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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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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中英近代以来税制的变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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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世纪中期以后，中英两国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就英国而言，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现代化，由此，税制体系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与英国不同，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的税制虽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晚清政府的税制变革却是在中国丧失了大部分国家主权、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晚清政府的税制改革中既有对原有封建传统税制的继承，又有对西方现代税制的介绍和引进；既有被动的调整，也有或多或少主动求变的成分。
因此，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英两国的税制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更加深入地了解中英两国税制的差异和趋同，认识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环境等因素对税制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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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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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淑娜，1975年10月生，山东莱阳人，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校外合作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访学一年。主要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史、英国赋税史、中西比较研究。迄今已在《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研究》《史学集刊》《贵州社会科学》《历史教学》《经济-社会史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有的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全文转载；独立出版专著《税制变迁与英国政府社会政策研究》（18-20世纪初）、《欧内斯特o贝文与战后西方联盟思想的形成研究》两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1项结项，1项在研）、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项（结项）、教yu部规划基金项目1项（在研）、山东财经大学博士科研基金1项（结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项（结项）。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2项、山东财经大学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山东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2项、山东财经大学格力科研奖1项和首届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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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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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学界研究综述 1
第一节?学界对19、20世纪英国税制研究述评 2
第二节?学界对晚清税制研究述评 13
第三节?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特点、趋向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2
第二章?税制理论变迁比较 25
第一节?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英国赋税理论 26
第二节?晚清中国的税制理论 40
第三节?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中英税制异向发展比较 53
第三章?赋税结构比较 66
第一节?英国赋税结构的调整与变革 66
第二节?晚清中国的税制结构 151
第三节?中英两国税制结构的特点、成因及其影响 191
第四章?赋税用途变迁比较 200
第一节?英国的赋税用途演变 201
第二节?晚清中国的赋税用途变迁 227
第三节?中英赋税用途变迁的特点、成因及其影响 235
结?论 240
后?记 243
