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大唐名城:长安风华冠天下
》
售價:NT$
398.0
《
情绪传染(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
售價:NT$
403.0
《
中国年画 1950-1990 THE NEW CHINA: NEW YEAR PICTURE 英文版
》
售價:NT$
1100.0
《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近世中国丛书)
》
售價:NT$
435.0
《
画楼:《北洋画报》忆旧(年轮丛书)
》
售價:NT$
1573.0
《
大国脊梁:漫画版
》
售價:NT$
374.0
《
跟着渤海小吏读历史:大唐气象(全三册)
》
售價:NT$
989.0
《
心智的构建:大脑如何创造我们的精神世界
》
售價:NT$
352.0
|
編輯推薦: |
深圳读书月2015年“十年十大好书本书是《纽约客》专栏作家海斯勒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江城》讲的是地理,以地为中心;《甲骨》讲的是历史,以时为中心。《寻路中国》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的是中国的核心课题,但它不是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化的实质。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纽约客》专栏作家海斯勒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江城》讲的是地理,以地为中心;《甲骨》讲的是历史,以时为中心。《寻路中国》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的是中国的核心课题,但它不是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化的实质。《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
關於作者: |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
|
目錄:
|
部城墙第二部村庄第三部工厂致谢资料来源译后记
|
內容試閱:
|
这条道路沿线的小镇上,曾经都有重兵把守,可现在却正迅速地成为一座座空城。无论何处,只要我停下车来,当地的人们都会告诉我,大多数年轻人已经离家外出了。这一带的生活不容易——长期以来,局势一直不稳定。数千年来,影响这些偏僻之地的,多是一些非人为的因素,有时甚至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某种强烈需求。在古时候,这些地区位于疆域边界:像破胡这样的地方有时候勉强能采用中原地区的农耕方式,但更往北去,那儿的土地只适合放牧。牧羊人的天性,就是随时迁移,而中原汉人喜欢在自己的耕地上扎根定居,因此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而且双方的文化冲突总是恶性的。公元前2世纪,汉代一位大臣如此描述游牧部落:“来如疾风,去如闪电。”“居住无常,难以驯服。”有一位皇帝说,与游牧部落作战“如同与影相斗”。另一位官员形容他们“觊觎谷物,人面兽心”。 游牧民族多不是侵略者——一般而言,他们对攻城掠地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汉人的财物,不是汉人的文化,这一点一直让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烦恼不已。南方的情形略有不同,中原王朝在南方的扩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化压制,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历史学家亚瑟·瓦尔德隆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中国长城》。在这本书中,他记述了明朝时期发生在北方地区的几次冲突。他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弄清楚中原人的立场十分重要。“对他们来说,那不是指中原文化,”他认为,“那是指所有文化。任何人都自然应该遵从——不管他是哪个民族,这就像每个人都得接受做牙科手术要使用奴佛卡因的道理一样。总体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中原帝国向南扩展的过程中,不是中原人在迁移,而是当地人改变民俗。他们伪造家族图谱,修建祭坛——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任何想进行文化入侵的人一模一样。时至今日,这就是中国人的力量。这不是武力。他们不需要密探,不需要卧底。有某种东西让他们成为中国人这个群体的一员,而正是这个群体令周围的人对它产生兴趣。” “首先对此不感兴趣的,就是骑马的游牧部落,”瓦尔德隆接着说,“这令中原人十分头疼,因为他们已经用文化这个东西,把其他几个边上的外族人都牢牢地束缚住了。可骑马的游牧民族不管这一套。他们只管跑过来,强奸妇女,放火劫合。对中原人来说,这个问题如同美国人遇到基地组织这个麻烦事,只会招人更加怨恨。美国人总是认为,那些人对我们应该再多一些了解。教他们学做美味、老式的美式烧烤,把我们的生活全貌展示给他们看,他们肯定会喜欢这一切!