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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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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中国工会。从新时代视角展开，涵盖应急协同理论实践等多方面。构建模型与机制，探索关键因素，提出强化工会治理路径，是工会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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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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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国工会为研究对象，在新时代视角下分析了工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中的应急协同理论与实践框架，客观调查了中国职工需要和工会干部应急素质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职工利益博弃数学模型、职工群体性事件演化机理、工会常态社会协同模型、工会应急社会协同模型，构建了劳动关系风险预警机制以及职工群体性事件情景分析框架，进而归纳出中国工会应急协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估方法。在国家治理视角下，考察了制约工会社会协同能力的关键因素及相互关系，建立了中国工会应急协同治理体系及运行机制，从理论和实践对策维度提出了强化工会治理的中国本土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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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任国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入选教 育 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团队名单，兼任国务院安委会专家、国家科技部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全总安全生产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工业安全与风险管理、智慧应急决策与仿真分析技术、劳动风险与大数据技术。
杨鑫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学院副教授，高级职业指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劳动教育、劳动安全、应急运筹与管理。
王起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安全工程学院公共安全管理系副主任，教授，入选教 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团队名单。主要研究方向：风险评价、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余志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安全工程学院副教授，入选jiaoyu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团队名单。主要研究方向：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工会劳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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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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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 001
0.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001
0.2 研究视阈与切入点 007
0.3 文献概述与研究思路 008
上篇基础调查 013
第1章 职工需要的理论建构与基础调查 14
1.1 职工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提出 014
1.2 职工普惠性需要的提出假设与理论依据 018
1.3 职工需要维度模型的构建 020
1.4 农民工需要状况调查及其表征指数 031
1.5 基于生理需要的建筑业农民工需要状况判别标准 042
1.6 厘清差异化需求，推进建筑业农民工就业精准治理 046
1.7 小结与认识 049
第2章 工会干部应急素质基础调查与分析 051
2.1 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051
2.2 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工会干部政策深化改革与攻坚阶段 054
2.3 常态下工会干部应急素质调查结果与分析 057
2.4 新时代工会干部队伍素质标准的提出 079
2.5 小结与认识 081
第3章 职工利益博弈数学模型 082
3.1 问题提出与研究进展 082
3.2 职工利益非合作博弈数学模型构建 083
3.3 基于四方合作博弈收益效果验证 089
3.4 小结与认识 090
第4章 工会常态与应急社会协同模型 092
4.1 工会社会协同能力及其表征模型 092
4.2 应急管理中多元化主体及其协作成效 097
4.3 工会应急管理协同作用模式 100
4.4 小结与认识 102
第5章 国内企业劳动关系风险预警机制构建 103
5.1 问题提出与研究进展 103
5.2 劳动关系风险预警系统及其预警程序 106
5.3 劳动关系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109
5.4 劳动关系危机预警机制及其预警对策 115
5.5 小结与认识 120
第6章 “一带一路”沿线中资企业劳动关系风险研究 121
6.1 问题的提出与背景分析 121
6.2 文献评述与研究进展 122
6.3 “一带一路”港口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124
6.4 A港口工程实例评估与结果分析 136
6.5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劳动关系“两极化”趋势研判 140
6.6 小结与认识 151
第7章 H区总工会应急协同能力评估 153
7.1 问题提出 153
7.2 工会应急协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154
7.3 H区总工会应急协同能力综合评价 160
7.4 小结与认识 166
下篇实证分析 167
第8章 基于情景模拟的职工群体性事件治理 168
8.1 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现状 168
8.2 职工群体性事件原因及其数据分析 170
8.3 情景构建与数理分析 180
8.4 职工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机理 184
8.5 职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治理 186
8.6 小结与认识 189
第9章 工会社会协同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 191
9.1 新时代工会治理的提出 191
9.2 工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196
9.3 工会社会协同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 199
9.4 工会社会协同治理的基本路径 203
9.5 小结与认识 206
第10章 结论 208
10.1 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与重要观点 208
10.2 研究内容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215
10.3 学术价值、应用价值或社会影响 216
10.4 本研究的不足 217
主要参考文献 218
附录 238
后记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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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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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专列一章部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是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标志着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同时，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中国工会作为职工群众最为广泛的社会团体，作为劳动关系和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参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是工会组织的一项“天然”社会职能，在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展现了工会组织的特殊地位作用和优势。
工会产生于产业革命后的劳动关系之中，是市场经济中劳资之间能够达到相对平衡必不可少的组织力量。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2019年12月，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标志着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进入法治轨道。当前，从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来看，并不尽如人意，形成群体性事件”的主客观条件和劳动关系不和谐的因素仍然存在。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总体呈现“两极化”的发展态势：一极向微观网络延伸，呈现网络化发展趋势；一极向宏观区域延伸，呈现区域化趋势（任国友等，2019），其中平台企业网约工和走出国门的中资公司属地国员工劳动争议是劳动争议事件快速增长的重要特征。
