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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宰相——封建王朝权力斗争的焦点！
宰相是中国封建时代辅佐君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显赫的地位和巨大的权力，但这个职位既不能世袭，也不是终身之职，而是由皇帝任免调动，一般士大夫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争取。由于官位有限，而欲得到它的人多，那么激烈而又残酷的权力斗争便不可避免了。
◎宰相与王朝内部所有势力相互依存并相互制衡！
在相位争斗的过程中，宰相之间、宰相与官僚大臣之间、宰相与皇帝之间、宰相与宦官之间，甚至宰相与后宫之间都存在相互依存又互相制衡的复杂关系。
◎众多历史风云人物会聚，你想看的这里都有！
吕不韦、赵高、李斯、曹操、李辅国、王安石、蔡京、贾似道、脱脱、严嵩、高拱……从前秦到明末将近两千年的时间跨度，涉及上百个知名的历史风云人物，沉浸式体验他们亲身经历的真实权争历史。
◎研究中国封建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集成之作！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从未停止，而对相位的抢夺，是其中情况最复杂的一种。本书不是讲单一的朝代，不是讲某一个人物，而是集合了十余起历史上经典的相位抢夺的事例，通过对这些事例的共性和差别的研究阐述，更加直观清晰地展现中国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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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宰相作为中国封建时代地位仅次于君王的角色，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因此，围绕宰相之位的争权总是激烈而又残酷！在相位争斗中，人们以各种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宰相之间、宰相与官僚大臣之间、宰相与皇帝之间、宰相与宦官之间都存在相互依存又互相制衡的复杂关系。
本书精心选取了15个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争夺皇权的事例，并依据相关的历史文献，以通俗化的语言和写法，客观地还原这些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使广大读者能够从相位之争的管道中，窥探到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争斗血腥历史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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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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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囤积奇货，只为窃国
019 赵高篡权，祸灭秦朝
035 亦奸亦雄，千古评说
053 太监宰相，欺君压臣
069 虎父犬子，残害朝臣
085 生死之争，不择手段
101 宦海沉浮，千秋功罪
119 除弊变法，权力交争
135 结党营私，六贼之首
153 无赖宰相，祸乱朝廷
171 乱世贤相，壮志难酬
187 据奸逞恶，父子横行
205 权争于朝，盛年致仕
221 各怀心事，虎狼相争
237 惑主陷臣，国破家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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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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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宰相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代表。相位之争斗，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斗争的总体现。因此通过对相位争斗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统治集团中君臣之间、各级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的特点和规律。
一
宰相是中国封建时代辅佐君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地位之显赫，权力之巨大，人们曾用“位极人臣”来形容，可以说是封建官僚政治矛盾斗争的焦点。
宰相由皇帝任免，但也并不是一朝上任便可终身为相。它既不能世袭，也不是终身之职，一般士大夫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争取。当宰相的条件一是品德和才学，二是皇帝的信任。因此，封建时代的下级官僚，都把出将入相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王夫之总结说：“宰相之重，仕宦之止境也，苟资望之可为，皆垂涎而思得。”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做宰相的“资望”，千方百计想得到相位。由于官位有限，而欲得到它的人多，那么权力斗争便不可避免。更由于相位是人臣的最高权位，能够参加相位争斗的人，不仅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有着相当的势力，因此相位争斗较之一般的官僚斗争更激烈、更复杂、更残酷。纵观中国封建历史，围绕着相位争斗，不仅交织着阴谋，而且伴随着血腥。
