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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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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本书考察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中16个从“新名词”发展为“关键词”的关键概念，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图景，从而有助于中国新闻传播学概念史的发展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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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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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收录作者以“从新名词到关键词”为主题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的集合，一共23篇文章，囊括了中国新闻学的18个关键概念，分别分析其理论根基、历史渊源和现实发展。通过本书稿，作者袒露了自己开展中国新闻传播概念史研究的心路历程，以促使自己不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推动今后的中国新闻传播概念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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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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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传播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及其实践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在华新闻传播史（1827-1953）”等国家级课题项目。出版《美国在华早期新闻传播史：1827-1872》《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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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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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 001
第一章 百年来“新闻”词源研究概况和新考 / 007
第一节 民国时期“新闻”词源的研究概况/ 007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30年“新闻”词源的研究概况/ 011
第三节 改革开放30年“新闻”词源的研究概况/ 013
第四节 “新闻”词源新证/ 020
本章小结/ 023
第二章 “新闻”词源新证及其近代术语的形成 / 025
第一节 古代“新闻”词源新证/ 026
第二节 古代“新闻”语义的历史文化变迁/ 028
第三节 近代“新闻”观念的中西对接/ 032本章小结/ 039
第三章 “舆论”词源新说 / 041
第一节 “舆论”词源旧说/ 041
第二节 “舆论”词源新考/ 043本章小结/ 045
第四章 “舆情”词源考证及其历史变迁 / 047
第一节 “舆情”词源考证/ 047
第二节 五代十国时期“舆情”话语权的政治转移/ 054
第三节 两宋时期“舆情”使用及其途径探析/ 059
第四节 苏轼与宋代“舆情”/ 066
第五章 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 / 072
第一节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072
第二节 “记者”一词探源的新突破/ 075
第三节 新观点的商榷之处/ 077
本章小结/ 080
第六章 “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 / 081
第一节 “记者”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出现和流变/ 082
第二节 “记者”一词在日本的兴起和传入中国/ 085
第三节 “记者”一词在中国开花结果/ 093
第四节 “记者”一词现代新含义的生成/ 098本章小结/ 100
第七章 跨语际旅行：“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 / 101
第一节 古汉语“记者”词源再考证/ 102
第二节 “记者”新名词的中日跨语际旅行/ 103
第三节 跨语际旅行中“记者”渐成新闻学关键词/ 106
第四节 新闻职业化思潮中“记者”的分野与关键词地位的确立/ 109
本章小结/ 115
第八章 “采访”词源新证及历史解读 / 119
第一节 古代“采访”词源新证/ 119
第二节 “新闻采访”近代观念的生成/ 121
第三节 “采访”逐渐成为新闻学专业词汇/ 125
本章小结/ 129
第九章 “杂志”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 / 130
第一节 “杂志”词源新证/ 130
第二节 西方近代“杂志”（Magazine）观念传入中国/ 132
第三节 日本近代“杂志”的兴起与返传中国/ 134
第四节 近代“杂志”在中国落地开花/ 136
第五节 “杂志”逐渐成为新闻学专业术语/ 140
本章小结/ 140
第十章 “舆论监督”的历史解读 / 142
第一节 舆论监督的历史形态/ 142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的历史传统/ 144
第三节 舆论监督融入中国民主政治生活/ 147
第十一章 近现代中国“舆论监督”观念的历史演变 / 149
第一节 清末“舆论监督”观念的萌发及其新词出现/ 150
第二节 民国“舆论监督”观念的发展及其阶级分野/ 155
第三节 新中国“舆论监督”观念的曲折前行及其制度建设/ 162
本章小结/ 172
第十二章从“新闻学”一词的源流演变看中国新闻学学科的兴起和发展 / 175
第一节 汉语“新闻学”一词的由来/ 175
第二节 “新闻学”一词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新闻学的启蒙/ 178
第三节中国新闻学学科的逐步建立和“新闻学”与“报学”的纷争/ 185
本章小结/ 191
