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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作者有独特性。
郑重是《文汇报》极有特色的“布衣记者”，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在《文汇报》从事新闻和文化报道，与文化界交往深厚，其文化个性和声望，令他首次且可能是唯一的中篇回忆散文引人注目。其女儿是《读书》老作者恺蒂，在三联意义上，如父女两代，四手联弹，也是一段佳话。
2．文本真切而淡，淡得有个性，淡里显境界。
据说郑重先生的口头禅，“我就是个乡下人”“村野之人”，他就要平实回忆他那个不声不响的村落，为自己找一找灵魂的来源，由此感情的真切性和浓度并不低，而落笔行文能更为冲淡，不期然有了文学上的高格调。
3．细节，全部都是细节在说话。村落的来源，方言，数十有名有姓的农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在使用的农具的描摹，小农经济、风物民俗、熟人社会文化以及父母亲、妻岳家和乡邻甚至长工的相敬相帮……如果这不是乡土中国的微缩景观，那什么可以算是呢？更何况，全部是从亲身经历里面来的，不带任何拔高或其他功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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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此不到十万字的作品，乃上海著名报人、作家郑重在八十八岁时定稿的长篇回忆散文。得米望茶之年，作者回首那个几乎从未出现在文字历史、没出过一个大人物、少有地保存风土风物至今的普通乡村，那个闪现着农业文明和宗族文化夕照的“大郑家村”，平实地打捞记忆，穿过时间的薄雾，看看给自己的灵魂注入过什么……
以作者薄有田产的父亲如何经营土地为经线，串起淮北大平原上，游击队、地保、土匪、族领等各方势力在乡间的出没起伏和农人的命运转折；又以对故土农物、方言、风俗等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细节的追忆和描摹，铺陈了勾勒了一幅画卷。在这幅画卷上，淮北大平原的一个小村庄，当然地经历了中国一百年的社会更迭，却又仿佛被眷顾了或是被遗忘了，没有被冲击或剧变得面目全非。
格外冲淡蕴藉的文字，传递的是“风雨苍黄，人生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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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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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原名郑明昭，字若清，号大泽乡人，斋号百里溪。1935年出生于安徽省宿县大郑家村。1956年毕业于宿城一中，同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62年入职文汇报社，任记者、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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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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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郑家：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村庄
故乡风物
关老陵
方言
老人的辫子和妇女的小脚
土地庙、扫天婆、砂礓地
石槽、石磙、石磨、石臼
看青人
我家的家史
我的一次经历：遭遇了绑票
我家的西堂屋
农业文化在我家
小农经济在我家
民风民俗在我家
大领
一汪荷花
青纱帐
双庙小学
大店集
再说我家的西堂屋
漫长的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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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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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次经历——被绑票（P62-70）
