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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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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需要传承和创造两方面来维系，创造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大理民间工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不仅具有历史和文化研究价值，也是现代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宝藏，有待进一步开发，使之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与时俱进地融入现代生活而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正迎来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亟待挖掘、保护和更新，本书对大理民族工艺的发展进行全局考察与梳理，以期为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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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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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重庆邮电大学引进人才基金“大理白族民间工艺调查与研究”项目资助。本书是关于大理传统手工艺的历史、分类及传承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几乎涵盖了以大理具有代表性民间手工艺的全部类型，结合艺术学分析方法，通过对大理民间工艺的实际考察，以大理的民族文化背景对大理民间工艺的种类和特点进行系统研究。并深入分析工艺现象背后的大理民族历史背景、文化内涵、艺术特征，以此考察大理传统手工艺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精神价值与物质生活的关系，进而对大理传统工艺的传承现状问题及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探讨大理民传统工艺创新发展的方法与途径，以期为大理民族民间工艺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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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解梦伟，中国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设计师协会会员。2007年毕业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获艺术设计学士学位。2010年毕业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获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曾多次主持和参与国家级、民委、省级课题，荣获多项国家级设计奖项，发表多篇专业学术论文，出版专著1部。《云南造物设计史》课题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苍洱连璧》课题获国家艺术基金青年项目立项。主要从事民间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侯小锋，中国设计师协会会员。2001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系，2003年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修，201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获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曾多次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其中《白族民族民间工艺与当代旅游产品设计人才培养》获国家艺术基金立项，《白族传统工艺美术作品巡展》获国家艺术基金立项，并获得国内外设计大赛奖项数十项。发表多篇专业学术论文，出版专著2部。主要从事艺术设计、民间工艺开发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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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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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 1
?第一章?大理地理人文发展概述
第一节?大理白族自治州自然地理概述 8
第二节?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概况 17
第三节?大理州民间工艺历史发展概述 33
?第二章?剑川木雕工艺调查
第一节?剑川木雕的历史及发展 48
第二节?剑川木雕的图案及艺术风格 56
第三节?剑川木雕的工艺流程及技艺特征 77
第四节?行业竞争下的剑川木雕传承机制 84
?第三章?大理制陶工艺调查
第一节?大理制陶工艺的历史源流 94
第二节?鹤庆瓦猫制作工艺 106