参考文献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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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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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人们通过税制可以加深对一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等的认识。对此，熊彼特曾说：“公共财政无疑是观察一国社会的最好的起始点之一，一国国民的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和政府的政策行为等都在它的财政史中得到体现。”对于税制的重要性，侯建新教授认为：“一个政府的税收制度的信息含量是相当丰富的，也是至关重要的，税收制度是政府的核心制度之一。税收由谁决定，向谁征收，收取多少，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权利义务问题，也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定问题。从后者的意义上讲，税制史也是政府形态的演变史。”由此可见，研究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问题，就有必要了解该国的税制情况。
19世纪中期以后，中英两国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就英国而言，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现代化，由此，税制体系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与英国不同，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的税制虽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晚清政府的税制变革却是在中国丧失了大部分国家主权、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可见，晚清政府的税制改革中既有对原有封建传统税制的继承，又有对西方现代税制的介绍和引进；既有被动的调整，也有或多或少主动求变的成分。因此，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英两国的税制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更加深入地了解中英两国税制的差异和趋同，认识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环境等因素对税制的重要影响。
在学界研究中，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美国著名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曾说：“比较研究有助于人们提出很有价值的，有时是意义全新的问题。”国内著名史学家马克垚先生提倡用中国史的眼光研究世界史。侯建新教授也曾说过：“我是从中国问题出发研究西欧历史的……”基于以上，本课题选取了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英两国的税制进行比较，是因为此阶段中英两国不仅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而且，两国在经济、政治、军事、财政、文化等领域多有交叉，因此，有必要对此阶段中英两国的税制变迁进行比较研究。课题主要从国内外学界研究状况、税制理论、赋税结构、赋税用途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内容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 学界研究综述。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英两国税制的研究状况、特点、趋向及存在的问题等，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学界的研究情况，为本课题的进行奠定基础。
第二章 税制理论变迁比较。论证19世纪中期前后英国税制理论的大体演变路径，阐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建设性税制”理论的提出及运用。同时，阐述19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税制理论的调整和变革，分析“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税制基本原则在中英两国的异向发展及产生的影响。通过对中英两国税制理论的比较研究，概括两国税制理论的差异、趋同、调整的特点、成因及其影响。
第三章 赋税结构比较。分析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英两国赋税结构变迁的背景、演变历程、特点、成因及其影响。论证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赋税结构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演变，同时比较这一时期中国赋税结构的调整，分析中英两国赋税结构调整的异途同源特点，阐述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国际环境等因素对国家税制结构的重要影响。
第四章 赋税用途变迁比较。阐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英两国赋税用途的变迁特点、变迁原因及产生的影响。19世纪中期以后，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政府开始重视赋税的社会调节功能，强调税收的公平正义，并在实践中以税收手段干预教育、养老、失业、健康、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的基础。与英国不同，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因在列强的侵略之下，税收的主要功能是偿还赔款、巨额外债及政府军事开支，因此，在税收的社会调节功能上，政府无暇也没有能力关注和实践。由中英两国赋税用途的变迁比较可见税制理论、税制思想及国家经济实力等因素对赋税用途的影响及意义。
最后，做出结论。归纳总结近代中英税制变革比较引起的启示。研究从五个方面论证了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英两国税制变迁引发的启示，阐述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内外形势对国家税制的重要影响，强调现代化税制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阐明税制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密切关系。
