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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朝天录”的写作形式多为日记体或诗歌体，由使者按行路日期逐日记下当日见闻、抒发所思所想。因而，其地理记载也零碎地分布于每天的日记之中，内容所涉丰富，却也不成系统。故而作者从“朝天录”中选择描述篇幅较多且具有代表性的地理景观和现象，以专题形式对其加以分析，力求突出重点、言之有物。
本书主体分为五章，首先探究了从高丽时期到朝鲜时期朝鲜半岛中国使行纪录在地理记载方面的变化，其次分析了“朝天录”地理内容的分类及其知识来源，最后对晚明至明清鼎革之际朝鲜燕行文献中的文化景观加以归纳、整理。总体而言，学术视角敏锐，所引资料翔实，持论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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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朝天录”是朝鲜使团出使明朝后留下的使行纪录，大量记述使团成员的沿途见闻，是研究明代北中国的珍贵史料。特别是，其中包括不少对驿路、城池、关隘、名胜等各类地理景观的记载，这使得系统运用“朝天录”研究明代北中国的地理问题成为可能。
本书以专题形式对此议题进行讨论，分别阐述“朝天录”地理记载的内容与来源、“朝天”驿路制度及驿路情况、辽东“东八站”的建设与中朝关系、嘉靖至崇祯年间朝鲜使者在北京城的活动与记忆，以及明清鼎革之际“朝天录”所见辽东文化景观之变迁。
从文本、制度、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解读朝鲜“朝天录”的相关地理记载，不仅可以补充中国史料之不足，提供更加细致而全面的明代北中国图景，亦为探讨朝鲜使者的活动、记忆、心态及中朝关系提供另一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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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2006—2010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10—2013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13—2019年就读于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历史系。
研究方向为中朝关系史和东亚海洋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一项，主要论文发表于SSCI、A&HCI、CSSCI和ESCI等来源期刊，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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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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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朝天录” 地理记载的内容与来源
第一节 高丽朝到朝鲜朝中国纪录中地理内容的变化
第二节 朝鲜“朝天录”中的地理记载
第三节 朝鲜“朝天录”地理内容的来源
结语
第二章 明代朝鲜使团使行中国之驿路制度与驿路情况
第一节 明代朝鲜使团使行中国之驿路制度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朝鲜“朝天”驿路之情况
第三节 从“朝天录”看明代辽东“铺”与“堡”的混同
结语
第三章 建设、交涉与书写：明代辽东“东八站” 与中朝关系
第一节 明代辽东“东八站”地区的建设
第二节 嘉靖、万历年间中朝关于鸭绿江中江禁耕的交涉
第三节 明代中后期朝鲜使者对“东八站”地区的记述
结语
第四章 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朝鲜使者的在京活动与城市记忆
第一节 宫廷官署：朝鲜使者朝贡之见闻体验
第二节 门禁森严：明代中后期的玉河馆门禁问题与中朝外交实态
第三节 玉河馆内：生活百象与日常记忆
第四节 墙垣之外：散落街巷的城市印象
结语
第五章 塑造“华”“夷”：明后期至明清易代之际朝鲜使行纪录中所见辽东文化景观之变迁
第一节 明代后期朝鲜使者所见之辽东军事文化景观
第二节 朝鲜使团对辽东军事文化景观的思考与批判
第三节 朝鲜使者眼中明清之际辽东文化景观的变迁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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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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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朝天录”所载明代北中国地理问题加以专题性研究，内容包括“朝天录”地理记载的文本分析、朝天驿路的综合探讨、有关辽东“东八站”建设的个案研究、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朝鲜使者在北京城的活动与记忆，以及晚明至明清易代时期辽东文化景观的变迁。这些专题是笔者在阅读“朝天录”过程中有感而发而产生的，只涵盖“朝天录”中有关明代北中国地理的部分内容。另外有一些颇有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的议题，限于本书篇幅未能收入，有待以后深入探讨。
