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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从何时起,我们再也听不到“自然”的声音了?
是“狐狸”变了,还是“人”变了?
重新发现“看不见的历史”,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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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从前,我们身边有许多动物能“欺骗”我们,比如狐狸、狸猫、浣熊、黄鼠狼....... 这种动物作怪的事情并不稀奇,也被人们当作一种“正常事件”来谈论。而这类事件消失的转折点是1965年!当时,日本人的自然观和生死观发生了什么构造性的转变?当我们现在讲述“我们被狐狸欺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说些什么?1965年左右,日本社会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经济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人作为个体被从村落社会分离出去,不再与自然产生共鸣……换句话说,现代化破坏了人可以被狐狸欺骗的环境,而这种“现代化”扫除的是什么呢?我们失去的“看不见的历史”又是什么?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历史进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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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内山节,1950年生于日本东京,哲学家。曾任教于东京大学和立教大学。作品有《货币的思想史》、《“里”的思想》、《名为战争的工作》、《哲学的冒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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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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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狐狸与人
第二章 1965年的革命
第三章 被狐狸骗的能力
第四章 历史与“看不见的历史”
第五章 历史哲学与狐狸的故事
第六章 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呢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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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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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无论去哪儿都会随身携带钓竿。就算不是以钓鱼为目的出行,也会把钓竿放进包里,等办完事,再到周边寻觅马苏大麻哈鱼、红点鲑栖息的河流。
我在许多村子的旅舍住过。虽然二十五年多前,我写过一本《从山村垂钓说起》(1980),但比起心无旁骛地钓鱼,我更爱在有人居住的村子小河边一面垂钓,一面欣赏山与农田、农家交织的风景。我钟意的并非“溪流垂钓”,而是“山村垂钓”。入夜后,在附近寻找住处,总会有在河边结识的村民邀我同往。有时我也坐在农田边听村里人讲故事。近来,我很少再携带钓竿出游,因为每年约有半数时间都住在群马县的上野村,跟住在东京的时间持平。20世纪70年代初,我外出寻访可供钓鱼的山村时,首先找到的就是上野村。
滞留在山村里,总会听村民们说起昔日被狐狸骗的趣事,因为数量太多,听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除了狐狸,偶尔也会出现狸猫、貉、黄鼠狼等戏弄人的逸话。
可仔细一问,那些事都发生在1965年(昭和四十年)以前。1965年以后,曾经大量存在的“狐狸骗人”的传闻忽然绝迹于日本社会,且几乎同时在各地消失。
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我写作本书的源头。为何从1965年起,狐狸骗人的故事不再有新的产出?1965年的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想试着逐步揭开这个谜底。
在我的计划中,本书的副标题该是“历史哲学绪论”。因为在不断拷问“为何不再被狐狸骗了”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往日的自然与人类的历史、村落的历史、人与自然的交流史,并深入民众的精神史。由此,必须从一般的历史学出发,重新捕捉那些“看不见的历史”。我意识到,必须在历史哲学的范畴内,重新考察“历史是什么”。
本书就是围绕这些问题意识展开的。我们为何会失去那个不断催生“被狐狸骗”的故事的历史?我们眼下生活的历史世界又是什么样的?
但愿本书能助力读者思考“我们所处的当下”。
第一章 狐狸与人
一
过去,日本凡有狐狸栖居的地方,必然流传着许多“人被狐狸骗”的故事。这些故事离当下并不遥远。在距今 五十多年前,即20世纪中期为止,被狐狸恶作剧、被狐狸捉弄的故事还随处可见。另外有些内容(比如被狐狸魅惑的“狐惑”传闻)跟本书主题无关,在此只能割爱。
不过,以1965年为界,日本社会突然再也没有产出“被狐狸骗”的新故事。这是为什么?本书打算由此展开分析,并通过这件事来解释历史哲学(而非历史学)究竟是什么。
