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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逻辑，读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书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逻辑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逻辑，有助于读者读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本书通过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逻辑的深入分析，深刻呈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科学回答“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之问、“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人民之问、“如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的时代之问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对读者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3．集专业性、学理性、通俗性于一体，实现了学术理论的大众化表达，读者易于阅读和理解
本书用通俗化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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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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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世界逻辑、理论逻辑、哲学逻辑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逻辑，生动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伟大历史征程，有助于广大读者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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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韩庆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原成员。曾兼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央组织部联系的高级专家。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虞海波，浙江海宁人，法学博士。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道路探寻史研究。获2022年北京市高校思政课教学基本功比赛总决赛一等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组一等奖。近年来，在《江海学刊》《学习与探索》《党建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文章10余篇，多篇文章被“学习强国”全文转载。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一般项目2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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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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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之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实践维度：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三、现实维度：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
四、 历史维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二章 现实之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
一、“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逻辑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维逻辑
四、作为一种学术分析框架的“中国道路”
第三章 世界之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逻辑
一、“新时代”和“大变局”
二、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问题
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四、创立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
五、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第四章 理论之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一、 深化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学理性问题
二、 以学理方式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三、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
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撑
五、掌握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权
第五章 哲学之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逻辑
一、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生成论及其本源意义
三、哲学把握经济的基本方式
四、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式
结语 阐释“四大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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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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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理解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逻辑
习近平同志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体现了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世界逻辑、理论逻辑和哲学逻辑的高度统一，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从世界社会主义500 多年中演进而来的社会主义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习近平同志曾系统深入地回顾总结世界社会主义数百年的历史演进，提出精辟的“六阶段论”思想，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昭示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在过去500 多年中，社会主义历经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历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本。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丢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且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新的重大发展。比如：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优化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等。
世界社会主义500 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经过长期努力和接力奋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伟大飞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二、有着“五个得来”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的，它是在改革开放40 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 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 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 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这“五个得来”说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殊为不易，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说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来极不容易。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五个得来”从党和国家的改革史、国家的建设史、党的革命史、民族的奋斗史、文明的传承史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党、国家、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有些人企图放大党的失误和挫折，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误读中华民族的历史，甚至抹黑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动摇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所以，习近平同志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五个得来”的重要论述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否定，同时也告诉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排除各种干扰，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三、坚定和发展“四个自信”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里所说的自信，就是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之所以最有理由自信，是因为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具有独特优势。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因为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代表极少数人利益、以资本主导为核心的西方道路有着本质区别。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领导者，从而有利于监督权力、调控市场、节制资本，既能有效防止历史上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又能有效防止西方政治体制中相互掣肘、内耗低效的现象，有利于避免政府失灵和纠正市场失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着眼于解决当今中国如何走向共同富裕、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中国问题”，充满着中国国情、中国实际、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等“中国元素”，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借鉴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避免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有深厚的历史传承，又有宏阔的世界眼光，还有丰富的实践源泉，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于一体，具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气度，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优势有机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奏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最强音，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坚持“五大文明”整体推进的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从事业布局看，党的十二大提出同时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事业布局。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共同致力于全面提升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统一于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五大文明”整体推进，不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有效防止和克服物质上的拜金主义、精神上的虚无主义、政治上的民主游戏、生态上的透支掠夺、民生上的民粹主义等世界各种“文明病”。这开辟了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间正道，必将实现人类文明史上新的飞跃，进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标志。
五、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社会主义自然有着重大世界意义。
当今人类面临着应对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由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既是其中不少问题的诱因，又在加剧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无力与无能，人类再次把目光投向社会主义。国外政要纷纷表示，社会主义中国是倡导和推动世界整体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眼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秉承“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几年来，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推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给各参与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和践行者，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呼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让人人享有安宁祥和；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这四点倡议勾画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清晰蓝图，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人民向世界提交的关于人类未来的中国方案，表达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愿望，为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要全面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逻辑， 就要从它回答“历史之问”“现实之问”“世界之问”“理论之问”“哲学之问”入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界有一个说法，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阶段，并大致勾勒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1921—1949年，实为28年）是历经曲折，但最终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30年”；第二个“30年”（1949—1978年，实为29年）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个“30年”（1978—2009年，实为31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出困境，不断从一个胜利迈向又一个胜利的“30年”。这是从大历史的角度进行鸟瞰，呈现的是三个“分水岭”，但还有10多年的历史没有纳入。我们认为，尽管在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形式和内容各有所侧重，但不宜割裂开来单个地分析，而应整体观照。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可划分为七个时期。
引入与传播期（1917— 1935年）
这一时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从日本、欧美（主要是法国）和苏俄三条渠道传入中国并得到传播。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艾思奇等。主要内容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初步解释，所采取的范式主要是“启蒙”，不但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历史，用通俗化的语言教化劳苦大众。可以说，这一时期既为中国革命准备了“干部种子”，又为中国社会准备了“理论种子”。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掀起了留学高潮。这一留学高潮直接产生了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其中大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瞿秋白、蔡和森、蔡畅、李维汉、赵世炎、向警予、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聂荣臻、陈毅、叶剑英、萧楚女、徐特立等，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大钊于1920年创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主要成员如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还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实地宣传。1920年5月，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他们从日文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介绍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为国人开一条新路”为目的，以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俄国，是较早全面地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1923—1924年，瞿秋白先后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本书。1927年，他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哥列夫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一书，该书附录部分收入了他自己写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和《马克思主义之概念》两篇论文，进一步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留学法国的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党的历史上较早系统传播唯物史观的人。蔡和森积极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在这里，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与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斗争中运用理论，又在斗争中发展理论，形成共产党“自己的理论武器”。蔡和森出版了《社会进化史》一书，全面宣传马克思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初步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时中国是最早的宣传者之一。
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尽管没有选择出国留学，但他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21年，毛泽东在总结亲身经历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初步探索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问题。他明确指出：改良主义之社会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恐怕永远都达不到目标；“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在中国，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所以“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在考察中国的具体国情后发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将农民运动视为“痞子运动”是完全荒谬的。如果放弃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实现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则无从谈起。毛泽东认为，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党领导农民运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革命相结合的有效途径。1927年，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经过“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对工农武装的绝对领导；秋收起义推动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的结果。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同教条主义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应当重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的开辟，推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不断地走向深入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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