以上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从总体上系统了解近代中英税制变革的基本走向、特点、成因及产生的影响，有助于了解近代中英税制变革的差异和趋同，也有益于今日中国的税制现代化改革。
滕淑娜
2024年1月于济南
…………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税改革与自由贸易之争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始并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因工业革命之需，英国在经济上奉行自由贸易经济政策。然而，1870年以后，因德国和美国的崛起挑战了英国的经济地位和在国际上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初，在英国引发了一场有关关税改革与自由贸易的争论。在这场关税改革与自由贸易之争中，争论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引发？争论的核心和结果如何？争论说明了什么？对这三个问题的论证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政府的经济思想和“建设性税制”改革，有助于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政府社会政策变革的动因。
（1）争论的背景
20世纪初英国的关税改革运动是在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领导下发起的。张伯伦原是一个激进主义者，热衷于教育等社会改革运动。缘何20世纪初张伯伦大力宣传英国要实行贸易保护和关税改革？下文将从英国经济发展相对衰落、战争所需和德国经济国家主义的影响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工业革命后，为适应工业大生产的需要，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1846年，英国政府废除《谷物法》，1849年，政府又废除《航海法》， 1860年，英国与法国签订《英法通商商约》，给予双方某些商品互惠待遇，此后，英国又与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签订了互惠条约。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成为完全奉行自由贸易的国家，自由贸易思想在英国拥有牢固的地位。正如摩根所言：“到19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特指不实行保护关税——已经成为英国政治中正统观念的核心，几乎像新教王国取得了继承权一样拥有牢固的地位。”英国对自由贸易原则的坚持似乎成为牢不可破的经济贸易准则，以至于许多观察家都满怀信心地预言：在那个世纪终了以前，普通的和完全的自由贸易将会盛行。对此，恩格斯说：“无论如何，紧接着自由贸易在英国获胜以后的那些年代，看来是证实了对于随这个胜利而来的繁荣所抱的最大希望。不列颠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1848年到1866年期间不列颠工业和贸易的空前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废除食品和原料的保护关税引起的。”然而，1870年以后，英国的农业、工业及贸易都受到新兴的工业国家美国和德国的挑战，英国的经济优势地位受到威胁。据统计，在农业方面，因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导致英国进口谷物成本降低，英国农产品价格下降、谷物种植面积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减少。据统计，1877年，国内谷物价格平均每夸脱56先令9便士。1878年，价格降为46先令5便士，1886年，谷物价格进一步降为每夸脱31先令；土地耕种面积从1870年的9.5亿英亩降为1900年的7.3亿英亩；1871年以来，英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减少了92，250人。工业方面，1870年后，英国工业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由1870年的31.8%下降到1900年的19.5%。比较而言，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则呈快速增长态势。据统计，美国工业在世界工业中所占比重由1870年的23.3%上升到1900年的30.1%，德国则由13.2%上升到16.6%。对外贸易方面，1870年后英国在食品方面的进口大大增加，“英国人所吃的蛋35%是进口的，进口的牛油占60%，酪干80%，猪肉44%”。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拉潘指出：“普通人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关闭着自己市场的那些国家保持市场开放难道‘公平’吗？”克拉潘在文中所指的是已经实行贸易保护的美国、德国和法国。与这些国家实行贸易和关税保护政策相反，英国仍在坚守自由放任主义的贸易政策，这一政策在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下受到极大的冲击。有鉴于此，20世纪初，以张伯伦为主要代表在英国发起了关税改革运动。
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在理论上的来源则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李斯特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李斯特的经济国家主义体现在贸易上则主张实行贸易保护和关税改革。与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亚当·斯密不同，李斯特不赞成斯密提出的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会促进社会利益的主张，认为：“只有以促进和保护国内工业力量为目的时，才有理由采取保护措施……要达到保护目的，对某些工业品可以实行禁止输入，或规定的税率事实上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输入，或税率较前者略低，从而对输入发生限制作用。”在李斯特的贸易保护和关税保护政策理论影响下，德国建立了关税同盟，并于1879年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李斯特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和政策主张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急于改变英国经济不理想状态和建立统一帝国的张伯伦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德国实行关税保护的事实，张伯伦说：“在我们之前，德国关税同盟的贸易保护已经给了我们充分理由和例证，正因为有贸易保护德国才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我确信我不是一个保护主义者，但那些实行关税保护主义的国家正在以牺牲英国的利益为代价而繁荣自己，英国若想要繁荣，必须效仿德国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受李斯特经济国家主义的影响，张伯伦的关税改革主张由此提上20世纪初英国经济政治日程，而促进张伯伦关税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则是1899—1900年布尔战争提供的契机。
