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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Archaeopress， 2019）；英文论文《從两部出土《苍颉篇》探討中国研究的不同视角》（“Two archaeological copies of Cang Jie pia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China Studies” ， Monumenta Serica 《华裔学志》； 中文论文《骑马术在欧亚草原的流行与在中国的兴起》《论商后期与西周早期青铜器的人兽结合纹饰与造型》等。 目錄： 序论 第一章 刻画类人物画像纹铜器年代分析 第一节 春秋晚期铜器 江苏南京六合程桥M1 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墓葬 第二节 战国早期铜器 江苏南京六合和仁墓葬 河南平顶山滍阳岭M10 湖南澧县皇山岗M1 山西忻州定襄中霍村M1和M2 山西太原金胜村M251 山西潞城潞河M7 山西长治分水岭M84 山东烟台长岛王沟M2 山东滕州大韩M39 湖北襄阳余岗M173 河南三门峡陜县后川M2040、M2042 河北石家庄平山穆家庄村M8101 第三节 战国早、中期之际铜器 江苏淮阴高庄墓葬 河南三门峡陕县后川M2144 河北行唐故郡遗址M53 第四节 战国中期铜器 山东平度东岳石村M16 山西长治分水岭M79 北京通州中赵甫战国墓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M11 四川成都青白区双元村M154 湖南长沙M186 河南新乡辉县琉璃阁M1 第五节 战国晚期铜器 山西长治分水岭M12 河南新乡辉县赵固M1 第六节 海内外的刻画类人物画像纹铜器资料分析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盘 洛阳文物交流中心征集铜匜 上海博物馆藏刻画纹铜【钅和】 江苏徐州圣旨博物馆藏刻画人像纹铜箕 河南博物院藏辉县采集刻画纹铜器 香港首阳斋藏铜匜 第二章 范铸类人物画像纹铜器年代分析 第一节 战国早期早段铜器 河南南阳淅川和尚岭M2 河北唐山贾各庄M5 河南洛阳西工区M131 第二节 战国早期晚段铜器 河南新乡卫辉山彪镇M1 河北石家庄平山穆家庄村M8101 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M10 四川宣汉罗家坝M33、M2 陕西凤翔高王寺窖藏 第三节 战国中期偏早铜器 河南新乡辉县琉璃阁墓地诸墓 陕西咸阳任家嘴1984年发掘墓葬 第四节 其他散见于海内外的范铸人物画像纹铜器资料分析 山西临汾襄汾南贾大张铜壶 2018年山西公安机关追缴筒形器、2018年湖北随州公安机关追缴筒形器 第三章 两类人物画像纹铜器的分布区域与所属文化类型分析 第一节 刻画类人物画像纹铜器的文化族属与流布方向 （一）关于刻画类人物画像纹器的起源地 （二）对刻画类人物画像纹铜器的制造地的探讨 第二节 范铸类人物画像纹铜器所属文化区域探研 第四章 刻画人物画像纹铜器图像分析 第一节 图像主题及其年代变化过程 第二节 刻画纹铜器纹饰布局与含义 第三节 刻画纹铜器的区域文化归属与流布方式 第五章 范铸类铜器上的人物画像纹饰图像分析 第一节 范铸类人物画像纹铜器上的纹饰布局 第二节 范铸类人物画像纹铜器图像题材分析 第三节 范铸类铜器上的人物画像图案内涵分析 结语 內容試閱： 序论 在先秦考古出土的文物中，与绘画（painting）相关的材料少有发现。商周青铜器上所见的纹饰(motifs)计有鸟纹、?龙纹、蝉纹、涡纹等， 它们有着多种形象，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于青铜器上布局，但各个图案之间却未见强烈的内在关系，这些纹饰多是单元式的图案。人像在早期出土的器物中则更为罕见，河南安阳殷墟小屯M5妇好墓所出的小玉人（如M5:371、372等） 、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器物坑所出的青铜神人像（K2:②：149，150） 、山西翼城大河口M1出土的漆木人俑 等都仅是一些零星的或区域性的发现。绘画是自然的行为，商周时期应也存在绘画甚至是以图载事的传统，但是目前相关考古材料缺失，对于先秦时代所流行的绘画内容、绘画风格等问题仍未能有所深入。 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之间，青铜器上始见有以人物活动为主题的纹饰图案，一变了自商以来突出神兽纹饰的传统。这些纹饰图案有着多个不同的主题，也首次表现出强烈的敍事性，生动地表现出人和动物、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以极为精炼的方式呈现祭祀场景与宗教观念。