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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囊括“中德文学的交流互鉴”与“德语文学中的北京”两大部分呈现身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及外籍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推介从名家藏书、名家译作等角度展现德语文学在国内的译介与影响从德语文学小说、戏剧聚焦18—20世纪德语世界中的北京印象深度考证德语文学在中国翻译、流传的历史以及近代中德作家的交往等文学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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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系《中德文学因缘》出版后对中德文学关系所做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上编集中探讨德语文学中的中国,中德文学在各自对象国翻译、流传、影响的历史,以及近现代中德作家的文字、学术之交(如南社诗人潘飞声掌教柏林、洪涛生翻译中国古典戏剧、鲁迅的德文藏书)等文学因缘。
下编聚焦德语文献中的北京知识生成与德语文学中的北京形象,分别从学术北京、影像北京、叙述北京和表演北京等视角,考镜德语文学中北京知识的生成与北京书写的源流和多维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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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吴晓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德语系主任,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洪堡学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德语文学、中德文学文化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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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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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中德文学交流互鉴
关于南社诗人潘飞声掌教柏林——兼谈一段中德文学因缘
德布林《王伦三跃志》中的北京书写及其知识来源新考
人文北京——对北京人文地理的真实描摹文学北京——乾隆咏茶诗和白居易、杜甫诗歌的出处民俗北京——对汉学家顾路柏《北京的民俗》的袭用
洪涛生与中国古典戏曲的德译与搬演
洪涛生在北平的教学与著述活动洪译《琵琶记》及其搬演洪译《牡丹亭》及其搬演洪涛生翻译中国古典戏曲之影响
马君武译歌德《阿明临海岸哭女诗》
春柳剧场演出翻译剧目《真假娘舅》的来源
鲁迅《拟购德文书目》正误与考释
“格辛丛书”所录书名、人名讹误举例关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丛书”关于“国内外文学丛书”关于“科学和教育丛书”结语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德国爱国诗人阿恩特
周作人对晚清德语小说译作《卖国奴》的评价
茨威格《罗曼·罗兰》的早期中译本
《小说月报》对茨威格的介绍《莽原》译载《罗曼·罗兰传》杨人楩译《罗曼·罗兰》的出版《罗曼·罗兰》在中国的影响
近六十年来我国海涅诗歌研究鸟瞰
席勒与中国文化的对视
吕克特与《诗经》的德译
青年茅盾最早提及卡夫卡
李长之与德语文学
下编德语文献中的北京知识生成与德语文学中的北京
域外北京研究中的德文文献
德语北京文献的翻译与整理北京知识在德语区的传播
学术北京——从莱布尼茨对北京的想象谈起
德国人早期获取北京知识的途径莱布尼茨对北京的关注18世纪德文出版物中的北京地图19——20世纪初德文出版物中的北京晚清民国时期在北京的德国学人近现代以来德国汉学家对北京的研究
影像北京——近现代德文文献中有关北京的图片记忆
德国人奥尔末的圆明园照片德国人柏石曼的北京摄影德国公使穆默的北京摄影
叙述北京——德语文学中的北京小说
霍夫曼《跳蚤师傅》中的“北京地图”德国公使夫人海靖的北京小说阿图尔·施尼茨勒的小说断片《义和拳》卡夫卡小说中的北京纳粹时期的北京小说“二战”后的北京小说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北京的德语小说
表演北京——德语文学中的北京戏剧
德语戏剧中北京形象生成之准备18世纪欧洲戏剧文学中的北京席勒《图兰朵——中国公主》中的北京约翰·内斯特罗对北京的想象克拉邦德《灰阑记》中的北京布莱希特《图兰朵或洗白者大会》中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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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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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茅盾最早提及卡夫卡
卡夫卡(Franz Kafka)研究早已成为德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当一门学问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有梳理追问该门学问发展历史的需要。在过去的30年,我国有多篇论文甚或博士论文探讨卡夫卡与中国的关系,或卡夫卡在中国接受、传播的问题。