1899年开始的布尔战争是英国积极参与瓜分非洲殖民地的战争，战争使英国财政开支迅速增长。据当时的财政大臣希克斯·比奇的预算，1902年英国的财政开支将达到187，602，000镑，而税收收入仅有132，255，000镑，尚有55，347，000镑的赤字。如何保证收支平衡？为此，英国恢复谷物进口登记税（此税于1869年由洛伊废除），其中，进口谷物的税率是每英担3便士，进口面粉每英担5便士。此时征收的进口谷物登记税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对此，比奇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并不希望谷物进口税被认为是保护主义而被批评。比奇之所以如此解释是因为当时英国很多人认为：“进口谷物税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认为是对英国长期以来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挑战。”对此，哈考特爵士和坎贝尔·班纳曼都认为这是英国迈向保护主义的第一步。然而，谷物进口登记税的开征却给张伯伦的关税改革提供了契机，张伯伦十分赞成比奇的做法，指出：“如果我们固守经济上陈旧迂腐的原则……如果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力量抓住每个控制英国贸易的机会，那么，我敢肯定，我们会深深陷入即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灾难。”这里，张伯伦所指的陈旧迂腐的原则是指自由贸易，而即将发生的灾难则是指英国优势地位的丧失及面临的美国、德国的竞争威胁。对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建议，当时的首相贝尔福态度不明，贝尔福在写给国王爱德华七世的信中说：“总的来说，我是偏向它的；但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同时，张伯伦提议开征进口谷物税的建议让严守自由贸易原则的人惊慌失措，生怕连这样微末的一种关税也会开启保护贸易政策复活之门。所以，当1903年内阁会议召开时，张伯伦所盼望的开征谷物税的建议未被政府采纳，由此，张伯伦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号召实行关税保护的关税改革运动。
（2）争论的核心、影响及结果
1903年5月15日，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说，开启了向自由贸易政策宣战之门，使关税问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政治活动的主要议题。其中，关税改革者和自由贸易者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否要实行贸易和关税保护政策。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观点不一，争执不下。演说中，张伯伦声称：“溯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整个局势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在那个时期以前，英国的工业一直享有唯我独尊的优势，而同时它的农业虽没有谷物法的保护，依然繁荣不衰。嗣后英国的制造品遭到了来自工业化的德国方面的激烈竞争，而同时交通工具和冷藏机的改良正使北美的小麦和南美的肉类以低廉的价格输入英国市场。而且我们的商业劲敌一面在中立市场上同我们竞争并使他们的货物泛滥于我们的市场，一面则以高关税封锁他们本国市场来阻止我们侵入。”为此，张伯伦说：“我们不可能毫无区别地对待我们的朋友和敌人。”“我认为英帝国应该是自立自足的，为此，我希望采取关税保护的政策以恢复我们在贸易谈判中的权力，必要时我们还可以采取报复性关税。”“现在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继续顽固地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第二，改变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当我们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展贸易时，我们就能重新获得谈判的筹码。你们有一个机会，但不会再有第二次。”“我认为，英国政治家们的职责是尽一切努力维持殖民地与英国的贸易，即使是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这里张伯伦所言的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指的是对进口谷物征收一定的食品税，其带来的损失将由糖税、咖啡税、可可税等的降低来补足。对此，张伯伦完全赞成废弃此前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给殖民地产品以优惠待遇并向已经对英国货建立关税壁垒的国家课征报复性关税。“我们的殖民地想要什么呢？他们想要的是给予他们产品的优惠。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在原材料上满足他们，因此，如若我们想要维持帝国的统一，我们能做的只有对食品征税。”张伯伦的伯明翰演说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连张伯伦自己都感到非常惊讶。张伯伦的支持者利奥·埃默里认为：“这个演讲是对自由贸易的挑战，就像路德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震撼人心。”张伯伦的传记作者朱利安·埃默里说：“英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演说像1903年5月5日张伯伦在伯明翰的演说那样引起轰动并在瞬间产生影响。”为将关税改革建议进一步具体化，张伯伦提出了具体的关税改革建议：一、对外国进口谷物征收低关税，税率低于每夸脱2先令，免除英属殖民地的进口谷物税；对外国进口面粉同样征税，玉米免税；二、除熏猪肉外，对外国进口肉类和日用品征税，税率5%；三、对殖民地的酒类和水果给予特惠；四、将茶税的税率降低25%，糖、可可和咖啡降低50%；五、对外国进口制造品征收10%的关税。对张伯伦的关税改革，阿兰·塞克斯（Alan Sykers）说：“张伯伦所倡导的关税改革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观点，他在更广泛的程度上抨击了自由贸易。”张伯伦的伯明翰演说在英国引起了从内阁到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关税改革者和自由贸易者展开了激烈争论。
