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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选取了一系列经典理论文本，其中包括高山樗牛、夏目漱石、村山知义、青野季吉、小林秀雄、横光利一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加以细致解读，对了解日本文学批评经典文献极有帮助。 內容簡介： 本书基于重审东亚现代主义的问题意识，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中选取一系列经典理论批评文本译成中文，其中包括高山樗牛、夏目漱石、村山知义、青野季吉、小林秀雄、横光利一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所选文本均作于1860至1930年代之间，译文之外附有题解与研究札记，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作品背景和相关学术研究。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日本文学研究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有意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文学爱好者作入门之用。 關於作者： 王中忱 1954年生于吉林，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地域文化研究科，现任清华大学日新书院院长、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现代文学和东亚区域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年）等。 高华鑫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日本文学批评与思想史，主要论文见于《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译有《文化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熊鹰 悉尼大学日本研究博士，曾任职于柏林自由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就职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领域为中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理论、全球史。主要论文见于《外国文学评论》《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著有Representing Empire: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Manchuria（Leiden: Brill， 2014，2016）。 目錄： 引言：“文学”产生于“批评”王中忱 第一辑 言文之间：国语、国文学创建与“现代批评”的确立 废止汉字之议前岛密（高华鑫译） 以洋文书写国语论西周（路士贤译 仓重拓校订） 汉学不可废论中村正直（高华鑫译） 言文一致论概略山田美妙（韩筱雅译） 文体的混乱坪内逍遥（陆健欢译 仓重拓校订） 文体的趋势坪内逍遥（陆健欢译 仓重拓校订） 言文论森鸥外（仓重拓熊鹰译） 国语与国家上田万年（高维宏译） 明治的小说高山樗牛（周颖译） 第二辑 帝国与个人：作为作家之批评课题的“文学”重问 文学论·序夏目漱石（林少阳译） 我的个人主义夏目漱石（高华鑫译） 时代闭塞的现状——关于强权、纯粹自然主义的末路以及明日的考察石川啄木（葛藤译） 为自我的艺术武者小路实笃（阮芸妍译） 文艺的，太文艺的芥川龙之介（高华鑫译） 第三辑 前卫艺术论的多义歧途：“败北”抑或“复兴” 新感觉派的诞生千叶龟雄（田笑萌译） 构成派批判村山知义（栗诗涵译） 关于无产阶级主题美术村山知义（栗诗涵译） 最近艺术中的机械美村山知义（栗诗涵译） 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青野季吉（阮芸妍译） 再论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青野季吉（阮芸妍译） 附： 关于与纲领相关的误解——答鹿地君林房雄（阮芸妍译） 通往无产阶级写实主义之路藏原惟人（阮芸妍译） “败北”的文学——关于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宫本显治（藤村裕一郎译 阮芸妍校订） 种种意匠小林秀雄（高华鑫译） 关于“机械的阶级性”小林多喜二（栗诗涵译） 纯粹小说论横光利一（高维宏译） 文学上的新官僚主义中野重治（马维洁译） 附录 工作坊讨论：研究札记 森鸥外《言文论》的规范性以及历史性仓重拓 传统的发明——《言文论》与明治二十年代的言文一致运动的再审熊鹰 “目的意识论”的中国变异——李初梨与“革命文学”的建立阮芸妍 小林秀雄与近代批评的“主客”之争高华鑫 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锋性探索——横光利一的文论与其文学实践高维宏 译文底本及译者简表 后记高华鑫 內容試閱： 引言：“文学”产生于“批评” 本书题目里的关键词之一“文学评论”，在日文的脉络里也被称为“文学批评”，二者经常混用。