局上，无意中承传了一个良好传统。“新三级”学子与他们相处，可以得到学识、做人、敬业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跟随他们读书的研究生，直接上承民国学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为了反映学术的传承，我特别邀请了樊锦诗、史金波、刘梦溪、郑欣淼4位80岁左右的学人。他们的研究各具特色，樊锦诗先生的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史金波先生的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刘梦溪先生以学术史和思想史为重点的文史之学、郑欣淼先生的故宫学研究，都代表了各自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
由于有了第一辑出版后的社会影响，第二辑约稿时，就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积极响应，很快完成了第二辑的组稿编辑。
二
樊锦诗先生的《敦煌石窟守护杂记》收录了作者有关敦煌文化的价值、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历程，敦煌石窟的保护、管理与开放和向前贤学习的文章26篇。作者写道：“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故此我把这本书称为《敦煌石窟守护杂记》。希望本书能为后续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起到一点参考的作用。”
刘梦溪先生的《东塾近思录》，按类型和题意，收入了4组文章：一、经学和中国文化通论；二、魏晋、唐宋、清及五四各时期的一些专题；三、对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的个案探讨；四、序跋之属。刘梦溪先生说：“‘雅学堂丛书’已出各家，著者都是时贤名素，今厕身其间，虽不敢称雅，亦有荣焉。”
郑欣淼先生是“故宫学”的倡导者，他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并于2003年首倡“故宫学”。到2023年编辑本书时，恰好是整整20年。郑先生提出：“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保护、整理、研究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开拓性学科。故宫学的提出有其丰厚而坚实的基础与依据。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丰富深邃，而且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即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或者说故宫遗产的价值是完整的。正是基于对故宫是个文化整体的认识，故宫学的学术概念才有了更为丰富、厚重与特殊的内涵。这也是故宫学的要义。”又说：“我与故宫有缘。因此我把这本小书起名为《故宫缘》。”
热爱考古的霍巍先生说：“就像一个大山里来的孩子初见大海，充满了蔚蓝色的梦想，却始终感觉到她深不可测，难以潜入。更多的时候，只能伫立在海边听涛观海、岸边拾贝。——正因为如此，这本小书我取名为《考古拾贝》，这一方面源自我在早年曾读到过一本很深沉、很有美感的著作，叫作《艺海拾贝》，这或许给了我一个隐寓和暗示。另一方面，倒也十分妥帖——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时间跨度前后延续了几十年，就如同我在考古这瀚海边上拾起的一串串海贝一样，虽然说不上贵重，但自认为透过这些海贝，也能折射出几缕大海的色彩与光芒，让人对考古的世界浮想联翩。”
常建华先生说：“我从事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出版过《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中国古代女性婚姻家庭》《清朝大历史》《乾隆事典》等书。本书的首篇文章就是谈论如何认识普及历史知识的问题。我写过一些学术短文，知道此类文字写得深入浅出不易，引人入胜更难，自己不过是不断练笔，熟能生巧而已。”“我的短文随笔成集，这是首次……内容多为学术信息类的书评，也有书序、笔谈、综述、时评等，题材不同，但尽量写得雅俗共赏，吸引读者。”
赵声良先生1984年大学毕业后志愿到莫高窟研究敦煌，他说：“我在敦煌工作了40年，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与敦煌石窟、敦煌艺术、敦煌学完全联系在一起了，不论是写文章还是聊天，总免不了要说敦煌，可以说‘三句话不离敦煌’。”他刚到敦煌时就想写一本有关敦煌山水画史的著作，没想到30多年后的2022年，才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敦煌山水画史》。他感叹道：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似乎也见证了：由‘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发展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又终于回归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历程。我在敦煌的40年的历程又何尝不是这样”。