内阁中，自由党及自由党统一派坚决支持继续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改革。当日的财政大臣里奇说：“我公开承认我是一个坚定的自由贸易者。”“我认为，废除下层人民厌恶的谷物税是可取的。而给予殖民地产品特惠待遇对英国制造商来说是否盈利是拿不准的，同时还会导致外国政府的关税保护。”张伯伦等则宣扬：“我们相信帝国特惠制，对它有信心，我们拒绝自由贸易。以前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科布登和布莱特所倡导的信条完全是人为捏造的，是错误的。”现在看来，自由党和以张伯伦为代表的保守党（1886年率“统一自由党”加入）在自由贸易和关税改革上的观点水火不容。那么，当时英国首相贝尔福的观点如何呢？贝尔福的观点将决定关税改革者和自由贸易者最终的胜负。作为保守党的领导人，贝尔福在心里是赞同张伯伦的关税改革主张的。但为了维护内阁的统一和稳定，贝尔福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却模棱两可，努力在关税改革者和自由贸易者之间调停，试图找到一种双方都可接受的办法。所以有学者说：“贝尔福的敏锐和技巧都用在彼此冲突的经济思想中寻找一个彼此妥协的中介上了。”在是否对食品征税的问题上，贝尔福的态度是将之放在以后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和解决。贝尔福说：“这个问题不是这次会议或者下次会议或者再下次会议就能做出决定的问题，也不是下议院能完全决定的问题。”到6月9日第二次内阁会议时，贝尔福依然在关税改革和自由贸易问题上打太极。贝尔福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在他于8月13日发表的《岛国自由贸易备忘录》中再次表现出来，贝尔福指出：“我们传统的商业政策正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我们的对手现在正坚持关税保护政策，他们中没有一个还在接受自由贸易原则。外国实行的关税保护制度迫使英国不得不寻找一些解决问题的新方式。”为此，贝尔福提议对外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但在征收食品税方面，贝尔福以征收食品税必然会提高英国人民的生活费用，会遭到选民的反对而拒绝。贝尔福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既没有满足自由贸易者的需要，又令关税保护者失望，英国内阁不可避免地分裂。对此，自由党发言人罗斯伯里（Rosebery）和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认为贝尔福是一个“虚伪的骗子”（a hollow sham）此后，张伯伦和自由党主要领导人（里奇、汉密尔顿勋爵、德文郡公爵）纷纷辞职。到1905年11月，贝尔福辞职。1906年大选中，自由党获得了决定性胜利，成为英国的执政党，继续在经济领域推行自由贸易主义。
20世纪初的关税改革与自由贸易之争不仅造成了内阁的分裂，而且在社会各界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财政部对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建议持反对意见，认为：“张伯伦的建议是冒险的行动，在有关税收的所有问题上，想要改变现有的税收体制和税收政策很容易导致混乱。”“在对食品征税的问题上，必须要明白的是，任何试图提高生活费用的税收都会加剧国民的物质和精神困惑。”英国大资产阶级对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建议亦持不赞成态度，他们认为，英国比其他国家更依赖原材料进口，若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将会使原材料的价格提高、成本增加，无益于利润的取得和提升对外贸易地位。小资产阶级和一般选民也不赞成关税保护政策，他们认为对食品征税必然会导致国内食品价格上涨，致使生活成本提高，这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困难。因为对当时的英国普通民众来说，比起关税改革和帝国统一，他们更关心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价格。由上观之，英国各界在关税改革和自由贸易间的选择上大部分倾向于后者。这不仅是因为关税改革的效果不可预见，而且更重要的是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在英国占有根深蒂固的地位。基于此，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最终失去了得以推行的基础。
到1904年，英国的主要物品出口额开始恢复，据统计，1899年，英国的出口额为264，492，211镑，1900年为291，191，996镑，1901年为280，022，376镑，1902年为283，423，966镑，1903年为290，800，108镑，1904年为300，711，040镑，1905年为329，816，614镑，1906年为375，575，338镑，1907年为426，035，083镑，1908年为377，103，824镑，1909年为378，180，347镑，1910年为430，384，772镑，1911年为454，119，298镑，1912年为487，223，439镑，1913年为525，245，289镑，1914年为430，721，357镑。英国对外贸易出口的增长表明英国经济已经从布尔战争的萧条中恢复，这对张伯伦的关税改革是个沉重打击。正如马里欧特指出的：“他的论点一半是奠定在贸易萧条上面，然而贸易却正在迅速地改进。张伯伦是正在为当时毫无胜利希望的一场战斗而作战。”经济形势的好转意味着关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大减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先赞成关税改革的商人们也逐渐丧失了对关税改革的热情和支持。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H.H.格林所指出的：“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兴趣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如此看来，到1904年，伴随着英国对外贸易的逐渐恢复，张伯伦的关税改革逐步失去其赖以支持的基石。到1906年大选自由党上台执政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在经济思想上继续奉行自由贸易政策。
