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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吕思勉先生带你学历史！
再现1946年上海开明书店经典封面，还原原汁原味的《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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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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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是吕思勉为大众所写的一本历史科普读物。作者从“宦官”“外戚”“黄巾”和“后汉的地理”等方面写起，还原史实真相，对董卓的扰乱朝纲、曹操的崛起、司马氏的兴盛衰亡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时还为一些被文学丑化的人物“辩诬平反”。语言通俗生动，既纠正了人们对三国历史的认识偏差，又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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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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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曾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等多所大中学校任教。早年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6 年后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51 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白话本国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代文学》《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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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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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1
宦官? 5
外戚? 16
黄巾? 26
历史和文学 37
后汉的地理 40
董卓的扰乱 48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61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77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85
赤壁之战的真相 99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113
替魏武帝辨诬 129
从曹操到司马懿 141
替魏延辨诬 149
姜维和钟会 160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169
司马懿如何人 173
司马氏之兴亡 180
晋代豪门斗富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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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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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三国史话》是吕思勉写给大众的一本历史科普读物。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曾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等多所大中学校任教。早年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6 年后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51 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白话本国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代文学》《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等。
20 世纪 30 年代，杨宽约请自己的老师吕思勉写一本历史类通俗读物，便有了《三国史话》的写作和出版。
吕思勉为了纠正人们对三国历史的错误观念和认知，将自己的研究心得，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出来，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董卓的扰乱朝纲、曹操的崛起、赤壁之战的真相、司马氏的兴亡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为曹操、魏延等被文学丑化的人物“辩诬平反”。
《三国史话》总计 20 篇。前 16 篇，最初以单篇的形式连续刊登在上海科学书店的《知识与趣味》上，1943年 1 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发行，1946 年 12 月印行了第二版。后 4 篇中的《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原题 为《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初刊于 1946 年的《正言报》，《司马懿如何人》《司马氏之兴亡》《晋代豪门斗富》分别初刊于 1947 年《现实：新闻周报》的第一期、第二期、第十一期。
本次出版前 16 篇以开明书店 1946 年 12 月再版为底本，封面亦参考该版，后 4 篇则以最初发表的《正言报》和《现实：新闻周报》为底本。在保留当时语言文字习惯的基础上，对文字、标点等进行了错讹订正和现代规 范处理，同时以页下注的形式对生僻字词进行注音和解释，以帮助读者更好理解。
华文出版社编辑部
2024 年 7 月
楔子?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与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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