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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聚焦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与国家政体的建构，即从1895年甲午战后到1917年张勋帝制复辟失败的二十二年的历史，从大历史视角来说，这是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
甲午战后的中国进入维新时代，探索中国政治体的转型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大阿哥事件、义和团运动、签订《辛丑条约》等虽然为中国政体的转型摁下了暂停键，但自上而下的社会共识已经达成，人人都认为唯有变革才有出路，清政府重启新政，《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向现代国家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历史充满了偶然，在不可控、无法预见的多种变量的作用下，清廷退出中国的政治，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成功了，后世中国的国家建构，都是以此为原点展开的。虽然此后就是军人、政治家、新旧官僚、新旧知识人、革命党人等在立宪与共和之间的大讨论与大博弈，但中国前行的方向没有变：逐渐成为现代国家。
因病去世的袁世凯用最特殊的方式化解了巨大的政治危机，中华民国重建，张勋复辟帝制成为一场闹剧，段祺瑞成为“三造共和”的英雄，从共和到帝制再到共和，中国终于走出了帝制，也涵化出了自己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正缓缓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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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勇，著名历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儒学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中国儒学三千年》《梦想与困惑：1894—1915》《中国文明通论》《晚清四书》《晚清二十年》《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等，以及董仲舒、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的传记，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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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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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回望1895—1917
维新时代的政体探索 / 004
新政改革：现代中国步入正途 / 010
《钦定宪法大纲》：迈向现代国家的关键 / 017
清帝退位：中国版“光荣革命” / 022
帝制与共和的博弈 / 027
第一章??现代中国前奏
转向现代之必然 / 035
华夷之辨 / 042
君主与民主 / 051
执其两端而用中 / 064
第二章??现代中国的起点
民族主义诉求 / 073
变局起南国 / 092
重置未来 / 094
第三章??新希望与新困扰
开启新纪元 / 109
新教育：一项被耽搁半个世纪的改革 / 122
变革引领者 / 130
自由经济法制环境 / 134
新困扰 / 143
第四章??众声喧哗：同一个时代里的不同梦想
一个人的觉醒 / 149
维新思想发生与坚持 / 164
“割辫与绝” / 213
贵族之蜕变 / 227
一个人不同阶段的不同选择 / 252
第五章??“灰犀牛”：好方案与坏手段
资本属性 / 275
一个不算坏的政策选择 / 282
出乎预料的反弹 / 285
一批“愚蠢的”明白人 / 292
第六章??共和初造
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 310
“流质善变” / 325
“共和英雄” / 350
第七章??“非袁莫属”
开缺回籍养疴 / 375
时势要英雄 / 399
中国的唯一出路 / 412
第八章??乍暖还寒：现代困局
“意义世界” / 431
重建威权体制 / 443
一个制度史解释 / 448
制宪会议：短视与远见 / 466
第九章??历史是自己写的
现代要旨 / 492
权力架构缺陷 / 498
国体的选择与急不可耐 / 512
第十章??挫折与重建
寻求意义 / 522
一位独特的保守主义 / 527
共和正解 / 532
想象的历史机遇 / 539
归复旧制 / 554
历史如何能一马平川 /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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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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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895—1917
在上一部《叠变》中，我主要探讨中国文明在大航海之后所面对的困扰。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中国为什么与世界失去了“共时”的机遇，从而使中国原本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一拖再拖，直至叠压至不可承受。
接续前书，这本《涵变》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在一系列困扰叠压之后的反应。所谓“涵变”，其实就是“涵化”，也就是摄入外来政治文化与思想所引发的变化。不管是西风东渐还是国人向东求学，西方和日本的文化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固有的制度和文化发生了变化，国人的观念在“接受、适应或反抗”中开始发生蜕变。