在4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转型的制度变迁与重构中，广大职工在分享改革福利和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失业、工伤、职业病、劳动争议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激活社会组织活力，为工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工会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参与中介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需厘清：一是工会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上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条件是什么？二是工会转型和角色转换的社会背景和制约因素如何表征？三是工会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估的切入点如何确定？破解上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工会社会协同能力。所谓工会参与社会协同治理（以下简称工会治理），是在党的领导下，各级工会组织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维权服务活动，开展自主治理及其参与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职工具体利益的过程及其结果状态。工会社会协同治理能力（以下简称工会治理能力）是指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会各级组织开展自主治理和协同治理的能力，分为常态社会协同能力和应急社会协同能力。换言之，对工会角色转换和社会协同能力的科学认识还应放在当前中国工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基层工会工作的实践中去判断与验证。
当然，中国工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治理实践仍在进行中，在工会改革中逐步落实社会治理的过程还需要许多具体条件。由于历史的、体制的、理念的、经验的种种原因，我国工会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根据课题组广泛的基层调查和现实考察，认为主要表现为当前我国工会尤其是基层工会在参与地方治理、企业治理和社区治理等微观治理中理论与实践对策、手段、方式方法等方面还有待完善。
本研究以中国工会为对象，在交叉学科的视角下分析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制度变迁、理论与实践框架，客观调查了中国职工需要和工会干部应急素质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职工利益博弈数学模型、职工群体性事件演化机理、工会常态社会协同模型、工会应急社会协同模型，构建了劳动关系风险预警机制以及职工群体性事件情景分析框架，进而提出中国工会社会协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及其综合评估方法。在社会治理视角下考察制约工会社会协同能力的关键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建立中国工会社会协同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从理论和实践对策维度提出强化工会治理的本土化路径。
本研究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党情、社情、会情展开的本土化研究，使用了调查中的第一手资料，引用了相关统计年鉴和学者的观点，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工会治理本土化对策。当前，工会治理能力研究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本研究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都是站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视域下展开的研究和探寻。
总之，此专著仅是作者对工会治理的探索尝试，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引起更多的学者对工会治理的关注和研究。
任国友
2023年7月于北京中关村
绪论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石亚军，张力，2019）。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党和国家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制定方针政策、作出工作部署，有力推进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有序转型（廖冲绪，张曦，2020）。然而，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后，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劳动关系也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在主体、性质、内容、协调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曹荣等，2011）。总体而言，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工会组织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有着特定的工作领域和优势（张秋菊，2014），理应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协同治理能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0.1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0.1.1工会社会协同能力的提出
（1）基本概念与核心问题的界定
协同治理理论是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徐嫣，宋世明，2016）的现实困境的理论反思而提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层面的社会协同治理应运而生，在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的视域下，工会参与社会协同治理成为必然。本研究认为工会参与社会协同治理（以下简称工会治理），是在党的领导下，各级工会组织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维权服务活动，开展自主治理（Elinor Ostrom，1992）及其参与国家、政府、社会组织协同治理（Donahue，2004），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职工具体利益（李学兵，李友钟，2020）的过程及其结果状态。工会社会协同能力是指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会各级组织开展自主治理和协同治理的能力。同时，出于研究需要，将劳动者群体性事件、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职工群体突发事件等不同概念，统一使用“职工群体性事件”名称，并将“工会社会协同能力”区分为常态社会协同能力和应急社会协同能力。
（2）研究背景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多年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身处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单一“刚性”的社会管理被多元“柔性”的社会治理取代成为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会从国家治理参与者（吴建平，2012）到地方、企业治理的行动主体，工会参与社会治理不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正逐步凸显，即工会如何在劳（劳动者或工人简称劳）、资（企业简称资）、政（政府简称政）之间确立恰当的角色和位置，主动参与劳动关系协调和职工群体性事件治理，完善和提升日常管理和紧急状态下的协同能力，将直接关系中国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本研究正是契合这一重大的社会背景，从应急管理学、社会学和安全学的交叉学科新视角，试图探索工会社会协同治理关键环节（现状分析、能力评价、模型构建和治理参与）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0.1.2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创新
（1）阶段I：社会管理探索期（1998-2011年)，传统社会管理理论仍占主流
1998年，“社会管理”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在于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了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总之，在这一阶段，传统社会管理理论仍是主流，但社会管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党和政府社会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2）阶段Ⅱ：社会治理转型期（2012-2016年），强调精细化治理理论创新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社会管理和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专章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是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标志着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总之，在这一阶段，随着党执政理念的新变化，精细化社会治理方式实施，基层和群团组织社会治理作用得到有效强化。
（3）阶段Ⅲ：社会治理发展期(2017年至今)，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提出
（4）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城乡社区治理。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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