我出生在东京的世田谷区,从小生活的环境就与狐狸无缘。住房周围没有农村,取而代之的是大片住宅区,那时的世田谷已经变成东京的郊外住宅区,不复战前的村落模样,也根本不像是有狐狸出没的地方。住在这种郊外,我上小学以前就爱上了钓鱼。离我家较近的河流是多摩川,二十岁以后,我时常自己开车到山间地带去钓马苏大麻哈鱼和红点鲑。
从北海道至九州,我曾在形形色色的河流里垂钓,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停泊。钓鱼人聚集的旅店里,入夜后总有店里人与附近居民闲聊,其中就有人说起狐狸骗人的逸闻,不知不觉,我也养成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就会询问当地人与狐狸关系如何。
然而,人被狐狸骗的传闻虽多,却都发生在1965年(即昭和四十年)以前,无论哪个地区都一样,以1965年为界,再也没有新的故事产出。
于是,我开始向各地人提问:为何自1965年起,人们不再被狐狸欺骗了呢?面对这个问题,人们总会沉思片刻,再告诉我答案。当然,这些答案没有社科专业要求的“科学性论证”,只是村里人自己的想法。说到底,若要追求科学性论证,本书的主题从一开始就无法成立。读者想必也已发现,“人被狐狸骗”这个假设本身就与科学性论证相悖。我只知道过去的日本人觉得“被狐狸骗”理所当然,或者说,他们生活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经历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就算有证据表明以1965年为界,此类故事不再更新,也没人能证明这些故事本身是否属实,又或者该说,这些事实根本无法论证。
二
话说回来,自古以来,生活在日本的人好像都能从狐狸等自然界生物身上感受到超越人类的力量。他们相信,这些生物具有人类没有的能力。
若要更准确地解释 ,就比较复杂了。例如平安时代 中期,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 ”传入日本后发生变化,催生了阴阳道。那是阴阳师安倍晴明大显身手的时代。
与晴明有关的传说故事里,鸟类和动物大都拥有特殊能力,但这种能力并非它们本身所有,而是式神“降临”,附身于鸟类、动物,借由动物身体驱动特殊力量。这种能力不属于动物,而属于“降临”的“神”。
安倍晴明是实际存在的人物,生活在西历1000年左右的京都。以京都为中心,日本全国各地都修建了晴明神社。近年来,诸如《安倍晴明》(斋藤英喜,2004年,Minerva书房)之类的优秀研究著作接连面世,过去的故事集《今昔物语》 《宇治拾遗物语》 里也有晴明的身影。他并非昙花一现的人物,反倒在死后因后人的附会装点而成为传说。进入江户时代 ,民众开始相信,晴明之所以能力卓绝,是因为他母亲是信太之森的狐狸葛叶。甚至有一首据说是他母亲吟咏的和歌流传于世:“君若思念,请来相见,葛叶含恨,和泉信太之森。” 顺带一提,传说中晴明的出身地有两处,一是大阪的和泉,一是关东的茨城。
由此看来,式神降临时驱使动物使用“超能力”的观念,历经镰仓以后的民间传承,进入江户时代又发生了改变:晴明之所以拥有“超能力”,是因为他母亲是只狐狸,亦即他体内有狐狸的血脉。后者内藏的观念是狐狸拥有超越人类的力量。江户时代,晴明与葛叶的故事主要在江户、大阪等都市出版,并被搬上舞台,这些都市居民则是由村落源源不断地“补充”过来的。例如江户的面积在不断扩大,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个故事就此在都市民众心中扎下根来。
那么,晴明实际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呢?那是平安中期的朝廷世界,是贵族们的世界,支配者们的世界,也是国家掌控的世界。儒学的存在是为了用理论证明国家的正当性,道教、佛教也是在这个前提下被赋予解释、不断发展。我们都知道,佛教从国家护持、贵族们的个人救济理论中逐渐脱离并孕育出大众佛教,就是在平安末期到镰仓时代 。
在这个支配者的世界里,“天—王—臣—民”的关系被视为遵天命而行的合理法则,王权来自天意,因而被正当化。日本文化重视天意,即神灵的世界,当这些“神”降临于人世,动物也可以拥有“超能力”。
换句话说,这种理论是在古代国家的运营者、支配者们的意志下形成的。
但无论在哪个时代,这样的人都不是多数派。真正的多数派,是那些在村里耕地、在都市或村庄勤劳谋生的人。对他们来说,镶嵌在“天—国家”理论中的阴阳道根本不属于自己。如果要使用阴阳道,就得把它重新改造成适合自身环境的东西。
在晴明大展身手的时代,出现了一群为民众占卜、祈祷的人。与支持国家的晴明不同,他们是“非国家”一方的“阴阳”实践者。这些活动后来与大众佛教、修验道 、古神道 等结合,或是与之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逐渐缔造出属于民众的灵魂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与实际存在相异的晴明传说,晴明之母葛叶也在传说中登场。这意味着,在民众心里,葛叶不是降临人世的“神”,而是一只“有灵力”的狐狸,是“超能力者”。
三
谈及日本时,我总会产生一种危机感,害怕人们把日本看作一个单一的整体。历史中的晴明为保护国家而观察天体运行、利用式神与祭文修行阴阳道;大众传说里的晴明则是葛叶之子。二者间的差异是精神世界最深层的差异,也是灵魂世界的差异。可以说,这两个晴明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世界与灵魂世界,代表了生活在不同灵魂历史中的两种人群。
江户时期的儒学及与之相关的国学 中,出现了超越这种差异的“日本人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普及之下,才有了明治以后的日本。这可谓一种政治性的产物,我们首先要摆脱这种“被禁锢的精神”,才能以自由的目光去看待生活在村落里的居民们精神上的、灵魂中的世界,以及这世界里狐狸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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