这在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同时代文学史著作里即可找到例证。如1894（明治二十七）年出版的大和田建树著《明治文学史》，在叙述“小说界的繁昌”一章里，曾专门加有“批评的发生”（「批評といふ事起こる」）、“批评家的出现”（「批評家出づ」）等提示语大和田建樹：《明治文学史》，东京：博文馆，1894（明治二十七）年，第155～156页。。稍后问世的岩城准太郎著《明治文学史》（1906/明治三十九年），其《绪言》部分则特别强调：“文学评论与报纸杂志给予文运发展的影响甚大”（「文学批評と新聞雑誌との文運発展に及ぼす影響や甚大なり）岩城凖太郎：《明治文学史》，东京：育英舍，1906（明治三十九）年，第4～5页。。两著出现的“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所指一致，几乎可以同义置换。 文学史著述多采通说，故可从中窥见一个时期的普遍共识。检视这两部文学史，则不仅可以了解明治时期“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作为词语或概念的一般使用状况，还可进一步考察其作为文类（genre）在文学史叙述中的位置。在此意义上，无论大和田还是岩城的文学史，都没有为“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设置独立的章节，这一现象值得特别关注。并且，在岩城，这其实是有意为之，他在“绪言”里明言：对文学评论“本拟专设章节详细论述，但限于纸面篇幅，只能简略述之”。也就是说，在岩城看来，相较于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文学评论”是可以省略的。 岩城此书其实是受日本“国文学”学科奠基人芳贺矢一之邀撰写的岩城凖太郎：《明治文学史》初版卷头部分即载有芳贺矢一的序文，而在岩城所写《明治文学史の回想》（作于1932年7月，收入同氏著《国文学群像》，东京·大阪：修文馆1941年11月出版）一文里，对此有详细记述。，出版不久即被评为是最早一部当得起“明治文学史”称谓的著作藤岡作太郎《明治文学史を読む》（初刊《読売新聞》1907年2月）说：“此前虽然并非没有几部所谓明治文学历史之类的著述，但真正称得上明治文学史的，当从此书开始。”参见同氏著《東圃遺稿》巻二，東京：大倉書店，1912年，第424～425页。，且于两年多后即增补重刊，影响远大于大和田等人的著述，但即使在增补版里，岩城也仅在思潮与思想变动的背景意义上简略涉及文学评论，未能实现他最初设置专门章节的构想，更不要说顾及到“报纸杂志”等媒体因素的介入了参见岩城凖太郎《明治文学史》1909（明治四十二）年增补版。另，同著于1927（昭和二）年11月由修文馆发行了复刻版。。 翻检后世的日本现代文学史著述，省略或简略“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似乎成了一种定式和常态，这是否因为岩城等早期文学史家最初发凡起例的影响，似乎也不可轻易断言，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另有所在。概言之，在把文学作品完全视为作家个人之创造的前提下展开的文学史叙述里，漠视乃至舍弃包括批评在内的其他参与文学生产的因素，可能是一个注定的格局。而认为文学批评缘自文学作品而生的观点，即使在晚于岩城《明治文学史》半个多世纪以后出现的文学批评史论著里也仍在延续。 “二战”以后的1950年代似乎是有意识系统整理现代文学批评的年代。青野季吉等编选的《现代文学论大系》（全8卷，东京：河出书房1955—1956年出版）、平野谦、小田切秀雄、山本健吉编《现代日本文学论争史》（全三卷，东京：未来社1956—1957年出版），可谓代表。与此同时，一些现代文学全集也表示了对批评的重视。1955年至1956年野间宏等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全8卷，日文题名『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大系』，东京：三一書房），各卷都把“评论”列为了独立的一类。1958（昭和三十三）年出版的规模庞大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则专门设置了三卷本的《现代文艺评论集》，收录了从明治到昭和败战之后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其首卷“解说”阐述现代批评的特性，应该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执笔者小田切秀雄从“作家与批评家、读者错综纠结的内在关系”提起问题，特别强调作家的写作与读者的阅读同样是一种“批评”行为，并把此种意义的批评意识之自觉视为文学“现代性”的特征，他说：“正因为作家和读者之自觉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批评意识的浓厚，也就是所谓‘批评时代’的到来，文艺评论才具有了现代以前无法比拟的重要性。”小田切秀雄没有把“批评”仅仅视为批评家的特权，表现了作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严谨自律，但他对批评家和批评之特性的描述和界定，则明显地把评论看做了文学创作的伴生物和衍生品小田切秀雄：《解説ー近代の文芸評論》，《現代文芸評論》（一），《現代日本文学全集》（著者代表：長谷川如是閑）之94卷，东京：筑摩書房，1958年，第403～404页。