（一）宦官争夺相位。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后，注重起用人才，因此很多原本地位低下的布衣便有机会担当国家要职，也给野心家争权提供了条件。赵高本来是宦官，秦始皇听说他干练有才、精通狱法，便提拔他做了中车府令，专管皇帝的车舆。条件的改变，使他萌发了争夺大权的野心。他私下里勾结公子胡亥，以便做自己争权的靠山。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天下时，不幸病逝沙丘，他私自扣押了始皇临终要长子扶苏继承皇位的诏书，拥立胡亥篡位，是为秦二世。由于他的策划和拥立之功，被封为郎中令，位居九卿。赵高为了保住自己既有的地位，便唆使秦二世大兴冤狱，杀死朝中很多功名显赫的大臣，甚至连秦始皇的十二位公子、十位公主都遭到了残害，受株连的人不可胜数。这样便为他继续争夺相权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接着，赵高又施展阴谋，要二世深居宫中，自己和几个亲信侍候在二世身边，使他不理朝政，一切大权皆控制在赵高手中，甚至连丞相李斯也见不到秦二世。接着，赵高又采用卑鄙手段陷害李斯，将其腰斩，并诛灭三族。李斯死后，朝中便完全由他掌握，逼死右丞相冯去疾之后，秦二世便任命他当了宰相。
宦官身处宫中，围绕在皇帝身边，对朝中情况了如指掌，这给他们争权带来了方便条件。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宦官专权的事情屡有发生。加上这些人生理上的缺陷，心理趋于变态，因此在权争中手段极其残忍。
唐朝宦官李辅国，十几岁便被阉割，送到宫中养马院。由于他机警圆滑，办事认真，40岁时混上了养马院中管账的差事，后又被推荐到太子李亨宫中听差。李辅国非常懂得如何讨好太子，取得太子的信任。恰好此时发生了安禄山兵变，唐玄宗带着太子及部分嫔妃出逃，李辅国不分昼夜紧随太子，表现得无限忠诚。尤其他知道太子痛恨杨国忠，在马嵬驿士兵哗变杀杨国忠时，便积极参与，深受太子的器重。在逃跑途中，李辅国分析了当时混乱的形势，便劝太子北上，并同大臣裴冕等人联名上书，奉劝太子登帝位。虽然太子左右推辞，但最后还是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由于他的劝驾之功，肃宗当然把他视为心腹，任其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并且掌管起御前符印、军队号令和各地来的文件奏章等，从此他掌握了朝中的军政实权。
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之后，李辅国同其他人一样，野心大发，开始勾结同党、排斥异己，为自己独揽大权铺路。他首先勾结肃宗所宠爱的张良娣，与她互相利用，阴谋害死了肃宗的长子李俶和三子李倓。因为他们不仅是张良娣儿子成为太子的障碍，也是李辅国独揽朝政的劲敌。建宁王李倓对李辅国的所作所为早有察觉，便多次劝肃宗不要相信他。李辅国担心肃宗被说服，便千方百计陷害他。
回到长安之后，李辅国升任殿中监。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利用已有的权力和肃宗的信任，到处安插自己的耳目，打击排斥异己，最后竟逼迫宰相裴冕，要他与大臣们联络，上书推荐他当宰相，真有些急不可待了。后来在肃宗临死时，李辅国计杀越王李系，囚禁张皇后，拥立太子李豫登极，夺取了宰相的宝座。
宦官当宰相，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多见，他们取得宰相职位都是靠皇帝的权势。赵高也好，李辅国也好，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得相位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先靠扶持太子，或帮助所扶持的王子篡夺太子位，然后拥立太子登上皇位，利用皇帝的权力控制朝廷，独揽大权，排斥打击异己，然后夺取宰相宝座。宦官当宰相，表现了当朝制度的混乱和皇权的削弱。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史，凡是宦官当权的朝代，那个朝代的皇帝肯定无所作为，社会必然动乱不安。
（二）朋党与相位争斗。相位争斗不是孤立产生的，在封建官僚集团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围绕着相位展开角逐，宰相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因此在相位争斗中，往往表现为朋党之间的对抗。他们拉山头搞派性，对异己者进行打击排斥。唐代的牛、李党争表现得尤为突出。
牛、李两党的形成，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唐朝的开科取士，打破了士族垄断朝政的政治局面，一些地位低下的寒士可以有机会通过进士及第进入朝中做官。唐宪宗时，牛僧孺、李宗闵同年考中进士，又同登制科。他们意气相投，指斥时政，对当时宰相李吉甫进行了抨击。后来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政击李宗闵科场舞弊，并同郑覃一起主张罢止科举考试，朝中要职应由公卿子弟担任，企图回复门阀制度。牛僧孺则坚决反对公卿子弟垄断朝政，他们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便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排挤，势不两立，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德裕为宰相时，欲置牛僧孺和李宗闵于死地，派人搜寻其谋反的证据，以陷害之。牛党执政后，又对李党进行残酷报复，罗织李德裕的罪名，最后终于将其整死。他们甚至不能同朝相处，一党上台，必定利用相权打击对方。两党根据不同政治形势的变化，交替执政，轮流外任。虽然他们两党都各自不同地为朝中做过贡献，但他们所搞的历时长久的党争，也给唐朝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朋党的另一种形式是攀附党首，互相勾结，彼此援引，为争权夺利互相利用。宋代奸相蔡京，史书上称其为“六贼”之首。他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结为朋党，祸乱朝廷。他们结党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结党营私。与牛、李党争不同的是，牛、李二党阵线分明，而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奸党，是与朝中所有正直大臣为仇。最初蔡京因坑害同僚、投机取巧，已经爬到了龙图阁直学士的位置，后被贬到杭州闲居，偶然遇到了在杭州为宋徽宗购买字画的宦官童贯，于是互相交结，靠童贯的力量得以登上相位。接着利用权势将地痞朱勔安插到苏杭应奉局任职，又收买专善投机钻营的王黼，将其提拔为御史中丞。宦官梁师成见他们在朝中得势，于是也投靠了他们，蔡京将其荐为太尉。李彦出身于市井无赖，也逐臭而来，围绕在蔡京周围。他们朋比为奸，凡是不为其所用的正直朝臣，一概加以打击排斥。为了达到独揽相权的目的，把司马光等120多位大臣定为“奸党”，并在皇宫门前立所谓“奸党碑”。凡是碑上有名的大臣，不仅本人不得复用，就连其子孙也不得起用。前任宰相章悖与蔡京是同乡，蔡京怕其复相，便将其打入“奸党”。“六贼”专擅朝政，使北宋政权吏治腐败、朝纲紊乱，最终断送了北宋政权。
