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很多欧洲人来说,迦勒底人的乌尔(Ur of the Chaldees)这一名称,会令他们想起典型的神秘东方人——留着胡须、身着白色长袍,或是骑着骏马的野蛮部落成员。对今天的伊拉克人来说,乌尔是他们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一处遗址。得益于学者常年细致的工作,我们现在知道乌尔实际的居民区繁荣发展了5000多年,多数时候这里还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这种持久得益于乌尔在波斯湾顶端的地理位置,这让它得以控制一条早期最重要的贸易路线,经由这一路线,金属和很多其他货物被带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核心地带。虽然还有其他相对次要的陆上贸易路线,但对金属贸易的特别控制无疑使乌尔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力。此外,从遗址发现的古迹和人工制品可以明显看出,贸易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在西北部,幼发拉底河将乌尔与安纳托利亚腹地直接相连,这使其成为最具战略意义的早期城市。其他城市很少有这样绝佳的内外联系。乌尔的全盛期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当时它的统治者与平原上的其他城市同等竞争,最终统治了整片区域,建立了该地区最早的帝国。公元前1800年前后,乌尔遭到破坏;由于城市贸易纽带和守护神月神辛(the Moon God Sin)的地位,这里很快重建起来,并作为地区首府获得了新生。直到波斯湾海岸南退,接着河道东移,才导致了乌尔的废弃。
在西方,乌尔的早期名声来自《创世记》(Genesis,11:8-31)的描述,说这座城是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Abraham)的出生地。在此时间范围内,根据幼发拉底河以西10英里的一群土丘确认乌尔位于现在伊拉克南部的沙漠中,是相对晚近的事情。第一位造访这里的欧洲人可能是17 世纪早期的意大利旅行者彼特罗·代拉·瓦勒(Pietro della Valle),他返回时带走了有楔形文字(cuneiform)铭文——当时还没有人能阅读这种文字——的砖块和一些滚筒印章(cylinder seal)。19世纪早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欧洲人重新燃起了确认古城位置的兴趣。人们提出了很多选项,其中受到最多支持的是被称为穆克吉尔(Umghyer,Mughyer,Múgeyer 或Tellel-Mukayyar)的土丘,即沥青丘(the hill of pitch / bitumen)。这里因在暴露的砖结构中使用沥青而非砂浆得名。1835 年,詹姆斯·贝利·弗雷泽(J.Baillie Fraser)到访遗址。他描绘了位于土丘中央的两层建筑——后来被认定为塔庙(ziggurat)或者神庙的塔,并步测了建筑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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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遗址对造访者并不友好。它位于巴格达以南220英里、距幼发拉底河现代河道以西约10 英里的一处低洼荒地和沙丘上。这里过去靠近巴士拉到巴格达的铁路,这段铁路是未能完工的柏林到巴士拉路线的一部分。造访者可以乘巴格达的火车在名为乌尔枢纽(Ur Junction)的地方下车,那里有一条转向纳西里耶(Nasariyah)的支线,行驶过沙漠仅仅两英里就可以到达遗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车站被关闭,造访者只能选择漫长而炎热的四轮车旅行。现在利用卫星照片和现代钻探设备,可以明显看出这里的环境在过去有很大不同。定居点建立时——公元前六千纪晚期至公元前五千纪晚期的欧贝德(Ubaid)时期——波斯湾的水位正在上升。到1000多年后的乌鲁克时期,水位比今天高出2.5米,海岸线一直延伸到乌尔,形成了新的沼泽和三角洲。波奈尔(Pournelle)是解读卫星照片的专家,他将乌尔这样的早期定居点描述为“沼泽平原上的岛屿,位于广阔三角洲沼泽地的边缘和中心……水道更多地作为灌溉沟渠而不是交通路线”。洛夫特斯在1857年写道:尽管如此,“在洪水期[乌尔]完全被水环绕”。20世纪20年代,马洛温(Mallowan)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