第三节?甸南制陶的工艺调查 120
第四节?大理甸南制陶工艺的生产性保护现状 129
?第四章?大理扎染工艺调查
第一节?大理染织的历史概况 136
第二节?大理周城白族扎染工艺调查 143
第三节?大理周城村扎染艺人的生存现状调查 164
?第五章?大理刺绣工艺调查
第一节?大理白族刺绣工艺的发展历史 178
第二节?大理白族刺绣的图案及色彩寓意 187
第三节?大理白族刺绣的针法流程 203
第四节?大理白族刺绣工艺的传承现状反思 208
?第六章?大理金属工艺调查
第一节?大理金属工艺的历史源流 214
第二节?大理鹤庆银器工艺调查 224
第三节?资本融入下的大理金属工艺发展模式 255
?第七章?大理建筑彩绘工艺调查
第一节?大理建筑彩绘的历史概述 264
第二节?大理白族建筑彩绘类型及图案阐释 277
第三节?大理建筑彩绘的营造法式 291
第四节?大理建筑彩绘工艺的现状及实践逻辑 296
?第八章?大理石雕工艺调查
第一节?大理石雕工艺的历史 304
第二节?大理石雕工艺的类型 311
第三节?大理石雕的工艺流程 319
第四节?产业化背景下的大理石雕工艺发展模式 324
结?论 328
参考文献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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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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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对于传统民间工艺的学术研究历史久远，积淀深厚。东周时期的《考工记》到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经典的古籍文献证明了我国对手工业和民间科技的研究亘古未断。对民间工艺的研究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对民俗、民生的关注，也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进步息息相关。近些年来，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日益提高，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民间工艺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且都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尤其在人类学、艺术学和民俗学方面，成果十分丰硕。当代民间工艺的研究，不仅有政府和学界的持续推动，更有社会各个专业领域的跨界合作和交流以及民间团体的互动和跨界支持。这些研究和实践经验不仅普及了民族文化和民俗知识，也从不同角度开拓了民间工艺学术研究的视野。
本课题选择大理民间工艺作为考察对象，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因为大理自古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早在原始社会，大理地区就显现出了较高的文明水平，是云南新石器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大理也是云南青铜文明的诞生地，大理祥云县被考证为青铜时代昆明古国的都城。从经济贸易上看，大理是历史上“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大理在元代以前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汇的地带。大理为多民族聚集区，有十三个世居民族，保留了彝语、白语、壮语、藏语等多种古老的少数民族语言。大理是西部地区最富有民族特色和历史人文内涵的地区之一。其二，从地理环境和空间发展上看，大理位于云南省西北地区，是西南、中原和青藏高原的交合地带，这一地区有深刻的民族文化聚合、类别和同化特点；文化生态复杂多样，但这种复杂性同时又包含着本土文化发展的规律，因此大理民间工艺的发展特点也与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民族迁徙背景密不可分。其三，从时间角度看，民族交融是各民族文化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大理各个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元代之前，大理因其位置险要、远离中原腹地，南诏大理国雄踞西南一方，凌轹巴蜀，背望中原，成为当时最大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在文化艺术上效仿唐朝，在建筑、宗教艺术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工艺特色。大理虽然偏安一隅，却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上兼容并包，成为西南边疆重镇。因此考察大理民间工艺历史发展至少有三个意义，一是对大理地区从古至今的民间习俗、传统文化特点以及历史影响的重新梳理；二是通过对大理民间工艺的实践考察，完善当代少数民族民间手工艺的理论基础；三是在进行民间工艺调研和学术考察的同时，进一步整理大理本土文化知识体系，使当地人民建立起对本土和本民族的情感与文化自信，强化对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认同。