我们知道，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十年，尽管中国也向西方学习了不少，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甚至国际公法等，中国也并非一概不知道，有些内容比如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不仅学得不错，而且还有“二度创造”，很多物品既为中国人所欢迎，也受西方人青睐。仔细检讨洋务新政三十年的中国发展，必须承认中国在器物层面，将创新转化为实用方面，朝廷主导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确实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工业化与西方的差距在急剧缩小。
但是就文化的本来意义说，甲午之前的中国文化还是以“中国”为主导，三十年发展虽然包含了许多西方因素，但西方文化的真谛、要义、精神，似乎并不在那时的中国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之所以接纳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等，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因素是“末”，是“用”，是枝节，是奇技。换言之，正如那个时代或稍后的知识人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所看到的那样，中国采纳了西方近代工业化发展之“末”，注意了器物、技术、实用，而忽略了国际体制的根本再造。中国缺少英国意义上的工业化发展，缺少一个社会中间层，因而中国没有办法随着社会经济的调整，重新调整政治权力格局，没有办法将家天下转变为公天下，将君主的普遍权力给予制度性改造，重构一个近代国家。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
甲午之后的情形就不一样了。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失败，中国三十年积累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近乎归零。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珍惜的教训。“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圣人的教诲。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在失败之后并没有沉沦，而是迅速转身，向打败自己的敌人学习，仿行明治维新，开启了自己的“维新时代”。
所谓“维新时代”，就不再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也不再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吸收外来文明，更不存在什么“本末”，什么“体用”，而是将所有文化，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包括古今，全部拿来，摄入“涵化”，重构出中国所需要的文化样态，甚至政治样态。更直截了当地说，甲午后的中国开启了国家重构、国家再造的过程，李鸿章那一代人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其实所指就是中国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仅要重构周初以来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而且必然会重构周秦之际建构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权力架构，可能会发生与英国近代历史同样的故事，一个新的阶级萌生，政治权力体系重构，王权不再是一家一姓之护符，王朝不再是一家一姓之私产，不再是某一个或几个特殊利益集团，甚至是那些开国功臣、军功贵族手中的私人财富。王朝必然转型为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君主与民众之间的权力分际、边界必然会重构。
这本书，就是研究这个过程，其时间段大致限定在1895年甲午战后至1917年张勋帝制复辟失败。这二十二年，涵盖了晚清十几年，以及民初几年。这二十二年，从大历史视角而言，应该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从帝制到共和，又从共和到帝制，再从帝制到共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演了西方一些国家上百年的历史。尽管政治基础依然不牢固，但的确开启了现代中国的长河，引领中国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不再在一家一姓之天下、之王朝史中打转转，不再遵循王朝史“兴盛衰亡”历两千年而不变的“四部曲”，逐步进入一个人民本位的天下，天下事由天下人做主。即便是最坏的政党政治，也不再是一家一姓，其权力的传承不再凭借血统，而是在政党内部的竞争。
这二十二年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但其根本的价值指向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而且从甲午战争之后的最初反应看，也是要延续或者是调整之前三十年洋务新政的缺陷。所以我们看1895年之后的所谓维新运动，其实就是在接续洋务运动，又是在对洋务运动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和调整。
然而让人们想不到的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掌控大局的恭亲王奕于1898年春突然病逝。许多人都像张荫桓、宋育仁、张謇那样敏感地意识到政随人亡的规律又将发挥作用。