相位争斗与朋党政治是相辅产生的，宰相一旦执政，必然要选任一批能够支持自己施政的朝臣，而宰相往往在一朝中有几个，他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拥护者。那么宰相之间的矛盾，便是他们拥护者互相斗争的根源。如果宰相之间互相争权夺利，那么他们的拥护者也便成了对方打击的对象。因此说相位争斗与朋党之争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相位争斗必然会牵扯朝中各派政治势力。有相位之争，也就有朋党之争，也就会有朝中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在封建统治集团中从未间断过，只是有时激烈一些有时平缓一些罢了。由于相位争斗引出的朋党政治，使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甚至会危及封建帝国的存在，因此在一些朝代中，封建君主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加以制止，但收效甚微。
二
相位争斗的另一种集中表现，是围绕着改革展开的。
改革是统治集团运用国家机器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一种手段，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倡导改革的政治家，往往是具有一定政治远见的当朝宰相。然而反对改革的旧势力，在朝中依然十分强大。有时候改革家与反改革者同朝为相，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因而斗争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涉及的范围也更大。围绕宋代王安石变法和明代张居正变法所展开的斗争，可以充分反映出其斗争之激烈。
变法改革必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既得利益者当然会不顾一切地反对。尤其既得利益者多是当朝权贵，他们有着庞大的社会势力。而改革者往往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新与旧的较量也一定是殊死的。当宋神宗将改革派代表王安石召到京师，准备任他为参知政事（副相）领导改革时，那些墨守旧章的官僚士大夫，便对他产生了嫉恨和敌视。唐介首先表示反对，说：“若使王安石为参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韩琦也说：“安石做翰林学士有余，当执政官则不行。”吕诲更是捏造了王安石十大罪状，对其大加诽谤、诋毁。一句话，就是阻止他任副相，以便把他变法的计划扼杀掉。
由于宋神宗的支持，终于力排众议，使改革变法得以进行。反变法派便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他们甚至利用天象的变化大做文章。当时华山发生了山崩，文彦博竟对神宗说：“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华山山崩。”真是无稽之谈。王安石当即上书反驳：“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不足信也。”但是在那科学不发达的时代里，神宗便对变法产生了怀疑。由于新法的施行，直接由市易司向宫廷和官衙供应所需物品，致使那些以往购买宫中用品大占便宜的官员一下子无利可图了，他们便大造谣言，反对新法。神宗的岳父向经，也因为免行钱的实施而无法从中渔利，便把市面上的各种谣言带到宫中，在宫中掀起了一次反变法的高潮。他们甚至动员太后向神宗施加压力：“安石乱天下，怎么办呢？”面对反对派强大的攻势，王安石毅然进行反击，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但是反对派采用了各种手段对王安石变法集团成员进行围攻、迫害，乃至分化瓦解，王安石最终被二次罢相，变法最终失败。
明代张居正的改革也是如此。虽然他的改革没有触犯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确实触动了一批官僚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便群起而攻之，公开起来与之对抗，一时间也是风波迭起。刘台本是张居正的学生，此时也弹劾老师“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甚至指责张居正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并要求神宗“抑损相权，毋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张居正从宰相的位置赶下台。可以说变法改革与反对派的斗争，是新、旧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其主要表现是相位之争。因为作为改革家的宰相，他是靠宰相权力的实施来调动国家机器进行改革的，反对派阻止改革，首先就要把他从相位上拉下来。正当张居正准备把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其父在江陵病逝。按照当时的制度，张居正应提出辞职守丧的请求。如果逝者其子在军队任职，并恰好处于战争，皇帝可下诏特批继续任职，这叫“夺情”。而张居正不在军队任职，所以不能“夺情”。但改革正处在重要关头，张居正一旦离职，则一切都将付诸东流。在户部侍郎李幼孜的请求下，神宗要张居正“夺情”，在京城守丧47天，期满即入署办公。
“夺情”的诏书一下，引出了轩然大波，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一些以维护名教为借口的士大夫指责他“热中权势而不守礼义”。不少人上书反对“夺情”。他们质问张居正：“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请求神宗让张居正“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其目的都是要赶张居正离任，以中断改革。张居正死后，神宗废止了张居正的大部分措施，使改革最终失败。
围绕改革而起的相位争斗，是新、旧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是推动和阻拦社会进步的斗争，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三
相权是由君主授予的，靠它来治理国家。但是为了防止宰相手中的权力过大，致使大权旁落，给宰相篡位以机会，封建君主总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对相权加以限制。结果导致了历代宰相制度、名称、权限的不稳定。当授予某部门权力时，必定用以制约前一权力部门的权限，同时加上一个新的名称，规定其权限范围。