总的来说，本书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第一章探讨了从高丽时期到朝鲜时期朝鲜半岛中国使行纪录在地理记载方面的变化。笔者认为，明朝建立初期，高丽使者对中国地理内容的关注明显增加，这和明朝建立以后东亚国际形势和中朝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尽管高丽使者的中国纪行在形式上仍以诗歌为主，但主题已不再只是咏怀名胜，而是更多关注明朝的现状。朝鲜王朝建立以后，这一写作传统被继承下来。日记体“朝天录”普遍出现后，朝鲜使者对中国沿途事迹和景观的记载更是大为加强。本章中还探讨了“朝天录”地理内容的分类及知识来源，认为其来源有直接、间接两类。除朝鲜使者亲历亲见外，明朝通事、官员、沿途百姓、明人著述、朝鲜人所作中国纪行等均是这些地理记载的间接来源。
第二章梳理了明代朝鲜驿路的相关驿路使行制度及明代中后期朝鲜驿路的实际情况。明朝和朝鲜双方在使团的护送、接待等方面都需遵循定制，以此过程体现华夷秩序的规范以及“事大字小”的理念，这在“东八站”地区的护送、辽阳城以西地区的护送、明朝对朝鲜使团的沿途接待、朝鲜使者的见官仪及明末海上使行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不过，另一方面，明后期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和驿路体系的衰落又极大地加重了朝鲜使团的负担，这从朝鲜使团在驿馆入宿、车马供应、发军护送等方面经历的种种阻碍以及沿途官员索要礼物风气的盛行就可看出。此外，本章还通过对比“朝天录”和中国史料中所载辽东“铺”的情况，探讨明后期辽东驿路体系和边防体系的基层单位——“铺”和“堡”在形制、功能、读音等方面的混同，通过朝鲜使者的见闻展现明代边地驿路体系的运行实态。
第三章围绕辽东“东八站”地区长城、驿站、城堡的建设，探讨朝鲜方面如何看待这一过程，并如何就逐渐涌向鸭绿江中江地带的明朝耕人与辽东都司进行交涉。本章还关注了“朝天录”对这一地区的记载，以及这种记载所反映出的朝鲜使者对这一地区从自然景观、文化历史等角度所抱有的深刻认同。朝鲜政府对边境安全的持续紧张、对现实利益的重要考量，与“朝天录”所呈现的这种情感认同，共同构成朝鲜官方和文人对“东八站”地区的认知底色。“东八站”地区所具有的区隔和融合的双重功能，也在中朝之间的复杂互动中得以体现。
第四章围绕嘉靖至崇祯年间朝鲜使者在北京城的活动，爬梳了其在宫廷官署的朝贡活动、在中央驿馆的日常生活以及在北京城内的参观见闻，认为其活动见闻背后蕴含了朝鲜使者多样化的历史记忆和对明王朝的复杂心态。近距离观察和接触明朝事物，是一种对理想化的天朝上国的“祛魅”。他们极力赞美和接近自己理想中的中华文明，但同时批判目之所见现实世界的种种。在写作手法上，他们乐于也善于塑造一组组对照意象，一边赞叹明朝的器物精美、制度完备，一边批评身处其中的明人，在这些对照意象中塑造理想与现实的缝隙甚至鸿沟，并在这种差异性和矛盾性中萌生自身的文化优越性。朝鲜在与明朝的接触中展现复杂心态的同时，明朝也运用微妙手段在外交措辞和实际目的中达到平衡。玉河馆门禁的交涉就是这样一例。笔者认为，玉河馆门禁的实施在嘉靖以后始终存在与规章不符的情况。在此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始终抱持着客气有礼的官方说辞，不惜惩戒朝廷官员来彰显天朝“厚待远人”的胸怀，实际上却并未在玉河馆门禁上有过大的让步，始终抱持着嘉靖以后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显示出中朝外交的复杂形态。
第五章对晚明至明清易代之际朝鲜燕行文献中的辽东文化景观，尤其是军事文化景观，包括城堡、烟台、长城（筑道、拒马栅）及有关军事将领和事件的坟墓、碑刻、牌楼、祠庙等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并分析了朝鲜使者在这种关注背后对自身和中国的动态审视。本章认为，晚明时期，朝鲜使者在近距离接触和观察明朝的过程中对中国复杂、多样化的观感乃至批判在进入清朝后很大程度上被简化和美化了，以至于明朝中国的整体及其遗留至清朝的人和事物开始转变为朝鲜使者心目中“华”的典范。而那些以往被用以批判明朝中国现实的现象，现在则被朝鲜使者用以批判清朝和清人，成为塑造“夷”的工具。这种被简化和美化了的明朝形象，明确并强化了朝鲜使者心目中“华” “夷”之间的界限，在此基础上，一个与“华”相反的“夷”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不仅使得朝鲜使者在明后期借由批判中国而展现出的自身文化优越性进一步加强，也成为他们在精神空间内鄙夷和对抗清人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注意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文献资料对于研究中国的斐然价值。在周边国家记录中国的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各国使臣、漂人、游者等经过实地游历写成，其涉及地域广泛，内容涵盖丰富，留存数目巨大，皆令人十分惊异。葛兆光先生曾对这些文献的价值做过精辟的评价：“这些观察相当有价值，就像一个初到异域处处好奇的人，常常能够发现本地人习以为常而忽略的细节一样。”“很多历史资料是相当珍贵的，历史研究是后之视前，由于总是有‘后见之明’，所以一方面常常有忽略的‘死角’，一方面常常有越俎代庖的‘脉络’，可是借用当时的、异域的资料，却可以看到很多被遮蔽的和被淡化的东西。”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这些资料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了解中国的真正特性。”可以说，利用这些史料，可以使我们借助域外观者的眼睛，返回历史的具体场景，站在周边国家的角度，反思既有的研究框架。其中，朝鲜史料的价值尤为令人瞩目。
