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 星期三 牛津
盛夏开始。昨晚，英国友人提醒说，气象预报今天酷热将创下牛津历史纪录。信然。晨起，洗漱毕，汗水浸湿的衬衫已紧紧贴在身上。以往，即便是盛夏，牛津也多是早晚凉爽。难怪室内不见空调。
上午九时，学院内吃过早餐，步行去牛津大学“饱蠹楼”阅览。“饱蠹楼”乃牛津大学“公共图书馆”，是世上最著名的学术图书馆之一，是学者、书蠹的麦加、耶路撒冷。馆藏书籍（手抄典籍与印刷典籍）逾一千一百万册。“饱蠹楼”新旧馆馆藏文献典籍数量之巨，实归因于其创建不久，牛津大学一六一〇年即与 当时的“伦敦书籍出版经销同业公会”（Stationers’ Company of London）达成协议：凡公会成员所有印品均当免费赠存一份给该馆。此协议后经一七一〇年的《安妮法令》（Statute of Anne）正式确认，使得“饱蠹楼”成为英国最早的“版权图书馆”（copyright library）之一，直至今日。自宽街南侧拾阶而上，过两排廊柱支起的克拉伦登楼（Clarendon Building）拱门，步入土黄色碎沙石铺出的克拉伦登 方庭（Clarendon Quad），方庭东向的街对面是悬空飞架的“叹息桥”（the Bridge of Sighs）。继续向南，再穿过一道窄而矮的拱门，就到了“饱蠹楼”正门（the Proscholium）所在的“老学堂”方庭（Old Schools Quad）。“饱蠹楼”正门东向。 正门两侧，依次环列着以拉丁文标示的老学堂院室十间，如Schola Moralis Philosophiae（道德哲学学院）、Schola Grammaticae et Historiae（文法与历史学院）、Schola Lingvarvm Hebraicae et Graecae（希伯来语与希腊语学院）等。正门前，担任过牛津大学校长（一六一七年至一六三○年）的彭布罗克伯爵（the Earl of Pembroke），一身黑色骑士戎装的青铜全身塑像矗立在高高基座上，迎着早晨的太阳。
眼前古老的氛围把我拉回十六世纪，拉回它的缔造者、牛津出身的托马斯·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1545—1613）所处的时代。
一五五三年十月一日，亨利八世之女、信奉罗马天主教、下令焚烧了近三百名异端分子、史称“血腥玛丽”的玛丽·都铎（Mary Tudor）正式登上女王宝座。信奉新教的博德利之父约翰·博德利为避迫害，不得不举家离开英国，流亡日内瓦。在日内瓦，少年博德利得以拜名师修习希伯来文、希腊文和神学，对近代欧洲语言产生了浓厚兴趣。一五五九年一月十五日，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登基。该年岁末，博德利一家终得返回家园，定居伦敦。聪慧的他，十四岁即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本科毕业后，次年，成为墨顿学院院士。而立之年的博德利，为一腔报国的政治热情所驱动，离开墨顿象牙之塔，告别牛津，凭早年打下的坚实欧洲语言基础，频频代表英国出使欧洲诸国。五十五岁后，参透政治的无奈和无聊，他归隐牛津。然而，撒手国是的归隐没能驯服他不安分的个性。政治抱负之火熄灭的灰烬中，再次燃起旧日学术激情的火苗，这火苗借着他的财富和想象力，竟清晰地照亮出一座未来世界学术宝库的宏大蓝图。这蓝图就是一六〇五年近代科学的奠基人弗朗西斯·培根称为“拯救学问于滔天洪水中的方舟”（an ark to save learning from deluge）、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求学牛津的钱锺书传神戏译为“饱蠹楼”的博德利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 / the Bodleian）。一五九八年二月， 博德利向牛津大学副校长建言，修缮恢复兴建于十四世纪但后来几遭废弃的大学总图书馆（university library）。一五九九年，博德利委任新学院院士、有着同样新教背景的托马斯·詹姆斯（Thomas James）担任第一任馆长。一六〇〇年六月修缮竣工。一六〇二年十一月八日，尽显十五世纪风格品味的“新馆”开放。一六〇四年，博德利封爵。同年，“新馆”正式命名为“the Bodleian Library”。一六〇五年，詹姆士一世临幸“饱蠹楼”。那天，英王饶有兴致，在馆里勾留良久，仔细翻阅架上陈列出的手抄典籍和印刷典籍，一时看得兴起，当下放话博德利：“今后凡在王室藏书处看上的任何手抄典籍，均可随时调进他的图书馆。”老成的博德利虽受宠若惊却没有当真。后来的历史证明，“饱蠹楼”除得到钦赐的一套英王本人并不高明的著述外，这番慷慨不过是君王兴头上说说而已。临别，年轻时热衷过学问的詹姆士对博德利袒露心迹：“若不当国王，我愿任一大学教席。若不幸沦为阶下囚，容我选择，我甘愿囚禁在你的藏书楼，为铁链所缚，就像那些铁链所缚的书。”随口说出的这几句话倒像是出自他的内心，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用的全部是虚拟语气。
“饱蠹楼”之所以成为“饱蠹楼”，那是因为博德利周游列国的视野在他入藏典籍的标准和品位方面打下了严苛学术底色。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一六一三年博德利辞世后，第一任馆长托马斯·詹姆斯仍不遗余力严格遵循博德利定下的规矩：古希腊罗马作家、基督宗教的早期教父、欧洲国家新教改革家以及他同时 代的英国国教神父——只有这些人的著述才名正言顺陈列于此。一六二〇年，托马斯·詹姆斯去职后，诗人弥尔顿的朋友、第二任馆长约翰·劳斯（John Rouse）才把入藏的森严大门向英语文献敞开，莎士比亚等人的文字终于带着尊严开始占据“饱蠹楼”书架宝贵的一席之地。
遐想中，一阵清脆的铜铃声将我唤醒。看看手表，晚六时五十分。一位中年男图书馆员手摇铜铃缓缓穿过几间安静的阅览室，提醒七时闭馆时间已到。
合上翔实的《饱蠹楼简史》（Mary Clapin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2015），抬头见窗外天光正亮。忽然意识到，刚刚流进两耳的声音神奇得有些不可思议。“饱蠹楼”的历史做证：一样的天光里，这清脆的报时铜铃声从博德利时代一响竟响了四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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