这些青铜器上的图案布局紧密相扣，图案内容也大抵相若，显然这些图像已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目前，东周青铜器上的人物画像纹饰为年代最早且最为完整的绘画材料，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图像都是以尖器錾刻于青铜器的内壁，图案幼细精巧，却不易被观看，也不易于保存；再考虑到青铜礼器在古代中国礼祭传统中的特殊地位，这类饰有人物画像纹饰的青铜器的出现无论对于青铜器艺术还是其所代表的人文观念来说都是重大变革。而且，这些饰有人物画像图案的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很广，吴越、三晋、齐鲁、燕地、中山和楚地均有发现，尤其流行于战国早期。因此，刻画人物画像纹铜器的研究不仅能了解新兴起的青铜工艺与艺术风尚，更是能对两周之际的区域文化的发展和互动情况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在刻画锻造铜器流行的同时，传统的范铸类青铜器也始兴起使用题材相近的人物画像纹饰，学者们研究这两类青铜器上的纹饰内容，多认为其图案的含义是相近的，同样是描绘了当时所流行的一些关于战争与祭祀的场景。不过，根据这两类青铜器的考古出土地点，它们的主要流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两类铜器在器类、形制甚至是纹饰图案上均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两类青铜器上的纹饰图案是否有着相近的功能和含义似仍可需作深入分析，这也是本书的旨在探讨的问题。目前，关于这些青铜纹饰的命名仍需谨慎，本书认为部份图案未必直接与礼书上所记载的内容有关，故建议采用较中立的命名方式。朱凤瀚先生于1995年出版的《古代中国青铜器》，建议以 “人物画像纹” 作为统称，并强调这些纹饰与传统青铜纹饰之间的区别，尤其是这些纹饰具备图画性，有着连续无间断铺开的特性 。更重要的是，东周青铜器上的人物画像纹饰影响了楚地战国中晚期的漆木绘画，对汉代刻纹青铜器甚至是汉画像石的的艺术风格也有传承的意义，当然这些议题需另作深入研究，但目前似可以 “人物画像纹” 统称这些同见于刻画和范铸类铜器上的图像纹饰。 第一节 青铜器人物画像纹研究概况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南汲县（今卫辉市）山彪镇和河南辉县（今辉县市）琉璃阁两处春秋战国时代墓地发现饰有人物画像纹的青铜器。山彪镇M1大墓出有一对饰有 “水陆攻战纹” 的青铜鉴；琉璃阁M56等墓出有多件范铸 “狩猎纹” 青铜器；而琉璃阁M1则出土有一件刻画青铜奁形器 。在1951～1952年，辉县赵固村M1战国墓再出人物画像纹青铜器，为一件刻画青铜鉴 。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以及在日本 、欧美 等地的公私营博物馆的相关收藏器物也陆续刊布，学界开始关注这类青铜器的使用与流行。 林巳奈夫对青铜器上的这种特殊纹饰做了一些疏理和讨论，并称其为 “画像纹” 。徐中舒对当时所见饰有镶嵌狩猎纹的铜壶之年代、工艺、纹饰做了系统研究，以极开阔的视野论及狩猎纹与西方工艺及图像之关系，认为出现在青铜器上的狩猎纹图案有可能首先自北方传入燕、赵地区 。马承源分析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和上的纹饰，认为这是当时所流行的绘画的微缩影，与楚地帛画流行时间相近，同为古代中国绘画的开端 。美国学者韦伯（Charles Weber)收集海外所收藏的东周青铜器人物画像纹材料，试从美术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疏理。他指出中国青铜纹饰具有着区域性的发展传统，自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之间各地开始大量吸收北方式的动物形图案。韦伯认为这个转变有可能与北方地区甚是更远的草原区域的交流活动有关，不过他强调青铜器上的这些动物纹饰和人物形像却不见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应是本地吸收了外来纹饰后所发展的特殊风格，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传播与吸收的情况十分复杂 。这些早期的著作综合研究刻画类和镶嵌类青铜器上所见的人物形像，分析这种纹饰的出现与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器铸造工艺发展之间的关系， 部份则从绘画的角度探讨个別图案中关于祭祀的内容。惟当时的考古出土材料有限，无法根据这两类青铜器的形制与出土年代作进一步的系统分析。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饰有人物画像纹的青铜器陆续于各地出土，相关的研究开始出现了专题化的现像，多数选取某一类青铜工艺、某一处墓地所出的青铜器或某类人物画像纹饰中的图案而展开讨论。 目前所知青铜镶嵌工艺于春秋中期前后已发展成熟，只是以此工艺表现人物画像纹饰的传统大概是进入战国以后才开始出现的 。