有明一代，朝鲜使团频繁出使中国，其使行纪录现在被学界汇集成为“朝天录”。这些使行纪录与清代“燕行录”一起，也被统称为“燕行录”。这些燕行文献或由书状官写作并上呈朝鲜国王，或由使团其他人员私撰。其体裁亦十分多样，主要有日记、诗歌、记事、杂录等。“朝天录”数目众多，内容涉及朝鲜使团入贡沿途之见闻、想象、记忆，是有关明代中国的第一手史料。由于大多数时间，朝鲜使团入贡的终点都在北京，其足迹涉及辽东、山东、北直隶，因此“朝天录”尤其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北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朝天录”中有大量篇幅逐日记录使者沿途所见之各类地理景观及现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明代北中国的既有认知。
笔者认为，“朝天录”之于明代北中国地理问题的研究，主要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朝天录”具有中国史料所不具备的细致入微与独特视角。由于文化背景、生长环境等的差异，来华朝鲜使者的观察视角也与中国人大不相同。一些对于当时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事物和体验，却可能引起异域来客的异常热情和仔细审视。正因如此，朝鲜使者能见中国人所不见，“朝天录”亦能载中国史料所不载。在和中国史料相互补证的基础上，利用“朝天录”来研究明代北中国的地理问题，可以扩大研究的视野，从而引发一些新的思考。第二，“朝天录”具有诸多史料所不具备的连续性。不仅许多“朝天录”以日记体形式记录，本身即具有连贯性，作为明代朝鲜使团使行纪录的整体，“朝天录”同样前后相继，脉络清楚。特别是，从永乐年间持续到万历末期，在此两百年间，朝鲜使团的入贡一直遵循以义州为起点，由辽东入山海关，最终进入北京的固定线路。也因此，在不同使团人员的反复记录中，同一线路、同一地点、同一事物的变迁得以清晰体现。将“朝天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明代北中国的动态变迁。
“朝天录”的创作主体是朝鲜使团正副使、书状官及使团随从人员，其中不乏汉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是明代中、朝两国交往的枢纽人物，另一方面又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朝鲜国内的主流思想。因此，本书除了对“‘朝天录’如何记载明代北中国的地理”进行专题性探讨之外，还希望借此分析朝鲜使者的活动、记忆与心态，由此在明朝与朝鲜之间架起一座文本的桥梁，从交错与互动的细节中审视明代中朝关系的复杂面向。这种由地理问题延展开来的讨论，在笔者看来，是必要且有益的。创作文本的是人，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必然受到写作者主观意图的深刻影响。脱离“朝天录”创作主体的所思所想，而仅不假思索地引用文本，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站得住脚的。将朝鲜使者笔下的地理现象和景观放置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下进行讨论，必然涉及创作者既具有连续性又富有变化性的集体活动、心态和记忆。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能以朝鲜使团为一个代表性群体，来探讨其记载背后所反映的更为宏观也充满细节的明代中朝关系。可以说，利用“朝天录”史料探讨北中国的地理景观和现象，由地理问题进入历史情境，从个人延伸至团体、国家、区域，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视角探讨明代中国与中朝关系，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本书所采用的核心史料为笔者撰写此书时复旦大学所能看到的部分经学者整理、出版的朝鲜汉文“朝天录”。其中包括，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所出版、林基中教授所编《燕行录全集》中所收的明代“朝天录”，这是目前整理出的数目最巨、最为集中的一批“朝天录” 史料；2008年，尚书院又出版林基中教授所编《燕行录续集》，其中亦有一些明代朝鲜使者所撰“朝天录”。同时，亦参照当时复旦大学可以看到的其他两种“燕行录”汇编资料：一为弘华文主编的《燕行录全编》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所收多为清代之前的燕行文献；一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共同整理出版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文中引文的版本以《燕行录全集》和《燕行录续集》中的“朝天录”为主，如果两书不收或所收版本不佳，则选择笔者可以看到的另外两种汇编资料。需要注意的是，笔者完成此书初稿后的十年间，国内可利用的“朝天录”在文本数量和便利程度上都大为增加，这也得益于相关数据库、线上资源和海外藏书的检索日益方便。由于学力所限，笔者完成初稿时所未见之资料未能纳入讨论范围，望读者见谅。除“朝天录”之外，笔者还将结合朝鲜方面和中国方面的正史、实录、方志、笔记等史料，力求做到与“朝天录”相互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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