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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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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济是清代书家，在书法史上，常常与两位学者书家朱为弼、徐同柏被并列提及，但张廷济是否属于学者？如果不是，他又是如何跨越知识的鸿沟迈入金文书法的专业领域的？本书从其作品、经历、人际关系等方面，对张廷济的“学者”身份和其金文书法的归类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这个个案，呈现了一位书法家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为读者展现了书法的更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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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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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书法家张廷济的专题研究。尽管以张廷济在书法史上被提及的篇幅而言，他只算一个小人物。但本书在通过对张廷济的相关著述和人生经历进行了细致梳理后发现，收藏家的身份才是他的立世之基，他从来没有想以学者的身份混淆视听，因为他要深耕的，是另一个领域——收藏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张廷济的书法发挥着有如羽翼一样的辅助作用，是一位收藏家继取得职业成功之后，亦取得商业成功的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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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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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湖南岳阳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嘉兴南湖学院。硕士期间出版有《广东历代书家研究丛书之邓尔雅卷》，博士期间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藏，撰有《王宠行书借券》等专论二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书法、书法创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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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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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学者之书
一、学者的书法？
二、追问
第二章 另类之著
一、学术著作？
二、青铜器专书的历史与概况
三、张廷济的金石著作
四、铜器目录的图像传统
五、清代青铜器传拓技法的发展
六、《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的做法与创新
七、藏家言利
第三章 同年殊途
一、朱为弼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二、张廷济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
第四章 生存之道
一、危机四伏的乡村
二、“契约性”善举
三、异常高效的地方政府
四、以古为媒
五、一个居乡绅士首领的传统经济生活
第五章 藏家征程
一、生活的一部分
二、藏家游戏
三、收藏重定义
四、虢叔旅钟的故事
第六章 藏而善鉴
一、文人雅士而已？
二、藏而不同
三、“隐形”产业
第七章 宣传高手
一、“亦书亦鉴”
二、鉴藏主题之发展
三、书里玄机
四、鉴不及“义”
结语
附录
参考书目
