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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李伯重教授的一部从全球史角度研究中国问题的力作，不仅给读者展开了开阔的观察格局，又包含丰富的实证材料，高屋建瓴地抓住了全球史开端时期的两个关键：标志军事革命的“火枪”和商业利益的“账簿”，生动且深刻地描述了此时东亚世界所经历的复杂的变化过程。作者不仅将人们对明清时代中国的理解引领到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场景中，也告诉读者：早在400年前，即使今天看来的一个偏远角落也都已卷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本书内容严谨深刻，又兼顾了学术性和通俗性，能够帮助读者更系统地了解全球化的成因、动力和影响，并深入思考当今中国与世界形势的复杂变化。
全书约27万字，80幅彩色和黑白历史图片与内容紧密相关，读者可以在图文并茂的阅读体验中更好的体会李伯重教授运用全球史的新视野对当时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解读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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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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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至17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出现和迅速发展的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李伯重教授将这个时代的特征概括为“火枪与账簿”。火枪代表了军事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东亚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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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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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1949年生于云南昆明。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文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顾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美国国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HESS)的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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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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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写作缘起与若干说明
第一章 这是一本什么书
第二章 贸易打造的世界
第三章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军事革命
第四章 大洗牌：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
第五章 角力海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国际纷争
第六章 战略与军队：晚明的国家安全形势与军事改革运动
第七章 烽烟四起：晚明东亚世界四大战
代结语 “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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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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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火器技术的传播与改进
明代中国在引进外国军事技术方面从不保守。前面已经说过，明初曾从安南引进火器，到了16 世纪、17 世纪，引进西欧火器技术成为潮流。大体而言，这种引进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520～1620）引进的主要是佛郎机和鸟铳，第二阶段（1620～1644）引进的主要是红夷炮。
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火器是佛郎机和鸟铳，都来自葡萄牙。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满剌加。葡萄牙舰队司令积极与在马六甲经商的中国船主交朋友，请他们帮助向暹罗派遣使者。在与葡萄牙人的接触中，中国海商接触到了他们带来的火器。明人沈德符说：“弘治以后，始有佛郎机炮。”又说：“正德十五年满剌加为佛郎机所并，遣使请救。御史何鳌言：‘佛郎机炮精利，恐为南方之祸。’”“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何鳌说“前岁驾大舶”，说明佛郎机炮传入中国应在正德十五年（1520）以前。事实上，中国人使用佛郎机炮还更早。正德五年（1510）有“广东盗”郭芳入犯福建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将盗匪击败，说明佛郎机炮已在福建沿海得到相当普遍的使用。稍后，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即王阳明）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战斗中，家住福建莆田的退休兵部尚书林俊（字见素）用锡制作了佛郎机铳的模型，连同火药方派人一同送给王守仁。王守仁使用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王守仁于次年写了一篇《书佛郎机遗事》，并为之作歌。林俊与福建海商关系十分密切，佛郎机炮应当就是福建商人从南洋引进的。因此大体来说，1520 年以前中国就已经知道佛郎机炮了。
中国与葡萄牙的直接交往，始于1517 年。这年葡萄牙商船航行到广州港，鸣放大炮，铳声如雷，自称是佛郎机国来进贡。当时广东佥事顾应详正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萄牙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对火炮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认为这种火炮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此没有进一步推广。到了1522 年，五艘葡萄牙船来到广东珠江口，试图以武力迫使广东官员准许其占驻屯门岛。葡船发炮轰击，明军用仿造的西洋火炮去反击，葡船退走，转向广东新会茜草湾，再度发动攻击，又被明军击败。明军俘虏和斩杀葡人七十七名，俘获战舰两艘、大小火炮二十多门以及火枪多支。屯门之战结束后，汪将佛郎机铳送到朝廷并上了一道奏章，说明这种火器的威力，建议朝廷加以推广，说：“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叶权也说：“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舶惟佛郎机敢桀骜。昔刘项相距广武间，羽数令壮士挑战，汉王使楼烦辄射杀之。羽怒，自出。楼烦不敢动。使有此物数支，何惧项羽哉！三国时斗将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因此到了嘉靖九年（1530），明朝政府采纳汪的建议，仿造佛郎机并批量制造。