小田切秀雄在文中这样描述评论的特性和功能：“评论是作为对作家的批评精神及其具体的创作行为所进行的批评而出现的”（同书404页）。。 1971（昭和四十六）年出版的《近代文学评论大系》（全10卷），堪称是对现代文学评论更大规模的整理和展示，第一卷编者吉田精一在《解说：总论》首先追溯日本古代的和歌论、诗论剧论，认为“附随着创作的鉴赏批评”虽然古已有之，但那些批评性文字“多为依附着体验的片段感想和技巧论，而不是把经验整理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体系、理论”。吉田精一斩截地认为：“现代以来，由于西洋文学的引入，认识到批评的重要性，专职文艺评论家也随之产生，但与现代诗歌、小说戏曲的创作相比，还是落后了一步。”吉田精一《解説総論》，《近代文学評論大系》第1卷，吉田精一、浅井清编，东京：角川書店，1971年，第465～466页。吉田强调批评的“现代性”特征在于其体系性和理论性，而在他的意识中，文学批评显然是后于文学创作而生。 需要说明，以上所列诸论者讨论的“文学批评”，当然是需要再做切分的概念组合，其中作为“批评”之限定的“文学”，在他们的论述脉络里，其实大体都对应着在现代欧洲形成的“literature”之意涵。而据雷蒙·威廉斯考察，literature这一出现于14世纪英语的词语原意本为“通过阅读所得到的高雅知识”，逐渐发展为泛指“博览群书”的状态乃至指称“广为阅读的书”，“17世纪中叶，literature的意涵被确立，belles lettres（纯文学）这个法文词被发展出来，用以限制literature之范畴”。到了19世纪，literature沿用了以往一直由poetry（诗）所表述的“创造性的艺术”、“在具高度想象力的特别情景里”“书写（writing）与演说（speaking）的最高境界”等意涵，但它排除了speaking亦即口头作品，并在现代知识分类体系中把自己与哲学、历史等区隔了开来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14～320页。。也就是说，欧洲的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是一个由广义向狭义收拢和聚缩的过程。 已经有学者考察过欧洲的现代文学概念literature被翻译为汉字词“文学”的过程，分析过作为汉字圈概念的“文学”所包含的以儒学为中心的普通学术之意涵，与作为literature之译词的“文学”所指称的以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虚构）的语言艺术为中心的意涵之差异，以及前者向后者趋近甚至趋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常被视为日本的现代“文学”概念从不稳定走向稳定的过程铃木贞美：《日本の文学概念》，东京：作品社，1998年；中译本题为《文学的概念》，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而关于“以语言艺术为中心的现代‘文学’概念”在日本稳定或固定下来的时点究竟在何时，学者间曾多有歧见，以往的代表性观点多以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1885-1886/明治十八—十九年）和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明治二十年）为界标，将之确定为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但近年铃木贞美所提示的“在20世纪初到1910年之间”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20页。，更为言之有据。虽然到了此一时期仍然有人，如夏目漱石也还在为“汉学所谓的文学与英语所谓的文学终究不能总括在同一定义”而纠结，苦苦追索“文学究竟为何物”（《文学论 序》，1906/明治三十九年），但正如柄谷行人指出的那样，“漱石所质疑的，是形成于19世纪英国或法国的文学上之‘趣味判断’，也即文学史的通行观念”，而“这些观念，在他赴伦敦留学的明治三十三年的日本，也已然成为常识”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岩波定本），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页。 在上述脉络中返观开篇举出的两部《明治文学史》，大和田确实带有过渡期的犹疑，在他划分的明治文学史第一期，以相当多篇幅描述了明治初期报纸与杂志上有关社会、文化及文明的言论，盛赞福泽谕吉的论说文章“是我国维新之后文学上的一大指南”（同书19页），表明他所理解的“文学”意涵，远比所谓以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虚构）的语言艺术为中心的“文学”更为宽泛，但大和田同时也认为“文学是社会的装饰”，强调在“维新后的第一个十年”日本社会还没有发展装饰性文学的余裕（同书79页）。并且如前所述，大和田是在论及文学史第二期“小说界的繁昌”时言及“批评”的，但他并没有讨论这里提起的“批评”和前一时期福泽谕吉等人的论说是何关系，两者是否同属于“文学”范畴。