小时候只听说过土匪的事，从我们那里再往东北二十多里路，宿县和灵璧县交界处，才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在我们村周围的几个村子没听说土匪抢劫的事。从行政区的范围来看，在保甲制度时，是周营保，包括营、邓、李、昌、曹、前周家与后周家、蒋、郑、冯几个片，别的片的情况我不知道，蒋家、冯家、大郑家三村成片，却有着齿唇相依的关系。遇到三个村利益一致的时候，就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在周营保的范围内没听过闹土匪。外面的土匪到这里抢劫的事儿也很少发生，可能因为太穷没有富户的关系。
我第一次见到土匪是在我大姨兄保聚哥结婚的时候。大姨妈是我母亲的大姐，家住灵璧县之北的麻湖，他们那里地势低洼，所以称做湖的村落或地区很多。在娶新娘子前夕，天还没有黑，忽然有人说土匪来了。大姨家就忙着收拾婚礼上用的东西，二姨带着姨妹、母亲带着我躲藏起来，吓得我呕吐了。二姨和母亲商量，结婚张灯结彩，躲藏不是办法，也躲藏不了，又回去和大姨商量，干脆摆上酒席，请土匪头子来喝几盅，也许能应付过去的。大姨听了二姨的话，摆了两桌酒席，请土匪过来喝酒吃菜，这时我才算近距离见到土匪。看到他们都是普通的人，并不像传说中的红鼻子绿眼睛，不过他们挎着盒子枪，还有很长的手电筒。一般家用手电筒只能装两节电池，他们的手电筒长到能装四节电池，很亮，也能射照得很远，不时地晃来摇去，显示他们的威武。他们不但有枪，还有马匹，形成了土匪武装，这大概是一支职业的土匪队伍了。土匪们吃饱喝足，没有再生枝节，果然一夜就平安地过去了。
土匪窝地处江苏、安徽几个县的接壤处，离市镇更远，交通不便，比我的家乡更加闭塞，那里的土地多盐碱地，村民也更加贫困，这样地方滋生出的土匪成分更加复杂，多为乡村的游民，还有市镇游民，见过一些市面，也有一部分农民。当土匪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是吃饭问题。研究一下中国农民起义的起因，最早多是这样的基础，后来队伍壮大了，有了一些有文化的人参加，才有了政治诉求，才有了政治纲领，由于中国文化的基因，农民起义的领袖还是离不开造反夺权当皇帝这样的怪圈。
土匪所抢的财物并不都是金银和钞票，被褥、衣物、牲畜、粮食，他们都要抢。抢猪的很少，因为猪跑得慢，成为 他们撤退的负担。也有奸污妇女的，但大平原的土匪不是盘踞在山林中的土匪，抢了妇女做压寨夫人，土匪的抢劫都是闪电式的短期行为，队伍也是时聚时散，可以说没有占山为王的。这可能是与平原土匪难以立足有关。
土匪的财源之一就是绑票。遭受绑票的都是有钱人家，土匪要求赎票都要用银元。在我四岁时遭到土匪的绑票，那算是与土匪有了直接的接触。
那天晚上，正在熟睡的时候，母亲把我从被窝里拉了出来，一阵惊呼土匪来了。我穿了衣服就跟着母亲往外跑。过去，也有夜晚躲土匪的，一般都是跑到屋前屋后的庄稼地里，躲一阵，没有土匪进村，就算虚惊一场。这次母亲拉着我，父亲抱着姐姐往外跑，只有祖母一人留在家里，父亲要祖母一起跑出去，可是她不肯，说：我老太婆了，土匪能把我怎样。我们跑着跑着，不知怎么跑散了，当时可能是吓糊涂了，父亲抱着姐姐朝另一个方向跑，母亲拉着我没有跑向庄稼地，而是跑到郑明圣与程树心两家屋山墙的夹缝里躲了起来。这一次土匪真的来了，在屋山墙的夹缝中发现了我。尽管母亲拉着我苦苦诉求，土匪不听，还是把我抱上马带走了。向东北方向过了八丈沟，可能是到了他们的地盘，那人才在马上缓缓地问我。我这时也不感到害怕了，也没有哭，从容地回答他们的问话。
问：“你姓什么？”
答：“姓郑，父亲名郑善玉。”
问：“你家喂什么牲口？”
答：“一头氏（母）牛，一头小叫（公）驴。”
问：“你家的粮囤子大吗？”
答：“不大。我家粮食囤子都是我大（父亲）用高粱秸扎的。”
土匪可能感到绑错人了，又问：“你朗（外婆）在哪庄？”
答：“在吴家。我外姥（外公）叫吴老祥，二外姥叫吴兆义，大舅叫吴景盘。”
抱着我的人听了，对另一个骑马的人说：“坏了。把吴兆义的外孙给拉来了。”
到了一个村子，土匪不再抱我骑马往前走了，把我放下马，放在一廖姓的家里。这户人家是一对夫妻，家里只有一个女孩，两位老人对我还不错，不再管我，还让我和他们的女儿在一起玩。那位爸爸晚上还带我睡觉，过了三天，我家西院的邻居明德哥来接我，见到他，我格外地亲热，哭了起来。明德哥说：“别哭，我带你回家吧。”这样我就跟着明德哥走了。我在路上走不动的时候，明德哥还要背着我。走了一段路，明德哥才对我说：“今儿个不要回家了，到你朗那里去吧。”外婆所住的吴家的西北角，有座土地庙，离村子有一里路，明德哥把我从背上放下，说：“这段路不远了，你自己去你朗家吧。”他说罢就走了，到了外婆家的当天，四舅就把我送回家了。
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要绑票的是程树心的儿子程仁忠。他和我同年，后来我们一起去双庙小学读书。那时程树心是我们村的首富，那天晚上，程树心一家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母亲带着我又恰恰跑到程树心、郑明圣两家屋山墙的夹缝中躲了起来。土匪这次绑票不言自明是明德哥下的底（即眼线），结果拉错了人。他只好把我领回来，虽然是明德哥下的底，但不是绑我，又没受什么损失，只是虚惊一场，我又安全地回来了。明德是隔壁的邻居，出门就见面，所以父母没有抱怨明德哥，仍然照常往来，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似的。后来才知道土匪把我放下的那个村子是苏家村，离我家十多里路。
