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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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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文学通史执行“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的编写体例。分期按朝代，立章或立节则按作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另设“概述”介绍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文学概况，又设综述性章节叙述时代相近的作家群。除写入公认的大作家，给以较大篇幅，全书涉及的中小作家数量远超当时已有的多种文学史，故有“大文学史”之称。叙述内容的要求是力求稳妥公允，不简单化，不贴标签，对具体作家的叙述和评价要能够反映、体现当时研究的水平和一些最新成果。考据的结论、借鉴他人成果或尚有争议的问题，正文无法容纳，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因此，这部文学史每章的注释数量多，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文字表达则要求客观平实，明白简练。——董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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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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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文学史是中国古代文学通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书上起刘宋，下迄隋代，共分为27章，对南北朝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及各体文学演变进行了细致描绘和深入分析，材料丰富翔实，叙述准确充分，力图科学地、全面地评价作家、作品，从而阐明各种文学现象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本书两位作者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均是这个领域的著名专家，著述丰厚，蜚声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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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曹道衡(1928—2005)，江苏苏州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沈玉成，江苏江阴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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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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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编写说明
第一章南朝文学概说
第一节南朝的社会和文化
第二节南朝文学的繁荣
第三节南朝文学的特色
第四节各体文学的发展
第二章晋宋之间诗文风气的嬗变
第一节玄言和山水
第二节题材的多样化
第三节艺术形式的发展
第三章谢灵运和谢惠连
第一节谢灵运的生平
第二节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
第三节谢灵运的山水诗和其他作品
第四节谢惠连
第四章颜延之和谢庄
第一节颜延之的生平和思想
第二节颜延之的诗文
第三节谢庄
第五章鲍照
第一节鲍照的生平
第二节鲍照的乐府诗和其他诗歌
第三节鲍照的赋和文
第四节鲍照的影响和鲍集的版本
第五节鲍令晖
第六节汤惠休
第六章江淹
第一节江淹的生平
第二节江淹的诗歌
第三节江淹的拟古诗
第四节江淹的赋和文
第七章永明诗风的新变
第一节从元嘉到永明
第二节“永明体”的特色
第三节诗歌声律的探讨
第四节新体诗
第八章谢朓和王融
第一节谢朓的生平和思想
第二节谢朓的诗歌
第三节谢朓的辞赋和骈文
第四节谢朓的影响
第五节王融
第九章沈约及范云、任昉
第一节沈约的生平
第二节沈约的文学主张和作品
第三节范云
第四节任昉
第十章王俭、张融、孔稚珪和齐代其他作家
第一节王俭和齐初文人
第二节虞炎、虞羲及其他诗人
第三节张融
第四节孔稚珪和刘绘
第十一章何逊、吴均、柳恽和梁代前期作家
第一节何逊
第二节吴均
第三节柳恽及其他作家
第十二章《文选》
第一节总集的出现和《文选》的编定
第二节《文选》的选录和分类
第三节《文选》的影响和后人对《文选》的研究
第十三章从“永明体”到“宫体”
第一节宫体诗的出现
第二节宫体诗出现的原因和对它的评价
第三节萧衍父子
第四节庾肩吾和刘孝绰兄弟
第十四章徐陵、阴铿和梁陈之间文学
第一节徐陵的生平和作品
第二节《玉台新咏》
第三节阴铿
第四节沈炯、周弘正和陈初作家
第十五章江总和陈代其他作家
第一节陈代诗风的变化
第二节张正见、刘删、祖孙登
第三节江总、姚察
第四节陈后主及其侍从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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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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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文学史的撰写，始于1981年。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时辍时续，1986年底始得全力以赴，至1988年秋而全部脱稿。撰写的情况是，在确定全书构想和拟定章节后，由我们两人分别执笔，每章撰写前和撰写中都做认真的讨论，完成后又交换阅读，互相反复修改。因此，虽然在分工中曹道衡偏重北朝，沈玉成偏重南朝，但最后的定稿则是我们共同劳动的结果。不言而喻，书中的论述不当乃至错误，也应由我们共同负责。