民间工艺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大理地区文化通过多次民族融合而建立文化个性的过程。大理民间工艺是大理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经济传统的综合反映，是本区域人民世代相传的文化事项，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民族性和民间性。虽然大理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社会结构彼此相近，有共同的宗族关系和社会阶层，族群渊源和迁徙传说也彼此相关，自古以来的社会制度也基本一致，但在民族文化体系和审美观念上有着很大区别。这意味着大理地区虽然多民族混居，人们拥有相近的道德观念，也拥有相近的文化环境和历史风貌，比如彝族和白族相似的节日，但在信仰、仪式和习俗上却不尽相同，通过民间工艺的研究，我们可以较深刻地理解这一地区民族现象与文化现象的内在关联与区别。本书尝试从民族学和历史学角度对大理地区工艺文化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民间工艺具有知识形成和传播功能，有服务于生产生活、政治、经济、宗教的众多功能，同时也是维系社会成员关系的纽带，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交往交流的指征，本质上是地方社会群体共同创造参与的活动，可以说民间工艺的研究也是构建大理“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本书首先通过调查大理地区文化艺术和人文历史的相关文献，分析研究大理民间工艺的历史发展脉络。其次，进行数据采集文献搜集和访谈等田野工作编制民间工艺目录，系统整理这一地区的民间工艺资料，深入分析大理民间工艺的人文生态和层次肌理，形成若干份调查报告。再次，结合当下乡村振兴和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战略和政策，探讨大理民间工艺传承和创新的路径。本书几乎涵盖了大理具有代表性民间手工艺的全部类型，通过对大理民间工艺的实际考察，以大理的民族文化为背景对大理民间工艺的分类和特点进行系统梳理研究，也是关于大理传统手工艺的历史发展、技艺考察及传承发展的综合性研究。本书尝试民族学结合艺术学的分析方法，深入分析民间工艺现象背后的大理各民族历史背景、文化内涵、艺术特征等，以此考察大理传统手工艺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精神价值与物质生活的关系，进而对大理传统工艺的传承现状问题及发展转型进行思考和探索。书中讨论了大理各民族传统工艺创新发展的方法与途径，发现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价值，以期为大理民间工艺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借鉴，由此探索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新的生长动力。
绪?论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大理民间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它以物质为载体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历史信息，蕴含着大理人民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与智慧经验，反映出本土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创造意识与生活形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工艺体系。民间工艺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丰富中华民族文化本源的重要资料，难能可贵的是至今大理地区仍然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民族文化生态系统。而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当代大理民间工艺发展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一部分民间工艺因生活方式转型和工业化浪潮的冲击而濒临消失；另一部分则适应时代发展，通过“再造和活化”转型成为新兴的文化产业。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因此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通过全面深入的田野调研、考察访谈等工作，对大理民间工艺的历史渊源、技艺类型、艺术特征及传承方式与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分析；第二，对大理民间工艺进行系统的分类，并结合社会学观察方法，对当地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在研究民间工艺传承机制问题的同时，探讨民间工艺未来发展的指向；第三，科学系统阐释大理民族工艺发展历史和人文内涵，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通道总结大理民间工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价值意义，以及在当代社会所彰显的多元价值。因此，本书通过对大理民间工艺的调查研究，与梳理大理在不同历史时期民间工艺的创造思维和审美观念是如何形成并延续的，分析不同时期大理民间工艺演变的动因和社会意义。以大理的民族文化发展为背景对大理民间工艺的种类和特点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并深入分析工艺现象背后大理各民族历史背景、文化内涵、艺术特征等，以此考察大理民间工艺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精神价值与物质生活的关系，进而对大理民间工艺的传承现状问题及发展进行系统的归纳，讨论其合理有效的转型方式，最后提出大理民间工艺创新发展的方法与路径，为传统文化创新转化提供理论支持，尝试为西部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方针，阐明了发展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长远规划战略。