秦统一中国后，在新的官僚机构中，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丞相为百官之首，辅佐皇帝，总揽朝政，权力极大。《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到了隋唐时期，实行新的宰相制度，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首脑为宰相。三省并立，互相制约。由内史拟旨，门下审核，尚书执行。尤其唐代，皇帝为了限制三省权限，还常常挑一些品级低的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称，使其担当宰相职务。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唐代还设有枢密使。欧阳修《归田录》中记载：“枢密使，唐制以内臣为主，故常与内诸司使、副为伍。自后唐庄宗用郭崇韬，与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自此之后，其权渐盛。”宋代初期官职承唐制，宋太祖赵匡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设三个参知政事为副职。神宗五年又加以改革，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并以尚书左右丞代替参知政事为副相。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废除了相承已久的宰相制。朱元璋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洪武十三年（1380）除掉了胡惟庸等几位曾任宰相的人后，下令取消了这一职位。他把大权收归皇室，自己亲自掌握。把朝中的实际政务交由六部分掌。朱元璋声明：“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大权一归朝廷。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清代的官制秉承明制，没有太大变化。我们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这一举措中，基本上可以了解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明初朱元璋设宰相两个，李善长为左相，右相由徐达担任。李善长多谋善断，在朱元璋夺取政权的战争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军事上、经济上等方面大小法规制度几乎都是由李善长组织制定的。明朝建立之后，李善长没有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尤其身居相位，很多事情就显得有点自作主张，甚至有些独断专行了。渐渐地朱元璋的帝权与相权的冲突便出现了。朱元璋对这位开国功臣也不好使用强压的手段，只好一忍再忍，最后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让他致仕回家。此时，朱元璋已感到相权太大，弄不好对帝权是个威胁。但是他此时还仅仅认为是李善长个人的情况所致。他是否觉得自己功高盖世，骄傲恣肆？如果换个谦恭稳重的人，就不会出现那些情况。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出在丞相这个职位上。因此，当徐达、李善长都致仕后，朱元璋仍保留丞相一职，并任原帅府旧臣汪广洋担任。这汪广洋善揣帝旨，工作极为小心，但能力太差，无所建树，使朱元璋大感失望。致仕在家的李善长为了能对朝中施加影响，便趁机推荐自己的亲信胡惟庸进入中书省，结果也被任为右相。
胡惟庸为人精明干练，上任不久便把中书省大事小情弄得井井有条。朱元璋感到汪广洋实在不称职，便将他外放到广东。其实胡惟庸在入相前就与李善长密谋，要把汪广洋挤出中书省。因此，在李善长的策划下，胡惟庸才得以把事情办得干净利索，让朱元璋非常满意。汪广洋离开后，朱元璋才发现胡惟庸与李善长相勾结。胡惟庸机诈善变、唯利是图，而且独断专行。使朱元璋十分后悔的是，不该把汪广洋贬走。朱元璋也是工于心计之人，他为了利用而又能控制胡惟庸，便采取了一个措施，将胡惟庸升为左相，又从广东调回汪广洋为右相。朱元璋调他回来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让他牵制胡惟庸，一方面作为自己的耳目，另一方面分散他的权力。但汪广洋是个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人，根本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朱元璋非常生气，便准备把宰相制度废掉。于是便千方百计找寻左相胡惟庸的罪证，否则也不好轻易把相传了多少代的制度废掉。终于有御史中丞弹劾胡惟庸结党谋反，朱元璋便迅速处理，马上命有关方面审理，即刻处决。随着胡惟庸的死，中书省同时被撤销，宰相制度在明洪武十三年（1380）被废除。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中书省的政事悉归六部，使中央各权力部门互不统属，大权统归皇帝。为了解决拟旨、定制、批示等工作问题，便用一些在内廷工作的学士、讲官，以及翰林院中修史人员帮助。开始时没有定编，也不定职，直到明永乐皇帝登极后，才将处理这些文书的人予以定员，也给了定称，这就是“阁臣”。明代的“阁臣”虽然类似于“宰相”，但权力却比宰相小多了。这也正是朱元璋限制相权最成功的地方。
四
相位争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课题，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去研究它。无论争夺相位、宰相之间及与官僚们的争权夺利，还是帝权与相权的互相角逐，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区分善恶美丑。还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思想、行为可能都会发生变化，有的人可能从邪恶归于正途，也有的由君子变成小人。如宋代奸相秦桧，最初也是位饱学之士，进士及第后又中词学兼茂科，也想有所作为。当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打汴京，朝廷主和派向金兵乞和，金兵要求宋朝割让三镇时，秦桧立即上《兵机四事》疏，反对割让三镇，当他的四条意见被主和派大臣张邦昌压下，他愤然以辞职相抗，尤其又与何（lì）等大臣积极主张抗战，应该说是有民族气节的。但后来他竟背叛了祖国，成了杀害岳飞的凶手。可以说他是一个由君子变成小人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呢？是被逼、被利诱，还是另有原因？可以进行专门研究。但有人说他一开始就是混蛋，假装主战，这就未免太主观了。