第十三章 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电视”概念史 / 194
第一节 民国“电视”词源探究/ 195
第二节 英文“television”一词传入中国/ 196
第三节 “电视”对译“television”渐成报刊常用语/ 198
第四节 “电视”成为反映电子技术新知识的物理学关键词/ 201
第五节 “电视”渐成代表新兴电子媒介的新闻学关键词/ 203
本章小结/ 204
第十四章 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新闻自由”的概念史 / 206
第一节国际新闻自由传递的呼吁中，“新闻自由”新名词“意外”登场/ 207
第二节 新闻统制与检查中，“新闻自由”新名词渐受关注/ 210
第三节响应国际新闻自由运动中，“新闻自由”一词融入政治话语体系/ 213
第四节迎接国际新闻自由运动代表，“新闻自由”成为政治斗争口号/ 217
第五节 新闻自由争论声中，“新闻自由”成为学术关键词/ 221
本章小结/ 227
第十五章 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研究发展历史的再考察 / 230
第一节 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历史概况/ 231
第二节 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析/ 236
第三节 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定位/ 238
本章小结/ 240
第十六章 “党八股”一词的词源历史考察 / 241
第一节 “党八股”词源三观点/ 241
第二节 “党八股”词源分歧考析/ 244
第三节 “党八股”一词的词源新证/ 246
本章小结/ 249
第十七章 “党八股”概念的来源与变迁 / 250
——兼谈马克思主义文风建设的要求
第一节 “党八股”的四种词源说/ 251
第二节 从反八股文到新八股、洋八股/ 253
第三节 国民党“党化教育”中催生党八股/ 256
第四节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前后积极倡导反对党八股/ 263
本章小结/ 267
第十八章新时期《人民日报》中“新闻规律”的话语呈现及其知识特征 / 270
第一节《人民日报》“新闻规律”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 271
第二节20世纪80年代的《人民日报》：遵守新闻规律，改革会议报道/ 275
第三节20世纪90年代的《人民日报》：遵循新闻规律，在新闻改革中坚持党性原则/ 277
第四节新世纪头10年的《人民日报》：新闻工作要全面坚持新闻规律/ 278
第五节2010年代的《人民日报》：新闻规律新发展，传递正能量/ 281
第六节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日报》的“新闻规律”观念特点/ 283
第十九章 “舆论引导”在《人民日报》的演变及其新态势 / 287
第一节 应运改革开放新时代，“舆论引导”独立成词/ 288
第二节 推广“舆论引导”，探索舆论引导建设/ 289
第三节 普及“舆论引导”，确立舆论引导理论/ 292
第四节 强化舆论引导建设，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294
第五节 “2·19”重要讲话后舆论引导新态势/ 296
第二十章 “特约评论员”的历史解读 / 299
第一节 “特约评论员”横空出世/ 299
第二节 “特约评论员”大显神威/ 302
第三节 “特约评论员”与时俱进/ 303
第四节 广电、网络“特约评论员”异军突起/ 304
第二十一章 “党媒姓党”的理论根基、历史渊源和现实逻辑 / 307
第一节 “党媒姓党”的理论根基/ 308
第二节 “党媒姓党”的历史渊源/ 313
第三节 “党媒姓党”的现实逻辑/ 317
本章小结/ 320
第二十二章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的生成与发展 / 321
第一节 拨乱反正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词出现/ 322
第二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初步兴起/ 327
第三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设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生成/ 334
第四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在其教育活动兴起中普及与深化/ 342
本章小结/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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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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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术大师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者，谓之预流（借用佛学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我就是在不断质疑历史并寻找新史料的过程中，走上了“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中国新闻传播概念史研究之路。
2004年2月，在博士备考复习过程中，一篇名为《“记者”称呼的由来》的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该文说：我国最早出现“记者”一词是在1905年３月10日上海《申报》一篇题为《论今日各国对中国之大势》的文章中，从1905年到2004年，正好99岁。我联想起蓝鸿文先生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教材《新闻采访学》，对比发现该文观点是错误
的。作为新闻研究业务爱好者，我也没有勇气撰文投给刊登此文的杂志与之商榷，于是以笔名“知者”撰写了一篇2000余字的小文——《也论“记者”称呼的由来》，通过邮箱投给了《中华新闻报》。该报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央级媒体，作为全国新闻行业的权威性报纸，其定位是立足传媒界、报道传媒界、服务传媒界、开拓界内外，它有责任澄清关于“记者”的不实不妥说法。所以，毅然决定投稿给该报。很幸运，第一次给报纸投稿就得到回复，并告知采纳刊登。2004年6月11日，《中华新闻报》刊登了《也论“记者”称呼的由来》一文，指出：有些报刊书籍早于《申报》使用了“记者”“新闻记者”称呼。早于《申报》使用“记者”“新闻记者”称呼最集中的代表是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中译本）。1903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修局将之译成中文出版，先后446次运用了“记者”称呼，其中“新闻记者”称呼有191次之多，