镶嵌工艺的常用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铸镶法，山东枣庄徐楼墓地所出的铸嵌红铜青铜器便是采用此法 ，红铜纹饰片通常是预先锻制或铸造，其厚度约为器壁厚度的一半，以支钉固定于陶模并与青铜容器同铸，经过磨错便得出器表光滑的效果 。枣庄徐楼墓地墓地的年代约在春秋中期末 ，类似的铸镶法亦见用于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M10所出青铜敦（M10:73） ，而徐家岭M10年代约在战国早期偏晚。目前采用铸镶法的人物画像纹青铜器只见于河南淅川和尚岭M2楚墓所出铜壶（M2:26） ，该墓的年代稍早于距之3公里外的淅川徐家岭M10，目前虽未有关于和尚岭M2铜壶的镶嵌工艺分析报告，但可根据对徐家岭M10所出青铜敦的研究结果，估计和尚岭M2铜壶也应是采用了相似的铸镶工艺。第二种镶嵌青铜工艺则见于著名的汲县山彪镇M1所出的一对“水陆攻战纹” 铜鉴，工匠首先在青铜器表铸出凹槽，待青铜器铸成后再捶嵌入红铜丝等金属填充物，然后进行打磨和抛光等工序 。这种工艺首先见用于春秋中期的三晋地区 ，适用于铸造线条细致、流畅的纹饰，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才套用于铸造人物画像纹饰。由近年关于铸嵌工艺的研究可见，人物画像纹饰的出现与镶嵌工艺的发展并非同步，镶嵌工艺流行的时间较早，后来才开始吸收这种特殊的图画形纹饰。这一点对于了解镶嵌类人物画像纹青铜器的起源有着一定的帮助。 针对刻画类人物画像纹青铜器的工艺研究较多，尤其是近年相关出土器物较多，通过成分分析和X射线成像技术等方法，刻画类青铜器上的线条清晰可见，其长短与深浅程度通常不一，都是利用尖头粗细少于0.5毫米的工具（多数认为是铁器）进行錾刻。刻纹青铜器的器壁均很薄，通常不超过0.2厘米，多数通过热锻冷却的方式焊接成形 。山西隰縣瓦窑坡M30所出的刻紋帶柄筒形器為目前年代較早的刻紋青銅器，該器的內壁刻有魚紋，而外壁則為三角形等幾何形紋飾。瓦窑坡M30的年代約為春秋中期 。近年，山东滕州大韩墓地发现有较多的刻纹青铜器，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这些锻制器物均为锡青铜，青铜含量通常83%～89%不等，余皆为锡以及极少量的铅，其比值与瓦窑坡M30刻纹筒形器相若 。江苏淮阴高庄墓葬也发现有较多的刻画纹青铜器，根据其成分分析结果，高庄所出的锻制青铜器铜含量较低，通常为72%～84%不等，但铅含量明显偏高，部份数据达到6%～11%不等 ，其成分比值与滕州大韩墓地和隰县瓦窑坡所见的存在明显区别。这项发现对于了解刻纹青铜器的制作很有帮助，反映了山东南部与江苏北部有着不同的锻制铜器铸作坊。目前尚未有其他地区所出刻画纹锻制青铜器的成份分析研究，这些数据对于判断刻纹青铜器的铸造地点将会一定的帮助。 錾刻技术于商周时期并不普及，上述的隰县瓦窑坡M30所出的刻纹筒形器是目前年代较早的考古出土发现，枣庄徐楼M2亦发现有一件内壁刻有交错龙纹纹饰的青铜和 ，有着近似形制和刻龙纹的青铜和亦见于湖北襄阳余岗M237 ，两件铜和的年代均在春秋中期末至晚期早段。这些早期的刻纹青铜器出土地点分散，曾有意见认为这种工艺或与吴越或楚地相关 ，但目前似乎仍缺乏可靠的材料为錾刻工艺的起源提供可靠的依据。錾刻工艺在战国时代的流行时间不长，也未有形成具规模的系统，这种工艺更似是一种外来传入的技术，流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却未有被传统的青铜或其他金属工艺所吸收。而且，刻画人物画像纹青铜器的图案比较复杂，在青铜礼器上加入绘画纹饰，对于祭祀仪式和祭祀观念都必然有着一定的深化意义，故这种饰有祭祀图像的刻画青铜器是否直接从早期的几何刻纹青铜器发展而来似仍可作讨论。早期刻画纹青铜器的发现仍有所欠缺，錾刻工艺的起源问题目前仍未有足够的材料可作深入探讨。 研究刻画类和范铸类人物画像纹图案的学者，较多从两个方向进行讨论。第一个是将人物画像纹饰按题材进行分类，探讨个别如弋射图、采桑图等图案中所呈现的内容，并试分析画像内容与礼书内容之间的异同 。也有学者参考这些青铜器的出土地点，认为三晋与吴越地区所出青铜器上或部份反映了南北两地的不同贵族生活、祭祀活动与宗教思想，据此对这些青铜器的传播方向和方式提出一些看法 。第二个研究方式是观察个别地点出土青铜器上的布局方式，考察其中关于祭祀的方式与思想 。关于青铜器上的人物画像纹饰的研究较多，多数意见认为它们是同时代的遗物，应是反映了相近的祭祀活动或祭祀思想，较少考虑其中可能出现过仿造与改造的情况。以上诸家论著，对今后东周青铜器人物画像纹的进一步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仍有若干重要问题有待再思考与再深入，如前文所述，这些图像研究多集中关注刻画或范铸青铜器上所见的纹饰图案，没有对同时流行、彼此间有联系的各类人物画像纹做全面研究。此外，这些对图案在青铜器上的使用方式以及各个图案中所曾出现过的变化仍可作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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