也有的历史人物大节可以说不亏，有的甚至对历史的进步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同时，他们也搞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乃至贪污纳贿那些东西。如王安石是宋熙宁年间变法派领袖，身任宰相，却毫无顾忌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的儿子、亲家安排到朝中机要部门，甚至那些逢迎谄媚之徒、拍马溜须之辈也受到重用。正如司马光所说的：王安石“汲引亲党，盘踞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变法期间，王安石的重要助手吕惠卿也利用自己副相的地位巧取豪夺，同地方官相勾结，向富户“借”了四千多贯钱，在苏州购买了大片田产。同是变法首领的章惇，也利用职权在风光秀丽之处建别墅、购田产。即使是改革派的总指挥王安石，也曾在江宁“求田问舍”，利用改革变法之机，大发个人之财。再如明代万历年间著名改革家，有“救时宰相”美誉的张居正，在改革开始时，为官清正廉明、整饬吏治、唯才是举，但是到了改革取得成效之后，便对反对过自己的人大打出手、严加排斥，结成张氏小集团。同时也开始居功自傲，喜听阿谀奉承话。礼部侍郎邱岳写了一副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张居正喜不自胜，准备对其越级提拔，后因有病才未实现。身为宰相，甚至带头科场作弊，大坏科场风纪。在其为相期间，大肆接收请托贿赂，甚至贪污纳私。张居正后来被抄家时，抄出黄金一万两，白金十几万两，还有大量的珠宝玉器。虽然他自己不承认贪污受贿，但事实是否定不掉的。如果单从这一点去看，这与严嵩和清代的和珅又有什么区别呢？
也有的人奋斗的目标无可指责，但是所用的手段却是十分卑劣的。如发动“甘露之变”的唐代宰相李训，鉴于宦官势力对唐朝的祸乱，以铲除宦官势力为己任。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主动投谒攀结大宦官王守澄的亲信郑注，作为自己进身的阶梯。果然，他得到了当朝皇帝文宗的宠信。为了达到可以与宦官势力较量的宰相位置，他同样又利用宦官的势力首先打败了以李德裕为首的政治集团“李党”。接着，又采用了卑劣的手段，击垮了李宗闵、牛僧孺的牛党。接着又对朝中一些大臣进行了残酷打击，为自己争夺相位铺平了道路。虽然他终于当上了宰相，却遭到了人们的鄙视，等等。
总之，在相位争斗中，人们以各种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们对之应加以认真分析。今天，我们从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众多的权争中，选取十几次有代表性的权力角逐，编成《中国王朝内争实录：相位抢夺》这本小册子，以使广大读者对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有一个初步了解，认识其斗争的实质，从而加深对中国封建时代专制主义政治的了解和认识，掌握其内部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结党营私，六贼之首
见风使舵，导君淫奢；
攀附结党，陷臣误国。
宋朝奸相蔡京，忝列六贼之首，
可见其奸之大。
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考中进士，时年仅24岁，可谓少年得志。但其为人奸邪，惯于见风使舵，有时风刚刮他便转舵，哪知风向又变了，他回转舵不及，往往就翻了船。因此，蔡京虽然官运亨通，但却四次大起大落。看来仕途艰险，任你再奸再猾，也难一帆风顺。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他的儿子赵煦继位，即宋哲宗，改元“元祐”。不满10岁的哲宗当然不能处理国事，便由英宗皇后、神宗母高氏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听政。由于王安石变法得罪了皇亲国戚，因此他上台之后，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并把守旧派的官僚一一请来，这些人千方百计谋复旧制。司马光一入朝，便对新法展开了攻势，他说新法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企图尽废王安石新法。枢密院知事章惇对司马光的做法表示不满，便与他争辩起来。此时司马光执政，便将章惇贬到了汝州。并限令在五天之内各州县必须把免役法改为差役法。朝中很多官员都感到时间太紧，根本无法完成。蔡京此时正任开封知府，他看那司马光怒气冲冲的样子，觉得该转舵了。他当即令所辖各县派1000多人充当差役，如期全部改完。然后他第一个跑到宰相府去向司马光汇报。司马光十分高兴，夸奖他说：“如果人人都像蔡知府那样，维护朝廷成法，还有什么不可以恢复的呢？”司马光对蔡京的办事能力十分欣赏，准备提升他，可是有些旧党人士指责他“挟邪坏法”不可以重用。于是蔡京马屁没拍对地方，被踢出开封府，贬为了地方官。
八年后，摄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去世，由17岁的哲宗亲政，改年号为绍圣。哲宗看到在司马光全部恢复旧法的过程中，不仅不能有益于社会生产，相反却使社会矛盾加剧，便决心恢复神宗的改革事业，于是便再次起用新党官员，恢复由王安石制定的新法。哲宗首先起用曾布、章惇为相，主持朝中的政令。
蔡京见变法派得势，虽然自己已经投靠了司马光，但风向变了，还得赶紧转舵，又转而支持章惇恢复新法。其变化之快，让人目不暇接。
曾布的想法比较折中，想兼采新、旧两法的长处而用，可是章惇则态度坚决，一定全面恢复新法。因此在关于恢复免役法的问题上，朝臣们的意见很不统一。当时章惇让各部讨论，由于意见不一致，久议而不决。蔡京发现哲宗的意思也是主张全用新法，于是便献媚说：“尽管把熙宁朝的成法施行就是，还有什么好争论的？”章惇于是便下决心取消差役法，而重新恢复免役法。
蔡京在新、旧两法之间的斗争中游弋，左右逢源，无论哪一派占了上风，他都会去支持胜利的一方，并且都得以实行。这不仅脑袋要转得快，而且更主要是脸皮要厚，非大奸特奸不足以为此。其实当时监察御史常安民早已看透蔡京的嘴脸，并且提醒人们：“京奸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否。他日羽翼丰满，后悔就来不及了。”由于大多数人被蔡京之奸所惑，还没有识别出他的真面目，因此蔡京被章惇推荐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并且成了户部尚书。
一朝君子一朝臣，是封建王朝干部制度的一大弊病。新上台的一派，总是要不遗余力地打击旧派人士，以巩固自己的权力。章惇等人也没能跳出这一怪圈，在恢复新法的同时，他们也对旧派大臣进行残酷迫害。蔡京见自己地位巩固后，便想尽办法陷害朝臣。一方面为了打击政敌，一方面也在为自己日后争权铺路。于是蔡京一手制造了文及甫冤狱。