图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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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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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和朱为弼、徐同柏不同，张廷济的金文书法从属于他个人书法的一大类别——鉴藏书法。在这个类别中，金文书法与隶、楷、行书虽然书体各异，传达的意义实同大于异，即是作者对其所临写的古代书迹的物质实体——铜器、碑帖等——之鉴赏力的宣扬。但今人在试图理解时，却往往省便地令其屈就于朱、徐等学者的金文书法的解释途径。
张廷济涉足金文书法创作的前提之一，是他自己即从事青铜器收藏。张廷济所在的新篁里，是嘉兴县履仁乡下的一个镇。“天高皇帝远”，在中央权力难及之地，收藏俨然已成争取权力护持的筹码之一。居乡之士，唯恐落人后。但对大多数士绅来说，即使藏品在官府修纂地方志时荣获著录，也仅赋予了他们和府县一级官员建立联系的机会。张廷济则不同，浙江省乡试解元的出身，定为他当年谋得在京官赵秉冲府邸坐馆一职增重不少，借着此次机会，他即顺势叩开了一扇通往艰深新领域的大门。青铜器收藏，这张跨阶级的社交“入场券”，让他此次回到家乡不久后，就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的编事，和浙江巡抚阮元建立了超越其他科试同年的关系。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前夕、乡村社会中地主阶级的一员，这重关系直接关系到生存的质量。因而在这项收藏上，他倾以十二分热忱。后来，在乡试中屡不获售的外甥徐同柏，在弃去举业之后，选择了专攻文字款识之学。二三十年沉潜其中，也做出了踏实的学问。在他的学术支持下，藏品价值受到认可的关键环节——是否有助于经史研究——也被打通，张廷济的热忱，因由此扎下更深厚的根基。
除了关乎生存，收藏也是张廷济的生活来源之一。在这个面向上，门类则要大大拓宽，《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十册之分，即可看作张廷济对自己的收藏所做的一次全面整理分类。除了直接转让藏品（如那方“送给”方啸春的遣小子敦），像张廷济这样也精于鉴别的藏家，亦有能力通过提供基于鉴赏力的产品和服务获致收入。这后一种情况，则已走出了自家的收藏。如在石门蔡氏和硖石蒋氏的私人刻帖中，他发挥的作用既包括帮助他们选帖，以及负责上石效果（通过与刻工张辛的合作而实现）。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中，鉴赏力都不能单独产生经济效益，但我们注意到，这种鉴赏力实际上却一直以一种外显的方式存在：如遣小子敦的木座刻铭，是张廷济的鉴赏题识；在刻帖中，则或是张廷济亲为书序跋，或是藏家自作序跋转引张廷济的鉴别意见。可谓方式小异，内容却无不同。体现在形式上，亦是如此。同样的一段鉴赏文字，可以是题跋，可以是刻铭，亦可以写进条幅、屏条成为“书法作品”。
鉴赏力是收藏家的核心能力，张廷济于古铜器的鉴赏力，又居此核心的核心。和任何历时才能掌握的技能一样，过人鉴赏力的获得过程，磨炼着人的意志。当年学界泰斗翁方纲在张廷济首次就铜器收藏进行请教时，即泼以冷水，他却未言放弃，而是在日后更投入倍于其他藏家的努力。最后，竟也赢得了翁方纲的认可。
他的藏品图录，以全形拓片取代线描图形，居风气之先。巨细靡遗记录交易过程的著录风格，亦足令不齿言利的文人大咋其舌。只有同时具备创造力和魄力的收藏家，方能为之。可见，勇敢、自我认可，是其人格的其他面向。发之为书法，则成就了一种全新的类型——“鉴藏书法”。在此类型下的金文书法和临米芾书法，都为他在书史赢得了席位。
以金文入于书法，须以铭文款识专学为依托，这一森严门禁，足令一众外人望而兴叹。而张廷济的金文书法，由于其重心在鉴藏而不在学术，因而能够跨越专业壁垒，顺理成章涉足其中。但他的金文书法，实凝结了两位专家——收藏家和文字学者（徐同柏）——才智的结晶。张廷济本人作为最早以金文入书的书家之一，也被写进了书史。但随之伴生的误会则一直延续至今，其书中学术性的内容，是滋生后世对其“学者”不实之称的“温床”。
大量存世的临米书迹，为他善学米书的书史声誉提供了实物佐证。不过与金文书法有所不同的是，虽然临米书迹在数量上甚至更为可观，却从未为他赢得 “米芾专家”的头衔。通过对其临米书的文本细读，我们发现他误临了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米芾书迹。这说明，在米芾法帖一项的鉴别上，由于缺乏一位像徐同柏那样能够触及关键环节的帖学专家来帮他，虽然已尽了一个收藏家的分内之事，但这些手法在当时显然已经不够用了。不过也许对他来说，这并无伤大雅，只要他所依据的法帖是真的，就足够了。又通过与当时真正的“米芾专家”——翁方纲的临米书迹对比，现出张廷济在米芾书法鉴别一事上，层次和目的与学者的分别。