大理民间工艺既是少数民族历史上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体现了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形态和完整脉络。大理民间工艺的研究不仅是大理社会与历史发展的研究，也是对经历数千年历史洗涤和更新传承下来的完善成熟的文化体系的研究，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艺术发展，大理地区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生活习俗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工业化生产与市场经济背景下民间工艺的精神内核不断被消解，大理民间工艺发展进入了瓶颈期，地方性和民族性面临着严重挑战和冲击，从民间工艺的技艺、图案、造型、使用功能等方面都在不断分化，有大量简约化、仿真化的现象，其文化原真性、历史性和完整性都面临着威胁。传统的民间工艺要在现代社会中存续和发展，取决于本民族的理性与适应性的自衍选择，因此有必要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本书不仅是对大理民间工艺历史、类型和传承现状的综合性调查研究，还通过对大理民间工艺的访谈及田野调查，对其艺术特点和民间工艺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深入分析工艺现象背后的大理历史、文化、艺术等核心内容，全局考察与大理民间工艺相关联的社会、生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进而对大理民间工艺创新和产业化问题进行反思，揭示大理民间工艺传承与活态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及发展的困境，探索大理民间工艺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途径，并从文化创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适合大理民间工艺发展的对策，使其真正能够成为文化精神延续的载体，为大理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研究综述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与学术界对于大理文化艺术的挖掘和整理呈不断发展和深化趋势，本书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白族的民族志的古籍文献。古代文献中对于滇西地区手工艺的研究较早是唐代樊绰的《南蛮志》，其中记录了唐代南诏国都城大理地区农业、纺织业的情况。唐代梁建方所撰《西洱河风土记》记录了大理一带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和生产生活技术，提及大理一带制陶、纺织等手工技术。宋代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中也曾记载云南冶金工艺和纺织工艺。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述了宋大理国的物产风俗，对“南蛮”的衣食住行用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是记录元代以前云南地理资源的方志类文献，书中记载了包括乌蛮、六诏、百夷等地的地理、物产、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研究古代云南文化风俗的重要历史文献。明万历年间李元阳编纂的《云南通志》分类为地理志、民族志、杂志等十一类，其中有关于大理人文以及白族的习俗、物产和技术，成为后期研究大理地方文化和历史的重要依据和资料。明代谢肇淛撰写的《滇略》将明代滇地的民族风俗以地理志的形式呈现出来，引据正史材料，史料价值较高。近现代关于大理地方志的著述较多，例如田怀清的《大理考古与白族研究》从考古学角度探讨了大理的文化历史，并对白族的族属源流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徐嘉瑞等的《大理古代文化史》认为大理自南诏以后洱海区域新迁住民，是为云南文化关键之一。[1]第二是大理和大理主体民族白族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例如马曜的《大理文化论》是研究大理文化历史的著作，他认为唐宋时期是大理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大理文化受到了包括汉族等多个民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脉络。[2]杨郁生的《白族美术史》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当代白族民间工艺的美术历史发展，其中涉及大理刺绣染织等工艺美术产品。云南工学院编著的《云南大理白族建筑》认为大理建筑是创造自身所需的安乐居住环境前提下的智慧和艺术创造。董秀团的《白族民居》认为在吸收汉式建筑的基础上，融合了本土的一些特色，使得“三坊一照壁”“四台五天井”等合院式的白族民居逐渐得以定型，成为大理白族民居的典型代表和象征。[3]至今已有不少学术专著和论文的问世，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第三是针对本书的民间工艺概念和发展相关的研究，首先是关于地域性民族民间工艺文化的资料调查整理，唐立的《云南物质文化：生活技术卷》是关于云南农耕文明中具有代表性民间工艺的工艺流程及传承机制的论述，其中提及大理地区生活服务的工艺，比如纺织及陶瓷。李炎在《再显与重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当下性》一书中，以“当下性”为考察视角分析了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生存境况以及民族工艺特征。