比较而言，岩城凖太郎显然比大和田的观点要明晰而坚定，完全不惮明言自己的《明治文学史》“所收文学只限于纯文学”（同书4页），他虽然也关注明治初期的报刊文章，称赞福泽谕吉“肩负了最早的新文学家的荣光”，但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指出，福泽“并不是纯文学家”，他仅仅是一个“作为散文家和翻译家的文学家”（同书12页）。岩城明治初期各类报刊论说作为“文学”产生的文化思想背景，而把“翻译文学”特别是翻译小说视为“明治新文学的开端”（同书46页），在这样的逻辑上自然是顺理成章。 不过，岩城执着于“纯文学”立场，也意味着此一时期“文学”的意涵还并非不言自明。据铃木贞美考察，“日俄战争之后，作为语言艺术一词，‘文学’‘文艺’开始广泛使用，‘纯文学’一词逐渐消失”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第219页。。而恰恰因为作为词语的“纯文学”消失，其“纯”的意涵也就成为了现代“文学”无须申说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岩城凖太郎式的文学史叙述成为主流，甚至延续到20世纪后半的批评史著述中，其后果就不仅仅是排挤了“批评”这一文类的位置，更重要的还在于由此淡化了众声喧哗的广义批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文明批评等—作为“文学文本”解读的可能性及其催生了现代意义的“文学”这一史实，遮蔽了事实上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历史的广义批评与狭义批评之间的紧张状态。我们在这里强调“文学”产生于“批评”，目的就是要揭开这一长期存在的遮蔽性叙述装置，探索现代文学批评史叙述的另外方式，呈现“批评”曾有的丰富面貌。 本书选择自明治维新即将开始之际至1937年间的批评文章25篇，按其写作或发表的年代顺序，分三辑排列，每一辑都加了问题提示式的题目。第一辑选译了多篇关于言与文、国语与国家等问题的讨论，因为这既是明治时期社会广泛关心的广义批评之主要议题，同时也是狭义文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把前岛密的《废止汉字之议》置于首篇，并不意味将之视为现代文学批评的起点，恰恰出自我们不把“起点”“开端”视为截然可分之点的认识。前岛此文是在明治维新前夜写给幕府将军的奏呈，当时并未公诸于世，也未引起任何反应，将之放在卷首，毋宁说可以更好地对比显示此后各种报刊媒体上议论横生的“现代批评”的特点。当然，就所议内容而言，其后的西周、上田万年等人和前岛密一脉相承，废止或减少汉字是他们坚持的主张，同时也毫不掩饰他们想要脱离东亚汉字圈，以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为标杆创制国语的用意。当然，在同一时期也有中村正直等提示的另外一条路径。而把高山樗牛《明治的小说》放置在第一辑之末，而没有选择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则不仅因为逍遥著作早有中译本单行，更希望以此矫正以往文学史以《神髓》为“现代文学”观念确立之标识的习惯性认知。樗牛这篇发表于明治三十/1897年的长篇评论，既高度评价逍遥的小说论，又对其描写人情世态的写实观深表不满，倡言要在刚刚取得的“世界性战争大胜利”的背景下创造“国民文学”，可以说是在文学批评领域，最典型地体现了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的现代性特征。 第二辑选译以创作为主业的夏目漱石、石川啄木、武者小路实笃、芥川龙之介等作家的批评文章，则是有意把明治后期出现的职业批评家相对化，而他们曾经是各种文学批评史著述中的主角。漱石、啄木等对日本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与此后出现的左翼文学前后相继，而第三辑所选文章，包括了无产阶级左翼文学家和新感觉派作家，以往的文学史叙述多将之视为对立的两派，并特别把后者视为艺术的前卫，本辑选译的文章显示了两者共享的思想、复杂的纠结和严峻的分歧，也凸显了左翼文学家在艺术探索上的前卫性追求。就写作和发表时间而言，放在本辑最后位置的横光利一《纯粹小说论》和中野重治《文学上的新官僚主义》，先后发表于1935年4月和1937年3月，与排在横光文章前面的小林多喜二《关于“机械的阶级性”》（1930年3月）相隔5～7年，而时代局势则陡然剧变，小林本人甚至连肉体也被消灭，左翼文学遭到全面镇压，而川端康成等所谓自由主义艺术派作家则在恐惧肃杀的氛围中提出了“文艺复兴”的口号。横光利一的文章虽然标举“纯粹”，实际上是在混淆“纯文学”与“通俗小说”的界限，寻求与出版资本的共荣，而中野重治则运用“官僚主义”等政治词汇，揭示了“文艺复兴”论者谋求与官方合作的企图。何谓“前卫”？如何坚守“前卫”精神？在此显然已经不是表述和修辞层面炫耀新奇的问题。 如同华鑫在《后记》里说明的那样，本书缘起于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课堂，文章的选和译，都经过了教师和学生的反复磋商，大家的态度是认真的，但最后的结果，则明显带有课堂习作的痕迹，疏漏错讹肯定都有，得到出版机会，其实颇为惶恐，但想到可以由此向更多的朋友请教，也还是高兴的。 王中忱 写于清华园蒙民伟人文楼 2024年7月19日，明日将有东北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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