由上可见，20世纪初英国有关关税改革的争论不仅关乎英国的经济政策和财政问题，而是牵涉到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各个方面。那么，这场争论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3）争论说明的问题
20世纪初的关税改革以1904年为转折点，伴随着英国对外贸易的恢复，关税改革运动失去了赖以推行的基础。再加上当时英国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关税改革运动以失败而告终。自由贸易政策继续在英国经济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通过这场经济和财政领域的关税改革和自由贸易之争，依然给了我们很多反思：一、经济领域的任何变革都与政治问题紧密相连。20世纪初英国关税改革运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外国进口商品（包括农产品和工业品及原材料等）征收一定的保护性关税，同时给殖民地各国产品以税收优惠的方式保护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从而达到建立统一的英帝国、巩固和提升英国国际地位的目的。这场以财政、税收和经济为主要目的的改革运动发起后，其引起的反应却牵涉到了英国的政治，甚至引起了英国执政党的变化。在关税改革运动中，原先分裂的自由党和自由党统一派再次团结起来，取得了1906年大选的胜利。大选中，关税改革和自由贸易问题是当时非常热点的问题，对此，各方态度不一。自由党则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报复性关税政策，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在是否对食品征税的问题上，自由党反对对食品征税，他们要求“大面包”（big loaf）而不是“对胃征税”（stomach tax）并以此号召工人对他们的支持。正如拉塞尔（Russell）所言：“自由党的目的就是让选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意识到张伯伦的关税改革政策是多么不切实际，他的政策只会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广大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经济则是有害的。毫无疑问，自由党是在用谷物价格的不提高来吸引广大消费者。”那么，自由党利用食品税能获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吗？据统计，在1906年大选中，工人阶级所占的选票如下：中高收入中产阶级所占选票比例是6%，低收入中产阶级占11%，熟练工人占52%，非熟练工人占31%。据查尔斯·费因斯坦（Charles Feinstein）统计，20世纪初，食品（不包括饮料和烟草）占英国工人阶级开支的45.2%，占中等收入以上中产阶级开支的19.3%。如此看来，英国工人阶级是不希望征收食品税的，而自由党用反对征收食品税的办法号召工人阶级选民对他们的支持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有吸引力的。1906年大选中自由党正是获得了工党的支持才最终取得了压倒性多数选票而成为执政党。二、没有国家支持的经济变革不可能付诸实践。20世纪初英国的关税改革在英国产生了巨大反响但最终未能成功，其中原因之一是未能获得当时政府首脑贝尔福的认可。关税改革运动发起时，贝尔福是保守党的首相。如此，贝尔福应该是支持张伯伦的关税改革主张的。但在实践上，贝尔福作为政府首脑更多要考虑的是维护内阁统一和政府稳定，这一点正如贝尔福自己所言：“我是领导者，我必须服从选民的意见，我不可能实行选民们不欢迎的政策。”所以，在关税改革和自由贸易问题上，贝尔福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明、摇摆不定，所以有人称贝尔福是“思想动摇的人”（wobbler），为此，罗兰·亨特（Rowland Hunt）写道：“他顾虑自由贸易者，他还顾虑关税改革者，总之，他做了所有思想动摇者能够做的一切，而他自己也是一个这样的人。”首相贝尔福态度的左摇右摆对关税改革者非常不利，对此，如朱利安·埃默里所说：“或许张伯伦已经说服了选民，但是只要他说服不了掌握决定权的首相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贝尔福不赞同关税改革计划，就表明英国政府不赞同关税改革计划，一项计划若得不到政府的认可是无论如何不会成功的。由于贝尔福的态度不明，所以尽管张伯伦一直试图拉着贝尔福向贸易保护和关税改革迈进，但贝尔福始终未能积极响应。这在当时的一幅漫画上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漫画的主题是“历史发生逆转——张伯伦拉着贝尔福迈向保护主义”。画中，“张伯伦说：随我来，确确实实走出去！贝尔福答：那当然好了，但你知道我不可能跟你走得一样快”（History reverses itself;or Joseph Chamberlain taking Master Arthur a protection walk.Joseph:“come alone，Master Arthur.Do step out!”Master Arthur:“That’s all very well，but you know I cannot go as fast as you do.”）。贝尔福所说的“不可能跟你走得一样快”指的就是他作为首相所要顾及的各种因素和各方面的利益及态度，最终贝尔福说：“大众的观念依然坚持旧有的传统自由主义政策。”因贝尔福的态度令自由党人和关税改革者都不满意，1905年11月，贝尔福辞职。1906年大选中自由党上台执政，继续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三、一国经济政策的变化总与该国的经济形势紧密相连。20世纪初英国的关税改革运动与自由贸易之争是在英国经济和国际贸易地位受到美国、德国等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为保持英国的贸易优势，以张伯伦为代表的关税改革者提出对外国商品征收进口税，同时给予殖民地以税收优惠的帝国特惠制的主张。