[5]金少萍的《本土知识与文化创新——以云南民族工艺文化为研究个案》阐释了民间工艺对作为本土知识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成果也比较丰硕，目前有中南民族大学陈文苑的博士论文《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及其实践逻辑——基于剑川白族木雕的田野调查》，对大理剑川木雕的历史和工艺进行了梳理，并且通过人类学理论方法考察剑川木雕产业化过程中资本的积累下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逻辑和基本规律。[6]中央民族大学熙方方的博士论文《大理州白族木雕图案研究》对大理白族的木雕艺术进行分类整理，并对其图案进行文化意义的阐释。中国艺术研究院陈燕琳的博士论文《云南大理鹤庆新华村白族银铜手工技艺研究》对大理鹤庆银铜器工具、技术、核心技艺的关系进行研究，阐释蕴含其中的生存智慧和技艺价值。[7]李佳的《族群认同、文化权力与手工艺传统——以大理剑川木雕为例》认为剑川木雕艺人在技艺和题材上与主流文化格局趋同，最终取得主流文化的标记和象征。[8]
这些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为本选题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以及可以借鉴的思维方法和理论依据。近十年间民间工艺研究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更加具体明确，同时更注重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时代精神和人文意蕴的阐释。但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大理白族传统人文历史，大多从艺术美学、人类学意义上进行探究，对于地域性传统民间工艺的集中梳理，对文化生态下所隐含的社会价值、文化意义及生活哲学并没有进行完整系统的梳理。尤其是以“物”的民族志来分析研究民族民间工艺的传承发展的理论方法以及现实途径，当下民族地区的现代产业和技术对民间工艺的冲击与挑战的二元分析，以及价值重塑和转型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尚为薄弱。本研究借助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理论，借鉴众多考古、历史文献，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设计的起源、发展演变，从民族、地域、时代等不同角度分析大理民间工艺的类型和发展机制，探寻大理民间工艺设计历史发展规律。本书运用民族学和艺术学对大理民间工艺特殊的民族融合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角度进行联系和阐释，由物质联系到精神，分析民间工艺所反映的社会精神是如何呈现的。通过调查大理地区民间工艺的艺术类型、艺术特性对传承现状和发展进行分析，探寻大理民间工艺现代创新转型路径，促进其传承发展的活态机制的建立，实现其创造性转化。民族传统文化需要传承和创造两方面来维系，创造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大理民间工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不仅具有历史和文化研究价值，也是现代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宝藏，有待进一步开发，使之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与时俱进地融入现代生活而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正迎来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亟待挖掘、保护和更新，本书对大理民族工艺的发展进行全局考察与梳理，以期为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第一章
大理地理人文
发展概述
第一节
大理白族自治州自然地理概述
一、大理州自然环境概述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部横断山脉的西南端，东邻楚雄彝族自治州，南接临沧市与普洱市，西连保山市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大理州是云南西部与东部地理的分界线，西部属横断山脉，东部属云贵高原。从地图上看大理州呈南北开阔的地形，中心是山峦环绕的洱海，绵延数百公里的苍山将大理地区切割为东西两部不同的地理环境，南北地形变化极大，有高原湖泊和横断山脉纵谷两大地貌特点。[9]大理西部崇山峻岭，丛林茂密；东部则地势平缓开阔。境内既有绵延高耸的山脉，也有山峦环抱的洱海。苍山南北蜿蜒，山势雄伟，洱海碧波涟漪，风光秀丽（图1-1）。澜沧江和怒江纵贯其间，层峦叠嶂，溪谷纵深；东部为地势平缓开阔的山地和盆地，平坦无垠。[10]大理州水系发达，河流分布在州内纵谷，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顺势而下，红河支系元江奔流而来。洱海居大理州中心，剑湖、茈碧湖等湖泊星罗棋布，丰富的水源调节了气候，也孕育了大理的风土人情。在河谷平缓的地带，农业经济渐次展开，形成农业区和经济繁华的城镇。受地质、地貌演化历史与特点的影响，大理在气候、物种及生态等自然面貌方面具有多样性特征。地形的垂直分布引起了气候的垂直变化，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11]”的说法。由于地质、植被和气候因素，大理境内土壤类型多样，地下水丰富，适合各种类型的植物生长，因此植物种类繁多。北部以剑川为地势最高点，气候高寒，是木材、药材、菌类产出的重要基地，半山区是种植旱作、茶叶和其他经济林木的生产区域。大理东部地势平缓，面靠洱海，气候温润，适宜农作物生长。大理优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形地貌，良好的植被气候，密集的高原湖泊和种植农业，都为动植物提供了广阔的栖息场所，也为手工经济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图1-1?大理苍山洱海