“雅学堂丛书”第二辑的10位作者，年龄最大的樊锦诗先生，出生于1938年，已经是86岁的高龄；最小的李锦绣先生，出生于1965年，也接近60岁了。虽然他们已经或即将退休，但都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仍然奋斗在学术前沿，展现了这一代学人的使命与担当。这代学人遭遇了学术上的重大转变，即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的时代。90年代初，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王国维、罗振玉和傅斯年派学人、胡适派学人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然后又提出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还遇到了令史学界阵痛的“史学危机”。这些作者，经历了现代学术发展或转型的重要节点和机遇，既是“科学的春天”到来的学术勃兴、发展、转型和困顿的亲历者、见证者，又是身处学术一线的创造者、建设者。可以说，他们既在经历历史，又在见证历史、创造历史，还在研究历史，将经历者、创造者和研究者集于一身。这种学术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三
从“雅学堂丛书”第二辑的内容可知，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科学的春天”和改革开放的到来，束缚人的一些制度、规章被打破，新的或更加规范的制度、规章还没有建立。尤其是国家将知识分子从“臭老九”中解放出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向科学技术进军”，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虽然当时经济落后，生活待遇不好，但老教授的社会地位高，有精气神，当时行政的力量还不强化，甚至强调就是服务。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初出生的老教授，在高校有崇高的地位。如武汉大学1977级的陈锋，1981年初预选的本科论文是《三藩之乱与清初财政》。历史系清史方面最著名的老师是彭雨新教授，陈锋想让彭先生指导论文，“不巧的是，在我之前已有两位同学选定彭先生做指导老师，据说，限于名额，彭先生已不可能再指导他人”。
陈锋经过准备后，就直接到彭先生府上请教。此前他还没有见过彭先生，到了彭先生家，“彭先生虽然很和蔼地接待我，但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让我进他的书房，而是直接在不大的客厅里落座。我没有说多余的其他话，直接从当时很流行的军用黄色挎包里掏出一摞卡片，说我想写《三藩之乱与清初财政》的毕业论文，这些卡片可以说明什么问题，那些卡片可以说明什么问题，我自己一直讲，彭先生并不插话。待我讲完后，彭先生问：‘这个题目和这篇论文是谁指导的？’我说没有人指导，是自己摸索的。彭先生说：‘没有人指导，那我来指导你的毕业论文怎么样？’我说：‘就是想让先生指导，听说您已经指导了两位同学，不敢直接提出。’彭先生说：‘没有关系，就由我来指导。’再没有其他的话”。
“拜访彭先生后的第三天，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刘秀庭副书记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留校，我说没有考虑过，想去北京的《光明日报》或其他报社。刘书记说：‘彭先生提出让你留校当他的助手，你认真考虑一下。’经过两天的考虑以及家人的意见，觉得有这么好的老师指导，留校从事历史研究也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决定留校工作”。“老师与学生之间这种基于学术的关系，对学生向学的厚爱，让我铭感终身。那时人际关系的单纯，也至今让我感叹，现在说来，似乎有点天方夜谭”。
南京大学1979级的范金民，1983年毕业时报考了洪焕椿先生的研究生。由于此前范金民还没有见过洪先生，也与他无任何联系，所以5月3日下午，是“吕作燮老师带我到达先生家”面试的。洪焕椿先生既未上过一天大学，当时又已是胃癌晚期。“如果按现在只看文凭和出身的做法，是不可能指导研究生的，又重病在身，不可能按现在的要求，在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地点上固定的课程。但先生指导研究生，一板一眼，自有一套，考题自出，面试自问，课程亲自指导，决不委诸他人。一年一个研究生，每人一本笔记本，记录相关内容。先生虽不上课，但师生常常见面，虽未定规，但学生大体上两周一次到他家请益，先生释疑解惑，随时解决问题。需查检的内容，下次再去，先生已做好准备，答案在矣。”