张廷济金文书法和临米书法给他带来的书史声誉，就好像又添了一个关于历史留名机制精确性的“传说”：一个人的历史名声可以被“捕风捉影”，却不能 “无中生有”。
然而无论金文书法、临米书，还是鉴藏类书法之下的其他书法（如临汉碑及临颜真卿书法），都不宜仅被视为 “为创作而创作”的艺术品。首先，虽然与学者书家同样都写以钟鼎铭文为内容的书法，张廷济所写的铭文实际上类似于修辞中的提喻手法，用作为钟鼎器物一部分的铭文来代指整件藏品。这一点，我们结合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拓片立轴、器物刻铭等）就会看得更清楚。透过这些金文书法，张廷济显示了自己在钟鼎彝器鉴别方面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是收藏家立世的基石，另一方面拥有这种能力本身也是一定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其次，在中年以后，由于在收藏上的专业声誉已经在外，张廷济发现，渐渐地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如从最早开始替人掌眼、买东西，直至最后发展出的一项可能利润空间颇大的业务——承包刻帖。当然这些事情可能并非每每都出于他自己的策划，有的时候可能只是顺势为之。但既然已经进入市场，便不能不配置一颗商业头脑。市场化的鉴赏力，也免不了服从商业游戏的规则。即今可见的张廷济的金文书法，比朱为弼、徐同柏二人加起来的总数还多，这本身亦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认为，张廷济的“鉴藏书法”在当时承担着类似现代奢侈品广告的功能，帮助推销清仪阁产品，且亦帮助打造一种品牌形象，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此类作品在可能是有业务往来的“友人”那里，也受到欢迎。
因此，可以说张廷济的鉴藏书法，是一位收藏家继取得职业成功之后，亦取得商业成功的实物见证。而在后一成功中，它们又切实发挥着有如羽翼一样的辅助作用。
当然，除了鉴藏类书法，张廷济还有其他的书法。这些书法，或宣扬儒家“教义”，或寓托他的人生理想，或仅仅展现生活的情趣，亦有助呈现张廷济收藏之外的人生景观。和鉴藏类书法相比，它们似更根植于传统文化，无过多的“功利性”和“计算”，方是为我们熟悉的书法。但于本书研究问题的解决，却并非不可或缺者。张廷济鉴藏类书法揭示出那些让我们稍感陌生的 “非传统”意义，也即本研究之“新”意所在。
本研究之新还在于，打破了一种“从上到下”的书法史阐释模式。这首先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关。虽然不能说毫无一席之地，张廷济也确非书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一点，仅通过追溯张廷济书作的来源，就能略有感知：大量都为私人收藏，且常出现同一幅作品，短时间内（不足十年）即数见于拍卖会的情况。易手之勤，也间接反映其书在收藏者心中之地位。即使为博物馆所收，这些博物馆也多为地方一级，如浙江省博物馆以及其下的嘉兴、平湖等馆。有关这样的书史人物的历史背景，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从头来做，而非仅从某些人物那里移用。不论本文第二章对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内容的分析，以及第五章中追溯张廷济斋中的一件藏品——虢叔旅钟的因缘故事所呈现，还是相关研究成果，皆能说明：学术思想乃至意识形态，并非总是呈现由上至下、一贯到底的理想传输形态。那么对于那些更接近传输末端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再套用那种模式，大概只能带来“一厢情愿”的解释。
亦大概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只是书法史上的较小人物，因从一开始能秉持一种相对客观的角度看待其作品，而非站在书法史的“神坛”下仰望，进而得以看到书法的更多面貌。相对于“艺术的”一面，这些面貌如此真实，以至于近“俗”。正因为透过它们，我们首先能看到书法家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存在。然而不管是“神坛”上的书法家、小名家，还是更小的书法史人物，首先都是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一个并不具备人的“要素”的书法家。因此，这一点大概也可作为张廷济的个案对书法史研究一处更广泛意义上的启发。
引言