文及甫是宋代名臣文彦博的儿子，文彦博是旧党中仅次于司马光的重要人物。文彦博去世后，重新执政的新党为了笼络大臣，平反了一些被旧党打击迫害的人。他们准备给元祐年间遭受打击的蔡确平反，但是证据不充分，只好搁置。蔡确的儿子蔡谓，见其父迟迟未予平反，便上书皇帝说他叔叔蔡硕曾在邢恕家里见到在元祐年间，文及甫写给邢恕的信，信中涉及了一些旧党执政时期的内幕。哲宗知道文彦博是旧党重臣，便以为可以查到许多有关旧党的东西，于是派蔡京和吏部侍郎安惇审此案。
文及甫之所以给邢恕写信，并非有什么奸谋。以前二人都在同文馆中任职，相处得很好，文及甫对邢恕十分信任，几乎是无话不谈。青年人书生意气，难免恃才傲物，有时在给邢恕的信中对几位新党人物讽刺了几句。新党上台后，贬斥了旧党很多大臣，尤其他父亲也在其中，自然对新党不满。此时恰好文及甫为母亲守丧期满，他知道由于父亲文彦博的关系，他不可能被留任京官。因为好友邢恕在新党执政时依然得宠，便想请他帮忙安排个比较好的地方任职。于是便给邢恕写了封信，信越写文及甫的心情越激动，用词也渐渐激烈起来，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不平，便写下了一些抨击时政的言语。朋友间的私人书信，写什么都是可以的。你发发牢骚，他安慰几句，心情便会平静下来。哪知这邢恕是个小人，他总是在权衡利弊。因为他知道，文彦博是文及甫的父亲，新党上台当然也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儿子。如果自己继续交好于他，可能会受牵连；如果揭发检举，说不定还会升个一官半职。利害终于战胜友情，邢恕把信拿给了蔡谓，以此陷构文及甫。
蔡京对此案也十分重视，也想通过此案立功。他利用各种手段想从文及甫口中得到能使自己向上爬的东西。他不仅对文及甫进行欺骗诱供，同时还施以严刑拷打。文及甫自知落在蔡京之手，难有生还之理。一介书生，精神几乎崩溃了，于是便信口“招供”。你问什么，自己便承认什么；你让他招什么，他便就招什么。结果越审案子越大，最后竟牵涉朝中大臣一百多人，揭发出一个政治集团企图废立皇帝的大阴谋。于是也铸成了无辜杀害大臣的一大冤狱。
蔡京觉得此案收获太大了，便赶忙把各种口供材料集中起来，怀着一颗勃勃野心，上疏请求皇帝诛杀那些牵涉此案的大臣。由于哲宗秉承祖上“不得杀戮大臣”的遗训，这场已让人嗅到血腥味的残酷屠杀才被避免。许多大臣被贬谪、流放，朝中上下人心惶惶。蔡京觉得这样还未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又派人去追踪杀害已被流放的元祐党人。在这次大狱中，陈衍、刘挚、梁焘等大臣均死于蔡京之手，其子孙亦遭贬黜。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去世，由他的弟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只因徽宗年纪尚轻，不谙政事，由神宗皇后向氏听政。皇太后对蔡京的才学颇有欣赏，便命蔡京在京城编修史书。可是没过多久，旧党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章惇被贬官。接着谏官陈瓘弹劾蔡京与内侍宦官相勾结，干预朝政，于是蔡京被贬为江宁知府。离开京师外贬，这对蔡京是个相当大的打击。对一个封建官吏来说，做官京师和服役地方，差别是很大的。留在京城，消息灵通，可以见机行事，而且大员全在京中，再往上爬的机会很多，如出京外任，那什么时候有机会就不好说了。因此蔡京心中十分郁闷，千方百计想找门路留下，拖了很长时间也不到任。这时御史陈次升、龚夬、陈师锡等同时上疏弹劾他以往的奸行罪恶，并指出他滞留京师，久不赴任，必有险恶用心。结果蔡京再度被贬为提举洞霄宫，居住在杭州。
向太后死后，宋徽宗亲政。徽宗本来不长于治国安邦，而是在艺术上十分精到，可谓高手，书法绘画上的成就，恐怕在宋朝也无几人能及。他更喜欢搜寻历代书画作品，因此即位不久，便命心腹宦官童贯到三吴地区收集书画珍品。
此时在杭州闲居的蔡京，当然知道童贯在宫廷中的角色，于是便费尽了心机前去巴结。蔡京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他一直想爬上宰相的位子，但命运多舛，总掌握不住风向，以致蹉跎至今。童贯的到来，使他重新看到了希望，于是便把宝押在童贯身上。因此，童贯一到杭州，蔡京便置办了盛宴为他接风，并邀集此地歌舞伎前来助兴。童贯在杭州住了一个多月，蔡京不舍昼夜地同他一道游玩，令童贯十分感动。其实蔡京也是书画高手，据说宋朝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这“蔡”原本就是指蔡京，只是后来人们恶其奸，才改成蔡襄。蔡京为了显示自己的艺术才能，逢迎皇上，便在屏风及扇面上用尽全力画了一些山水花鸟画，请童贯带回京。童贯受了蔡京诸多恩惠，当然不能无动于衷。回京后，童贯把蔡京的画放在极易见到的位置呈送给徽宗，并对蔡京的才华大加赞扬。徽宗对书画确是行家，对蔡京的作品也很是欣赏，徽宗渐渐对蔡京产生了好感。
当时徽宗很崇信道教，对道士格外看重，有位著名的道士徐知常经常被徽宗请到内宫。蔡京的好朋友太学博士范致虚与徐知常关系密切，于是蔡京便用重金买通了范致虚，求他能在徐知常面前替自己说好话，称赞自己有相才。徐知常见好友如此盛赞蔡京，觉得此人必有过人之处。因此，徐知常每入内宫，总是对嫔妃太监们吹嘘蔡京。一传十，十传百，嫔妃、太监们都知道了蔡京的大名，也都众口一词地夸奖蔡京怎样有才德。徽宗对这些舆论也表示赞同，于是起用蔡京，让他当了定州知州。接着，在蔡京的旨意下，其党羽、起居舍人邓询武趁机四处活动，为蔡京歌功颂德，还入宫拜见徽宗，说：“陛下有志恢复新法，继承先帝的事业，必须用蔡京。”其实蔡京已看出徽宗有恢复新法的意思，便暗示邓询武画了一幅《爱莫之助图》，一并示皇上。图的左边画的是元丰新党的代表人物，右侧是元祐旧党人物。在元丰新党人物中，他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蔡京的地位，徽宗便已有意要用蔡京了。
蔡京通过请托巴结，以及各种卑劣的手段终于给自己争权夺利打下了一点基础。就在徽宗有意提拔蔡京的时候，恰好赶上执政大臣和曾布争夺权势，他们此时都需要有一位受到皇上宠幸的人来帮助自己，而此时皇宫中对蔡京一片赞誉之声，因此他们都想拉他做帮手，以排挤对方。于是韩忠彦和曾布二人都推荐蔡京，徽宗还误以为他在朝臣中有人望，也就恢复了蔡京的学士承旨职务。此时蔡京便和左相曾布勾结在一起，并利用曾布的势力以“变易神宗法度”的罪名，上疏皇上罢免了韩忠彦的宰相职务。崇宁元年（1102），蔡京取代韩忠彦，当上了尚书右丞。对蔡京的人品和个性，其朋友孙鼛十分清楚，他看到野心勃勃的蔡京为争权而四处奔走，心里十分担心。有次他对人说：“蔡京的确有贵人相，但是有才无德，如果他掌握了大权，恐怕会给天下人带来灾难。”但是蔡京的欲望之火一刻也没熄灭过，他想总有一天会当上宰相。他找孙鼛说：“如果皇上进一步重用我时，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可见其野心之大。
除掉韩忠彦之后，蔡京的地位仅次于曾布，蔡京决心把曾布从宝座上赶下来，便想办法在皇上面前整他。