关于卡夫卡作品在中国早期的译介,学者们曾一度将其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例如,叶廷芳在《通向卡夫卡世界的旅程》(《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卡夫卡作品的“非正式翻译出版”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有的,“那是1964年,一本封面未加设计的黄皮书《〈审判〉及其他作品》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曹庸(《审判》,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和李文俊(‘其他作品’即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致科学院的报告》《乡村医生》)”。近年又有学者将卡夫卡在中国译介的时间提前到20世纪30年代。研究德语文学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学者卫茂平在其著作《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注意到赵景深的《最近的德国文坛》(刊载于1930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介绍的“卡夫加”和郑伯奇的《德国的新移民文学》(见郑氏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两栖集》)中提及的“喀夫喀”。除卫茂平外,还有曾艳兵也注意到赵家璧翻译的一篇德国作家雅各布·瓦塞尔曼(Jakob Wassermann)的文章《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瓦塞尔曼在文中特辟一小节介绍“犹太作家考夫加”。赵家璧的译文见于1934年6月1日出版的《现代》杂志第5卷第2号。
此外,在民国时期译介卡夫卡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曾艳兵注意到的孙晋三。1944年11月15日,孙晋三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3期上发表题为《从卡夫卡说起》一文,评论界认为“这大概是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卡夫卡的短文”。孙晋三对卡夫卡的小说作这样的评价:“卡夫卡的小说,看去极为平淡,写的并非虚无缥缈的事,而是颇为真实的人生,但是读者总觉得意犹未尽,似乎被笼罩于一种神秘的气氛中,好像背后另有呼之欲出的东西,而要是细细推考,却又发现象征之内另有象征,譬喻之后又有譬喻,总是推测不到渊底,卡夫卡的小说,不脱离现实,而却带我们进入人生宇宙最奥秘的境界,超出感官的世界,较之心理分析派文学的发掘,止于潜意识,又是更深入了不知凡几。”《时与潮文艺》是抗战期间出版的一份重要文艺刊物,以译介世界文学为主要任务。在《从卡夫卡说起》一文中,孙氏对卡夫卡的小说推崇备至。孙晋三系清华大学1935年级外国语文系学生,曾任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当时正主办《时与潮文艺》。实际上,最早注意到孙晋三的卡夫卡评论的并非曾艳兵。在此之前,注意到孙晋三论卡夫卡文章至少还有苏光文(《抗战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往》,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和钱理群两人。1997年,钱理群将孙晋三的《从卡夫卡说起》一文收录进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1937—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283页),从而让这篇短文为更多研究者所知晓成为可能。而比苏光文和钱理群知道得更早的则是解志熙。他在1990年的论文《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上)——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见《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已注意到孙晋三介绍卡夫卡。可惜的是,这些早期的接受研究的成果并没有被后来的研究者所注意,如卫茂平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就没有提及孙晋三对卡夫卡的介绍。我们之所以对20年来学界对孙晋三的论卡夫卡短文的发掘情形加以回顾,只是为说明对一个史实的发掘并对其重视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孙晋三对卡夫卡的注意与国际德语文学研究界对卡夫卡的关注基本同步。我们知道,卡夫卡在生前并非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1915年10月,卡夫卡的《变形记》在莱比锡的《白色之页》月刊第10期上发表,同年11月就出版了单行本。这一年,作家卡尔·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将他所获的冯塔纳奖转让给卡夫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卡夫卡在文学界的知名度。我们还知道,瓦尔特·本雅明是世界上最早对卡夫卡的作品作出原创性批评的评论家之一,他的卡夫卡评论大多产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卡夫卡逝世10周年时,他写下了一篇著名的长篇专论。
上面提到的中文文献注意到卡夫卡都是在卡夫卡逝世之后。那么,在卡夫卡生前,中文文献里是不是就根本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据笔者考察,茅盾早在1923年10月刊登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号上的《海外文坛消息》第183条“奥国现代作家”中已经提到了“卡夫卡”的名字。不过很遗憾的是,茅盾在文中误将卡夫卡归为“抒情诗家”和“表现派戏曲的创始人”。可见当时他对卡夫卡的理解还非常有限。不过,卡夫卡的名字早在1923年就出现在中文文献里,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消息里,茅盾还提到了现在蜚声世界文坛的小说巨匠罗伯特·穆齐尔:“牟息耳(Robert Musil)也是新进作家中间的一个,尚不大著名;他的文章失之稍晦,果使他的晦涩是不可耐的,则他的不太著名亦尚可算得应有之咎。不过他究竟是现代欧洲文坛上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Vereinigungen和Die Verwirrungendes Z?glings T?rless。”可见,青年茅盾对穆齐尔的介绍要比他对卡夫卡的简略归纳更为准确。
有趣的是,穆齐尔也是最早注意到卡夫卡创作的一位作家。他是《变形记》最早的知音。1912年11月24日,卡夫卡在布拉格向他的作家朋友们朗诵了《变形记》第一部分。第二年3月1日,他向朋友们展示了整篇小说。但完稿的《变形记》变为铅字在刊物上发表并非一帆风顺。穆齐尔曾试图将《变形记》在他任编辑的著名刊物《新瞭望》上推出,但该刊出版商菲舍尔借口小说篇幅太长而否掉了穆齐尔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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