关税改革者的主张是对英国长期坚守的自由贸易传统的挑战，为此，二者在20世纪初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然而，1904年英国对外贸易状况的好转使关税改革者赖以宣称的经济基础消失，同时，也使关税改革显得不那么急迫和必须了。如此，英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不赞成关税改革，到1906年，张伯伦突发中风，关税改革运动逐渐平息，直到一战爆发后，英国政府为筹集战费而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英国经济形势的不景气加之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英国政府才开始逐渐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转而实行以关税保护为主要特征的贸易保护政策。由此可见，一国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与该国的经济现实紧密相连，若该国的经济形势还未到达需要转变贸易政策的程度，一种新的经贸政策是很难得到政府及大众认可并付诸实践的。四、一种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与该国的国情分不开的，它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20世纪初关税改革者在理论上的依据是德国的经济国家主义，但与英国不同，那时的德国正在分裂，未能完成统一。分裂的德国的现状对国家实力的壮大非常不利，由此，李斯特提出了建立关税同盟、保护德国国内贸易的政策并被当时德国的统治阶级所采纳。英国的情况则不同，20世纪初的英国虽然在美国和德国的竞争下，经济优势逐渐丧失，但其仍不失为当时世界的领导者。英国仍然是世界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这点与李斯特经济国家主义所依据的国情并不相同，因此，当张伯伦发起关税改革运动时以之为理论依据，则显得不那么适合。与德国不同，自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奉行自由放任政策。“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对他们来说，那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智慧；拒绝接受它的人就是一个傻瓜或是一个坏蛋，或者两者都是。”由此可见，20世纪初张伯伦的关税改革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终因此而无果。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重回贸易保护主义时代，设置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国经济。
综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在经济领域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这一政策体现在关税上即是对进入英国市场的外国商品免税或征收较低的税率。这一政策开始发生逆转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美国、德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英国的世界贸易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于20世纪初提出实行关税改革和贸易保持措施。但由于当时英国的经济主导思想仍然是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再加上当时英国的衰落并不明显，所以，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最终因没有赢得英国政府的支持而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筹集军费之需，当时的财政大臣麦肯纳通过了“麦肯纳关税”，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33.3%的从价关税。这种保护性质的关税使英国免遭美国的竞争且税额大增。有数据显示，从1914年的35，450，000镑上升到了1919年的102，780，000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作为保守党人，从解决战后英国面临的问题出发，再次提出关税改革，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一定的税收，对殖民地的商品则实行税收减免或优惠的帝国特惠制。在奥斯丁·张伯伦的努力下，战后英国除继续实行《麦克纳税法》外，1919年政府通过了《主要产业法》，1921年又颁布了《工业保护法》，对受外国竞争和打击的产业进行保护。1919年的主要产业法旨在服务于国防，对进口手套、家用玻璃器皿、煤气灯罩——1925年这个清单扩大到包括对皮革、带子、餐具、陶器、包装纸、镂空器皿——开征关税。
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推动了政府对贸易进行保护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到1932年，政府颁布《进口关税法》（Import Duties Act），规定全面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除规定的商品外（小麦、肉类、英国不生产或短缺的原材料），对外国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关税。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则在英国与各自治领地中实行了关税优惠，对外国商品则一律限制或征收高额关税。对1932年英国关税改革的意义，何炳松说：“英国一九三二年之进口税法（Import Duties Act）实为一大进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有关保护国内贸易、限制外国商品进入的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说明政府已经放弃了长期以来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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