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其他学者的著作如同温顺的木偶，而我的书却总是像不听话的匹诺曹？我的书有自己的特点和想法，并且拒绝被纠正。这本书就是如此。当我坐下来动笔的时候，我设想这本书应该始终保持温和理性、勤奋严谨与平衡的风格：秉持不偏不倚、公平持正的态度，考察各种对社会结构和过程进行大比较的方法。可不知怎的，它变成了一个“小霸王”，带着自信、好斗的神气，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然而，隐藏在这种虚张声势背后的，其实是一个懒惰、优柔寡断和畏首畏尾的，腿部有残疾的弱者。本书经常在不指名道姓的情况下提出指责，从而避免进行相应的论战（人们本以为本书会热衷于这种论争），而且也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所谓的错误发生于何时、何地或是如何发生。唉，简直是没救了！
然而，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小坏蛋”。罗素?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邀请我写一篇关于“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和跨学科研究”的论文，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契机来反思我们通常用于分析大型社会过程并推测其起源的各种方案的优缺点。这部分任务对我来说是较为熟悉的，我已经花了多年时间来研究诸如无产阶级化、城市化和国家建构等大型社会过程。
然而，考虑到对大过程的最新研究进展，我觉得我还应该讨论人们分析超大型社会结构（如国家体系）并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的方法。对我而言，这部分内容离开了我自己熟悉的领域：尽管我有时会对大结构和大比较进行思考与推测，并认真阅读其他学者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但我自己从未沿着这些思路进行过严肃的实证研究。当我围绕自己的目的进行大比较时，它们几乎总是属于本书所谓的“个体化”比较，即试图通过与另一个文献中翔实、论证充分的案例进行对比，来阐明手头这个案例的特征。例如，我很熟悉法国的国家建构（statemaking）和集体行动，这常常帮助我思考英国的国家建构和集体行动之间的联系，反之亦然；但我从未对这两个国家进行过持续的比较，以确定在国家建构、集体行动或两者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规律。因此，当我在讨论大过程的时候，我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而在讨论大结构和大比较时，我只是对该领域很感兴趣的“门外汉”。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挑战新的领域。零散的想法和不满已经在我脑海中辗转积聚了很久，当我动笔的时候，这些想法很快就汇聚起来，文思喷涌、运笔如飞，其中一些内容看起来还是很有趣的，也有保留的价值。然而以这种方式完成的著作，在学术史回顾的翔实性、文献综述的系统性、文本阐释与批评的严谨性方面均有相当程度的不足。它更接近于法国人所说的“立场”（prise de position）：对某种有待论证和探讨的观点的陈述。针对这些问题，我查阅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希望这些文献能够弥补本书的缺陷和不足之处。虽然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全新创作的，但本书第四章关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讨论，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借鉴自我的《旧的新社会史和新的旧社会史》[The Old New Social History and the New Old Social History，Review 7（1984）：363—406]。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鼎力相助。罗德?阿亚（Rod Aya）、罗伯特?科尔（Robert Cole）、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罗纳德?吉利斯（Ronald Gillis）、雷蒙德?格鲁（Raymond Grew）、迈克尔?埃什特（Michael Hechter）、林恩?亨特（Lynn Hunt）、艾拉?卡兹纳尔逊（Ira Katznelson）、威廉?罗伊（William Roy）、詹姆斯?鲁尔（James Rule）、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阿瑟?斯廷奇科姆（Arthur Stinchcombe）、马丁?金?威特（Martin King Whyte）和迈尔?扎尔德（Mayer Zald）等师友在阅读初稿之后迅速给予反馈，并对初稿提出了大量经过深思熟虑的批评意见。他们说服我删除了一些存在缺陷的观点，帮助我澄清了一些模糊的论点，并为书中某些不太合理的表述提供了更多的文献资料。丹尼尔?奇洛特（Daniel Chirot）、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斯考切波（再一次）对我的第二稿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也给了我很多鼓励。他们的建议促使我再次对书稿进行了重大修改。
我的良师诤友们褒奖了我严肃认真的态度，但他们也毫不留情面地紧盯着本书的错误和缺陷。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批评意见表明，我在短期内所做的任何修改都无法说服他们中的任何人（更不用说所有人了）相信本书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这不怪他们，都是因为调皮的匹诺曹。
查尔斯?蒂利
1984年9月于安阿伯（Ann 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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