以张廷济在书法史上被提及的篇幅而言，他只算一个小人物。在他被记载的最擅长的三种书体中，有一种是金文书法。这种清代甫出现的书法新体，关于其诞生的原因，书法史早已有了解释：它是当时学术研究在书法艺术领域结出的果实。但之所以众口一词，原因不仅在书法史研究的内部，它实际反映了一种倾向，即对这一时期书法史的研究往往与学术史研究越靠越近。清代书法史上写金文书法的那些书家，往往同时也是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无论是做书法史研究还是学术史的有关研究，都会首先注意到他们。不可避免地，双方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交集，并相互借用对方的研究成果，如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中 “考证话语中资料运用”一节之“金石学对清代书法的影响”的写作，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雷德侯与傅申研究的成果。
从现有的书法史论述来看，由于一直以来过于依赖这个结论，而忽视了其中隐藏的一个逻辑悖论——如果金文迟至清代才成为书法界取法的对象，是基于钟鼎文字学在此期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放在本身是学者的那些金文书法的作者身上，是完全说得通的。然而，既然是这样艰深、需要数百年积累的专业领域，其知识性的鸿沟是如何被那些本身非学者的书法作者跨越的呢？
当此金文书法诞生之初，张廷济书法的研究者比其他人更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正如前所引书法史文献呈现的那样，唯有他，最常被拿来与其他两位学者书家朱为弼、徐同柏并列，用以标定书法史上的这个历史性时刻。
然而，一种不太严谨的情况经常出现在非学术性期刊文章和书画图录中，即直接将“学者”一头衔安在张廷济身上。不论是认为张廷济因收藏钟鼎彝器，而又受惠于当时的学术进步，便理所当然能够从事金文书法的创作的观点，抑或是为了解释方便，直接将张廷济归入学者阵营的做法，只要我们以其金文书法为中心，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皆不能成立。
书法被纳入艺术史研究体系的历史非常短，远远晚于器物和绘画。艺术史的图像学方法，对本学科研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其中，揭示作品深层意义的图像学第三层次的阐释，无疑最具挑战性。而在这一层次上，研究在传统观念中并不属于“图像”的书法，则更添一层难度。直到最近，白谦慎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条通过文本细读方式进入图像学层次的途径。如他在研究王铎书法时，通过重新确定其所临二王书法之立轴作品的准确内容，从而揭示出其新义。
本书的方法，应即属于图像学的，但具体实现的途径，与以往此类方法不尽相同：在重新确认作品内容时，较多借助落款来达到这一目的，而非通常情况下给予最多关注的主体部分——书法正文。最初，这种方法的运用带有一种自发性，但随后在符号学中找到了对应理论，即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于《图像修辞学》一文中提出的“锚固”（anchorage）理论。
巴特认为，图像都是多义的，在它们的能指（signi-fier）之下，是一条所指（signified）的“浮动的链条” （a“floating chain”），暗示读者选取一些而舍弃另一些。在所有社会中，有各种各样固定那条所指浮动链条的技术应运而生，语言信息即其技术之一。在文字信息的层面上，文本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回答了：这是什么？即是说，文本帮助辨识画面的各组成部分和画面本身。而这些文本通常是对图像的指示性描述。在本书的研究中，题跋便是起到这种锚固作用的文本。这大概也解释了，张廷济书法作品中的题跋往往有过长的倾向，因为它们实际上正在对书法的正文注入有别于“传统”的新含义，因此额外的说明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这种方法，使我不仅看到，张廷济的金文书法并非如以往所认为确凿无疑的那样，与学术研究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同时也帮助我发现隐藏其后的一块书法史荒芜之地。本书第二章至第七章，正是循着对这未知领域的探索进程而渐次展开。