明军在茜草湾之战中缴获的葡萄牙火绳枪，还是西欧musket 的初期产品，优越性并不明显，因此明朝也未予重视。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攻下葡萄牙人占据的双屿，缴获了葡萄牙人和日本人的火枪。这些火枪比先前的火枪有较大的改进，明人立即发现其优点。范景文说：使用这种火枪，“后手不用弃把点火，则不摇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因此称之为鸟铳。前面说过，在西欧，这种火枪也叫隼枪，因此中西对这种火枪
都有相似的看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赵士桢说：“（火铳）宋、元间方有用之者，至我国初始备。然行军战阵随带便利，亦不过神枪、快枪、夹把、三眼、子母诸器。自鸟铳流传中国，则诸器又失其为利矣。诸器一手持柄，一手燃药，未及审固，弹已先出。高底远近，多不自由。鸟铳后有照门，前有照星，机发弹出，两手不动。对准毫厘，命中方寸，兼之筒长气聚，更能致远摧坚。”戚继光也说：“此器（鸟铳）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此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此鸟铳之所以较中，虽弓矢弗如也；此鸟铳之所以洞重铠而无坚可御也。马上步下，惟鸟铳为利器。”
佛郎机与鸟铳比中国原有火器优越，因此传入中国之后被明朝政府迅速采纳并予以普及。从它们传入中国到成为明军的主要火器装备，最多不过半个世纪。不过，从传播方式来说，在这个阶段，西方火器技术的传入是被动的，主要传入途径是进贡、战争缴获以及民间流传，往往通过偶然事件获得样品，明朝政府没有主动地去获取西方火器技术。
到了第二个阶段，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在此阶段，从西欧传入的主要火器是西洋火炮，主要是荷兰人带来的火炮。因为明人称荷兰人为“红毛夷”，所以称这种火炮为“红夷炮”（后来清朝统治者忌讳“夷”字，改称“红衣炮”）。明人充分认识到了红夷炮的优点。徐光启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及远命中”，而“所以及远命中者，为其物料真、制作巧、药性猛、法度精也”。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和明末军事专家焦勖也说：“西洋大铳，其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敌，更胜诸器百千万倍”。红夷炮不仅威力更大，而且命中率也更高。佛郎机和中国炮，都仅设准星、照门，按三点一线射击，命中率不高，而红夷炮“有窥远神镜（即望远镜），量其远近而后发”，还有量铳规、炮表等辅助设施的配合，故“对城攻打，准如设的”。
在此阶段，西欧火器技术传入中国是由政府主导的。明朝朝廷和广东、福建地方当局都主动寻求西欧新式火器样品，并积极引进通晓制造火炮技术的西洋人士，让他们参加和指导西洋新式火炮的制造。不同于先前佛郎机、鸟铳的引进，西洋大炮的引进是由技术专家主持的政府行为。在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科学家的主持下，明朝朝廷于1620 年派人赴澳门向葡萄牙当局购买首批西洋大炮，次年运抵北京后，徐光启又奏请选拔铸炮工匠，聘请精通欧洲炮术的葡萄牙匠师指导制造与使用红夷炮。此外，这种新式火炮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需要数理知识、实验和理论的指导，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编译火器论著的高潮。穆尼阁（Johannes Nikolaus Smogulecki）的《西洋火器法》、何汝宾的《西洋火攻神器说》、孙元化的《西法神机》、汤若望与焦勖合作译述的《火攻挈要》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大规模、高层次的技术引进，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由此可见，中国引进西方火器技术，开始是被动引进，后来则是主动引进，不仅引进样品，而且也引进相关的科学知识。引进的过程中，中国也对这些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对之加以改进、创新。这一点和日本颇为相似，但是中国对西洋技术的引进比日本更深入、更全面，以致日本也积极从中国取得西洋军事技术著作的中译本和中国人写的军事技术专著，作为他们深化认识西洋技术的知识来源。因此我们说，在16 世纪和17 世纪世界各国对西欧火器技术的引进和消化方
面，中国是最为成功的国家。
简言之，在16 世纪、17 世纪，国际火器技术的传播方式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出现在西欧，因此西欧成为先进火器技术的主要来源地，或者说先进技术全球传播的核心。其他地区在接受这些先进技术的时候，部分地区对这些技术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进。这些改进了的技术也进入传播过程，因此火器技术的国际传播也是技术不断改进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欧并非唯一的技术进步来源。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以研究火器的传播为切入点，证实了15 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先后将火器技术及使用技术向阿拉伯世界、印度和东南亚进行传播。他指出：至少在16 世纪20 年代，中国已有了佛郎机，并用于抵御北边的蒙古；同时稍早，哈密、吐鲁番等穆斯林势力反明，也使用了奥斯曼帝国传来的火器；而在东南沿海的“倭乱”中，日本的火器也引起了戚继光的注意。因此不能把火器在亚洲的传播，理解为是因航海进步而导致欧洲人流动性增加的线性结果。
第二，在西欧先进火器技术的全球传播中，欧亚诸多地区都卷入了这个浪潮。但是各地区对于这些技术的态度很不相同。一些地区积极引进，而另一些地区则不然。积极引进先进火器技术的各个地区，引进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有的是采用传统方式，通过战场接触或者盟友支援来获得新式火器；有的是通过商人大量购买，或者雇用外国技术人才（工匠和军人）为自己生产和使用新式火器；有的则以不同的手段获得新式火器的知识，加以消化，然后自己生产，自己使用；更有少数地区不仅引进新式火器的具体技术知识（样品、通晓制造和使用技术的人员等），而且引进与此有关的科学知识，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先进技术的原理，从而能够主动地改进所获得的先进火器技术，赶上迅速进步中的国际先进水平。
第三，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诸多不同的人群都参与其中，并且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包括殖民者、征服者、海盗、雇佣兵、工匠乃至传教士等，但是最重要的是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正如本书第二章中所说的，这些商人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商人，其中有许多人与各地政权有密切联系或者得到官方的庇护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官商”（有的还得到本国政府的强力支持），许多人拥有自己的武装，有的更是亦商亦盗。在“中间地带”，穆斯林商人和欧洲商人起了重要作用，而在“东边地带”，西欧和中国的商人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他们，先进的火器技术迅速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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