其实曾布也是个小人，他任宰相后，也在积极培植党羽，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对有些自己可以利用的元祐党人也加以援引。蔡京更是小人中的小人，他完全不顾曾布对自己的提携，为了权力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曾布拟用陈祐甫为户部侍郎，这陈祐甫是曾布门婿的父亲，有亲家之好，当然便可结为死党。曾布此时并未把蔡京当作外人，也同他打过招呼。蔡京当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但是其心里却在琢磨事情。一天，曾布与蔡京在皇帝内廷议事，便向皇上提了出来。曾布用眼睛瞅了瞅蔡京，好像是希望他附和说几句，此事也就算通过了。他看蔡京没有反应，以为他不说也罢，就算是默许吧。可是突然蔡京一反常态，尖刻地说：“官爵是属于皇上的，可是宰相为什么私下里随便给自己的亲戚呢？曾布的门婿陈迪是陈祐甫的儿子，他们是儿女亲家，所以才加以提拔。”他的言下之意是在指责曾布结党营私，同时也离间了皇上与曾布的关系。他的这一席话，大大出乎曾布的意料，着实让他大吃一惊。小人的贯技是背后伤人，而现在竟当面也敢伤人，可见他要排斥曾布之心是多么急切。气得曾布浑身颤抖，他也顾不上皇上是否在旁边，便指着蔡京的鼻子争吵起来。接着，蔡京又乘势唆使言官上奏，弹劾曾布勾结逆臣，起用元祐党人，图谋恢复旧党的地位。在蔡京明枪暗箭的打击下，曾布便以“力援元祐奸党，阴挤绍圣忠贤”之罪名罢官。
蔡京终于如愿以偿了，崇宁元年（1102）七月，徽宗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徽宗在延和殿召见他，对他寄予了厚望：“神宗推行新法，半道未成，先帝继之，但两度都因内廷干预而不能坚持下去，国家的政事尚无准则。我将继承父兄之志，特任你为宰相，你打算怎么办？”蔡京赶忙离座叩头谢恩，并表示说：“臣将尽心效力。”至此，蔡京爬上了权力的最高峰。
蔡京虽然24岁便中了进士，但一路坎坷，一旦掌握了权柄，便胡作非为了。为了集中宰相的权力，蔡京为相的第二天，便下令禁止了章惇所行之法。第七天又援用“熙宁变法”时在三司之上设置条例司的成例，在中书省设置讲义司，自任提举，其他成员全由他的党羽充任，一切政令皆由己出。任何一件事情，包括皇室的设施如何安置都要由讲义司议定，那么全国的一切权力统归蔡京控制了。
为了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相位，蔡京急忙把自己的儿子、亲信、死党安插进权力部门。他担心谏官们弹劾自己，动摇自己的地位，便发明了“御笔密进”。他亲笔草拟诏书后，再让徽宗照抄。诏书中全是他的旨意，谁敢违背他的旨意议论朝政，就以违旨论处之。言官们为了自保，谁还敢说三道四。
蔡京这个奸佞小人，是打着恢复、继承新法的幌子上台的，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又对旧党成员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其实在蔡京当政时，元祐旧臣因遭贬谪、流放而死去的不少，已经剩下不多了。为了使此案永远不能翻过来，蔡京主张立“元祐党人”碑，把司马光及其有牵连的元祐旧臣120人列入其中，并请徽宗亲笔写下他们的名字，刻石立于端礼门外。后又定“元祐、元符党人”309人刻石于朝堂。蔡京又亲笔写元祐党人的名字通令全国各州县，一律在州府县门前立石碑。如果本人尚在，就由州县进行监督管制，其子弟不许进京城，不许与宗室通婚。
蔡京迫害政敌的行为，使朝野震怒，但迫于其权势，谁敢违抗呢！长安石工安民，被县吏弄去刻石，他说：“我是个老百姓，不知道立碑的用意，只知道司马相公是个正直的人，这里说他是首奸，小民真不忍心刻。”县吏听了不觉大怒，说不刻便定他的罪，安民哭着说：“要刻我也不敢推辞，但求不要把我的名字刻上，免得后人骂我。”县吏听了气急败坏地骂道：“你的名字有个屁用，谁让你往上刻了。”可见蔡京此举是多么不得人心。也有的大臣实在忍无可忍，站出来指斥这种行为的恶果。户部尚书刘拯说：“汉唐失败，都是从朋党相争开始。今日指前日之人为党，岂知后日之人不以今日之人为党？人之过失自有公论，何必对这些人问之以党人之罪，使他们及后人永遭禁锢？”蔡京此时听了十分恼火，指使手下言官弹劾刘拯，不久将他贬谪到薪州。
蔡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相权，下边的基本上没问题了，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保证皇上的绝对信任，这样他才不会处处出来干预。他便想到借鉴历代奸臣的手法，利用玩好吸引皇上，使其沉溺其中，这样皇上便无暇顾及朝政，大权自然由自己一人把持。
徽宗本是穷奢极欲的人，蔡京便投其所好，先后为徽宗建起了景灵宫、延福宫、九成宫、元符殿、保和殿、明堂、艮岳山、曲江池等多项大型工程，耗费巨资，侈丽其极，凡声色犬马，无不用其极。蔡京常劝徽宗：“太平盛世，应多玩乐，岁月无几，何必自苦。”宋徽宗在蔡京的引导下，每天除了宣淫导欲，便是奢华竞侈，更不问朝中政事了。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蔡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权倾朝野，人臣未有敢为敌者，竟被老天爷算了一次。也许这正所谓报应。
一天夜里，西边的夜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彗星在科学不发达的封建时代，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它的出现，人们往往便以为是有人作恶，老天爷要降灾下来了。恰好宋徽宗又非常迷信天象，于是心里便紧张起来。他最担心的是他的政权是否会因此而亡，于是便下诏要求大臣们知无不言，找到为祸的根源。这真是天赐良机，一些谏官被蔡京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已憋得要命，便纷纷上表揭发蔡京的罪恶，并且都说得有理有据，言辞激烈。户部尚书刘逵是右相赵挺之的好朋友，前几天赵挺之被蔡京挤出相位，更让他对蔡京充满敌意，因此上表弹劾蔡京，大加痛斥。
原来韩忠彦、曾布被蔡京挤掉相位后，一直是由蔡京独相，徽宗便要依旧例增一副相。蔡京以为赵挺之好控制便推荐了他。哪里想到赵挺之另有主见，于是二人政见不合。赵挺之对蔡京搞的那些东西十分不满，不久二人的矛盾便激化了。赵挺之多次向徽宗揭露蔡京的恶行，但此时蔡京确实把徽宗奉承得头昏眼花，无法分辨真假是非。赵挺之为了避免被蔡京陷害，便提出辞去右相。蔡京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出京城，直恨得咬牙切齿。在赵挺之的一再要求下，皇上批准他回青州老家。闲着没事，他常常跑到刘逵那里，二人经常议论蔡京的丑行。刘逵见皇帝真心求直言，便请求毁掉蔡京立的“元祐党人”碑。徽宗因为信天象，暗想也许就是蔡京的这些主张惹得天怒人怨，便命内侍太监在半夜时把碑毁了。
第二天一早，蔡京和往常一样入朝，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下子他发现朝堂前的“元祐党人”碑没有了，不免又惊又怒。他压根想不到此碑会被人拿走，除了皇上谁敢做出这种事来？如果是皇上拿的，那不就是说皇帝认为立此碑是错了吗？他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升朝时，蔡京实在按捺不住，便当堂询问徽宗。