大理自古地势险峻，为兵家必争之地。元代李元阳《大理府志》曰：“大理据全省之上游，为滇西陋塞之地。国家有事诸夷，其道路必出焉。自昔大理能制诸夷，诸夷莫敢窥大理”。[12]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曰：“镇南而西有雌岭，即大理之境”[13]也指出了大理作为军事要塞的地理优势，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西部重要的战略枢纽（图1-2）。唐初以大理为都城建立的南诏国地方政权，辖地及今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及越南、老挝、缅甸的北部地区。大理的地理条件也造成了其经济结构类型大致由农业经济、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经济组成。历史上的南诏国曾与唐朝共同抗击吐蕃侵扰，而大理国也曾是宋朝抵抗蒙古大军的重要力量，大理州在元代前一度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西南军事重镇。
图1-2?位于大理祥云的云南驿
从交通位置来看，大理处于青藏高原文化的南部边缘，是内陆地区的一个高峰，北部边缘还有一部分属于海洋文化。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一方水土，也养成不同文化区域的物质环境和文化景观以及它们的分布规律。[14]证明自古以来大理便是内陆、西北和西南边境多种文化交汇叠合的地带，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势高山南北纵列，怒江、澜沧江是水路天然通道，是古代氐羌南下和濮越北上的走廊。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道：“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15]说明至和帝永元九年，汉武帝打通了通往西南边境的“蜀身毒道”，设益州郡经营边疆。“蜀身毒道”是经四川、云南，出国经缅甸抵达印度的一条重要通道（图1-3）。金沙江沿川滇边境通向南中，这条通道也密切联系了古代南中与巴蜀。北方的秦蜀文化、南方的古越文化和中原的荆楚文化也都曾对大理产生影响。水路、陆路的交错使滇西、川东、西藏东南这一毗邻区域，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民族、语言角度看都是一个独特复杂的区域，这一区域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民族还有氐羌族系活动交流的区域。另一条经大理北上西藏的古道是“茶马古道”，是古往今来中原、西部及境外的商业文化通道。它从云南普洱北上经大理、丽江到西藏的拉萨，这两条古道恰好在大理一带相交。本土民族、外来民族都在此汇聚，大理地区多民族聚居以及文化的流通，也是大理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因素。[16]大理早在汉代就与东南亚外国交往，楪榆（大理）、永昌而通禅国（印度），更由禅国通罗马。而印度文化输入大理，也可以推测在此时，多有“身毒”[17]之民前来大理通商。于是器物、技艺、珍宝皆相继输入，使大理文化更加丰富。唐代以后，西北藏族文化、中原的儒家文化、甘青游牧民族以及南部的缅甸、印度等东南亚文化都在此留下印迹，与大理本土文化融合孕育出更加纷繁复杂的文化体系。总之，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大理的发展历史始终处于一种活性流动、交融互动的发展机制中，也使大理文化艺术发展成一个博弈开放的兼容系统，呈现出兼收并蓄的特点。
图1-3?“蜀身毒道”路线示意图?大理州博物馆拍摄
大理人民生存环境大致可分山地、坝区、水滨三种类型。从地理人文的角度看，正是大理自然环境条件、丰富的矿产资源及复杂多变的气候因素，才孕育了大理独特的人文风俗、精神信仰和物质生活方式，延续千年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也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大理民间工艺。正是因为大理地区的独特自然生态环境为大理民间工艺提供了材料来源和实施场所，因此大理民间工艺自古种类繁多，手工业生产也极为繁盛。在洱源、喜洲、鹤庆等村镇虽然农业较为发达，但因为人口较多，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使当地手工业成为农耕经济之外的主要经济来源，历史上这些村寨的村民也素来有“亦耕亦织”的传统，染织、制陶手工业也成为这些村子的固有产业而延续下来。而在地处北部高寒地区的一些乡村如剑川、云龙，则自然气候较为恶劣，属于土地贫瘠，冰雪、干旱、霜冻等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地区，然而高寒山地的气候却使北部地区拥有繁盛茂密的森林资源（图1-4），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自然种植经济不能够像坝子地区一样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手工业便成为大理百姓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重要手段，形成世代依靠手工艺谋生的经济模式。地理气候的差异性也造就了大理民间工艺千姿百态的类型。例如平坝地区的白族更喜染织、彩绘、剪纸等，而山地民族偏重雕刻、金属锻制等工艺。大理人民注重文化教育，喜爱奇花异草，富有人文情趣，性格热情宽厚、善于学习，而且大理交通便利，百姓与外界交往较多，商品意识较强，这些都为当地民间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图1-4?祥云出土青铜动物模型?大理州博物馆