可是,这根本不管用。在中国的文化里,同样存在类似的错误路线。是对文化这一力量保持极度信赖,还是要有诉诸武力的意识,这两者之间存在错误路线。” 几千年来,中原人的反应基本上徘徊在这个路线两边。他们有时对游牧民族采用进攻的方式,而且跟“野蛮人”一样,时常采用极其残暴的手段。中原士兵血洗营寨,屠杀妇女儿童;他们使用生态战术——纵火烧毁牧场,以期用饥荒逼出游牧部落。当然,中原人还修筑工事,在北方修筑的一堵堵城墙延绵数公里。这种战术在明代尤为重要,因为这个王朝太赢弱,根本没办法招架游牧部落的进犯。 游牧部落的问题很复杂;汉人的解决办法同样如此。像明朝这样的朝代,会把各种策略结合起来使用:他们尝试过进攻性的对抗办法,他们修建起具有防御功能的道道城墙,他们也依靠贸易和外交手段。明代皇帝曾经赐与蒙古首领物品,并对其加官晋爵,让他们在边境沿线的要塞之地主持贸易。杀胡就是这样的地点,在明代它一度成为有名的贸易中心,城墙之外的人们争相前来与中原汉人进行物品贸易。不过,这种贸易通常是不对等的,因为除了马匹,游牧部落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中原人的需求。而政府往往要对这样的贸易点进行严格监管,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想让蒙古人换到可以制造兵器的铁器物品。终,出现了无法超越文化的分歧。中原人长于种植庄稼,生产商品,他们主导了集市贸易。蒙古人不具备管理才能,但却长于劫掠。这样一来,无论早晚,这两个迥然相异的族群间都会产生暴力冲突。 时至今日,外国人仍旧需要中国人提供的各种商品,但是,他们无须再跑到杀胡这样的地方去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一次仍是这样,来自外部世界的需求改变了这个偏僻的地方。长城依旧从村子的中心地带穿越而过,烽火台依然在山间谷地高高耸立着。在我到访过的地方中,这儿曾经修建的防御工事为密集,可也寂静无声。整条街道相当于一个大卡车停靠点——沉静的街道上,开着一排生意清冷的廉价餐馆,和几家汽修场,为那些即将去往别处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那是当地经济结构中仅存的东西。当年的游牧部落一直未能在此处站稳脚跟,到南方的工厂里做工的诱惑却攫取了这个地方的人心。杀胡正在一点点地走向没落——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看不到年轻人。 开着车时而西行,时而南下,我一直循着苍头河前进,两岸散布着一座座烽火台。出了河北地界,土地越来越贫瘠,我所处的位置已经是中国正北方的黄土高原之上。人们居住在黄土之上——这里的土层浅薄干燥,原本就是从戈壁滩或者西北部其他沙漠吹过来的黄沙。几千年来,风沙在这一带形成了次堆积层,黄土厚达一百八十多米。这样的土壤虽不稳固,却也肥沃。一段时期内,这个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但是几个世纪的人口过度增长使得它现在一片荒凉。树木砍掉之后,人们开始在山坡上开垦出梯田,后来,这个地方看上去就纯粹像是~个人类建筑:用泥土做成的千层饼。雨水稀少——每年大概二十五厘米——可再少的雨水也会在松散的土壤上冲刷而过。小溪的河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沟。哪怕是很小的一条溪流,也能在山坡上冲刷出深达几十米的壕沟。多数农民居住在黄土坡上开凿的简易窑洞里。这样的窑洞冬暖夏凉,一遇地震,几成灾祸。据明朝文献记载,1556年发生在这一地区的一次大地震,夺去了几十万人的性命。 长城不是这个地区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它起到了部分作用。城墙修到哪儿,它就吞噬掉那儿的自然资源,明代的史料记载了修筑长城所需要的各项成本支出。近年,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对筑墙工程中的各个数字进行了分析。据他估计,每烧制、铺装一块砖,士兵们需要烧掉七点五公斤木柴。即便是在用夯土或者原石筑墙的地段,士兵们也需要用木柴生火做饭,卫戍部队的收入来源则主要依赖伐木业。石彬伦的研究表明,在明代,维持城墙的开支仅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由政府财政拨款,其余则要靠士兵们通过伐木取得收入来补齐。有些官员抱怨说,这样的行为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地表砍伐得光秃秃的,马背劫匪更容易入侵。 四个世纪之后,在这片根基浅薄的土地上,用夯土筑成的一座座建筑物好像成了具有永恒意义的符号。我驶过一个个山坡,底下的沟谷又深又陡,种着庄稼的梯田好像随时都会碎成齑粉——唯有那些烽火台好像在随时准备迎接战争。它们那方正的外形从几公里远的地方也能看见,稳稳地骑在那些被开垦成台地的山峦之上。在我驶过的路边,有一个烽火台,上面刷着一个字:土。这个刷成白色的字有六米高。又过了一会,我看到了另一个字:水。如果这儿的烽火台正在传递某种信息,我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停下CitySpecial。在水平方向上扫了一眼,我才发现,四个紧挨着的烽火台上面都刷着大字。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句子,但前后铺开有一点五公里长。这几个字横跨溪流、峡谷,以及沟壑纵横的山坡:保水固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