恭亲王奕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在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协助嫂子慈禧太后、侄儿同治帝与光绪帝，是洋务新政实际的领导人。甲午战后，受命与李鸿章一起善后，再引领中国走向维新变法路径。奕的政治主张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稳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在此基础上于政治、法律、教育、社会等更多问题的改革，奕并不一味反对、拖延、不赞成，而是根据需要，切合实际，因时因地灵活应对。比如说，洋务新政主旨是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不主动触及政治、法律、教育诸多层面，但我们从奕主政时期的实际举措看，似乎并没有绝对化。中国在洋务新政开启不久就引进翻译了《万国公法》；就破天荒地组建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创办同文馆；就允许教会、传教士近乎公开在中国传播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奕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的开启者，应该说是实至名归。
1898年6月11日，也就是恭亲王奕去世十余天后，光绪帝宣布改革，先是设立京师大学堂，大力推动新教育。进而，光绪帝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并宣布翁同龢开缺回籍，宣布提升一批新人，罢黜一些旧人。实事求是地说，光绪帝这些改革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他连篇累牍地发布谕旨，过去的研究认为属于激进，是导致保守势力反扑的根源。其实，这些年我重新研究这些举措，并不认为光绪帝的政策宣布有问题，因为发布的这些新政策有的属于滞后，是对已有改革的确认；有的是超前，但并不是要求立即执行，而是未来一个很长时期的政策。所以，我并不认为1898年维新运动迅速失败，是政策激进的结果。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
短时期发布的诏书，并不都是要马上执行的。一个政策宣布之后，要有个消化过程，它实际上是在弥补过去几十年有些该做而没做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已经在做，或在局部地区做，而尚未获得官方确认的改革。就总体来讲，光绪帝在政治、经济、知识产权、外交、法律制度方面的政策宣布都很有意义。从现代化角度讲，光绪帝要推动的变革其实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之后，必然要发生的一个权力分享运动，从全球史观点看，就是大宪章改革。虽然晚了西方几百年，但意义是一致的。
通过这种政治改革，其目标就是要把皇权置于法律之下，至少是为皇权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边界，从无限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普遍权力变为具有某种节制的权力。比如政治顾问机构如何设置，让众人参与讨论，就不再是天子家的私事，而是为皇帝配置了一个顾问班子，是顾问而不是南书房，也不是事务性的军机处。至于中央机关的机构调整，实际上就希望能够设立某种议政机构，让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分置。这并不是光绪帝的异想天开，而是日本明治维新已经走过的路。日本1890年前后开始实施宪政，甲午战争也证明了这套制度的有效性。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在这方面并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议。光绪帝与维新大臣长达几个月近一百天的反复讨论，说到底就是如何将中国从一个“前现代”的政治体转型到一个现代国家，其价值取向虽然没有说的那样清楚，但在光绪帝和主事大臣的心目中，“先发的”欧美诸国，特别是与中国国情相仿的日本，就是自己的榜样或摹本。可惜的是，突发的政变打乱了既定的政治日程，光绪帝的理想继续只是理想。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现在看来是康有为那批“政治边缘人”的焦虑与想象所导致的。比如康有为，我们不必怀疑他的政治赤诚，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素人”，他在北京实在是太活跃了。阅读他的“自编年谱”和同时期的他人记录，康有为太急于进入北京官场了，他与翁同龢、张荫桓、文廷式等朝臣往还，与谭嗣同、林旭这些政治新锐结成密友，短短几天通过各种方式干预了许多政策制定，以自己的名义，更多以大臣的名义上了大量的诏书。但仔细研究康有为的活动，其实他是一个“政治边缘人”，并不了解政治运作的根本，对实际政治缺少体认。当然，我们也不必否认康有为重建现代国家的理想，在近代中国国家再造过程中，康有为依然代表了一个清晰的方向。他对日本、俄国变法历史的研究，对西方宪政体制的观察，都为中国后来国家体制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政治立场当然不可能清一色的团结一致，各色人等的认识差异、人际关系肯定不一样，翁同龢、张荫桓这些人在与康有为熟悉之后，肯定讲过一些官场矛盾、人际关系之蛛丝马迹。这些原本并不是那么严重的差异，可能就被康有为牢牢记住，进而演化出更富细节的官场内幕。这不仅是康有为一个个案，我们日常接触的类似故事不胜枚举。惊心动魄，但并不真实。
戊戌政变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挫折。中国原本可以通过温和的政治变革调整自己已不太合理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却因为政变一切归零。
流亡海外的康梁等人属于“话语强势”人物，他们继续用维新话语建构戊戌叙事，依然坚持支持光绪帝的保皇立场，这当然是康梁的认识、权利，但却害苦了紫禁城里的光绪帝。直接当事人谭嗣同等人死无对证，而略微知道此事的袁世凯也可以证明谭嗣同确实找他说过“围园劫后”的计划。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在政变后变得非常微妙，光绪帝表示自己与太后没有二心，更没有阴谋，但康梁在海外发声却给出信誓旦旦的相反旁证。太后心中的疑云如何能够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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