笔者也是1979级的甘肃师范大学学生，1983年毕业前夕，敦煌学方兴未艾，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1981年恢复原校名西北师范学院）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所，我非常幸运地被留在新成立的敦煌学研究所。1985年我报考了金宝祥先生的研究生，当初试成绩过线后，有一天历史系副主任许孝德老师通知，让我去金先生家面试。由于金先生给我们上过课，平时也曾到先生家问学，先生对我有一定的了解。当我到金先生家时，先生已在一张信纸上写了半页字的评语，让我看看是否可以。我说没有问题，先生就让我将半页纸的复试意见送到研究生科，我就这样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了。这种情况正如陈锋老师所说，在今天根本是不可能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雅学堂丛书”的宗旨是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并具。要求提供可靠的知识 ，如我们读书时曾听到过学界的传言，即在“批林批孔”时，毛泽东主席说小冯（冯天瑜）总比大冯（冯友兰）强，但不知真伪，更不知道出处。陈锋的书中则有明确的记述：“当时盛传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小冯比老冯写得好’。据后来出版的正式文献，当年毛泽东主席指示原文为：‘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我对当时冯先生在而立之年就写出《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感到好奇；对毛主席很快看到此书，并作出指示，更感到好奇。”
范金民老师笔下的魏良弢先生，不仅对学术之事非常认真，还活灵活现地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学术生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明清史方向有位硕士生论文答辩，我请他主持。临答辩时，他突然把我叫到过道对门的元史研究室，手指论文，大发雷霆道：‘你看看，你看看，什么东西，你们明清史是有点名气的，可照这样下去，是要完蛋的！’我一看，原来是硕士学位论文中有几处空缺。当时论文都是交外面的誊印社用老式中文打字机打印，有些冷僻字无法打印，只能手书填补。我曾审读过某名校的博士学位论文，主题词郑鄤之‘鄤’，正文中几乎全是空缺，我好像还是给了‘良’的等级。答辩时，我结合论文批评了那位学生做事不求尽善尽美而是草率粗放，而且论文新意殊少，价值不大，学生居然感觉委屈，犟在那里不愿出场回答问题。本科生、研究生批评不得，至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世风日下，遑论现在！”
这样知识性、可读性兼具的文字在各位作者的论著中比比皆是，自然能得到大家的喜爱。
“雅学堂丛书”的作者都是一时之选，各书所收文章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可谓雅俗共赏。希望第二辑的出版不辜负读者的期待。这样的话，可能还有第三辑、第四辑，乃至更多辑。
后记
癸卯秋末，参加浙江师范大学的学术会议，报到之日的晚宴，浙江大学的刘进宝教授与我邻座，因为读过几本他主编的“雅学堂丛书”，不免由衷赞叹。在我所读类似的著述中，这套丛书最为喜欢，既有“品”又有“味”。“品”代表着入选作者的阶位，“味”是趣味横生。而且，丛书用纸、印刷、装帧十分精美。有品有味，才能达到图书出版的“双效益”；印制精美，才能使作者和读者双满意。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主编要有号召力和交友待物的能力，出版社要有好的眼光和大的魄力。在谈到先前有家出版社约稿 《珞珈山下》，看到已出几种后，失去了交稿的兴趣时，进宝兄说，甘肃文化出版社拟出“雅学堂丛书”第二辑，希望将 《珞珈山下》交给他。感到十分荣幸。
承进宝兄美意，从金华返汉后，开始整理旧稿。由于“雅学堂丛书”有字数限制和相关要求，颇费斟酌，一是要删去一些稿子，以基本符合字数和相关要求；二是冯天瑜先生逝世周年祭临近，《彭雨新文集》 出版在即，想加写两篇稿子 （即 《天下何人不识君：冯天瑜先生的“日常”》《彭雨新先生的为人为学及财政经济史研究——〈彭雨新文集〉序》），放进书中。在种种考虑之下，拙稿 《珞珈山下》分作“回忆与访谈”“序言与评论”“讲演与杂说”三个专题。三个专题所收文稿，都做了认真的选择，使其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代表性。所谓的代表性，窃以为是在我的财政经济史专业研究之外，尽量选一些非财政经济史方面的，包括了超出一般认知的“序”和文化、收藏、鉴赏等“杂说”。“讲演”也只收了两场带有公益性质的讲座。是否得当，尚请读者指教。
在书稿呈交后，进宝兄提出了一些修改调整意见，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
陈 锋
2023年12月26日于百研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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