目录中运用“记者”称呼的有12次。因此，中国“记者”的称呼，绝不是1905年3月10日《申报》首先使用。在此之前，我国的多家报纸已经采用了“记者”这一称呼来指代报馆的工作人员，即广义上的记者（也包括狭义的记者）。特别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局翻译的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已广泛地采用了“记者”和“新闻记者”称呼。1899年3月2日，《清议报》第七期和第八期连载发表的《时事十大新闻汇记》一文中运用的“记者”两字，才是中国迄今所知的最早出现的“记者”称呼。正是这次研究经历，促使我走上了近代新名词的研究之路。
这次研究也成为我做新闻史学术研究的起点。此后，我围绕“记者”一词，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不断利用发掘的新史料、研究发现的新问题，培养起扎实搜集史料和精益求精的学术研究能力。我也将该小文寄给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请他批评指正，他回信认可并鼓励了这一小研究，为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史方向的博士生增添了信
心。2005年9月，我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新闻史方向博士，成为方汉奇先生的入室弟子，正式走上了新闻史的研究道路。入学后，我阅读到《“记者”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发现该文对古代和近代“记者”一词提出了新说法。该文认为“记”与“者”二字组成的“记者”一词首先出现在中国，至迟在宋代的《朱子语类》里已经出现：“后来记者却失上面一节，只作圣人白话记了。”“黄遵宪于1890年出版的《日本国志》卷三十六‘礼俗志三’中：‘东酬西酢，甲询乙谘，巡檐倚柱，若有所思，新闻馆记者也。’这是目前所见‘记者’一词在近代中国最早的出现。”该论断再次激发了我对“记者”研究的热情，撰写发表了论文《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对该文做出了回应。同时，也反思自己的研究完全是史料，史料很扎实地堆在那里，将自己所掌握的史料功夫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但没什么理论，采用的是很朴素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于是，我开始寻求理论支撑自己的新名词研究。当阅读到武汉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著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时，我如获至宝，深受其启发。他主张：历史文化语义学以探析概念的历史轨迹和思想文化蕴涵为基旨，要将概念、术语的意涵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既考证它们各自最早的词源出处，又分析它们各自在古今演变、中西对接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语义变迁，探析其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涵。其中的“古今演变、中西对接”成为我在近代新名词研究中的学术追求。在冯天瑜先生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指导下，我对“记者”一词展开了新研究，撰写并发表了自己第一篇学术长文——《“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论文指出，目前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源流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说法，即1899年说、1905年说、1815年说和1890年说。笔者根据大量史籍报刊材料，考证“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结论是：“记者”一词源于中国古汉语，至迟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经典史籍《管子》；后在日本历经明治维新的洗礼，被创造性地用来指代报馆中的新闻从业者；再由中国驻日的外交参赞黄遵宪、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和留日学生直译返传入中国新闻界，并在民国初年被中国新闻界赋予新含义——外勤记者。确实，我通过该研究深切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同时，该论文也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2008年优秀研究生学术论文一等奖，在毕业之际给自己的博士生求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也让我对学术研究信心倍增。
2008年7月，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合作导师是新闻与传播学院肖东发先生和历史学系牛大勇先生。在博士后研究期间，我也不断寻求新名词的研究创新之路。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对我有很大启发。他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追溯这些词语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他认为：词语的使用总是随着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而改变，词语也在具体的语境中生成不同的意义，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写义，被影响，被修改，被混淆，被强调的。于是，我逐渐将冯天瑜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和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理论指导，将它们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不断扩展自己的新闻概念史研究领域，运用自己不断积累的新史料，从小处着手对“新闻学”“采访”“杂志”“电视”“舆论监督”等新闻学的关键词进行概念史研究，获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