二、大理物产风貌
杜乃松先生认为“历史上每一项重大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以人类进行社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为基础的”。[18]大理经济文化之所以兴盛至今，首先得益于大理优越的自然资源。大理自古是云南铜、银矿资源的出产地，矿产资源丰富，为金属冶炼工艺技术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诗·鲁颂·泮水》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19]也表明西南蛮地出象牙、金银等。1987年，考古学家测定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成分，其原料很可能来自云南大理和蒙自。[20]这些文献和考古材料表明大理自西周时期，其矿产资源就为中原所用，丰富的矿藏为大理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汉武帝开西南“五尺道”，平定哀牢，设益州郡，西部矿藏财富输入内地的渠道更加便利，哀牢地区在西汉末东汉初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富庶，《后汉书·西南夷传》云：“哀牢……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厨凳、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绕锦”。[21]《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哀牢地区“土地沃腴，有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22]”，这些矿藏资源为中原珍视，亦曰：“又有厕旄、帛叠、水精、瑠璃、轲虫、蚌珠。宜五谷，出铜锡。[23]”说明自古大理都为经济富庶之地，《南蛮志》曰：“生金，出金山及长傍诸山……银，会同川银山出，锡、瑟瑟，山中出[24]”。这说明当时的滇西，也就是今大理、楚雄、保山一带，金银铜资源极盛，出产各种珍宝矿石。明清两代大理银铜器加工业更是居全国前列，以滇西的鹤庆为主要产地。根据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说：“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源又次之。[25]”大理鹤庆地区自然矿产丰富，尤其以银、铜矿为主。鹤庆大理白族银器的加工在明洪武年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发展。由于明朝政府允许私人开采铜矿，大理的冶铜和金属加工业更为发达，金属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当地官员都“富及十世”，可见大理因矿产开发而经济富庶，也说明这些矿产的开采和使用权为当地官员，百姓阶层则遥不可及，生活依然困顿不堪。
大理丰厚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坝区优良的气候条件也为不断迁徙的游牧民族提供了良好的畜牧业发展基础，丰富的水资源为渔猎生产提供了农业基础，这里的动植物资源为大理独特的民间工艺文化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元（和帝）六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举众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26]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又有貊兽食铁，猩猩兽能言，其血可以染朱厕。有大竹名濮竹，节相去一丈，受一斛许”。[27]说明古代大理也是珍稀动植物的出产地。《逸周书》中曾记载，“……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28]”。又曰：“犀出越赕、丽水[29]”证明大理有竹制成的麻、布匹和犀牛皮等产品。宋代大理国与中原地区贸易往来比较频繁，占主要贸易往来的商品是马匹，其次还有药材和手工制品。其中，冶炼主要冶铁、炼铜及金、银等铸造，制造各种武器，生产工具、佛像及统治阶级的一些日常用品，而纺织以蚕丝、麻、羊毛等为原料，织制成绫、锦、绢和麻布以及披毡等用品，供人们日常所用。[30]
大理还出产著名的大理石，明嘉靖《大理府志》载：“点苍石，出苍山[31]”，点苍石即为大理石。大理石多产于大理点苍山的三阳峰、小岑峰、雪人峰、应乐峰等处。[32]大理石是一种有特色的变质岩，是石灰岩、白云岩受接触或区域变质作用重新结晶而成。大理石一般呈灰白色，如果在变质时含有不同杂质，就会产生各种黑灰色和绿色的花纹，这种花纹是随机偶发的，并不规则。大理石色泽莹润，经过开料打磨冲洗，石料剖面呈现出天然的肌理图像，不做过多修饰便是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大理石开采和使用始于唐代，后常用于家具、陈列工艺品和茶盘果盘、盆景等。大理博物馆的“大理石艺术长廊”所选石料肌理色彩俱佳，是不可多得的天然艺术品。因为大理石的独特艺术特点，大理人民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云木家具”，大理石配上精雕细刻的剑川木雕，更显得古香古色，格调高雅。
大理植被非常丰富，唐代樊绰的《南蛮志》曰：“孟滩竹，长傍出。其竹节度三尺，柔细可为索，亦以皮为麻。”[33]大理苍山是云岭与无量山和哀牢山、滇东高原与滇西纵谷各类植被的交汇区。加之这里海拔较高，气候垂直分布，植物种类繁多。半山区主要从事旱地种植和畜牧，山地则依靠发达的林木业，木棉布纺织手工业也有发展，著名的剑川木雕即依靠大理北部山地丰富的林木资源而兴盛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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