虽然通过第一章的分析，已经成功将张廷济的金文书法和其他两位学者的金文书法区分开来。但沿着先前的错误逻辑，至今已经发展出了另一个未经验证的共识：张廷济存世著作卷帙最多、也是收录吉金款识数量最多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是一部学术著作。为了理清这一问题，第二章采取多步论述。第一步，通过比对，将《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归入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从古堂款识学》等学术著作有所区别的另一类青铜器专书——图录。但我发现，即使在此图录类别之内，如果按照更细的标准划分，也会使“看上去” 同类的著作出现不宜被忽视的差异，是为第二步。第三步，在逐步考察张廷济传世金石著作后，发现《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是张廷济生前自定义原作中，唯一一部可称为青铜器专书的著作。第四步，回顾图录类专书著录器物形象的传统。《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在这方面的独特之处亦随之浮出水面。第五步，进一步确立《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在图录类专书中的独特地位。综合图像呈现方式、著录内容的考虑，笔者认为，张廷济此书是吉金图录在其时代才发展出的一种全新形式。至此，长久以来笼罩在《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周围的学术气氛已经被吹散。
但是，若仅以学术性的多寡来区别张廷济的金文书法和著述，有可能仍免不了受到质疑——即以他作品中那些在今天看来极关乎学术的部分作为反驳的理据。为了回应这一点，第三章通过呈现张廷济及其科试同年朱为弼几乎作于同一时期的各自的吉金书/册成书前后的人生轨迹，揭示出，二人职业生涯亦于此期即已分道扬镳。清仪阁，正是张廷济为自己设立的人生新坐标。
在众多绅士可以从事的职业中，选择收藏一门作为在日后数十年中投入主要精力的事业，似乎煞费思量。不过对张廷济来说，选项也许并不多。第四章选取嘉庆九年（1804）发生在张廷济身边的一场饥荒，刻画了一个乡居地主有可能面临的危险——失去财产，甚至性命不保。可以说，这是一个生来具有特权的阶级，但也是一个终身与危机共舞的阶级。对生活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乡村社会中的地主来说，形势尤为严峻。县以下是清政府正式权力的灰色地带，为了解决首要的生存问题，这里成了特权阶级与地方政府的角力场。张廷济的筹码是他与更高级官员的私人关系。这重关系的纽带就是他的金石收藏。
收藏，作为一种有闲阶级的消费/投资方式，在张廷济的生活社交圈中并不是什么罕见之事，他的亲友、邻里中从此事者，就大有人在。但嘉庆六年（1801），张廷济第二次进京参加会试，此滞留半年期间所发生之事，使他将家乡的那些收藏同好远远甩在身后。此事就是——他开始涉足青铜器领域。当他带着这数件“战利品”南返时，正当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开纂，于是顺势将箧中所有铭文款识悉数进奉，以供挑选采纳。张廷济初尝收藏之成就感，亦更加明确了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以金石收藏留名。但对于一个本身并不在学术机制内部的收藏者来说，难度可想而知，其中就包括来自当时学界首领翁方纲的质疑。但张廷济选择迎接挑战，并最终在这块人迹罕至的领域，仅以一介藏家身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五章对张廷济收藏生涯关键节点的讨论，相信也将为同时期取得成功的乡绅收藏家/藏书家提供可能是第一个较为细致的观察典型。虽然张廷济以记录藏品交易的详尽信息著称，在“不齿言利”的文人文化中，显得相当突出，但是除此之外，与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数据还是被当事人或历史抹去了。从与张廷济有关的存世实物和文献中，我前所未有地嗅到文人雅事里的“商业气味”。从文物转手之差价获得收益，并非收藏家唯一的盈利方式，且并不见得受到藏家青睐。文人制造，作为一种真实存在过的商业模式，其“商业”的部分以往却向少被讨论到。因此，缺乏先行研究是探讨张廷济所从事之收藏产业面临的一大难题，因而要提出一整套有关收藏家盈利模式的理论，现阶段尚不具备条件。作为初阶的研究成果，第六章展示了收藏家的生财之道：除了偶尔出售藏品，亦通过提供鉴赏服务及其衍生品获得收入。和前一种收入相比，后者的优势似乎在于多样性和稳定性。由于张廷济的个人能力和特殊经历，他提供的某些方面的产品，在市场上有着先天的竞争力。
商业成功离不开宣传。书法是张廷济的擅场。大约在六十岁前后，张廷济将二者进行结合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他创造出一种新的书法类型——鉴藏书法。在最后一章的探讨中，本文最初的问题——在学者们的金文书法中显得并不“合群”的张廷济的金文书法——究竟是什么，也得到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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