随着新名词到关键词研究的深入，我愈发感受到自己理论的不足。于是，我不断阅读和借鉴学界兴起的概念史和观念史研究理论，如黄兴涛的新名词新概念研究，孙江、潘光哲等人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和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从而认识到：第一，概念史和词语史的异同。概念史研究的“概念”与“词语”关系密切，概念来自词语，但含义比词语复杂。词语的含义是清晰的，而概念则是含混的。当词语凝聚了社会、政治的经验和意义时，词语就变成了概念。第二，概念史与观念史的异同。现在出现了不少关于“观念史”的研究（“关键词”研究也应包含在内），但观念史和概念史并非一回事。在方法论上，观念史将观念视为“常数”，虽然一个观念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历史形象，但是，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概念史则注意到词语与社会、政治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概念本身就是“变数”。第三，概念史与社会史的异同。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构成，社会史则将文本作为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后的情境。概念史研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词语的历史；词语被赋予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内涵并因此而变成概念的历史；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词语表述或曰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文本得以生成的社会政治语境。其狭义内涵是关于词语和概念的研究，广义内涵是关于知识形态的研究。尤其深入阅读了潘光哲先生的《“殖民地”的概念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一文，我深受启发，也开始了自己的概念史研究之路。发表了研究成果《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研究发展历史的再考察》（《现代传播》2014年第7期）、《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电视”概念史》（《现代传播》2015年第7期）。
但是，随着《“记者”称呼的由来》一文再次在各网站的频发，我开始反思自己在博士研究生时期对“记者”一词的研究，觉得应该做一个批判性的回应，推翻自己，或者说对自己的论断进行重新的提炼，找出更多的新史料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研究，这是对自己研究水平的一次最直接、最有力的考验。于是，我搜集新史料，采用新理论，撰写了论文《跨语际旅行——“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现代传播》2016年第4期）。
通过多年新闻概念史的研究，我总感觉自己在从小处着手搜集大量新史料进行大量个案研究后，应该从大处着眼，将新闻概念史研究系统化，推动近代中国新闻学术话语体系研究的深入发展。因此，小处着手，搜集史料，进行个案研究，有利于培养自己学术的志趣；大处着眼，学习借鉴理论，训练问题意识，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于是，我陆续撰写发表了《“党媒姓党”的理论根基、历史渊源和现实逻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8期）、《“舆论引导”在〈人民日报〉的演变及其新态势》（《青年记者》2017年第10期）、《论新时期〈人民日报〉中“新闻规律”的话语呈现及其知识特征》（《现代传播》2018年第9期）、《“党八股”概念的来源与变迁——兼谈马克思主义文风建设的要求》（《新闻记者》2018年第11期）、《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新闻自由”的概念史》（《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从新名词到关键词：近代以来中国“舆论监督”观念的历史演变》（《新闻大学》2019年第11期）等。其中，2019年11月，拙文《从新名词到关键词：近代以来中国“舆论监督”观念的历史演变》发表后，在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2020年第2期全文转载，先后获得第八届（2019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202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优秀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委员会2019—2020年度最佳论文奖、2021年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七届会员优秀成果“方汉奇奖”二等奖等四个奖项。
总之，在20年的“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中国新闻传播概念史研究过程中，我首先要感谢硕士生导师王民先生、博士生导师方汉奇先生、博士后合作导师肖东发先生和牛大勇先生在求学生涯中给予我的无私关爱和宝贵指导；其次，要由衷地感谢理论上指引我研究前行的冯天瑜先生、雷蒙·威廉斯先生、沈国威先生、方维规先生、黄兴涛先生、孙江先生、潘光哲先生、金观涛先生、刘青峰先生，他们大多未曾谋面，但他们的佳作名篇不断给予我理论和思想营养；再次，特别感谢刊发这些文章的杂志社和出版社的编辑，没有他们的辛苦鼓励和辛勤付出，就不会有这些论文的问世。同时，我也感谢与我合作写作的一些学生，如杨帅、李兴博、伍中梅、阿依江等。
通过“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中国新闻传播概念史研究，我不断享受着学术研究的过程和艰辛，也体会到成长的快乐和收获。我也认识到自己以前文章存在的不足与问题，这次将它们结集出版也是向读者袒露自己开展中国新闻传播概念史研究的心路历程，促使自己不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推动今后的中国新闻传播概念史研究。同时，我也更加深刻意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唯有脚踏实地，方能做“大学问”、做“真学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踏实、求真，小处着手、大处着眼。踏实，首先是扎实，其次是翔实，再次是平实。求真，要有批判性思维，要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要不断发掘新材料，研究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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