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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以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关系为切入点,以时代变迁为线索,分阶段展现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至退出、重返、再次退出后于2023年第二次重返教科文组织为止的70年历史中二者的互动情况,揭示了美国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全球性机构的发起者、主要设计者和核心参与者,与教科文组织关系变迁的原因及经验教训,从中总结大国参与和领导国际组织的一般性规律,归纳大国多边外交的经验和启示,并诠释国际组织自身的制度逻辑。
內容簡介:
本书以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与教科文组织关系为切入点,以时代变迁为线索,分阶段展现美国自二战后主导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至美国在退出、重返、再次退出后第二次重返教科文组织为止近70年历史中二者的互动关系,揭示美国作为教科文组织这一全球性机构的发起者,与教科文组织关系变迁的原因及经验教训,从中总结大国参与和领导国际组织的一般性规律,归纳大国多边外交的经验和启示,并诠释国际组织自身的制度逻辑。本书所提供的资料、分析和结论旨在帮助国际组织与多边外交领域的研究者、学生和实务工作者系统了解美国与教科文组织矛盾重重的结构性原因,大国领导建立和运营国际机制的一般经验教训,以及国际组织自身运作的特征和规律。
關於作者:
刘莲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顾问咨询专家,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研究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法治与国家海外利益保护,出版专著The Global Collabora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Corruption: Motives, Hurdles and Solutions(Palgrave Macmillan 2018),《国际组织学:知识论》(社科文献,2021),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国际组织创设与大国领导力等十余项课题。
吴焕琼: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方向),主要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国多边外交,主要论文有《美国设计和领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何以失败》《简析WTO参与国际公共卫生事务的现状和局限》《东北亚海洋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现状与未来》等。
內容試閱 :
前言 为何考察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互动?
尽管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但联合国体系是在美英等西方大国的主导下创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未能立即参与联合国的活动,而恢复合法席位后的一段时间内也主要扮演学习者、跟随者的角色,是一个“后来的大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日益密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也逐渐向积极参与者、引领者、规则创设者转变。角色的转变要求我们在政策上有更深远的布局。最近十余年来,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机制创设上的引领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2018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在实践中,中国通过参与筹建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1十N”区域合作机制等形式,在多边国际机制的倡导和设计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在国际体系中已经实现了从后来的参与者向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后发大国转变。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上述角色转变和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景目标一脉相承。然而从整体上看,中国担任国际组织规则设计者的时间尚短、经验不足,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尚未展示与中国的出资额相匹配的影响力,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力仍未得到充分的发挥,领导筹建的国际组织在整个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还有待提升。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从外部环境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变革诉求构成了强大的结构性阻力;从自身条件看,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引领国际机制创设与改革的经验和理论储备尚存在缺口。
新的历史使命需要新的知识供给和理论支撑。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国际组织是一个具有严密规则体系和行动目标的实践场域,个体成员所掌握的权力资源及塑造集体行动走向的能力直接决定了其在国际组织中的行动趋向。社会角色理论也已经说明,个体在集群中有自己的角色,角色决定了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暗喻着处于该地位的个体的社会职能。在国际组织研究中,认识个体在关系结构中的角色对于识别他们的利益偏好、责任意识、功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用参与者视角解读领导者的角色可能误导具体国际组织政策的研判。近年来,中国学界加强了国际组织研究的力度,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历史互动及国际组织的活动规律等内容,缺乏对国际组织创设的动态进程及该过程中不同国家的角色区分,尤其缺乏针对国际组织设计者这一角色及其使命的专门研究。
“当家方知柴米贵。”作为国际秩序引领者和改革者的中国需要全面认识国际组织运作的基本逻辑以及大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中国在发起一项多边合作倡议或改革一项多边合作机制之前,需要解决下列问题:在哪些领域、哪些国家和地区之间拥有推进多边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哪些领域、哪些国家和地区之间推进多边合作符合自身的战略利益?应该如何说服其他国家参加多边合作并有效凝聚合作共识?如何在制度手段的选择中兼顾整体的合作目标、成员的合作意愿和引领者的利益诉求?怎样在国际组织的制度架构中整合多边合作的社会基础、政治条件和法律要素,以促使其行稳致远?学界需要为政策界寻求这类问题的答案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