兆义外姥是我外姥的堂弟，我外姥称他的父亲为小叔，可能是我外姥父亲的同胞兄弟，我母亲称老人为小姥，我们叫他为老外姥。老外姥小腿生疮，已经腐烂，臭气熏人，多年不愈。我外姥让苍蝇在那腐烂地方生蛆，让蛆钻进去吃掉腐烂的肌肉，再把蛆弄出去，再用包扎散之类的中成药，才把老人的连疮腿治愈。外姥的医术我视为神圣，有着深刻印象。老人长寿，我外姥及小外姥逝世多年后，老外姥还健康地生活着。他对我母亲如同他的女儿，多有照顾。小外姥有没有落草为寇，我没有听说过。我们那里称土匪为拉竿子，土匪头子为竿子头。小外姥还不是竿子头，他是头面人物，交游广泛，可能是黑道白道都有他的朋友。在土匪的圈子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才使我免于劫难，没有破财，就平安地回家了。从事情的发展来看，母亲并没有把我被绑票的事告知小外姥，或者他知道这件事并未追究。
在我被绑票的事情发生之前，并没有土匪到过我们村子。大家的警惕性还不高，自这件事发生之后，村里的许多人都不敢在村子里过夜了。每到夜晚，村子里的人都赶着牲畜背着行李到野外去，在外边过一夜再回家，后来就赶着牲畜背着行李去王圩孜。所谓圩孜就是在村子四周挖了很深的壕，有两个门可以供人们出入。门有寨门，可以关开，上有门楼，可供站岗瞭望，有人巡逻打更，不停地响起梆子声，有了紧急情况，就鸣锣聚众。更重要的是圩孜里有地主武装，可以起到保护安全的作用。我们那里称之为“跑反”。为了防匪，我们那里有富人的村子就带头筑起围子。有前王圩孜、祝圩孜、孟圩孜，丁集孜也是圩孜。围子所以叫丁集孜，村民以丁氏为主，但最有钱的是祝茂林，当地都喊他为祝老茂，是尊称。我外祖父在祝老茂家坐馆教书多年，祝老茂的几个儿子和当地有些识字有文化的人，都是我外祖父的学生。由于这层关系，我的表妹吴庆媛和祝老茂的孙子祝生恒订了娃娃亲，后来两人结婚成为眷属。
可能由于感到这样长期跑反不是办法，郑明忠就带头发动把他居住的一个郑氏群落也建成圩孜。大郑家成了三个群落，人民公社化时分成三个生产队，有一条大路穿村而过，把一个村子分成路东和路西两大片。路东是一大片，又因中间隔了一条大巷子，地势非常低洼，夏天降雨会积很深的水，无法相通。这一片又分成郑一、郑二两个生产队。我家在郑二生产队。
路西郑家要建圩孜得到全村的支持，经过两个冬天，终于把围壕挖出来了。建圩孜一定要有财主的支撑，那时还没有“地主”这个概念，对有钱有势的富人都称之为财主，只是土财主还不行，富人家还要在外面有人或有在外面做事的人，和地方的官府多少有关系。建圩孜的富人就是为了保护自家的财产，要有武器建立民团，而郑明忠虽然有一辆自行车，他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晃来晃去，但他不算太有钱，也没有和外界联系的背景。圩壕虽然挖成，但没有门，也没有防御的工程，最终没有完成，成为半截子工程。村民对郑圩孜不再寄以希望，有的人家在沟边塘畔挖地窝子防匪。所谓地窝子类似地下室，在地下挖一个坑，上面横着几根木棍，上覆以高粱秸，再以土覆盖，留有一人高的门，人和牲畜都可进出，再铺上一些麦秸，可以在里面睡觉过夜。父亲就挖了这样一个面积很大的地窝子。一旦有风吹草动，我们全家就拉着牲口躲进地窝中。以后日本人进犯中国，我们也用这种方法躲过日本人。其实土匪及日本人真的来了，这种地窝子能否避难，也未可知。所幸的是土匪和日本鬼子都没有进过我们村子。
在防匪的事情上，村民动了许多脑筋，最后一致认为对付土匪的办法就是买枪，把自己武装起来。村子里的人能买得起的就一家单独买，一家买不起的就几家合伙买。买了枪之后，村子里的人就轮流持枪守夜。村里有各式各样的枪，有步枪或盒子枪，也有火枪。我家买了一杆“土打五”，有一个子弹匣子里可以装五颗子弹，这杆枪俗称湖北子条，也叫汉阳造，是湖北汉阳兵工厂造的。据当时人说是比较好的枪，我也感到好奇，虽然没有持枪放哨的资格，也想打一枪尝尝味道。在夏天发大水的晚上，我偷偷地在荷塘边打了一枪。那枪声趁着水发出去，声音真好听。父亲知道我擅自打枪，当时并没有说，隔了数日，父亲才有意无意地对我说：子弹怎么少了一颗。一杆枪备有三十颗子弹，父亲应该是记得很清楚的。我只好说，我打了一颗。父亲说：“以后不要随便摆弄枪，走火要伤人的。”就没有再说什么。
日本鬼子打到我们家乡的时候，土匪没有了。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才听说，土匪也爱国，土匪的武装都变成抗日的武装。老百姓不大相信，本性难改，土匪怎么能变成抗日的武装力量呢。日本人打过来时已有共产党的游击队了，我从皖东北老游击队员的回忆中看到，游击队当时还是八路军系统的，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对有着抗日倾向的武装进行政治引导，加以整顿改造，接受游击队的领导，原来的土匪不但变好了，有的还成了革命的武装。同时，游击队也不允许顽固的土匪存在。
1946年岁末，国民党来了，还有还乡团，匪祸又闹起来了。我们所在的周营保平安无事，可是八丈沟东岸的兴卫保就闹起匪害了，连丁集孜祝老茂的家也遭了匪祸。祝老茂有地主武装，和土匪打了起来。土匪败走，祝老茂的地主武装就追赶，并捉到几个土匪，其中有一个姓柴的就是国民党兴卫保保公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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