徽宗乃一国之君，当然敢作敢当，回答说：“这是朕的意思，现在有天象告警，应行宽仁之政，因此派人将此碑毁掉。”
蔡京也许是威风惯了，也许是过于激动，于是有些把握不住自己，脸色变了，声音也变了，他几乎是在大声叫喊：“碑可以毁掉，但罪名万不可赦。”
徽宗阴沉着脸，没说什么。
蔡京如此老奸巨猾之人，应该想到他这样失态所引来的后果。
刘逵觉得打垮蔡京的机会来了，于是当天下午就急忙上奏，对蔡京入相以来的所作所为统统进行了揭发：“目无君父，党同伐异，陷害忠良，兴役扰民，损耗国帑。”要求坚决罢掉他的官。接着又有大臣上疏弹劾蔡京，请求将他削职为民。徽宗回想了一下白天蔡京声色俱厉的丑态，不觉怒火中烧。于是下诏给赵挺之，令他在约定的日子进宫见驾。赵挺之见到皇帝时，又尽心地把蔡京的罪行数落了一遍。于是宋徽宗立即降旨，革掉蔡京的宰相之职，从此政事开始出现新的气象。
政治风云真是突变，今天你权倾天下，荣宠有加，明天便可能尽失所有，成为阶下之囚。这全是皇上玩的把戏，这全要看皇上的需要了。
蔡京被赵挺之和刘逵联手搞掉，对他来说如同阴沟翻船，十分懊恼。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那赵挺之是我推荐为副相的，但他不识抬举，才被撵下台，那刘逵算什么东西。蔡京后悔自己大意失荆州，同时也怨恨这小皇帝太迷信。但是他决不甘心这样被赶出政治舞台，他又定出了新的计谋，准备与赵挺之再较量一次。
蔡京之所以被称作奸臣，当然是他的处事不正派，不是用正大光明的手段去竞争。这次他又动了歪脑筋，准备走徽宗的宠妃郑贵妃的后门。蔡京为官多年，他知道在官场上走哪条路才能通畅。他先暗派内侍中的亲信求郑贵妃为自己说情，又买通郑贵妃的族兄中书舍人郑居中向皇上进言。蔡京把上下都打通了之后，便令心腹党羽为自己鸣冤叫屈，申诉蔡京所行之事不是独断专行，而是奉旨行事。待他们上下交攻，把徽宗说得不知所措时，郑居中便联络几位大臣觐见徽宗说：“陛下继位以来，注重礼乐教育，所行居养安济等法，对国家和百姓都有益，为什么要改呢？”话中之意就是说蔡京的做法是正确的，当然是在徽宗的旨意下行事。既赞颂了徽宗，又肯定了蔡京，使徽宗觉得有道理。终于，徽宗下令罢免赵挺之相职，同时将刘逵驱逐出朝廷。蔡京又重新把宰相的大权夺了回来。
蔡京重掌大权之后，当然要论功行赏，谁在此次争夺中为自己出了什么力，便安排相应的官职，以重新大树党羽。
郑居中在蔡京这次复出中，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蔡京也是知恩必报，拟定他为枢密院知事，徽宗也表示同意。可是在正式任命前，被一位太监知道了，他和郑居中不合，便从中做了小手脚。他悄悄对郑贵妃说：“本朝从未有外戚干政的先例，为了显示娘娘的美德，最好以亲戚避嫌为由加以推辞。”郑贵妃为了自己的美誉，便向徽宗力辞，徽宗便成全了她的美意，收回了成命。郑居中误以为蔡京在耍自己，便大骂蔡京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自己为他出了那么大的力，最后竟弄了太乙宫使这样的闲职，不由得怀恨在心。
有一次，京都水使者赵霖在黄河中捞得一个两首乌龟，便献到朝中来。蔡京乘机向徽宗道贺：“陛下洪福齐天，这就是齐桓公小白所见到的象罔，谁见到它谁就可以称霸天下，为此臣下特向皇上道贺。”听到蔡京的奉承，徽宗心里很高兴。回到内廷休息时，徽宗还在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郑居中此时觐见说：“这乌龟长了两个脑袋，明明是个怪物，可是蔡京偏要说是吉祥之物，不知安的什么心。”其实祥瑞与灾异和某种动物并无必然的联系，只是人们自己主观的想法而已。徽宗是个迷信的人，从心理上说，你把双头乌龟解释成祥瑞之兆，他会美滋滋的，以为老天赐福；如果分析成灾异之征，他便会慌然而惧。此时听了郑居中别有用心的解释，徽宗似略有所悟，觉得还是他说得对，因为好赖郑居中是自己远房大舅子。正如好多事情一样，真假的标准不是以事情本身而定，而决定于办这件事的人与自己关系的远近亲疏。蔡京当然属于外人，那他也就输定了。第二天，徽宗下旨，任命郑居中同知枢密院事。
解释双头乌龟一事，让徽宗很恼火，他觉得蔡京在愚弄自己，加上听到一些关于蔡京的传闻，他怀疑蔡京有图谋不轨的行为，于是就让枢密知事张康国秘密监视蔡京的行动，并说如果事情办得好可以入相。那张康国本是蔡京推荐的亲信，但是小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是根本没有什么友谊可言的。今天你有恩于我，明天为了个人的权力得失，我照样可以构言对你谗害，脸都不会变色的。
蔡京对此事亦有觉察，作为一代权奸，他早已在各部门安插了党羽。他决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便暗使党羽吴执中弹劾张康国，给他来个警告。张康国也不是等闲之辈，在吴执中弹劾自己以前，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对徽宗说：“臣已为陛下得罪了蔡京，他勾结中丞吴执中要陷害我，我请求辞职，以免被害。”果然吴执中觐见时，大加弹劾张康国。因徽宗已有心理准备，知道他是受蔡京指使，没等他说完便勃然大怒，把他轰了出来，贬到滁州。此时徽宗对蔡京更加不满。
郑居中对蔡京更是耿耿于怀，现在入主枢密院后，便暗中指使心腹言官有组织地上疏弹劾蔡京，揭露他任人唯亲、破坏朝政的罪行。在他们强有力的攻势下，徽宗也便顺水推舟，又一次罢了蔡京的相职。
蔡京虽然宦海起伏，但凭着自己的奸巧逢迎，牢牢地将徽宗抓在手中，无论谁当宰相，徽宗总觉得不如蔡京那样了解自己需要。蔡京在位，不仅为自己积极修筑豪华宫殿，而且还可以使自己纵情声色，尽情享乐。这些都是其他宰相所办不到的。他没有去思考，这也正是奸邪与正派的区别。因此，每次蔡京罢相后，都能复起，主要的原因也在这里。蔡京最后一次任相时已是78岁的人了，已经不能任事，一切政务都由小儿子蔡絛代理。这蔡絛更是一个奸佞小人，他利用代父为政的机会，开始结党营私。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比其父更懂得如何让皇上满意。他新设了所谓宣和库式贡司，用以搜刮天下钱财供皇上私用。他虽是代父行职，却也专横霸道，弄得宰相白时中和李邦彦成了摆设。
哪知蔡京的长子蔡攸，也为徽宗所看重，蔡京虽然老眼昏花，但总是恋权不放，这使蔡攸主政专权的野心大挫。一次他按捺不住，竟上疏说老蔡年老多病，应离职休养。他的一番关怀，徽宗还真想降旨让蔡京致仕调养。虽然如此，蔡攸主政的企图仍未实现，尤其弟弟的势力日大，这不能不让他担心。于是上奏揭发蔡絛的恶行。徽宗于是罢免了蔡絛的一切职务，再次迫使蔡京退休。
此时蔡京已是恶贯满盈，言官和太学生们纷纷上书要求严惩他。宋钦宗继位后，将他一贬再贬，80岁的蔡京终于死在人们的怒斥声中。他的几个恃父权作恶的儿子，也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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