本书的断限上起刘宋，下迄隋代。其中“十六国”文学大部分产生于东晋，陶渊明的不少重要作品则在刘裕代晋以后。为了叙述上的方便，经编委之间协商，决定把“十六国”文学划归本书，陶渊明划归《魏晋文学史》。
本书第十七章《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两节，特约对古代散文研究有素的谭家健同志执笔，经我们作了一点体例文字上的统一，全稿承南京大学周勋初同志、北京大学倪其心同志、本所徐公持同志审阅，并提出了宝贵中肯的意见；交稿后，又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刘文忠、戴鸿森、宋红同志作了认真细致的审读加工；本所张奇慧同志协助我们校录，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撰写过程中，我们曾尽可能地参考了前代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凡所引用吸收，除随文或在注释中说明者以外，为避免烦琐，不再一一交代，谨此说明。
曹道衡 沈玉成
1989年3月于文学研究所
第一章 南朝文学概说
第一节 南朝的社会和文化
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一般是从宋武帝刘裕代晋（420）起算，至隋文帝开皇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即公元589年）为止，共一百七十年。自从东晋南迁，汉族的政权偏于江南一隅；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经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陆续消灭北燕、北凉，统一北方，才正式形成南北朝的对峙，时当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中期（436—439），上距刘宋开国仅十馀年。所以，把刘裕代晋作为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开始，是符合实际的。
东晋南渡加速了江南的开发，特别是带海、傍湖和沿江的地区发展更快。《宋书·孔季恭传论》：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江南的水乡泽国，开发较晚。《禹贡》九州，荆、扬二州排在最后，“厥田惟下中”、“下下”。自东晋至陈亡二百七十馀年间，才逐步把江南建设成“良畴美柘，畦畎相望”（《陈书·宣帝纪》），荆、扬两州成为南朝的经济中心，也是全中国最富庶的区域。《宋书·何尚之传》说“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两州刺史，多半以皇弟或皇子充任，一些主要的城市也大多集中在这两州。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虽然仍是经济中的主要成分，但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北来的豪门和南方的土著地主不遗馀力地经营自己的庄园。陈郡谢氏在始宁的庄园地包南北二山（谢灵运《山居赋》），会稽孔氏在永兴的庄园周围三十三里（《宋书·孔灵符传》），都是著名的例子。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从此得到充分的利用。从整个情况来看，社会经济只要不遭战乱的破坏，始终处在上升发展的过程中。《南史·循吏传序》概括宋、齐、梁三代的“盛况”时说，宋文帝时代“家给人足”，“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齐武帝时代“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梁武帝前期务从节俭，废齐末苛政，“四海之内始得息肩”。以唐朝人而修南朝史，不会有过分的虚美隐恶，今天来看，只能认为这些记载可能失之片面夸饰，却并非无中生有。经济的繁荣或者萧条，时局的安定或者动乱，并不能决定文学创作的质量，却可以影响文学创作的面貌。南朝时代的元嘉、永明、天监三朝正是南朝文学创作的旺盛时期，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现象。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南朝时代对文化和文学具有直接影响的社会矛盾是世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
世家士族对社会的统治在东晋以后已经逐渐削弱，但仍然在顽强地保持既得利益，不肯放松经济、政治上的垄断。然而作为政权最主要的支柱即军队，南朝时代却一直为非高门出身的将帅所掌握。长期习于逸乐的高门世族不论在观念上或实际上都不愿意再像谢安、谢玄那样去组建北府兵，而寒门庶族的子弟要获得进身之阶，军功几乎成为惟一的途径。掌握了军事大权，再跨前一步就成为皇帝。南朝四代的开国之君都出身于“布衣素族”，又同样通过军事力量而迫使前朝逊位。于是，皇室和世族之间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局面始终是左右南朝政局的一种最重要的因素。
高门世族鄙视武人，而一旦武人登上帝位，他们又不得不出来表示拥护捧场，宋、齐、梁、陈四代的“禅让”大典，领衔主事、奉玺进绶的都是高门，特别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这种态度，一则是维持既得利益需要武力的保护，二则是保家重于殉国，他们对改朝换代的态度，往往决定于本家族甚或家庭的利益，反映在道德伦理上的忠孝之辨，正是这种情况的折射。他们企图继续垄断政治，而长期以来的特权和社会风气已使他们不需要依仗实际的才能而自能坐致高位，入仕之后又以不问政事为清华高贵，“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干宝《晋纪·总论》），以至出现了王敬弘做尚书仆射而不解“讯牒”的现象（《南史·王裕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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